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名臣六朝元老，姓胡名广，此人原本姓黄，因为是农历五月五日出生，被父母视为“恶月恶日，生子不祥”，给丢到了江里。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名臣六朝元老，姓胡名广，此人原本姓黄，因为是农历五月五日出生，被父母视为“恶月恶日，生子不祥”，给丢到了江里。

所幸他被一名姓胡的渔翁救下收养，胡广长大后才华出众，一路官至尚书郎、尚书仆射、太尉、太傅、司徒，这时亲生父母找上门来要认亲，和养父母家争执不下：我儿到底该姓“黄”还是姓“胡”。

胡广认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姓胡就是背弃血亲之义，姓黄就是忘了养育之恩，这就是东汉时代一个俗套的原生家庭的狗血故事。

胡广也是左右为难，拿着户口本两头不是人，后来一闭眼一跺脚一咬牙：我姓葫！

——用“黄”的草头，证明没忘开头出身，用“胡”做下半截和“hú”的发音，表达后半生孝敬养父母之志。这操作，葫芦娃看了都表示要切开给葫大人敬瓢酒！

这个故事的诡异之处在于，胡广出生时东汉还是经济昌盛年代，就算穷人家也不至于弃婴，尤其是男孩，搁重男轻女的古代简直不可思议。

胡广被丢弃的原因不是养不起，仅仅因为他是“五月初五出生”，也就是端午节。

这个今天被我们视作安康喜乐的吉祥节日，在古人眼里却是出了名的“恶月恶日”，简直是比七月十五还让人闻风丧胆的“黄道凶日”。

从古代的大凶之日，到今天的端午佳节，我们顺着葫大人的故事，一起聊聊五月五端午背后的“冷知识”：到底是端午节还是端五节？端午节跟屈原有没有关系？这一天究竟是吉日还是凶日？

2005年，韩国成功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大家尽可放心：在没有韩国人的时候，就已经有端午节了，端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节日，沾不上一点泡菜味儿。

端午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民时期，那时人们已把五月五这个特殊日子纳入时令体系，两汉到南北朝期间逐渐稳定下来，唐宋时代端午习俗获得大发展，最终正式定型于明清，直至传承到我们今天。

和二月二、七月七等偏神话色彩的节日不同，端午节的发展源自更多真实历史文化，例如道家思想的基因。道家讲究的阴阳、五行，而端午正是五月五日，由阳转阴之日，可以说，道家影响了端午习俗，端午也被道教信仰者所遵循。

端午有一位重要的道家守护神，就是张陵，民间也叫张天师、张道陵，《三国史略》记载他是汉顺帝时期的人，好巧不巧的是，“六朝元老”葫大人的第二任老板就是汉顺帝。

而早在宋代，“张天师收五毒”的传说已经和端午节直接挂钩，传说端午节“五毒醒，不安宁”，张天师用“五毒符”和艾草雄黄，收服行五毒的鬼帅姚公伯，因为这位张道爷杀鬼太多，试用期推迟了九年才升天为仙。

众所周知，端午暗合道家，道家是中国的，道教是老子李耳开创的，你不能说老子也是韩国的吧？

你愿意，老子可不愿意。

01

端“午”节，还是端“五”节？

如今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为：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其中清明节在唐朝以前更多作为农事节气，古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三个节日还得数春节、端午、中秋，并称为“三节”，春秋之间，端午为中，农历五月，仲夏核心。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

祭祀占卜是古人生活中的重要仪式，尤其是一年两次的粮食丰歉预测和祈祷，一次放在春节，一次放在端午。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端午端阳，万物生长。

那么所谓“端午”，从拆文解字来看，“端”和“午”俩字都不简单，暗含我们老祖宗非凡的大智慧。

端午的“端”，就是我们字面理解的“端正”之意，《礼记·祭义》记载的“以端其位”就是“正”的意思，那既然端等同于正，为啥不叫“正午节”呢？

因为秦朝建立大一统王朝后，在制定历法时，太史令有意避讳了嬴政的名字读音，“正”与“政”同音，在避讳范围之内，于是采用“端正”中的另一字“端”，就像我们现在说“正”月，发音也是一声而非嬴政的四声。

虽然秦是短命王朝，但刘邦“汉承秦制”，几乎照抄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法令，包括对端午节的称谓，大汉四百年历史，影响中华文明深远，至今我们都自称为汉族、汉字，何况一个端午节的称谓？

