黑袍之下：一个中国沙发客看见的中东女性！

摘要：姚璐是一名80后风光摄影师。她曾花四年时间，独自前往几乎所有中东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路，姚璐看到了和新闻里被纱袍遮盖、被动荡弥漫的不一样的中东。

姚璐是一名80后风光摄影师。她曾花四年时间，独自前往几乎所有中东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路，姚璐看到了和新闻里被纱袍遮盖、被动荡弥漫的不一样的中东。

比如伊朗，姚璐发现那儿的人最有叛逆精神，他们在严格的宗教管制下悄咪咪过着五彩缤纷的“秘密生活”。人们把头发染成绿的、粉的、蓝的，在夜里开派对，女人换上短裙，浓妆艳抹，尽管当地禁止饮酒，他们却偷偷酿酒。

在巴勒斯坦，姚璐目睹了全长750公里、高达8米的“巴以隔离墙”。这堵刺眼的灰色混凝土墙将土地一分为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在墙上涂鸦，有人用英文写下“做鹰嘴豆泥，而不是建隔离墙”，还有一个圆圈里写着中文的“拆”字。

在土耳其，一位父亲听说姚璐生活的上海都是男人做饭，不可置信地阻止她继续讲下去，以免他的妻女罢工……

有趣的细节只是中东的面相之一，沉重的话题也存在于姚璐的观察中。确切地说，她是带着两个好奇前往中东的。

好奇之一是，在动荡环境下，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维持日常？他们的人生如何被时代左右？姚璐说，中东是观察动荡时代里个体命运起伏最合适的地域。

其二是性别问题。姚璐常年在国内独自徒步、扎营、摄影，常被问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你还没结婚？而她此行前往的中东国家，比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约旦等，均位列“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里的倒数。她想知道长袍头巾之下的中东女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性别？

2016年7月，姚璐坐上了飞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航班。她以“沙发客”的身份旅行，这是一种基于故事分享、文化交流的免费住宿方式。在挑选沙发主时，她尽可能选择那些关心社会和性别议题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在中东国家可能是少数派。

此后四年间，她陆续住进了31位陌生人的家。在和他们的朝夕相处和漫长的行走观察下，姚璐眼里的中东逐渐鲜活丰满起来。她将一路见闻写成了一本书，《看不见的中东》。

时至今日，姚璐依旧关心中东。2023年10月以来，巴以冲突不断，黎以、伊以局势升级，叙利亚政局突变……与宏大叙事相对应的，是姚璐当地朋友的人生变迁——疫情爆发后，一位叙利亚舞者朋友失业了，她说人们的收入斩半，她一度想来中国寻找机会；还有两位叙利亚朋友移民到荷兰，却发现外来者的身份让他们难以融入……

“战乱了这么多年，其实没有换来一个更好的结果。普通人在宏观之下是很悲哀的，渺小的个体只能随波逐流，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生与死。”姚璐说。

以下是她对凤凰网的讲述。

我印象最深的中东国家是伊拉克。哪怕是现在战乱不断的叙利亚，在2011年内战前，也曾是备受西方游客青睐的旅游地，但那时我上网搜索伊拉克的旅游信息，几乎一片空白，没什么游客去过。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此后40年间，伊拉克一直处在动荡之下。

我在伊拉克的一个月非常丰富，每一天都像是放大了。连接巴格达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之一。作为军事用品的补给通道，这段25公里的路程频遭汽车炸弹、人体炸弹、枪击扫射等袭击。

第一位伊拉克沙发主艾哈迈德开车带我驶过这里时，紧张得一言不发。街上的大部分汽车都破了相，不是玻璃被子弹打穿过，就是被撞得凹凸不平。直到我们驶离公路，他才舒了一口气：“我们安全了。”

在首都巴格达，我每天出门几乎都看不见女人，街上的男女比例是100：1。我在其他国家没有见过如此极端的情况。伊拉克女人不能一个人外出，必须有男性家属陪同。艾哈迈德带我逛夜市时，还特地带了一把手枪，塞上子弹。我在他的陪伴下披着长发穿梭在街上，如同走秀。人们纷纷礼貌地询问我能不能合影，还有小摊主送上免费果汁。

