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教材封面上的儿童形象体现了中国教育、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儿童总是以成人的附属形象出现，被成年人所主宰，接受着成人对于儿童意志和身体的支配。“少年老成”这一类用语常常成为夸奖儿童遵守成年人礼仪规范，束缚自身天性的词汇。传统儿童缺少彰

民国教材封面上的儿童形象体现了中国教育、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儿童总是以成人的附属形象出现，被成年人所主宰，接受着成人对于儿童意志和身体的支配。“少年老成”这一类用语常常成为夸奖儿童遵守成年人礼仪规范，束缚自身天性的词汇。传统儿童缺少彰显自身活泼天性的服装，常常身着小号成人服装，以“小大人”形象示人。在教育方面，广大女性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出现，及至民国各种新学校的设立以及现代教育思想的传播，社会对儿童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儿童本位”的思想传播开来，女子教育逐渐被社会重视，新式童服相继出现，学校里也有了特制的学生校服。在民国教材封面上人们可以看到现实中儿童生活、儿童形象方面的变化。以下从儿童校服、新式儿童服饰、女童形象三个方面来解析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形象的时代内涵。

新教育体制与儿童校服

历史中的特定服装常常作为区分阶层与身份的工具，校服是区别学生特定身份的符号。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要求其学生着青衣青帽。在宋、元、金、明等朝代，文人群体中出现了用不同式样的头巾来表明身份的做法，如程子巾、东坡巾、逍遥巾等，到明朝出现了进士服（图1）、儒士服等专门服饰。校服概念在中国的出现与流行伴随着晚清各类教会学校的出现，由国外传入，之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校服。

图1 明朝进士服

图2 英国教会学校蓝制服

制式校服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英国中世纪初期的教会学校出现了最早的校服，历史上出现过一些较为知名的校服，如“蓝制服”（Bluecoat Uniform）、伊顿服（The Eton Suit）、童子军服（Scoat Uniform）等。晚清的一些新式学堂为学生准备统一的服装，是我国学校校服的开端。清末留学西方和日本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穿西式服装的潮流。留日学生带回国内的学生装受到国内学生和进步青年的追捧，这种日式学生装是明治维新时期以西式陆军服为基础改进而成，风格简洁，颜色多以深色为主（图3）。

民国的校服与民国新的教育体制相伴随。1912年民国成立后，在推出《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政策法规的同时，民国元年九月教育部通过了《学校制服规程令》，在款式、色彩、裁剪等方面对制服（校服）提出了规定。“男学生制服形式，与通用之操服同。”此处“操服”即军队进行军事锻炼时的服装，有军装的特点。“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此处的“常服”即传统的袄裙装。在颜色方面，“寒季制服用黑色或蓝色”“暑季制服用白色或灰色”“一校中不得用两色”。关于服装原料，规定“制服质料，以本国制造品之坚固朴素者为主”，主张使用国货。[1]

图3 绘画作品中的日式学生装

图4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留影

图5 传统袄裙装

伴随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传统女装样式也迎来了改变。相比传统袄裙，新款式仍为上衣下裳的形制，但衣长和裙长均有缩短。袖口宽大、露出小臂，俗称“倒大袖”；“月牙”（即圆弧型）衣摆至自然腰线附近，过去的马面裙变成宽摆的筒状褶裙。[2] 这种改良款被称之为“文明新装”（图6），深受当时女学生的追捧，一定程度上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文化符号。

图6 民国时期的文明新装

图7 民国教育部《学生制服规程》图示1

图8 民国教育部《学生制服规程》图示2

民国十八年二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学生制服规程》，并以图示方式规定着装范式。其中指出高级小学及高、中等以上学校女生之制服“衣分长袍及短衫式两种(短衫须用裙)，但须全校一律”，无论是长袍还是裙“长达膝与踝之中点”。[2] 如图中上方两行为小学男生制服，含冬夏衣裤以及帽子、外套等。第三行为女生冬夏衣，其余与男生相同。图8中的上方两行为中等学校学生制服，下部为专门学校以上更高层次学校制服。民国新式校服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标志，表达了时代对于教育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热切渴求。

在民国中小学教材的封面上常常可以见到身着校服的儿童形象。在这些封面中，身着校服的儿童常常置于教室、校园、上下学途中等场景中。儿童穿的校服大方合体，符合场景及儿童身体发育特点，简洁而活泼。儿童形象往往处于封面的视觉中心，封面图像以单色居多，也有少量彩色。