端午的“午”字，就更了不得了，仔细想想，我们现在称的上午、中午、下午，整个白天都属于“午”的范围。

何谓“午”？

古人不吝赋予了“午”许多神秘的属性：十二地支中，午为其一；十二生肖中，午代表马；五行金木水火土，午属火；五色赤青黄黑白，午属赤；五方东南西北中，午属南方；八卦乾坤震兑坎离艮巽，午属离卦；一天十二时辰，正午11:00至13:00之间为午时；一年十二个月，午在其中属五月……

从这个角度讲，午月即五月。

甚至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端午节一开始就是叫作“端五节”，逻辑上五月五称为“端五节”更合理。

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端五之号同于重九，世以五字为午，误。”汉章帝刘炟元和年间，开始推行干支纪年法和确定一年365天，诏书上也出现过“端五”的说法。

在古人的文化里，“五”是非常神圣的存在：在古人学会计数前，双手合十，一掌为五，五就是最基本的基数。

后来方向的概念出现后，东西南北中五方，就是四方与中央的关系；音律上五音，宫商角徵羽；味道上的五味，酸甜苦辣咸；颜色上的五色，青红黄白黑；五行思想出现后，古人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五行循环，万物本源，相生相克，生生不息……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五”这么牛，为什么最终还是被“午”取代了？

除了天干地支次序中五月属于午月外，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人对五月“阴阳变化”的思想观念。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午”：“五月，牾也。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

五月即午月，午为阳为火，意思就是五月五日端午这天是一年中“至阳”的一天，全年阳气的最顶峰，过了这天阴气生出，并且逐渐阴盛阳衰，五月五日端午节，就是一年阴阳转换的转折点，类似我们一天中的中午12点。

这个意思，“五”体现不出，只有“午”才能意会言传。

最后，“端”和“午”连在一起的叫法，最早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中，《初学记》又引用《风土记》做注解“端，始也，谓五月五日。仲夏端午”。

后来发展到了汉末六朝，中国古代节日体系开始整合，形成了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一类的单重数节日序列，端午节也固定到五月五日这一天。

此段大量讨论端午节的来历，是想说明，我们的老祖宗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辨阴阳、数日月、志四时，都是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沉淀，最终形成节日文化的智慧结晶。

历史是既浪漫又严肃的，如果把这些节令的来源，随意与某个历史人物或神话故事绑在一起，则多少显得有些草率，也是对古人的不尊重，对历史的不严谨。

02

端午节，跟屈原有关系吗？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唐人文秀的《端午》一诗，前两句板上钉钉：端午就是源自屈原。

事实上，从文献来看，最早将屈原和端午结合到一起是在东汉时期，而后在汉末至六朝期间，大量的节日起源开始被“专人认领”并广为流传，例如今天我们熟悉的：寒食节介子推、五月五端午节屈原、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等。

古人有立祠悼厉的风俗，作为端午重要的文化习俗，赛龙舟、吃粽子、五彩绳、缝香包等仪式，很可能就是为了纪念横死的屈原。

古楚国本就是信仰巫术的地方，屈原又是汨罗江投水自尽，这在巫术中属于横死水鬼的一种，死后必然魂魄不散，那些跟屈原相关的习俗，用糯米包粽子，喝雄黄做的酒，在门口挂艾叶，小孩绑五彩绳，既有纪念屈原之意思，也有辟邪敬畏的想法。

不过很遗憾，我们尊重屈原，更要尊重历史：端午节并非起源于屈原。

首先，就拿赛龙舟的习俗来说，早于屈原近千年。

我国在先民时期，也就是屈原投江千余年前，江南吴越水乡就已经有了划龙舟的习俗，称之为“龙祭”。

龙是最重要的上古图腾之一，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是乞求掌管风雨的龙，给予风调雨顺，避免水旱灾害。

船首做龙头在水中竞渡，是先民希望用这种祭祀方式，与龙这种神秘力量建立联系，甚至最终能够掌控这种力量。

其次，古人不会拿一个恶月恶日纪念屈原。

在文章开头我们讲了葫芦大人的故事，其实古人对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的观念，从战国时期就已深入人心，跟现代人讨厌楼层4一样，《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端午生娃，克死爸妈。

《史记》里还记载过另一位五月五日出生的名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

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

翻译翻译就是：孟尝君的老爹，看到儿子十分嫌弃，后悔当初咋没弄死他，因为五月生的孩子，长到门框高，就会克父母。

再次，春秋战国各国历法错乱，楚国的五月，未必是五月。

打个比方，我们的新年是农历正月初一，美国人过的是12月25日圣诞节，伊朗土耳其是3月21日过年，放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样的。

考古学家发现，各国是各过各的时间：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记载：“秦五月，楚八月”，秦国使用的“颛顼历”是以十月为每年第一个月，楚国使用的是“夏正历”，则跟秦国差了三个月。