我还参加了一场伊拉克婚礼，新娘在国外留过学，希望我能给她拍照。可我一拿出相机，其他女人不乐意了。伊拉克人认为，女性拍照是一种不检点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样一个女人被性骚扰，就是她咎由自取。家庭照片里也没有女人，好像家里不存在“她”。最后，只能新娘允许我才拍，别人不允许我就不拍。

艾哈迈德有两个妹妹。这对小姐妹见到我很兴奋，眼睛亮亮的。我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个活的外国女人。她们特意准备了一段英文自我介绍，像背课文一样背给我听。两个女孩脸红红的，不敢直视我，妹妹还时不时扭头看看姐姐，寻找鼓励。

我在中东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样羞涩的神情。一位巴勒斯坦沙发主的妹妹一开始也不敢和我讲话，常常一边剥蒜，一边用余光偷偷看我一眼。

熟络之后，小姐妹终于敢和我聊天了。和大多数伊拉克女孩一样，不上课的时候，她们就在家里干家务、做饭。伊拉克女人很关注外貌，出门前一定从头到脚打扮一番，描很粗的眉毛，化夸张的眼线和眼影，嘴唇也化得很厚。姐妹之间互相化妆，还互相点评。小姐妹问我，中国女人化妆吗。当得知不是所有女人都化妆，包括我，她们不敢相信。

阿拉伯人天生是卷发，很毛糙，汗毛也很密。女孩们非常迷恋顺滑的直发。小姐妹像痴汉一样，摸摸我的头发。还有叙利亚女孩来房间找我聊天，忽然关上门，锁好，轻声问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汗毛？

有一天，艾哈迈德一家计划出去玩。小姐妹从起床就开始捯饬，等所有妆容、服饰、饰品、零食一一准备好了，已经是晚上6点。然后，她们进入最后一道着装流程——换上长袍、戴上头巾。于是精心打扮10个小时的漂亮衣服、漂亮项链、拉直的头发、剃过汗毛的光滑皮肤，都被遮了起来。

在艾哈迈德家的厕所里，我困惑了很久。里面没有卫生纸和垃圾桶，只有一个塑料细口水壶——阿拉伯人不用手纸，而是便后直接用水壶里的水和左手手指清洗。我只能用自带的卫生纸，清洁后装进袋子里，再趁没人注意，扔到附近常用的垃圾桶里。为此，我四处搜集塑料袋，努力观察一家人的行为规律。

直到两年后，我才鼓起勇气问另一位伊拉克沙发主玛瓦达：女性生理期怎么办？她大笑着解释，她们也用卫生巾，但会收在袋子里，免得被男性亲属看到。她很无奈她们的社会至今还有月经羞耻。

玛瓦达是一位22岁的单身女性。在童婚泛滥成灾的伊拉克，她已经被归入“晚婚”的行列。她的父母用开放、自由的教育方式养大她，供她在伊拉克读大学（当地人大多认为供女孩上大学没有用，毕业后还是去做家庭主妇），允许她独自外出，这种“散养”式教育一度受到亲戚指责。玛瓦达不仅不介意我们合照，还敢在Instagram上分享。她为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职业规划，在心仪公司的面试里，她一路闯到最后一关。但老板最终选了一个能力和履历都不如她的男性。

玛瓦达曾经伤心地跟母亲说，你们让我有了广阔的视野和远大的志向，可是到头来，自己的人生空间竟然这么小。

中东人总会问我，外面是什么样？唯有伊拉克女人提问时的状态不一样——她们很谨慎，好像既好奇，又害怕知道。在一个连女人拍照权利都没有的国度，她们离不开，也很难改变。我甚至想，如果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做个井底之蛙，是不是会更幸福一点？

和伊拉克截然不同，伊朗是我感觉最有活力的中东国家，人们充满批判精神。

飞机落地首都德黑兰前，机舱里的女性——2/3是当地人，1/3是世界各地的游客——齐刷刷地扎起头发，戴上头巾。伊朗不要求穿黑袍、戴黑头巾，衣服能包裹住臀部、不紧身就可以。我准备了两件长度到膝盖的宽松衣服和一条花色头巾，因为在我看到的中东国家，头巾必须遮住所有头发。我也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缕头发塞进头巾，打了一个紧紧的结。

当我走进德黑兰地铁的女性车厢，里面的伊朗女人都睁大眼睛打量我。一位姑娘笑着告诉我，不用把头发捂得这么严实。我这才发现，车厢里的年轻女性穿着修身的牛仔裤，搭配各式皮鞋，五颜六色的头巾敷衍地搭在头顶，前额刘海大片露在外面。我简直像一个缠满绷带的怪人。