图9 《标准英语》1935

图10 《大众英语读本》1947

世界书局于1935年出版的《标准英语（初中使用）》（图9，林汉达编著，庞亦鹏绘图），其图像位于教材封面的中下方，图中有男童女童两个人物，并配有雨伞、书包等随身物品，图像以简洁的手法表现了雨中二人共同撑伞的场景。该书为英语教材，因此在汉语“标准英语”的正上方可见到相应的英文。从图中可以看到，女童身着改良式旗袍，穿长筒袜，身体右侧挎单肩书包。男童身穿与《学生制服规程》图录相似的校服，上身着翻领长袖夏装，下身着制式短裤，同样是长筒袜，配皮鞋。图中的儿童服装，特别是男童的校服是民国现代新式教育风貌的展现。

由大众书局1947再版的《大众英文读本》（图10，储紘编著），该书封面构图与图9相似，同样采用节省成本、降低书价的单色印刷。在封面整体构图上，儿童图像处于画面的中心部位，有两男一女三个人物。两男童一大一小，均身着长袖翻领上衣、下身短裤的校服夏装样式，女童则身着文明新装，留着具有时代特征的短发。三人都斜挎书包，并将其置于身体左侧。画面通过男女儿童结伴上学的场景表达出时代前进的脚步。

图11 《新编童子军高级课程》1935

图12 民国童子军合照

图11是二二五童子军画报用品社于1935年出版的《新编童子军高级课程》（范曉六编写）。可以看到，该教材采用了彩色印刷，整体以明黄为底色，以彩绸状及三叶草状对话框对社名及其他信息进行了装饰。在封面上，儿童形象整体占比较大，以人物肩抗的旗帜构成对角线式构图。画面中有三名儿童，表现手法有西方绘画特点，人物结构明确、画风扎实。图中儿童身着童子军装，系着红色领巾，头戴大檐帽，身背大号背包。从表情、神态以及肢体动作看，这些儿童情绪饱满，面带笑容，整体形象积极昂扬，与明黄色的背景形成呼应，契合童子军应有的精神状态。

童子军是对适龄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始创于英国，其目的是为了强健青年体质。国民政府时期推行军事化训练，将其作为训育的组成部分，以管理军队的方式管理学生。由中央开始推行的童子军运动促使1930年在中小学内增设了童子军课程，并使童子军服（图12）成为了低龄学生的校服。

图11中身穿童子军装的儿童以及明亮的画面散发着活力，其形象对观者形成积极向上的暗示。创办童子军旨在强壮民国儿童身体，健全体格，期望通过儿童的军事化教育达到强军强国的目的。因而童子军装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服装样式，而与民国时期中国半殖民地的特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蕴含着抵御外敌，保卫国家的现实性内涵。该图像巧妙地将儿童神态动作与着装、画面色彩以及时代内涵融为了一体。

儿童本位与新式儿童服饰

儿童本位观即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与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包括儿童教育在内的儿童生活应从儿童出发，以儿童为中心，将儿童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种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观点，在中国社会被接受不过短短百年。

封建社会中儿童衣着服饰多是社会和家长意识观念的映射。儿童服装多为成人服装的缩小版，并未考虑儿童的特定身心需求。当儿童成为成人的附属时，儿童服饰彰显其所有人的阶层、地位这一目的常常被放在需求的首位。

图13 清末富家儿童着装

在图13中可以看到儿童被父母打扮为成人的模样。立于后排的两名男童，一人身着清朝的朝服，胸前缀有补子，并佩戴朝珠，分明是当时朝堂上的官员形象，而另一名男童与前排三名女童同样以成人衣着的形象出现。民国刊物《长寿》曾对当时旧式儿童服装有过这样的描述:“婴儿刚出母胎，母亲就用‘蜡蠋包’将他包裹起来。无论手呀脚呀，一股脑儿捆在里面，好像一根棒儿似的。长些了，体面的父母就给他装成和爸爸妈妈一模一样，长袍儿、短褂子、瓜皮小帽儿，活像缩小的小老人。长旗袍，或短袄玄裙子，活像缩小的小妇人。”[3]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美国学者杜威（John·Dewey）的“儿童中心”思想及各类儿童本位著作传入中国。1919年，杜威受邀来到中国，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杜威提出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活动应围绕儿童展开，儿童的天性应被尊重。杜威的思想在中国传播甚广，他曾于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年在中国多地讲学（图14），由胡适担任翻译，他的思想对胡适、朱经农、蒋梦麟、郭秉文等教育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14 1919-1921年间杜威来华讲学留影

儿童服饰作为儿童本位观的外在体现成为儿童观念革新的靶点。民国教育家俞子夷曾谈到：“小孩子的衣，尺寸总是合他身体的长短大小做的。要是硬叫小孩子穿父母的衣服，不将被人当做疯子！新法更主张孩子衣服的式样要和成人不同，孩子正在生长旺盛时期，衣服宜宽大，连带子也不宜系得紧，这等‘儿童本位’的穿衣谁也不加反对。”[4]