这就是古代版的“时差”，都是五月，但你说的五月跟我说的五月，差好几个月呢，屈原的五月究竟是几月？楚国的五月，还是秦统一后的秦制五月？

甚至现在我就怀疑，当年在易水边，没等到友人的荆轲，是不是跟朋友搞错了时差？

荆轲：五月刺秦。

友人：收到。（内心：五月刚过啊，莫不是明年五月？那还早哈再睡会）

所以，这里还得感谢大一统的秦始皇，彻底统一了中华文字、历法、钱币、道路，大一统不是说说的，大一统让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但从未像欧洲那样散落一地，可谓不世之功。

最后，端午用的艾草，是屈原讨厌的植物。

在《楚辞》里，屈原特别喜欢用花草植物，来代表不同的品质，给植物们划成三六九等，例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这些秋兰、芰荷、芙蓉啥的都是屈原喜爱的，那么艾草呢？

《离骚》中写道“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啥意思呢？

翻译：家家户户都把艾草（相对幽香的兰草，艾草是气味难闻的恶草）挂满腰间，他们却说幽香高洁的兰草是不可随身佩戴的东西，真是悲哀！（就像我们老板楚怀王，任用那些艾草一般恶臭的奸臣，疏远我这样兰草一样幽香的忠臣，你是不是傻？）

所以你看，屈原眼里的艾草都是下九流的玩意，古人怎么会明知故犯，拿屈原厌恶的艾草纪念他？

那么有读者要反驳了，你说了这么多有啥用，老百姓心目中，端午就是来源于屈原。

是的，这就是科学证实的常识，干不过民众朴实的情感。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深入思考一下：自古以来拥有专属节日的古人屈指可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没这待遇，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固执地要用端午节纪念屈原？

历史的人物，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讨论。

春秋战国时期，有公子豢养门人上千，有猛士战场以一当百，有谋士一计胜天半子，有说客三寸不烂之舌，有苏秦张仪之流身负六国相印，有白起王翦之辈一剑灭国屠城，他们高谈阔论，他们封侯拜相，他们钟鸣鼎食，他们煊赫朝野……

而屈原，就像浊世中的清流，皆醉中的独醒，才华横溢的贵公子，却对家国无限热爱，宁可选择抱石沉江，也不叛国离乡。

在古人朴素的情感里，历史人物可以简单划分为“忠臣”和“奸臣”，屈原就是一个悲情的忠臣形象，极大唤醒了民众的同情心和爱国热情。

屈原之于端午，就像百姓之于国家，没有屈原，哪有端午，没有国，哪有家。

这就是端午节的精神内核——爱国主义。

清明可以遥寄，中秋可以离别，春节可以冷清，但唯独端午不能和屈原解绑，人可无我，不可无国。

03

端午节，是吉日还是恶日？

很遗憾，“端午恶日”这种观念，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举几个例子。

汉朝人对五月五日忌讳到什么程度呢？

端午那天会捉来猫头鹰熬汤喝，还取了个文艺的说法叫“食枭羹”，那天猫头鹰是倒了血霉了，只因为民间传说它是“报丧鸟”“害母的不孝之鸟”，隔壁乌鸦听了都流泪。

东晋时期，大将军王镇恶，前秦丞相王猛之孙，他就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的，父母忌讳五月五日生子克父害母，要把他过继给远方的亲戚，但爷爷王猛不舍得孙子，思前想后留了下来，但起名为“镇恶”，算是一种风险对冲机制了。

此外，古人还有五月不盖房、五月不搬家、五月不剃头的禁忌，官员还有“五月不赴任”的说法，据说“五月到官，至免不迁”……

“端午恶日”的背后，我们从古人的视角来剖析，其实就是五行阴阳的道理：端午过后，阴阳转换，昼短夜长，阴盛阳衰，五月五日之后世间阳气减少，就会吸走长辈的阳寿。

端午大凶的证据还有，古人喜欢在五月五日这天锻造兵器、制作镜子。

王粲的《刀铭》记载：“相时阴阳，制兹利兵。”，兵器是大凶之物，赶在大凶之日制造，那是凶上加凶，天地造化，绝世神兵，buff都叠满了。

清代顾蔼吉所著的《隶辨》“元嘉刀铭”记载“元嘉四年五月丙午日，造此铜官刀，长四尺二寸，宜侯王，大吉羊”；

1974年山东苍山出土的一把东汉铁刀，刀身镌刻的错金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看到没，几乎都是五月五日铸造的兵器。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早期，铜镜被古人视为不祥之物，因为镜子能“照出人的魂魄”，甚至可以通灵，比如东方的照妖镜、西方的魔镜的说法。

