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碟中谍》系列终结，昨天我们回顾了这个系列的三十年漫长历史，它和世界政治、文化、科技的互动关系，今天想来谈谈这个系列最核心的人物——演员汤姆·克鲁斯。
文｜莫小仙贝
《碟中谍》系列终结，昨天我们回顾了这个系列的三十年漫长历史，它和世界政治、文化、科技的互动关系，今天想来谈谈这个系列最核心的人物——演员汤姆·克鲁斯。
克鲁斯出道四十多年来，他不仅是一名演员，持续带来复杂且不断演变的银幕形象，他更作为一种文化「图腾」，代表了好莱坞的全球影响力，代表电影这种媒体超越凡俗生活的魅力。
克鲁斯在影坛的初步亮相，是通过在《无尽的爱》和《熄灯号》中的小角色获得的。
随后，他在《局外人》《步步登天》以及《失贞记》等影片中，作为崛起的新一代青年演员群体的一员崭露头角。
真正让克鲁斯声名鹊起的是1983年的影片《乖仔也疯狂》。他所饰演的乔尔·古德森是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青少年，这个角色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符号，尤其是那段伴随着鲍勃·塞格的歌曲「Old Time Rock and Roll」的标志性舞蹈场景。这部电影捕捉了里根时代的物质主义和青少年的焦虑情绪，并为克鲁斯赢得了他首个金球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接下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托尼·斯科特执导的《壮志凌云》在全球获得了3.5亿美元的票房，帮助克鲁斯成为全球超级巨星和性感偶像。片中「独行侠」马弗里克这一角色，体现了一种富有魅力、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英雄形象，反映了80年代美国民间普遍的爱国主义热情。
众所周知，该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海军的征兵工作。影片与五角大楼的合作，以及使用虚构的「米格-28」(MiG-28) 战斗机作为对手，凸显了好莱坞与美国军事形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金钱本色》中，克鲁斯与保罗·纽曼搭档，这个角色展现了他与知名电影制作人和演员合作的雄心，也让他首次赢得了评论界的尊重。同时期的《雨人》是一部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商业上都取得巨大成功的影片，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克鲁斯对查理·巴比特这一角色的塑造，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戏剧张力和日趋成熟的演技。这部电影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自闭症的认知。
而在1989年的《生于七月四日》中，克鲁斯对半身瘫痪的越战老兵朗·科维克的颠覆性演绎为他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一座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奖杯，以及他的第一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影片深刻描绘了战后创伤与社会活动，其影响力巨大，科维克本人甚至将自己的铜星勋章赠予克鲁斯以表彰其表演。
综合来看，克鲁斯在1980年代的职业轨迹显示出一种深思熟虑的平衡，即在商业上定义其形象的角色（如《乖仔也疯狂》《壮志凌云》）与和知名导演及演员合作的声望项目（如《金钱本色》《雨人》《生于七月四日》）之间寻求发展。
这种策略选择早期便为其票房号召力和作为严肃演员的信誉奠定了坚实基础。《乖仔也疯狂》和《壮志凌云》将他塑造为富有魅力的明星和性感象征，而与斯科塞斯、莱文森、斯通等导演以及纽曼、霍夫曼等演员的合作，则通过《生于七月四日》等影片为他赢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提名等重要荣誉。
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使他避免了仅仅被定型为青春偶像或动作英雄，拓宽了他的吸引力并增强了其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这种早期在商业成功与艺术信誉之间取得平衡的策略，以不同形式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90年代后，克鲁斯进一步成长好莱坞一线巨星。《义海雄风》《糖衣陷阱》《夜访吸血鬼》相继成功，巩固了他在剧情惊悚片领域的票房保证地位。
1996年，真正改写克鲁斯命运的时刻来了。
《碟中谍》问世，这不仅是克鲁斯饰演伊森·亨特的开端，也是他与葆拉·瓦格纳共同创立的克鲁斯/瓦格纳制片公司的首部作品，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转变，赋予了他更大的创作和财务控制权。这部影片票房大获成功，奠定了一个持久且定义克鲁斯职业生涯的系列电影。
