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它依山而建，随山起伏，采用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等多种不同的建造方法，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构成。

提起石峁遗址，大家第一个反应或许会是“石破天惊”四个字。

因为石峁古城被史学界认为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

它依山而建，随山起伏，采用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等多种不同的建造方法，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构成。

石砌城垣总长度约10公里，内城、外城重重拱卫着核心区皇城台。

作为核心区的皇城台，其周围被石墙（阶梯状）层层包裹，整体造型颇有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整体构造。

早在明清时期，当地就有个传说，说石峁是座女王城，城里曾经住着一位匈奴女王。

现实与传说完全不吻合不能怪大家，在没有看到石峁遗址全貌的时候，就连最有远见的考古工作者也无法相信4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有能力建筑这样一座宏伟的古城。

因为石峁遗址不仅存在着多重城墙，就连城门、角楼、马面等复杂的城防设施也一应俱全。

这个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重大发现，打破了此前认为我国汉代才会出现结构繁复的瓮城、马面等城墙设施的老旧观念。

然而在发掘石峁古城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略为困惑的问题：石峁遗址只出土了数十件铜器，而且都是小件的铜器。

宏伟的古城对比简陋的铜器，技术上的巨大反差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要知道，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能够建筑出比夏商周王朝还要雄伟复杂的城池，其掌握的青铜铸造技术却远远落后于后世，似乎是不符合常理。

这确实是个谜团，至少现在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从2011～2018年的历次调查和发掘中，石峁遗址出土或采集的数十件铜器，可辨器形多为刀、镞、锥、环等小件工具和装饰类器物。

另外，神木和榆林等地的博物馆还收藏有铜环、镯等器物十余件，据称也是出自石峁遗址。

从中可以看出，石峁古城至今未出土任何铜制容器，更别说是鼎这样象征着王权的器物。

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基础上，石峁先民建筑出这样一座令世人惊叹的古城，或许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的石峁地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先民们不遗余力地建筑城池，以抵御外敌的入侵。

毕竟按照常理来推论，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石峁古人，必定是以发展与民生有关的农牧业为主，而不是时刻为战争做准备。

这在石峁晚期，与其相隔约500公里的陶寺出现了大量带有石峁元素的文物中找到了相关佐证。

从陶器的构造与纹路来看，石峁集团的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从而催生了陶寺晚期文化面貌的巨变。

另外，通过对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古人类线粒体全基因组的对比分析，专家们发现石峁人群与同时期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更为紧密。

在这些同时期的人群中，石峁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陶寺(包括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

结合上述因素，有专家大胆认为，是石峁先民南下征服了陶寺，并形成了新的族群。

想象一下，连像样的青铜武器都没有石峁先民可以跋山涉水，征服千里之外另一个在当时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或古城，他们究竟有多么的勇猛？

石峁遗址目前的考古成果，发现了制造玉器，陶器和骨器的作坊，以及纺织作坊和酿酒作坊，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制造铜器的作坊。

这就让人纳闷了，石峁遗址已经出土了铜器，为何没有相关的铜器作坊呢？

因此有专家怀疑，石峁的铜器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获取，而非本土生产。

这并非是胡乱猜测，而是石峁遗址所处的陕北高原地区铜矿资源较为匮乏，目前对石峁城址和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尚未发现与铜冶炼生产相关的同时期古遗存。

专家们对石峁出土的22件铜器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均为铜基金属，锡是除铜以外最为常见的主量元素，部分铜器样品中砷、铅、锑等元素的含量较为显著。

由此可以看出，石峁的小件铜器大致按材质分为7种类型：包括红铜6件、锡青铜10件和砷铜、锑铜、铅锡青铜、砷锡青铜及铅锑铜各1件。

虽然专家们在石峁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刀具的石范，推测其铸造方式是将铜融化成液体，然后倒入石范中冷却。

但成型的青铜器需要一个完整的制作过程，可石峁人制作青铜器的过程，专家们现在还不能将其复原出来。

由于石峁遗址至今未发现大型青铜器，很多人据此认为当时的石峁先民没有真正进入到青铜文明当中，他们对青铜铸造技术也没有完全掌握。

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石峁先民没这个能力，毕竟石峁遗址现在只发掘了一部分，或许其他土层里埋藏着更多的尚未出土的青铜器具。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以西方史学观为主导的论点了。

牛津大学的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古人的青铜技术传播路线是自北向南，从欧亚草原传至中国的西北地区，再至中国北方地区（包括石峁遗址），最后传播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

她还认为造成这种原因的由于气候的变化，掌握青铜技艺之人逐渐往南方迁徙，从石峁迁至陶寺，再从陶寺迁至二里头。

通俗地说，她认为冶金术源自欧亚草原地带，依次传入至中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同她的看法，因为石峁古城正好处于农牧交汇地带，也是联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

它地处在中原和内亚地区之间，从而形成双方沟通的一个纽带和桥梁，在早期冶金技术东向扩散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传播角色。

他们把欧亚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诸遗址出土的铜器和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铜器进行了比较，发现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塞伊玛-图尔宾诺诸遗址出土的铜器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铜器

再加上河套地区至今没有发现该时期本土化冶金生产遗址，尤其是铜冶炼生产的直接证据，出上述这个结论在学界内还颇有市场。

但就我个人而言，这只能显示出中国西北地区（包括石峁在内的诸多上古遗址）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互动或联系，而不能说明其他问题。

因为换个思路来讲，为什么不能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先民们通过石峁遗址这个文化交流纽带将青铜技术传至欧亚草原？

虽然世界上最早的治炼遗存尚未在我国境内发现，但石峁出土的铜刀和环首刀石范具有明显的本土传统风格，而非外来的西式风格。

此外，“冶铜术西来说”存在着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认为它影响了中原早期铜器生产技术，本身就是个不严谨的说法。

现有的考古成果，能够准确说明的只有下面这个较为准确的观点：

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西北地区就实现了铜冶金铸造技术的本土化生产。

作为早期铜器传播路线中的重要环节，石峁起到了接连齐家、夏家店下层、陶寺和二里头的作用。

至于其他的研究结论，想要确证其正确性，就目前来说都是为时尚早的事情。

和石峁遗址有关的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希望专家们将来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基于现有稀缺的文物与资料武断得出一个难以服众的结论。

来源：战千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