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语体语法，本文对《祖堂集》“弘忍、惠能”篇中出现的上古汉语句法结构[VP+PP(附加语)]和[VP而VP]进行详尽分析，指出它们是言语交际中正式体体原子作用的产物，是用来调节交谈双方的关系与心理距离的语体手段。本文同时将《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弘忍、惠

《祖堂集》（以下语料中简称《祖》）是晚唐五代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古白话文献(太田辰夫1988/1991，张美兰2003，蒋绍愚2005/2017，曹广顺等2011，朱庆之2017等)。下列现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1）a.行者却请张日用：“与我书偈，某甲有一个拙见。”(祖·卷二·弘忍)

b.师云：“法岂在衣乎？若传此衣，恐损于物。”(祖·卷二·弘忍)

两个例子，一个用的是当时的口语，如(1a)中的“某甲、一个拙见”；一个用的是上古汉语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如(1b)中的“乎、恐损于物”。这都是当时人口头表达的记录。但“口头表达”并不等于“口语”（雅洪托夫1969/1986，太田辰夫1988/1991，蒋绍愚2019b）。口头表达可能用的是当时的活语言，也可能用与当时活语言不同的更早期的语言。

对这类现象尤其是(1b)这类使用更早时代词汇和句法的语料，学者们从语料的时代性着眼，指出这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掺杂了一些文言成分的半文半白的文学作品……口语里早已消亡了的前代词汇和语法成分，往往仍在书面语中保存和复活。”(江蓝生2000)而“汉语史的研究是通过对各时期接近口语的文献资料及进行研究，来描写汉语历史发展的状况并寻找其演变规律”（蒋绍愚2019）。所以如(1b)这类现象在汉语史研究中都会被分割、剔除，例如张美兰（2004）就将《祖堂集》中前两卷和后18卷区别处理。

但实际上它们仍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类词汇、句法结构虽不是实际口语的活语言，但当时人仍使用它们进行语言交际也是事实。它们是当时人语言表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正式场合中使用的语言表达。“清代作品中，试着翻一翻《红楼梦》就可以知道，那里面女性和小孩和奴仆人等使用地道的俗语，与此相反，北静王和贾政及其贵族士大夫们在正式场合所作的对话非常接近文言”。(太田辰夫1988/1991)这种语言交际中实际存在的情况从东汉一直绵延到上世纪初（雅洪托夫1969/1986，蒋绍愚2019b）。

古白话中(1b)这类词汇、句法结构对某个历史时期口语的研究而言是需要剔除的，但对某个历史时期语言表达的研究而言却必不可少。它们背后蕴含着语体特征。（方梅2007）本文立足语体语法（stylistic-registergrammar， 冯胜利2010），聚焦《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弘忍、惠能”篇的上古汉语句法结构[VP+PP(附加语)]和[VP而VP]，探究它们在语言表达中的实际情况和理论意义。本文认为这类古白话中的“文言”成分属于言语交际中正式体的体原子，是当时语言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第2节介绍语体语法的理论，第3节介绍[VP+PP(附加语)]和[VP而VP]在《祖堂集》“弘忍、惠能”篇的分布及其在共时层面的价值，第4节介绍[VP+PP(附加语)]和[VP而VP]在《景德传灯录》“弘忍、惠能”篇的分布及其在历时层面的“庄典化”，第5节比较语体语法方案相较其他方案的差异并总结全文。

2理论背景

关于“语体”的研究学界已有很多论述（黄侃2001，吕叔湘1978，张伯江2012，蒋绍愚2019b等），本文立足冯胜利（2010）提出的“语体语法”及其研究范式，把“语体”界定为“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本质的属性的语言手段和机制”（冯胜利2018）。由此，“语体语法”就是“语用信息的结构化与形式化”，其内涵界定为“以生成语法为基础，以语体的‘调距’属性为机能建立起的一个以‘形式-功能对生律’为原理的‘不同语体用不同语法（或不同语法表不同语体）的语法系统’。”（冯胜利2021）根据内容、场合、对象、态度四个交际要素将语言交际在共时层面区别为俗常体(informal)和正式体(formal)，在历时层面区别为俗常体(informal)和庄典体(elevated)，每种语体在语音、语义、词汇、句法上都有系统性的差别(冯胜利、施春宏2018)。

