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面，减少难民与技术移民会拖累总量增长；另一方面，人口激增加剧了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压力，令城市管理者捉襟见肘。

前言

2024年前三季度，澳大利亚GDP同比仅增长0.8%，远低于同期美国3.1%和欧盟1%。

如果剔除移民推动的人口增长，澳洲实际上已陷入技术性衰退。

数据显示，人均GDP已连续七个季度为负。

也就是说，除去来自海外的新移民贡献，国内经济缺乏足够活力，完全靠‘新人口续命’。

人口一年净增数十万，无疑刺激了消费与房地产等需求，但也让“高依赖移民”的模式面临两难：

新冠疫情后，澳洲通胀率在2022年12月一度飙升至7.8%，而同期实际工资普遍低于疫情前水平4.8%。

虽然澳洲联储（RBA）为应对疫情一度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但自2022年起迅速加息，一度将现金利率推至4.35%，直接导致成千上万家庭的抵押贷款月供增加。

按揭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加之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居高不下，让上班族有工作却依然捉襟见肘的现象愈发普遍。

与此同时，消费支出是占GDP半壁江山的重要引擎。澳研智库经济学家马特·格鲁德诺夫（Matt Grudnoff）指出，在高利率环境下，家庭还贷负担加重，消费动力受挫。

目前这种“看似经济未衰退，但普通人却身陷困境”的局面，正日益凸显。

结构性矛盾

过去二十年，澳洲房价几乎一路飙升：悉尼、墨尔本房价翻番，甚至数倍增长，让不少家庭借房产增值信心举债消费。

然而，这种财富效应创造的‘未实现财富’积累建立在家庭债务比率持续攀升之上。

截至2024年，澳洲家庭平均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200%，远高于OEDC平均线。

在高利率周期中，房贷利率小幅上调就可能引发大规模违约风险，进而“雪崩式”冲击购买力与消费意愿。

更严重的是，房地产市场带来的财富效应已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租金与房价双双高企：国家住房金融与投资公司（NHFIC）预测，到2027年，全澳将面临106,300套住房短缺。

紧张的住房供需，使租房成本水涨船高，中低收入家庭与年轻人不得不在买与租的抉择中被动停留：既拼不起首付，也负担不起租金。

数据表明，许多年轻人因为租金或房贷压力，不得不削减非必要开支，甚至推迟结婚、生育计划。

换言之，当房地产渠道不再带来预期的财富增长，反而成为挤压家庭预算的高成本陷阱，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将受到严重制约。

疫情前，海外留学生与技术移民的涌入，一度掩盖了劳动力短缺的隐忧。

然而，随着各行各业竞争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依旧紧张。

多年来，建筑、护理、教育等行业因缺工问题而苦恼。疫情后虽然放宽国际学生和技术移民签证，但也让公共服务与城市基础设施承受巨大压力。

格鲁德诺夫认为，除非人力资源短缺得以缓解，否则无论是住房建设还是公共服务供给都将有心无力。

最大的挑战在于生产力增速放缓。数据显示，疫情前的“潜在GDP增速”就已低于20世纪中期水平。

投融资结构完全偏重于房地产与资源型项目，而非创新与制造业升级。

独立经济学家尼基·赫特利（Nikki Hewittley）指出，疫情之后，全球多个国家加大绿色能源等未来产业投资，而澳洲却把钱花在本来就会建的房子上，缺乏远见与战略布局。

这种重求量、轻求质的投资逻辑，使得澳洲经济无法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到更高层次。

要想重振增长，惟有在教育、技术研发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方面下大功夫。

继续靠移民续命？

移民历来被视为澳洲经济的压舱石。

2024–25财年，虽然净移民人数下降至大约340,000人（比2023年减少约200,000），但仍高于政府目标80,000人。

在政治舆论场上，移民成为热门话题：民众担忧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被瓜分，而经济学家则强调，“移民不是造成经济疲软的根本原因，而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格拉坦研究所副主任特伦特·威尔特郡（Trent Wiltshire）指出，若非移民推动人口红利，总量经济早已陷入负增长，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生产力与生活质量。

然而，移民潮带来的公共服务压力确实不可忽视：交通拥堵、医院排队、学位紧张等问题日渐严重。

政府面临抉择：是继续扩张公共投资、加快城市更新，还是通过限制移民来缓解短期压力？答案往往因政治考量而摇摆不定。

更关键的是，年轻人既要承担比上一代更高的生活成本，又面对不确定的就业前景。

动辄超百万澳元的房贷或高达四五万澳元的年租金，让年轻一代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储蓄、投资或创业，消费也变得极其谨慎。

经济繁荣只能被少数人分享到，而更多人只感受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两极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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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在教育培训、就业机会与负担减免方面给予支持，澳洲的人均生活水平难以提升，也将削弱家庭的消费信心，形成“消费疲软—经济增长低迷—消费更疲软”的恶性循环。换言之，社会需要重启。

中国需求降温

在对华出口这条经济动脉上，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双位数回落至中高速（4%~6%）徘徊，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南亚等地转移，对大宗商品的边际需求正在放缓。

其次，美中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遏制让中国转向自主研发，对矿产的需求或在结构上发生深刻变化。

加之欧洲与东南亚市场也在寻求资源多元化采购，澳洲对华一家独大的出口结构正在被动摇。

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让中国与澳洲的关系曾出现脱钩风险。

自2018年以来，澳洲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安全与经贸警惕政策，比如禁止部分中企参与5G建设、对投资审查趋严等，都加剧了两国互信危机。

作为报复性举措，中国对澳洲葡萄酒、牛肉、天然气等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加征关税与配额限制。

虽然到2024年，这些限制大部分有所缓解，但已造成出口订单的时断时续，给矿业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带来不确定性。

结语

纵观过去33年，澳洲延续了经济增长的传奇，得益于移民红利、房地产繁荣与中国需求三大因素的合力推动。

然而，当这些要素的黄金期逐渐消退，人口依赖日益显现公共压力，房价与生活成本长期高企挤压消费，生产力与创新短板出现在全球竞争的显微镜下，“无衰退”的护身符失去光芒也在所难免。

来源：澳洲商业观察A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