在饰演亨特的同时，他没有放弃出现在其他知名导演的作品中，其中有一些是相当重要的作者导演、艺术电影导演。
比如在《甜心先生》中，克鲁斯饰演一位经历道德转变的体育经纪人，这一角色深入人心。他获得其第二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影片中的经典台词（「Show me the money!」、「You complete me」、「You had me at hello」）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克鲁斯在90年代末期努力寻求与知名艺术片导演合作。他与斯坦利·库布里克合作了备受期待的复杂情色伦理片《大开眼戒》，与当时的妻子妮可·基德曼共同主演。
同年，他在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执导的《木兰花》中饰演的配角弗兰克·T·J·麦基广受好评，为他赢得了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和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1990年代标志着克鲁斯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演员和强大的制片人，在战略上巩固了他的权力。他愿意与著名导演合作，挑战多样化且富有挑战性的角色，同时推出自己的主要系列电影，这表明他有雄心在大多数明星难以企及的程度上掌控自己的职业轨迹和艺术产出。
他饰演了各种角色：律师、体育经纪人，还有一些道德复杂的角色。他与雷纳、波拉克、乔丹、德·帕尔玛、克劳、库布里克、P.T.安德森等备受推崇的导演合作。作为制片人，他推出了《碟中谍》系列，获得了巨大的创作和财务控制权，这一举措将定义他后来的职业生涯。
21世纪，克鲁斯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动作巨星的地位。《碟中谍》每隔三四年推出一部，延续该系列的成功，克鲁斯也因亲自完成高难度特技而闻名。
这期间，他还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合作了《少数派报告》和《世界大战》，这都是本世纪初重要的科幻大片。《少数派报告》探讨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以及预防性政府等主题。年代动作剧情片《最后的武士》为他赢得了金球奖提名。在《借刀杀人》中，他饰演了一名冷酷的反派杀手，其黑暗角色广受好评。文森特这个角色探讨了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主题。
然而，就在克鲁斯攀上生涯巅峰的时刻，公关危机也终于降临。
2005年5月，在宣传《世界大战》期间，克鲁斯在《奥普拉·温弗瑞秀》上因向凯蒂·霍尔姆斯表白爱意而兴奋地跳上沙发的行为，成为病毒式传播的媒体事件，遭到广泛模仿和嘲讽，标志着其公众形象的转变和审查的加剧。
同年6月，他在《今日秀》接受马特·劳尔采访时，就精神病学和抗抑郁药物发表了对抗性言论，这些言论与山达基教教义相符，引发了公众和医学界的广泛批评，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公众形象。
媒体报道强调，他与长期公关Pat Kingsley分道扬镳，并聘请了同为山达基教徒的姐姐担任公关，而这些公开发飙行为正发生于此期间。2006年，派拉蒙影业终止了与克鲁斯/瓦格纳制片公司的合作，维亚康姆主席萨姆纳·雷石东指出克鲁斯「近期的行为」以及《碟中谍3》票房不佳是解约原因。据报道，他的Q评分（名人、品牌或公司对公众的吸引力指标）下降了40%。
2000年代是克鲁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矛盾时期：尽管他在动作片和科幻片领域的票房号召力依然巨大，但由于他日益公开地宣传山达基教以及备受争议的个人行为，其公众形象遭受重创。
这迫使他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形象管理进行调整，并对自己的信仰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公开态度，这表明即使是巨大的明星影响力，在面临与个人信仰相关的持续负面公众认知时也有其局限性。他后来塑造的「电影救世主」形象，可以看作是成功地将叙事焦点转回其职业奉献精神的努力。
2010年代，克鲁斯凭借《碟中谍》系列电影继续其在全球动作片领域的统治地位。该系列的每一部影片均获得全球成功，克鲁斯在片中不断挑战极限的特技表演成为其标志。他还主演了《侠探杰克》及其续集《侠探杰克：永不回头》
在科幻/动作领域，他主演了《遗落战境》和《明日边缘》。《明日边缘》因其巧妙的设定和克鲁斯的喜剧表演而受到称赞。2017年的《美国制造》则讲述了毒贩兼CIA线人巴里·希尔的真实故事，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阴暗面。