当然，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看见一位鼻子上贴着厚厚纱布的伊朗女人，那是因为她刚做完鼻部整形手术——不是垫高，而是削低——鼻梁过高的鹰钩鼻是伊朗人的噩梦，他们更欣赏矮鼻梁，也许审美都是越稀有越好看。贴着纱布的鼻子是另一重炫耀的资本，这表示她负担得起高昂的手术费用。

明面上，伊朗检查穿着和行为的宗教警察遍地（说实话，我区分不出来哪个是宗教警察，他们和正常警察着装差不多），人们不得不遵守规范。暗地里，伊朗人却过着“秘密生活”。女人们在派对上穿短裙、浓妆艳抹；人们偷偷恋爱，在夜幕下的山顶上谨慎地依偎；饮酒被禁止，有人就自己酿酒，或者去地下渠道买酒。

在街上，很多伊朗人主动用英语跟我对话——会英语的人在中东是少数，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问我对中东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有小伙子绘声绘色地跟我聊他多年前第一次摸到iPhone4的感受，像是触电一般，并形容他手里的杂牌手机是块石器时代的板砖。

尽管伊朗已经是我所见识的最有反抗精神的中东国家，骨子里依然是个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家。我在伊朗认识的第一个沙发主，她家里三代女性的地位一代不如一代。外祖母年轻时，也就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女人们穿着日常、性感的服装上街，自由地进出电影院，开派对，在政坛和商界有一席之地。这家女主人小时候也经历了开放时代的余晖，后来伊朗社会发生巨变，女性地位随之一落千丈。等到了外孙女辈，出门就得戴头巾，穿长衣、长裤、长袍了。

如今，伊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不到1/5。为女性提供的岗位大多是教师、服务员等晋升空间有限的工作，许多女硕士很难找到与能力相匹配的工作。一位女沙发主是英语专业硕士，只能去初中教英语。她丈夫建议她辞职，因为家里不差那点钱。她低着头对我说，她一路读到硕士，除了生孩子、做家务、伺丈夫外，难道不能做点自己的事吗？

另一位沙发主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果断离了婚，独自抚养女儿。她的女儿18岁，热爱音乐。伊朗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奏音乐，对女性演奏和唱歌的管控更为严格。这个小姑娘曾在街头拉小提琴，被警察抓走。她妈妈去警察局捞她，装模作样地批评了她一番，回到家，又夸她做得非常好。

后来，女孩改变了策略。她和朋友去乐器展，以试琴为借口，借机演奏。万一被逮个正着，也有理由。她们对高压环境的反抗很机灵、很可爱，一边反抗，一边快乐、健康地生活，不是我们惯常认为的苦大仇深。可能她的一生都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反抗，到老了才能看到一点点成果。

出发前我设想过，假如在中东看到战争残骸，我会是什么感受。我可能会很悲痛，产生怜悯心。事实上，那一刻我没有任何情感。

2018年冬，我抵达叙利亚，当时战况尚且平稳。天不亮，卖馕和面包的铺子前就排了很长的队伍。经历了内战，许多叙利亚人似乎产生了心理创伤，喜欢囤一些食物。一位沙发主家的料理台上摆着几十个装满水的塑料大瓶，内战破坏了供水系统，虽然当时恢复了正常，可一周只有一天的自来水是干净的，其他时候水里有很多杂质。

在叙利亚霍姆斯的一个清晨，我出门散步。天空蓝得透彻，五层楼高的椰枣树树干笔直。街上没有什么人，店铺也还没营业，一切和往常一样。走了三条街之后，没有任何过渡地，我眼前出现了一整片战争废墟。楼房只剩下一半楼体骨架，剩下的一半被夷为平地，东倒西歪，面目全非。

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空的。待了大概10分钟，来了一辆警车。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看了我的签证，就把我带回宾馆了。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没有情感。我从来没有面对过战争废墟，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情感去应对。

普通叙利亚人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常常被动荡的时局搅黄：原本准备留学的一笔钱贬值了，眼看着朋友向自己走来时被炸成了碎片，在国外找工作被特殊对待……当地适龄男青年必须服兵役，服役时间原本是一年半，内战爆发后就没个准了。一个叙利亚人告诉我，他朋友已经在军队待了八年。不服役就出国留学或工作的话，就不能再回叙利亚了。不想加入战争绞肉机的男青年，只能一直念书，读书、休学，考研究生，继续读书、休学。

