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
毛泽东同志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
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棋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
走出农家屋场，关注天下兴亡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香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16岁，才得以读完六年私整。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瓣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
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干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种自由行为，二十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费的省立第一师范。
贯通中西文化，却从不坐而论道
从1913年到1918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杜会科学为主。在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学、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脸、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一万二千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批语和文章中(发表于《新青年》的长文《体育之研究》),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的优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这些方面，说明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谭嗣同和杨昌济都弘扬“心之力”的作用，毛泽东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一百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舍我其谁”观念，似乎贯穿他一生。
毛泽东当年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来自他年青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度；自然界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看来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思想。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兄弟、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十五六人，都深受杨晶济老师影响，再加上校外好友罗章龙，他们都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达到这种目的?他们感到急待讨论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1915年到1917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1978年毛泽东毕业前夕的四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0年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三十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1918年初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上述情况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有两个方面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巨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自已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
初识马克思主义，“东风”就不断压倒“西风”
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十多个会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了，他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并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间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新的曙光，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自己共写了大小四十来篇文章，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发生了影响。这个刊物被封闭之后，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旧社会，鼓吹新思想的文章。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办事情，研究问题，都要“路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事实和真理”;要敢于“狂妄”,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宜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己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
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幻想“呼声革命",“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呼声革命”与“阶级战争”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到西风”的作用。
取“阶级斗争”四个字，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出湖南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出校的学生和全省人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他利用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1920年4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到的，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是毫无疑义的。《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纲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书中加深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信仰。
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在译本序言中说：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看来蔡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例如书中说：“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蔡序所说的稳健派，其实就是费边派。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大约就如同英国工党的政府和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苦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这些同马克思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极大差别的。看来，毛泽东只是从这本书中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引起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他自己说的是“1920年夏天”或“1920年”。现在许多党史研究者，对这个具体时间有几种不同意见，上限有1920年夏天，下限是1921年初。我认为这都关系不大，笼统地说一个“1920年”也是合理的。
毛泽东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了湖南形势和建团、建党问题之后，1920年7月回到长沙。随即参加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是一次藉谭延阎打的“湖南自治”的招牌，开展以全体人民为主的民主运动，想让湖南从此脱离北洋政府的控制，“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今后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他为此在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在长沙领导了一系列活动。运动虽无结果，但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面目(“在老虎口里讨不出碎肉”),锻炼了自己的队伍，还交结了广泛的朋友，新民学会增加了许多新的会员，也清除了几个消极不良分子。那时马克思的原著介绍到中国来的还很少，而一些号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并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介绍，其中错误还很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只能是很初步的、不系统的。因此，那些文章中也还有些模糊的甚至相当混乱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年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反映在新民学会的两次会议上。1920年6月，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14人，在巴黎近郊开了五天会，主要讨论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如何进行。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另外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的温和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和平的无政府论，以改良资本主义。会后蔡和森将讨论情况和自己的坚决主张，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由于信收到很迟，1920年12月1日，毛才写了一封长的复信。他坚决支持蔡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而根本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信中藉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说，其观点正同萧子升的相似，以透彻说明必须用俄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教育的权利；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不过帮资本家的忙而已。
1921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陈章甫、易礼容、熊瑾环等18人，接连开了三天会，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介绍了巴黎开会的情况，还谈到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派别。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已见。讨论结果一如巴黎，大多数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用俄式革命、阶级专政的急进方法；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便利公开活动，进行研究、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已办文化书社、通俗报外，还要兴办夜校、编译社、讲演团等社会事业。在1920年同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不断说到大家要作主义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1921年1月下旬，毛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建党的情况时，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从1920年到1921年1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贵任感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贵任感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了俄国式的革命。克思和列宁，知道了俄国式的革命。
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会战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会战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范畴的应用。一范畴的应用。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