近年来，克鲁斯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王牌系列上，几乎不再出演别的电影。除了《碟中谍》系列，他还出演了《壮志凌云：独行侠》。
影片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全球票房近15亿美元，成为克鲁斯迄今为止票房最高的电影。
影片探讨了传承、代际差异和英雄主义怀旧等主题，常被认为超越了原作，并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提名。该片被视为在疫情后拯救了好莱坞，拯救了电影院。
克鲁斯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的职业生涯，特点是战略性地强化其动作英雄形象和《碟中谍》品牌，同时精心塑造了「电影救世主」的公众形象。这使他得以维持甚至提升其全球巨星地位，通过专注于普世吸引力的奇观场面和对电影体验的执着，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之前的争议。
该怎么理解克鲁斯的众多银幕形象所体现的某些一致性？
容易发现，他的多数角色身上，都洋溢着美国文化所推崇的一些核心价值。像「独行侠」马弗里克和伊森·亨特这样的角色，展现了勇气、韧性，以及一种为了更大利益而挑战权威的特立独行精神。他的角色往往是独行侠或非传统的领导者，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非既定规则。
他随时强调一种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专业精神，以及对卓越效果的不懈追求，这构成了克鲁斯银幕上下的核心信条——银幕上是技艺高超的角色，银幕外则是对特技和电影制作的投入。这种职业道德是他经常被强调的核心特质。
克鲁斯的银幕男性气概也经历了显著的演变。
从1980年代《壮志凌云》和《乖仔也疯狂》中年轻、自信的魅力，到1990年代《甜心先生》《生于七月四日》《木兰花》中更为复杂、时而脆弱的戏剧性角色，再到《碟中谍》系列中那个能力超群、近乎坚不可摧但又受道德驱动的动作英雄。
他的伊森·亨特角色被描述为既有男子气概又「有点老派」，是「无伤大雅的积极男性气概的例子」。他愿意扮演反类型角色（如《夜访吸血鬼》中的莱斯特、《借刀杀人》中的文森特、《热带惊雷》中的莱斯·格罗斯曼），显示了他对银幕男性气概多方面的探索。
克鲁斯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表现出色，使他成为好莱坞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全球明星之一。特别是《碟中谍》系列，凭借其国际化的取景地和多元化的演员阵容，专为全球观众打造。
克鲁斯的电影，尤其是动作片，常常带有地缘政治的潜台词，反映或塑造了对美国实力和国际关系的认知。
首部《壮志凌云》反映了里根时代的爱国主义狂热，并在越战后帮助重塑了美军的形象。片中的敌人被模糊地编码为苏联式的对手（米格-28）。而《壮志凌云：独行侠》则刻意模糊了敌人的具体身份，以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吸引力，避免特定的地缘政治对抗。
尽管如此，影片仍然将美军描绘成无可置疑的正面形象，并遵守国际人道法，这可能受到了美国军方合作的影响。这两部电影都被视为美国海军强有力的（且成功的）征兵工具。克鲁斯因其通过电影数十年来对海军的宣传而获得了美国海军授予的最高平民荣誉。
《碟中谍》系列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侧重于某些广泛的焦虑（核威胁、生物武器、失控的人工智能），而非特定的地缘政治冲突。然而，该系列经常描绘美国情报机构（如IMF）在全球行动，有时手段在道德上模棱两可，反映了美国霸权和干预的主题。
后期的影片，特别是迈考利执导的几部，有时会批判美国机构内部错误的爱国主义或腐败。《碟中谍：致命清算》中的「实体」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间的不信任，反映了当代地缘政治的焦虑。
克鲁斯的银幕形象已从体现某种叛逆、个人主义的美国精神，演变为代表一种更全球化、几乎是超国家形式的英雄主义，尤其是在《碟中谍》系列中。
虽然他的角色常常含蓄地服务于美国利益，但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舞台上对抗跨国威胁，这使得他的英雄主义能够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所接受。
早期的角色如「独行侠」马弗里克明显具有美国特色，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里根时代的爱国主义紧密相连。
而《碟中谍》系列电影，虽然起源于一个美国机构，但其特点是国际化的取景地、多元化的团队以及全球性的威胁（人工智能、流氓特工、辛迪加组织）。
这种转变拓宽了影片的吸引力，超越了纯粹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为其全球票房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像《壮志凌云：独行侠》这样对敌人进行去特定化处理的影片，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向更少公开民族主义、更具普世性的英雄形象的趋势。