根据语体语法的最新研究，这些差别具体呈现为体原子上。什么是体原子？它是“由语体的调节交际距离的属性构建的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冯胜利、刘丽媛2020）在汉语中已找到21个体原子。例如韵律制约“平衡律”体原子作用下的“进行改革”，其中双音节动词“进行”必须和双音节动词“改革”组合，不能和单音节动词“改”组合，“*进行改”不合法（吕叔湘1963）。“进行改革”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短语结构，属正式体。从形式上看，“进行”和“改革”音节数量一致；从语言距离定律的属性来看，如果“进行”和“改革”间在音节数量层面呈现平衡的特征，那么它们反映的语体属性就是正式体。因此，“进行改革”总是出现在正式场合的言语交际中。而且语体语法最终落脚点在语法上，所以如果“进行改革”打破“平衡律”变为“*进行改”，那么“*进行改”不仅风格不匹配不允许出现在正式体中，而且不合语法，连俗常体和庄典体也不能出现，即根本不被母语者接受。

《祖堂集》等古白话中掺杂的文言成分在语体语法中处于什么地位？冯胜利、刘丽媛（2020）列举的21个体原子中有一个时体原子“古今律”，就现代汉语而言，文言成分是构成现代汉语正式体的体原子，它们通过用不同时空的句法结构和词汇起到语体上的“调距”功能。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语言事实属于“古今律”体原子，例如“光荣之家”的“之”、“将葱切成寸段”的“将”都属于现代汉语正式体中的“古今律”。

本文挑选了两类典型的上古汉语句法结构——动词后作附加语的介词短语([VP+PP(附)])和“而”连接两个谓语组成的[VP+而+VP]，也属于“古今律”。因为它们都是典型的上古汉语句法结构，且在晚唐五代时期已经完成句法演变。

PP与VP的语序演变是重要的语序变化(冯胜利2000/2013，张赪2002，梅广2003，魏培泉2003等)。在上古汉语中，作附加语的PP(如地点状语、方式状语、工具状语等)既出现在VP后(2a)，也出现在VP前(2b)。魏晋以后作附加语的PP只出现在VP前(3a)，不出现在VP后(3b)：

(2)a.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

b.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子·告子上)

(3)a.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世说新语·德行)

b.*打败南京队在上海。

因此，[VP+PP(附)]可以作为《祖堂集》正式体体原子。朱庆之(2017)即利用介词“于”和“在”所引导的处所义PP在VP前后的语序分布，发现东汉安世高、支谶和安玄所译7部佛经是口语度较高的汉译佛经，结构[VP+于+NP]的用例占全部“于”引导的表地点PP的4.7%。但在文言色彩浓厚的康孟详译经中，[VP+于+NP]比例急剧升高至63.2%。

与[VP+PP(附)]类似，[VP+而+VP]被连谓结构(使成式、状中式等)替代也是汉语史上的重要变化(冯胜利2002；梅广2003，2015;魏培泉2003；杨荣祥2011等)。例如：

(4)a.必楚王也，射而中之。(左传·成公十六年)

b.启呱呱而泣。（尚书·益稷）

(5)a.人间一物堪用，莫不夺取。(南史·张敬儿传)

b.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篇)

(6)a.*我昨天买和吃了一碗饺子。

b.*学和不断地练那种技术，就能成功。(转引自冯胜利 2017)

上古汉语中“而”既可连接动词“射”和“中”(4a)，也可连接附加语“呱呱”和动词“泣”(4b)。东汉以降，这两种用法的“而”都消失了(5a,b)。到现代汉语，这种通过连词(如“和”)连接两个谓语的结构不再合法(6a,b)。在《论衡》和《世说新语》中[VP+而+VP]出现的比例分别为91次/万字和52.8次/万字，远高于汉译佛经中20.46次/万字的比例，杨荣祥(2010)认为“因为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书面语色彩”。按照“古今律”，[VP+而+VP]也属于《祖堂集》正式体的体原子。

接下来本文将考察《祖堂集》“弘忍、惠能”两篇中[VP+PP(附)]和[VP+而+VP]。因为这两篇记录了惠能法师的言语交流，而他本人不识文字，又是禅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其中正式体与俗常体的对比会更加鲜明。

《祖堂集》书影

3《祖堂集》“弘忍、惠能”篇正式体的体原子

立足张赪(2002)、张美兰(2003)、曹广顺等(2011)研究，本文将以下词汇认定为介词“望、投、寻、似、对、跟、将、把、就、于、从、在、自、着、往、即、以、用、依、据、为、因、缘、向、与、共、同”。在《祖堂集》“弘忍、惠能”篇中共有77例作附加语的PP，其中[PP(附)+VP]共71例，占92.21%，例如“向他、与吾”：