在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各类新式童装逐渐走向台前。民国时期，投放商品广告十分流行，这些广告中常有儿童服饰商品。1929年7月登在《申报》上的惠罗公司广告（图15）中，可以看到女童连衣裙、灯笼裤、男童皮鞋、外套等商品。三友实业于1931年5月1日刊发于《申报》的广告(图16)是专门的新式儿童服饰广告，其中可以发现该公司将“行动便利、柔软舒适”作为主要卖点进行宣传。

图15 《申报》惠罗公司广告

图

在民国教材封面中有许多身着新式服装的儿童形象。儿童本位思想在这一时期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形成了对儿童定位和儿童教育发展的现代认知。

图17 《初级音乐教材》1947

图18 《小学唱游教材》年代不详

春明书店于1947年出版的《初级音乐教材》在封面上对儿童新式服饰有清晰地描绘（图17）。该教材封面最上端为五线谱，以跳动的音符及红色底色表现热情与开朗。图像处于封面下方，画面中有男女童各一名。女童穿翻领短裙，裙装上下两色，上为浅红色，下为白底搭配红色碎花。连衣裙等连体服饰满足了儿童的实际需求，从实用功能、便捷性、活动自然等方面进行设计，以满足儿童身心发展。

画面中的男童身穿翻领短袖衬衫，上有红色竖线条纹，下身穿短裤，脚穿黑色皮鞋配浅红色长筒袜。两名儿童肢体动作活泼，伴随着音乐蹦蹦跳跳，表现出儿童活泼不羁的天性。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是对儿童“少年老成”标准的否定，强调了儿童的活泼天性，期待以天性的开放促进学生能力和创造力的全面发展。

南光书店出版的用于低中年级及幼稚园的《小学唱游教材》封面（图18），采用了彩色印刷，上下皆有五线谱出现。儿童形象置于椭圆形框内，左侧女童的脚稍有出框，让一丝勃勃生机外露，赋予封面活泼流动之气。画面上有两女一男儿童，两名女童上身着翻领灯笼袖短款衬衫，前胸缀有色彩鲜艳的条状装饰，下身的短裙长及膝上。左侧女童裙图案为红白棋盘格，右侧女童裙为红底配白色波点，两人均以长筒袜搭配皮鞋。男童上身穿浅红色方格短袖翻领衬衫，下身着黑色短裤，脚上亦穿长筒袜配棕色皮鞋。儿童形象背景为浅蓝色，以几笔留白表现出儿童行走在户外小路上。

该封面上的女童裙装反映出民国新式童装的儿童本位设计。女童裙装都在膝盖以上，说明童装不再是成人服装的缩小版，而是将儿童的需求作为目标，这是对儿童本位观的践行。这些短衣短裤及连体衣裙等符合儿童天性、便于活动的装束的流行映射出主流社会对儿童本位这一现代儿童观的认同与接受。

女子教育与女童形象

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法得到正规教育，清晚这种情况开始转变。至民国时期，女子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至唐宋已基本完善，明清时期逐渐走向没落。在长期的体制教育中，教育的接受对象基本为男性，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形式的女子教育，但都无法走上历史前台。

图19 秦始皇出巡刻石

秦汉时期的女子教育多为贞洁观教育。秦始皇曾留下宣扬贞节的刻石：“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5] 就此开启了以国家名义褒奖守节之妇的先河。在汉代，对女性地位有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封建观念逐渐形成。“三从四德”观念深深影响了之后历史中的女性生活与女子教育，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其影响。

唐代在后宫中设立了女子教育，但只限于后宫中的极少数女性，与绝大多数普通女性无缘。宋时随着理学被推崇，存天理，灭人欲，女子贞洁观不仅为朝廷与理学家所倡导，也被普通民众认同。据统计，自元代以上，有传的节烈女子，以《宋史》为最多，共有55人，远远盖乎以前诸代。[6]85

明朝时期女子贞节观进一步加强，将贞节教育放在第一位，认为女子有才学会对家庭、社会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6]108 晚清时期女子教育逐渐迎来改变，各类教会学校的开办，为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提供了启蒙和借鉴。

图20 林徽因等在教会创办的北京培华女子中学

在教会女子学校的影响下，中国教育家意识到了女子教育的意义，于1898年成立了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女校“经正女学”，此后一批非官方女子学校在全国陆续兴办起来。在社会压力之下，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设立了女子学校，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实行，形成了女子学校规格以及章程制度。[6]212 这些女子教育虽仍具有封建女子教育的特点，但对于女子教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912年民国建立，女子教育迎来了革新巨变期。同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规定了“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以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6]240 以上两份文件在民国始立之时开宗明义，体现了鲜明的男女平等的现代教育思想。