笔者小时候农村还有人在门框上放置镜子，为的就是把自己灾祸挡回去，或者转移邻居的风水。

说到端午，就不能不提到毒物、驱虫、毒药等等，比如有些地方有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其实也是中医的“因时治病”思想。

古人认为“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而什么时候的病，就要用什么时候的药，所谓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端午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火气最旺的日子，当然是炼制最阳性的、火性的中药最好的日子，甚至精确到这一天的几点：《荆楚岁时记》记载“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

在古人眼里，端午节的艾草可以通神，它燃起的袅袅烟气，能够驱邪祛秽治病，例如三月艾适合入药，五月艾用以驱邪，《续博物志》记载，端午那天用腌制的艾叶包馄饨，吃了能斩杀一切鬼气邪祟，脏东西离你远远的。

艾草是植物，古人入药，动物也是常客，尤其是蜈蚣、蛇、壁虎、守宫（蜥蜴）、蟾蜍这一类“五毒”。

比如在端午这天采蛇胆或取蟾酥，在阴阳中属至阳之日的至阳之物，用这份“火”和“阳”以毒攻毒治疗大病。

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古人的迷信。

事实上古人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已，蛇毒除湿驱毒治疗风痹，蟾蜍毒作为中药材对于皮肤病有效，艾草性温味苦辛，归肝脾肾经，祛湿散寒安神助眠，例如现代人的艾灸，都是中医以毒攻毒的思想智慧。

最后，端午大凶之日的说法，也与古代瘟疫有关。

在缺乏有效隔离和防护手段的古人眼里，“疫病猛于虎”，尤其在水灾、旱灾、蝗灾、兵灾之年，一个烈性传染病、急性传染病能轻易毁灭一座城。

1643年8月到12月间的明末大鼠疫，京城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因为不理解病毒原理，古人认为大瘟疫是来自上天的可怕力量，于是创造了祭祀瘟神的仪式，祈祷能送走瘟病。

传说中的瘟神有五位：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一个科长四个科员的配置。

他们原是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到地上为五瘟，因为人间作孽，代天“行时病”。

从隋唐开始，祭祀瘟神的日子就定在了五月初五，也是因为“重五”暗合五行：显圣将军春瘟张元伯穿青袍，显应将军夏瘟刘元达穿红袍，感应将军秋瘟赵公明穿白袍，感成将军冬瘟钟士贵穿黑袍，感威将军总管中瘟史文业穿黄袍。

“青”对“木”，青色多入肝；“红”对“火”，赤色多入心；“黄”对“土”，黄色多入脾；“白”对“金”，白色多入肺；“黑”对“水”，黑色多入肾。

五色、五行、五脏，一一对应，又在五月五日，这就是古人对端午的复杂感情，一个相当重要，但又相当不愿靠近的日子，敬而远之，远而避之。

你不要过来呀！

但如果单纯以为“古人拿这个恶月恶日没办法”，就小瞧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了。

所谓阴阳调和，你看看八卦图，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奇门八卦，生门死门，都不是写死的，而是可以变化甚至对调的。

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古人就讲究一个“福祸相依，逢凶化吉”，怎么对付大凶之日呢？

就是虔诚的祭祀仪式和灵活的替代思路。

比如端午“赛龙舟”一定程度上就是祭祀水神，渴望风调雨顺，比如系五彩绳，五色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迷惑蛇虫；比如燃烧朱砂和鸡血的纸人，就是通过纸人替代活人，来承受灾厄或转移病情。

这就是古人的聪明和可爱之处，瞒天也敬天，爱神更爱己。

因此，端午也可以是个很快乐的日子，想说端午快乐就说，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听专家的这禁忌那讲究的累不累，想怎么快乐就怎么快乐，否则岂不是辜负了老祖宗的一番苦心。

结语：

本文详细探讨了端午的起源与联系，是想让更多人理解，端午节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而不是简简单单“放三天假”的节日，放假是为了不忘文化传统，而不是创造个节日用来放假，否则这就太肤浅太可悲了些。

端午的起源，既有农耕文明时代先民对自然的探秘，也有阴阳五行思想下对时序祭祀的敬重，但我想更多的是端午与屈原爱国主义的薪火传承。

最后，对于端午，我觉得已无需着墨太多，愿用闻一多先生的《人民的诗人——屈原》结尾：

人民愿意把一个古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

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致敬屈原，致敬人民，更祝福你，快乐安康！

来源：橘子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