(7)a.行者见上座心意苦切，便向他说。（祖堂集·卷二·弘忍）

b.行者曰：“某甲不识文字，请兄与吾念看，我闻愿生佛会。”（祖·卷二·弘忍）

正式体体原子[VP+PP(附)]共6例，仅占7.79%。

(8)a.师云：“法岂在衣乎？若传此衣，恐损于物。”（祖·卷二·弘忍）

b.时众中有神秀，闻师频训告，遂挥毫于壁。（祖·卷二·弘忍）

c.师又告云：“汝且莫行化，当损于汝。”（祖·卷二·弘忍）

d.沙门惠能生自边方，长而慕道。（祖·卷二·惠能）

e. 逥诏曰：“师辞老病，为朕修道，国之福田。”（祖·卷二·惠能）

f.二年七月一日，别诸门人。（祖·卷二·惠能）

从语义看，6例中有3例引入对象(8a,c,f)，2例引入地点(8b,d)，还有1例引入原因(8e)。从使用的介词看，由“于”引入的有3例，由“自”引入的有1例，构成无介词结构（冯胜利、苏婧2018）的有2例(8e,f)，都是上古汉语典型的句法结构。以例(8a)为例。“损于物”义为“被物伤害”，使用上古汉语被动句结构[VP+P+NP]，通过“于”引入施事。而当时实际语言已使用[被+NP+VP]引入施事，《祖堂集》常出现[被+NP+VP]引入施事表达被动含义，全书共59例（袁宾1989）。例如：

(9)鲁祖过在什摩处，被南泉呵啧？（祖·卷四·鲁祖和尚）

按照“古今律”，例(8)都是正式体。从内容、场合、对象、态度四个交际要素来看，事实确实如此。对当时的书面文件的记录以(8d)为例。它出现的整个语境如下：

(10)则天、孝和皇帝诏大师云：“朕虔诚慕道，渴仰禅门……可赴京师设化……故遣发中使薛简迎师，愿早降至。”大师表曰：“沙门惠能生自边方，长而慕道。谨奉表陈谢以闻。释慧能顿首顿首，谨言。” （祖·卷二·惠能）

表是臣下向皇帝进言的文书。(8d)出现在惠能答复皇帝的表中。从(10)可见，交际内容是答复进京宣扬佛法的大事（“可赴京师设化”），对象是国君（则天、孝和皇帝），态度严肃而恭敬（谨奉表、谨言），场合是正式且隆重，都符合正式体的交际要素。

对当时口头表达的记录以(8a)为例。它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如下：

(11)當時便傳袈裟，以爲法信，如釋迦牟尼授弥勒記矣……又問：“此衣傳不？”師云：“後代之人，得道者恆河沙。今此信衣，至汝則住。何以故？達摩大師付囑此衣，恐人不信而表聞。法豈在衣乎？若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命若懸絲。”（祖·卷二·弘忍）

从(11)可见，交际内容是整个禅宗事业的交接（“如释迦牟尼授弥勒记”），对象是两代宗师弘忍和惠能，态度严肃，场合因求保密而选择在大师住处。但按照语体的交际要素来看，这也是正式体的言语交际。

同时，按照“古今律”，[VP+PP(附)]在正式体会和其它正式体体原子共现，对当时的实际语言而言，能和[VP+PP(附)]同时出现的词汇、句法结构也都具有“古”的特征，当时活语言的词汇、句法结构不会和[VP+PP(附)]共现。事实也确实如此。以(8a)为例。“若传此衣，恐损于物”是正式体，和它同现的反问句也是正式体。“法岂在衣乎”使用上古汉语句末语气词“乎”。王力(1958/1980：529)指出“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胡敕瑞(2013)发现，“矣”只出现在文言色彩浓厚的《大明度经》，从不出现在口语度较高的《道行般若经》中。《祖堂集》中出现“乎”是一种仿古用法，文言色彩浓厚（李小军2013），从语体语法看属于正式体。当时实际语言中，“摩”是重要的疑问语气词，也能和“岂”共同出现在问句中（梁银峰2009）：

(12)踈山代云：“只到这里，岂是提得起摩？”（祖·卷六·洞山和尚）

但当正式体按“古今律”使用[VP+PP(附)]时，和它同现的问句为“法岂在衣乎”，而不非*法岂在衣摩”。

词汇方面，没有使用当时的第二人称代词“你”（吕叔湘江蓝生1985/2017）而是用上古汉语的“汝”(8c,(11)。当下使用的活语言的词汇也不能与[VP+PP(附)]共同出现在正式体。《祖堂集》中有7个高频出现且对现代汉语助词系统影响较大的助词“了、却、着、得、过、取、将”（林新年2006）都是当时活语言的代表。按“古今律”，它们都不是正式体体原子。同时，禅宗的方俗词(雷汉卿2011a,2011b)也不能进入正式语体。在例(8)中，这些词也确实没有在上述6个[VP+PP(附)]例子中出现过。