图21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五四运动中的女学生形象

五四运动时期女子教育迎来了进一步发展。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1919年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6]278 五四运动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教师开始批判传统封建礼教思想，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大钊曾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授女权运动史，并与中国时局相联系，鼓励通过改变社会来争取女性解放。在全国各地小学已实施男女同校、高等学校亦招收女生的背景下，中学是否男女同校成为守旧顽固派与进步人士斗争的新战场。教育家舒新城曾说：“男女隔绝的社会习惯，在工商业社会之下，终于不能永久保存，终于要打破，则小学与大学既经打破，中学何以不可打破。”[6]288 终至1927年中学男女同校被教育部正式认可。

图22 1923年冰心前往美国留学

女子教育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二者互相成就。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最早发起于法国，近代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直至民国渐成潮流。晚清及民国的女革命家及进步人士，如秋瑾、唐群英等人倡导女子肩负起社会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与有责焉。”[7]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子解放运动迎来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冰心、丁玲、张爱玲等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女性作家，她们通过自身的经历及作品参与到这一时期女性解放及女性教育的浪潮之中。

在民国教材封面中体现女子现代教育的女学生形象十分突出。很多教材封面以女生形象作为封面图像主体，场景多为读书学习、上下学途中，整体氛围积极向上，表现了少年儿童，特别是女学生的时代形象。

图23 《新公民》1934

图24 《算术课本》1948

中华书局于1934年出版的《新公民》（图23）封面上，男女学生穿着朴素大方，与社会对于新公民的要求相符。儿童形象位于封面中下部，儿童背景为一圆形图案，既可衬托人物，亦可理解为旭日初升的隐喻，喻指如朝阳一般的新公民。画面中男女学生左侧斜背单肩书包，二人正向远方招手致意。二人中女学生处于画面前端，突出了其人物形象。女学生留齐耳短发，上衣似文明新装，以格子纹作为图案装饰。她将左手置于书包上，形成一种视觉引导，突出了其学生形象。当初教会女子学校进入中国时，学生的招收是学校创办中的一大难题，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社会大众普遍轻视女子教育。随着社会进步与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从最初女子学校的出现，至后来男女同校同学成为常态，女子教育逐渐被社会接受，女子教育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坚实支撑。该封面上文静可爱的女学生形象传达出现代女子教育的时代信息。

南光书店于1948年出版的高级小学《算术课本》封面同样体现了民国女学生的形象（图24）。封面上端的条形装饰带上有加减乘除的算式符号，呼应了算术课本的主题。儿童形象出现在画面的中下部，儿童背后以密集竖线构成三角形背景，昭示了教材的主题。封面中女学生留长度及耳的打卷短发，上身穿条纹交织的格子上衣，男学生上身穿横条纹毛衣，下身着黑色裤装。女童坐于桌旁，右手持粉笔在小黑板上进行计算，男童直立倾向女童，好似在商讨问题，桌面上可以看到刻印着加减乘除符号的立方体教具。

从该封面的图像可以看出，计算活动是由女童作为主体执笔进行计算操作，男童辅助，从侧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女子地位的提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影响下，高等教育中男女同校逐渐放开，中学男女同校也在1927年被认可。将1930—1931年与1929—1930年度作对比，前一时间段中全国中学生中女生数量增加了23777人。[6]313 封面中男女生共同学习的场景表现出对男女同校同学的肯定，反映出民国时期男女平等，开放女性教育的现代性内涵，体现了现代教育对于社会进步与现代转型的推动。

图25 《树居人》1948

1948年由北新书店出版的小学中级常识课本《树居人》（图25，钱达之编）封面为彩色印刷，人像位于封面右下角的矩形框内。封面的左右两边有黄黑色折叠图形，右下角人像以大面积鲜明色块作为画面主要构成。女童坐于草地上，身着点缀红色圆点的鹅黄色连衣裙，怀抱大开本书籍在认真阅读，有白兔绘于书籍封面上，画面呈现出安静祥和的学习氛围。女童手中的书籍非传统线装书，而是西式书籍，展示了已改变传统装帧形式的民国书籍形态。正在享受书籍阅读乐趣的女童是现代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进步的受益者，是民国女子教育的一个象征。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 刘琦.校园成长记忆-中国校服百年概貌[J].装饰, 2015(06):33-37.

[3] 葛石熊.育儿常识(上篇) :卫生问题(儿童服装问题) [J].长寿, 1935(04):25-28.

[4] 俞子夷.“儿童本位”浅释[J].教师之友, 1935(01).

[5]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85,108，

[7] 邓红，刘海霞.觉醒：民国“新女性”婚姻家庭观之嬗变[J].河北大学学报, 2007(02) :86-90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