所以经历过战争的人，最清楚和平的难得。我读茨威格写的《昨日的世界》，书里描述了工业革命后，看起来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却无法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我看了很多历史书后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和平时期反而是不多见的。

不过，我遇到的大部分叙利亚人不怎么谈论战争，即便提起，也是轻描淡写。隔壁的街道在巷战，他们依然能坦然地喝咖啡，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待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你可以看作是乐观，也可以看作是麻木，或者冷漠。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这样生活。

就像我在伊拉克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生活总要继续”。艾哈迈德的妹妹告诉我，伊拉克战争时，巴格达经常发生爆炸。那时她还小，有次她问爸爸那些声音是什么。她爸爸说，是有人在过生日。2004年，他们的爸爸在一场街头爆炸中身亡。但比起倾诉战争的残酷，艾哈迈德更喜欢向我展示他从威尼斯买回来的面具。

一天，艾哈迈德带我参加朋友聚会。不远处突然传来一记爆炸声，所有人都缩了一下肩膀。原来是烟花。尽管伊拉克不禁烟花，但这种声音曾意味着袭击和死亡。这时，有人喃喃自语：“我都忘了爆炸声还可能是烟花了。”

另一次，我和几位叙利亚女大学生聊天。她们家境贫寒，战争爆发后，境况更是艰难。如果不冒险来上学，她们的出路只有嫁人。那天的电力很稳定，取暖器始终在工作，女孩们不太想聊严肃话题。她们在屋里放起当地歌曲，跟着节奏舞动双手，随意地扭腰或者转圈，足足跳了两个小时。

中东人常问我，计划生育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是怎么长大的，会孤单吗？还有巴勒斯坦女孩听说过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她不理解，为什么要让陌生人知道女性的身高、体重和收入。

他们还好奇无神论者怎么活。我一开始听到这个问题很惊讶，怎么就不能活？尤其是土耳其东南部，那里的社会氛围保守，我成天被素不相识的人提问：你为什么没有信仰？大部分中东人世世代代都是信徒，他们生活里的一切都由“神”所规范，出国做生意去的也是文化相近的国家，很少接触无神论者。我跟他们解释，我们如何分辨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另一种社会如何靠法律来运转。

一位伊拉克沙发主得知我们下午5、6点下班，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中午1、2点就迎来下班高峰了。当他听说大城市的中国人不仅要加班，还要花一两个小时通勤，瞪大眼睛感慨说，中国人的勤劳真是名不虚传啊。

刚到伊朗沙发主家时，到饭点了，我都饿了，没有人叫我吃饭。一开始我没说话，我想看看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可一直没有动静。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固定的饭点，家里人又多，不会一起吃饭，谁饿了谁就吃。

以前，我以为我们中国人的健康观念是普遍真理。中东人不一样，夜晚才是他们吃东西的高峰。这是因为沙漠气候下的白天非常炎热，阳光强烈，气温最高甚至突破50度。像沙特阿拉伯，他们白天要做五次祷告，每次祷告时，商店、银行、邮政全部关门，白天的生活是不连贯的。所以中东人的一天从日落才开始。

他们大半夜不睡觉，经常玩到凌晨三四点钟，出门吃甜食和很油腻的食物。我曾在夜晚被热情的沙发主投喂过甜腻的“沙赫拉布”（sahlab），一种由奶油、牛奶、糖和玉米淀粉制成的冬季热饮，我抿了一口，烫得差点扔掉杯子。他们形成了另外的生活模式，但是它有理可循，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一路走下来，我看到的每一个中东国家都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内部不一样，女性的生活也不一样。叙利亚大马士革是最世俗化的阿拉伯城市，女人们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夏天穿热裤，散着头发。以色列、土耳其西部也都很开放。一百年前，现代土耳其奠基人阿塔图尔克实行世俗化改革时，一度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外出。一位土耳其姑娘告诉我，她听说当时有的女人因为感到羞耻，整整六年足不出户。

最保守的是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我觉得这和气候环境也有关。比如沙特阿拉伯，人们生活在沙漠里，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是难以生存的，你只有在集体里面才能延续生命。这就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服从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