立足于冯胜利(2002)，杨荣祥(2010,2011)，曹广顺等(2011)，梅广(2015)等的研究，本文将《祖堂集》中由上古汉语[VP+而+VP]演化而来的各类谓语结构（包括动补结构、连动结构）及相关句法结构统一称为“连谓结构”。《祖堂集》“弘忍、惠能”篇共有90例[VP+而+VP]和相关连谓结构。其中连谓结构71例，占78.89%：

(13)a.经三年后，归蒙山修行。（祖·卷二·弘忍）

b. 趁得大庾岭上，见衣钵不见行者。（祖·卷二·惠能）

“归蒙山修行、见衣钵不见行者”在上古汉语中都可用[VP+而+VP]表示，例如：

(14)a.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b. 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和连谓结构相对，[VP+而VP]共19例，占21.11%：

(15) a.又问：“当往何处而堪避难？”（祖·卷二·惠能）

b.师云：“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祖·卷二·惠能）

(13a)和(15a)在语义上都表达到某处做某事，(13b)和(15b)都是肯定式和否定式的组合。但一组为当时活语言中的连谓结构而另一组为上古汉语的[VP+而+VP]结构。且和(15)相似的结构还有2例：

(16)a.行者云：“当往何处而堪避难？”（祖·卷二·弘忍）

b.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变易，不被诸境所迁。（祖堂集・卷二·惠能）

除连接VP外，还有9例“而”连接其他成分：

(17) a.幼而聪敏，事不再问。（祖·卷二·弘忍）

b.师云：“不生不灭，性相常住，恒而不变，名之曰道。”（祖·卷二·惠能）

(18) a.对曰：“如来藏性遍于蝼蚁，岂独于獦獠而无哉？”（祖·卷二·惠能）

b.师每告诸善知识曰：“……一相三昧者，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不取不舍，不念利益，不念散坏，自然安乐，故因此名为一相三昧。”（祖·卷二·惠能）

c.大师问：“汝从何方而来？有何所求？”（祖·卷二·弘忍）

d.又曰：“吾灭度后七十年末，有二菩萨从东而来。”（祖·卷二·惠能）

e.惠能云：“从何而来读此经典？”（祖・卷二·惠能）

f.礼拜五祖，五祖问：“汝从何方而来？有何所求？”（祖·卷二·惠能）

(19)俄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奄而迁化，八月三日矣。（祖·卷二·惠能）

“而”连接形容词短语(17)、介词短语(18)还有副词(19)。按照“古今律”，19例[VP+而+VP]都是正式体。从内容、场合、对象、态度交际四要素来看，事实确实如此。例如上文所引(10-11)中都出现了[VP+而+VP]：

(20=10)则天、孝和皇帝诏大师云：“朕虔诚慕道，渴仰禅门……可赴京师设化……故遣发中使薛简迎师，愿早降至。”大师表曰：“沙门惠能生自边方，长而慕道。谨奉表陈谢以闻。释慧能顿首顿首，谨言。”（祖·卷二·惠能）

(21=11)当时便传袈裟，以为法信，如释迦牟尼授弥勒记矣……又问：“此衣传不？”师云：“后代之人，得道者恒河沙。今此信衣，至汝则住。何以故？达摩大师付嘱此衣，恐人不信而表闻。法岂在衣乎？若传此衣，恐损于物。受此衣者，命若悬丝。”（祖·卷二·弘忍）

这两处的语体分析上文已详细分析。“长而慕道”出现在惠能答复国君的正式文件中，“恐人不信而表闻”出现在五祖弘忍对六祖惠能托付传法事业的郑重交待。

而且，按照“古今律”，[VP+而+VP]在正式体必然会和其它正式体体原子共现。首先，在(20)和(21)中正式体体原子[VP+PP(附)]（“生自边方、恐损于物”）和[VP+而+VP]可同时出现。其次，上古汉语的句末语气词“哉、矣”作为正式体体原子也可以和[VP+而+VP]共現(18a,19)。而上文提到的當時的句末語氣詞“摩”、動態助詞及方俗詞等均未與[VP+而+VP]共現。

‍

[VP+PP(附)]只出现在正式体。值得注意的是，[PP(附)+VP]既可以出现在俗常体（32例）也可以出现在正式体（39例），但这并不和“古今律”冲突，因为在上古汉语中也存在[PP(附)+VP]，所以这类结构出现在《祖堂集》正式体中也具备“调距”的语体功能。如例(10)中有“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即出自皇帝的诏书，可以确定是正式体体原子。像[PP(附)+VP]这样跨语体的结构，又被称为“通体”结构。如果综合比较[VP+PP(附)]和[PP(附)+VP]的分布，那么[VP+PP(附)]仅占全部用例的7.79%。

而[VP+而+VP]的分布比例则如下:

表2:[VP+而+VP]vs连谓结构

[VP+而+VP]也只出现在正式体。与[PP(附)+VP]类似，连谓结构也是“通体”结构，既可以出现在俗常体（22例）也可以出现在正式体（49例）。如例(10)的皇帝诏书中有“可赴京师设化”即属于正式体。综合比较来看，[VP+而+VP]占21.11%，明显比[VP+PP(附)]的7.79%高。

此外，[VP+PP(附)]和[VP+而+VP]在对话和非对话中均有分布。

表3：[VP+PP(附)]和[VP+而+VP]在对话中的分布

综合《祖堂集》中“弘忍、惠能”篇[VP+PP(附)]和[VP+而+VP]这两个正式体体原子的分布来看，上古汉语中的句法结构仍然以正式体体原子的身份在唐代的语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类结构所占比例为7.79%和21.11%，在分布上都只出现在正式体，并不是随机地散乱分布或使用，而是遵守语体语法的规则且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即黄侃（2001）所言“文与言判，非苟而已”。它们作为体原子起到了语体“调距”功能，是当时言语交际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景德传灯录》书影

4《祖堂集》“弘忍、惠能”篇的“庄典化”

在共时层面，“古今律”区别了正式体和俗常体，接下来本文将讨论在历时层面“古今律”如何区别庄典体和俗常体。

语体的历时演变，黄侃（2001）早已有所观察：

“雅俗有代降，其初尽雅，以雅杂俗，久而纯俗，此变而下也。雅俗有易形，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久而毕雅，此变而上也。二者实两行于人间，故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

随着时代的变迁，俗常体体原子被正式体体原子替代（“其初尽俗，文之以雅”），在历时层面看来就是语言交际中从文化传承而来的庄典成分越来越多，语体的庄典度越来越高，最终“久而毕雅”。这种历时上的演变，本文称之为“庄典化”。

《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中“弘忍、惠能”篇就很好地呈现了“庄典化”的过程。首先，从成书时代来看，《祖堂集》成书于952年，《景德传灯录》成书于1004年，二者间有50余年的差距。其次，从编纂者来看，《祖堂集》出自静、筠两位禅师，而《景德传灯录》先由僧人道原编纂又由宋真宗命令翰林学士杨亿、李维、王曙共同删定并入大藏流通，《景德传灯录》比《祖堂集》具有更浓厚的官修色彩，更加正式。第三，从编纂宗旨来看，《景德传灯录·杨亿序》明言“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或言荃之猥俗，并从刊削”，明确提出对俗常体的改造；而《祖堂集》则没有这种改造俗常体的宗旨。

本文接下来分析《景德传灯录》（以下语料中简称《景》）中“弘忍、惠能”篇正式体体原子[VP+PP(附)]和[VP+而+VP]，并探讨“弘忍、惠能”篇中呈现的“庄典化”。

《景德传灯录》“弘忍、慧能”篇中[PP(附)+VP]共61例，例如：

(22)a. 无始生死，凭何出离？(景·慧能)

b.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景·慧能)

与之相对，[VP+PP(附)]总共出现14例，例如：

(23) a.寿七十有四。建塔于黄梅之东山。(景·五祖)

b.便入碓坊，服劳于杵臼之间。(景·五祖)

c.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景·慧能)

d.后传衣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景·慧能)

e.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景·慧能)

f.具以贼事闻于州县。(景·慧能)

(24) a.师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景·慧能)

b.酬以衣物，僧礼谢而去。(景·慧能)

(25)师曰：“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景·慧能)

(26) a.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景·慧能)

b.卢曰：“当隐何所？”(景·五祖)

“于”引介6例(23)，“以”引介2例(24)，“自”引介1例(25)，无介词结构2例(26)。按对象、场合、态度以及内容四个交际要素来看，以上10例都出现在正式体。例如：

(27)至上元二年忽告众曰：“吾今事毕时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寿七十有四。建塔于黄梅之东山。(景·五祖)

这是交代弘忍大师去世的情况，是生死大事，态度严肃，场合正式，对象则是僧徒信众，不是和身边亲近的某个人的私密交流。

而且，上述例子中和[VP+PP(附)]同现的结构也属于“古今律”范畴。如“寿七十有四”(27)的数字表示法是典型上古汉语结构，还有[VP+而+VP]“僧礼谢而去、安坐而逝”(24b,(27)及句末语气词“耳、矣”(25-(27)。

但有3例[VP+PP(附)]值得注意：

(28)a.悚然问其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景·慧能)

b.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景·慧能)

c.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景德传灯录·慧能)

(28a,b)皆由典型的上古汉语介词“于“引介，语义上引入对象。(28a,b)出自一组两人的私密对话，惠能临时听到别人吟诵《金刚经》而引发。交际对象是两个人，交际场合是日常生活场景，交际态度是随意且非正式，交际态度轻松、随意，交际内容是关于吟诵内容的问答。(28c)是薛简与慧能二人之间对话，态度平和。从交际的四要素来看属于俗常体，应该使用俗常体体原子[PP(附)+VP]呈现，但仍然使用正式体体原子[VP+PP(附)]。

表4：《景德传灯录》[VP+PP(附)]的语体分布

《景德传灯录》“弘忍、慧能”篇共有63例[VP+而+VP]和相关连谓结构。其中连谓结构44例，占69.84%：

(29) a.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景・五祖)

b. 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景・慧能)

连谓结构“引至、惊起”在上古汉语中都以[VP+而+VP]表示，例如：

(30)a.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史记·齐世家）

b.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左传·成公12年）

[VP+而+VP]结构共19例，占30.16%，例如：

(31)a. 能礼足而退。（景·五祖）

b.同学不答，相视而笑。（景·五祖）

c.告曰：“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大小而引导之，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以为教门。”（景·五祖）

d.即入室，安坐而逝。寿七十有四。建塔于黄梅之东山。（景·五祖）

e.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景·慧能）

f.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景·慧能）

g.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景·慧能）

h.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景录·慧能）

(32)a.能礼足已，捧衣而出。（景·五祖）

b.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讫,跏趺而化。（景·慧能）

c.酬以衣物，僧礼谢而去。（景·慧能）

(33) a.姓周氏，生而岐嶷。（景·五祖）

b.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景·慧能）

c. 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景·慧能）

以上17例中，“而”既连接VP(31-(32)，也连接AP(33a,b)和PP(33c)。按对象、场合、态度以及内容四个交际要素来看，它们都出现在正式体。例如：

(34)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瑊云：“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景·慧能）

这是唐代宗给臣子杨瑊的正式公文，态度严肃、郑重，内容是妥善守护慧能大师的衣钵，属于标准的正式体语体，绝不是私人、亲密交流的俗常体。

而且，上述例子中和[VP+而+VP]共同出现的其他结构也属于“古今律”。如[VP+PP(附)]“酬以衣物、建塔于黄梅之东山”、上古汉语的数目字表示法“寿七十有四”(31d)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完成体标记“已、讫”(32a,b)。

但有2例[VP+而+VP]值得注意：

(35)a.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景·慧能)

b.简曰：“京城禅德皆云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景·慧能)

和[VP+而+VP]共同出现的其他结构也是典型的正式体体原子，如“未之有也”即为典型的上古汉语句法结构，否定句中代词“之”宾语前置。从语体语法视角看，“未之有也”是典型的正式体体原子。但(35a)是慧能的自言自语，场合私密，交际的态度谈不上严肃、郑重。(35b)中薛简转述长安禅师的话，交际双方并非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内容也仅是转述他人看法，态度平和。本应是俗常体的交际内容却使用正式体体原子。

表5：《景德传灯录》[VP+而+VP]的语体分布

如表1和表2所示，《祖堂集》“弘忍、惠能”篇中[VP+PP(附)]和[VP+而+VP]仍遵守语体语法限制，从不出现在俗常体中，但表4和表5显示《景德传灯录》中正式体体原子出现在俗常体。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古今律”的核心是随着使用属于“古”的句法结构在当下的语言表达中表示正式体乃至庄典体。所以，随着文献所记录的惠能言行与文献的时代间隔越来越长，7世纪时慧能与他人俗常体的语言交际到了11世纪《景德传灯录》的时代已逐渐演变为庄典体。所以上古汉语结构[VP+PP(附)]和[VP+而+VP]出现在本来俗常体的言语交际中，标志着整个语体的属性已经随着庄典度逐渐升高转变为庄典体，即黄侃（2001）所言“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久而毕雅”。而且(23-(26)和(31-(33)也进一步证明(28)和(35)出现的语体是庄典体而非俗常体。因为当时活语言常用的句末语气词“摩”、助词“底、地、却、了”、人称代词“你”等俗常体体原子均没有出现在(28)和(35)中。

此外，《祖堂集》两处正式体中当时活语言的结构，在《景德传灯录》中也改为上古汉语句法结构：

(36)a.行者云：“仁者自心动。”(祖·卷二·惠能)

a’.师曰：“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景·慧能)

b. 处凡不减，在圣不增。(祖·卷二·惠能)

b’.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景·慧能）

用“动自心耳”和“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取代[PP(附)+VP]“自心动”和连谓结构“处凡不减、在圣不增”。从“庄典化”的观点看，使用上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能够更加凸显其庄典度，推动其庄典化。

“庄典化”的过程在两种结构的使用频率的变化中也呈现出来。将表1-4中的数据汇总起来，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表6《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弘忍、惠能”篇正式体体原子历时演变

上文已介绍，[VP+PP(附)]和[VP+而+VP]早已完成句法演变，被连谓结构和[PP(附)+VP]取代。可是从10世纪到11世纪，两种结构的使用频率仍然在增长。从“庄典化”的观点出发，这些使用频率的增长正是语体语法的机制导致的结果，即文献庄典度的提升导致这些正式体体原子的使用频率提高。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Shi(1988,1989)发现14世纪以后，已经由动词演化为助词的“了”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仍然持续增长，并将此势头保持到20世纪。但在口语(vernacular)文献中，14世纪以后“了”的使用比例没有变化。由此，他指出14世纪以后助词“了”用例的持续增长实际是语料中口语文献的比重持续增加的结果。

5 余论

本文从语体语法入手，以《祖堂集》“弘忍、惠能”篇为例，探讨了其中正式体体原子[VP+PP(附)]和[VP+而+VP]的共时分布，并与它们在《景德传灯录》中的分布进行了比较，发现虽然句法演变已经完成，但是在语体语法的要求下，两种结构在使用频率上仍然持续增长。关于这一议题还有两个可能的争议。

但从语体语法视角来看，“弘忍、惠能”篇和后18章一致，正式体和俗常体井然有序，正式体体原子都分布在正式体中，不会出现在俗常体中；正式体体原子和俗常体体原子也不会共同出现在同一句中。以“雪峰和尚”篇为例。全篇共出现[VP+而+VP]结构8例：

(37)a. 值武宗澄汰，变服而造芙蓉山。（祖·卷七·雪峰和尚）

b. 有若冥契，蒙圆照大师询而摄受。（祖·卷七·雪峰和尚）

c. 师礼谢而退。（祖堂集·卷七·雪峰和尚）

d. 斯谓面临秦境，目鉴亲躬，无猜非己之疑，复何言而属矣。（祖·卷七·雪峰和尚）

e. 后返锡瓯闽，卜于雪峰，众上一千馀人。师神情恒荡而厉，容止怡怿而威。（祖·卷七·雪峰和尚）

f.又时玄沙上雪峰，师收一脚，独脚而行。（祖·卷七·雪峰和尚）

g.师云：“你道不孤，我道孤。”庆退三步而立。（祖·卷七·雪峰和尚）

这些[VP+而+VP]均出现在正式体，分布规律和“弘忍、惠能“篇中[VP+而+VP]的语体分布相同。和它们共现的体原子也都符合“古今律”，如句末语气词“矣”(37d)、[V+于+NP]结构“卜于雪峰”(37e)等。它们虽不是实际口语的活语言，但它们是当时人语言表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正式场合中使用的语言表达。这种分布上呈现出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是“文言vs白话”或“口语vs书面语”方案无法解释的。

如果使用“口语vs书面语”二分法，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分布了正式体体原子（见表3）.这是因为口语/书面语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语体的差别，但语体的划分并非以口语/书面语的区别作为根据。口语/书面语的对立与口语体/正式体的对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严格对应”。对话中也会包含属于正式体的内容（冯胜利2010，汪维辉、胡波2013，汪维辉2017，蒋绍愚2019b）。汪维辉(2017)提出“即使是谈话语体的‘口语’，内部也不是均质的，从比较正式到十分鄙俗，是一个连续统。”

而且从历时层面看，到了10世纪和11世纪，虽然[VP+PP(附)]和[VP+而+VP]两种结构的句法演变已经完成，但是它们的使用频率仍然在增加。从语体语法来看，这是语体促发了句法的结果。如果仅仅是仿写和过去材料的保存，不可能在句法演变结束后仍然出现使用频率上的增长。

二是语体和文体的分歧。从语体语法看来，语体不是文体，是比文体、风格更有基底性的语言要元质要素（冯胜利2018）。所以《景德传灯录》中对《祖堂集》相应内容的调整(36）都是遵守俗常体、正式体的系统对立，井然有序。

真大成（2018）也从“复古”和“避俗”的“语体动机”讨论回避方俗词和使用上古汉语句法。虽然语言事实和本文的探讨结果相契合，但他将“语体”处理为“整体语言风格”，而本文将“语体”视为语法系统，二者具有很大不同。从语体风格入手，真大成（2018）提及研究碰到两个挑战：一是“复古”和“避俗”往往很难区别，因为“比较俚俗、口语化的表达往往是新兴成分，较为古旧的成分则又表现出雅正的色彩”。二是规则中又有反例，“北本中不少比较口语化的、新兴的语词在南本中未改”，“复古”和“避俗”只能说是一种“倾向”。由语体语法来看，上述问题可涣然冰释。“复古”和“避俗”本质都是将北本的俗常体体原子改为正式体体原子，归属于“古今律”，所以本质是一类，自然没有截然划分的区别。其次，出现“北本中不少比较口语化的、新兴的语词在南本中未改”在语体语法看来也是预测的必然结果。不改的原因有二：如果上述语词属于俗常体体原子，且在北本和南本中都处于俗常体中，那么自然不必改；如果上述语词虽然是新兴语词，但语体属性上属于正式体体原子，且出现在南北本的正式体，那么在南本也不会对此删改。

原载于《历史语言学研究》2021年第二辑，引用时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注 释

①关于《祖堂集》的成书过程学界仍存在争议，详参衣川贤次《关于的校理》第二部分《的成书》，载于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944-952页。

参 考 文 献

1 曹广顺、梁银峰、龙国富 2011 《〈祖堂集〉语法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 [宋]道原纂 《景德传灯录》，收入[日]高楠顺次郎 、渡边海旭 、小野玄妙整理 198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3 方 梅 2007 《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修辞学习》第6期。

4 冯胜利 2000/2013 《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5 冯胜利 2002 《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语言学论丛》第26辑。

6 冯胜利 2010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中国语文》第5期。

7 冯胜利 2014 《语体俗、正、典三分的历史见证：风、雅、颂》，《语文研究》第2期。

8 冯胜利2017 《汉语句法、重音、语调相互作用的语法效应》，《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9 冯胜利 2018 《汉语语体语法概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0 冯胜利 2021 《语体语法的学科系统与理论推阐》，《汉语史学报》第25辑。

11 冯胜利 刘丽媛 2020 《语体语法的生物原理与生成机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6辑。

12 冯胜利 施春宏 2018 《论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和语体系统》，《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13 冯胜利 苏婧 2018 《上古汉语中的“为”与轻动词句法中的抽象轻动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2辑。

14 胡敕瑞 2013 《汉译佛典所反映的汉魏时期的文言与白话——兼论中古汉语口语语料的鉴定》，收入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黄 侃 2001 《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6 江蓝生 2000/2013 《古代白话说略》，载江蓝生著《近代汉语研究新论（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蒋绍愚 2005/2017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蒋绍愚 2019a 《也谈文言和白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9 蒋绍愚 2019b 《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语史的语料》，《语文研究》第3期。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日]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 2007 《祖堂集》，北京：中华书局。

20 雷汉卿 2011a 《试论禅籍方俗词的甄别——兼论汉语方俗词的甄别》，《古汉语研究》第3期。

21 雷汉卿 2011b 《试论禅宗语言比较的价值——以词汇研究为例》，《语言科学》第5期。

22 李 果 2015 《从姓名单双音节选择看上古韵律类型的转变》，《古汉语研究》第2期。

23 李小军 2013 《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梁银峰 2009 《〈祖堂集〉中的语气词“摩“及相关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2辑。

25 林新年 2006《〈祖堂集〉动态助词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6 吕叔湘 1977/1992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27 吕叔湘 1978 《漫谈语法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

28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1985/2017 《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

29 马贝加 2002 《近代汉语介词》，北京：中华书局。

30 梅 广 2003 《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新局面》，载《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31 梅 广 2015 《上古汉语语法纲要》，台北：三民书局。

32 孙德金 2012 《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33 [日]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 1987/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4 [日]太田辰夫着，江蓝生、白维国译 1988/1991 《汉语史通考》，重庆：重庆出版社。

35 王 力 1958/1980 《汉语史稿(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

36 汪维辉、胡波 2013 《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第4期。

37 汪维辉 2017 《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38 魏培泉 2003 《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语法的重要发展》，载《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39 薛凤生 1998 《试论汉语句式特色与语法分析》，《古汉语研究》第4期。

40 雅洪托夫 1969/1986 《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收入唐作藩、胡双宝《汉语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1 杨荣祥 2010 《“而”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汉语史学报》第10辑。

42 杨荣祥 2011 《上古汉语连动共宾结构的衰落》，《中国语言学》第5辑。

43 袁 宾 1989 《〈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

44 张伯江 2012 《以语法解释为目的的语体研究》，《当代修辞学》第6期。

45 张 赪 2002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6 张美兰 2004 《近代汉语论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47 真大成 2018 《“文有过质”发微：南北本〈大般涅槃经〉语体改易的动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48 朱庆之 2017 《古代汉文佛教典籍的语体差异》，“汉语语体语法新进展圆桌论坛”，香港中文大学，2017年5月20日-21日。

语料来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编《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台北。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