因此，他的形象已经适应了全球化电影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市场中，公开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限制吸引力。
克鲁斯电影中的地缘政治主题往往是为壮观的动作场面和个人英雄主义服务的背景，而不是进行深入的政治批判。
当批判存在时（例如，《美国制造》以及《碟中谍》系列中的一些情节），它通常集中于体制腐败或错误的政策，而不是对美国权力的根本性质提出挑战，从而保持了广泛的吸引力。
《壮志凌云》和《壮志凌云：独行侠》最终强化了美国军方的正面形象。《碟中谍》系列虽然有时会展示美国机构内部的流氓分子，但最终伊森·亨特总能拯救世界，而且往往得到美国机构的默许或最终支持。
《美国制造》通过一个富有魅力的反英雄视角批判了中情局的行动，但侧重于个人事迹。影片始终强调克鲁斯饰演的角色通过个人技能和决心来驾驭或克服这些地缘政治复杂性，而不是停留在系统性的批判上。
这使得这些电影能够在不疏远观众或变得过于政治化的情况下触及相关主题，这是它们在全球取得成功的关键。
下面说说备受争议的山达基教。
克鲁斯于1986年由其第一任妻子咪咪·罗杰斯介绍加入山达基教。他曾公开表示山达基教帮助他克服了阅读障碍，并逐渐成为该教最知名的倡导者之一。他曾被授予山达基教的自由勋章。
劳伦斯·赖特的著作《拨开迷雾：山达基、好莱坞和信仰囚笼》以及安德鲁·莫顿的传记等报告和书籍声称，克鲁斯在教内拥有高级别的影响力，甚至可能是「事实上的二号人物」。
山达基教否认了这些说法，称他只是一名「备受尊敬的教徒」。此外，还有指控称山达基教影响了他的个人关系、职业选择，甚至由教会领袖大卫·密斯凯维吉赠予他个人服务和定制物品作为礼物。
克鲁斯的婚姻生活，尤其是与山达基教的关系，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一任妻子咪咪·罗杰斯将克鲁斯引入山达基教。她后来暗示，事业上的影响和媒体的关注是他们婚姻破裂的部分原因。
妮可·基德曼和克鲁斯因拍摄《雷霆壮志》而相识。据称，山达基教领导层，特别是大卫·密斯凯维吉，视基德曼为「潜在麻烦来源」，并试图破坏他们的婚姻。
据报道，这包括对基德曼的电话进行窃听，山达基教对此予以否认。他们收养的孩子伊莎贝拉和康纳据报选择与克鲁斯一起生活并信奉山达基教，导致与基德曼的关系疏远。
克鲁斯和凯蒂·霍尔姆斯这段旋风式的恋情，以及他在奥普拉脱口秀上的「跳沙发」事件，都充满了公众的关注和议论。一些人猜测这段婚姻是由山达基教安排或深受其影响。
据广泛报道，霍尔姆斯提出离婚是为了保护女儿苏瑞免受山达基教更深层次的介入，特别是海洋机构。克鲁斯在一次庭审作证中承认，山达基教是离婚的因素之一。
有说法认为，苏瑞已不再信奉山达基教，克鲁斯与女儿已疏远多年，尽管根据离婚协议他仍支付其相关费用。
在经历了2000年代中期的争议以及与派拉蒙影业的分道扬镳后，克鲁斯对山达基教的公开言论变得明显更为谨慎。
他的事业随后出现反弹，尤其是在《碟中谍》系列和《壮志凌云：独行侠》的推动下，其形象重新聚焦于敬业的动作巨星和电影的捍卫者。
许多公众似乎已经「忘记」或不再优先关注山达基教的争议，转而欣赏他在电影方面持续的成功。
近年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称汤姆·克鲁斯是「最后一位电影巨星」，这种恭维的说法，也许是一种营销宣传，但它确实指出了随着当下明星制度的变化，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生成过去那种银幕巨星。
首先是传统电影公司的衰落以及以IP为驱动的系列电影的兴起，改变了「电影巨星」的定义。许多当代演员因特定角色或系列电影而闻名，而非凭借其独立的票房号召力。流媒体服务的出现进一步分化了观众，并改变了明星地位的建立和认知方式。
数十年来，克鲁斯一直是好莱坞最大、最稳定的票房保证之一，其电影的成功往往仅凭其名气便可带动。《壮志凌云：独行侠》的成功便是明证。他已经建立了一个超越单部电影的全球性个人品牌——「一部汤姆·克鲁斯的电影」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品质和奇观的保证。
同时克鲁斯是影院观影体验的积极倡导者，常坚持其电影在影院独家上映，并推崇IMAX等技术。据报道，在拍摄《碟中谍：致命清算》期间，他曾因摄制组人员违反新冠防疫规定而严厉斥责，强调整个行业都依赖这部电影的成功。
当然，很多人认为，克鲁斯之后的电影巨星大有其他人选，比如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而肖恩·潘则认为詹妮弗·劳伦斯才是最后一位真正的电影巨星。
围绕克鲁斯的「最后一位电影巨星」的争论，与其说是因为缺乏其他有才华或受欢迎的演员，不如说是好莱坞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克鲁斯代表了一种基于个人票房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旧式明星模式，这种模式日益受到IP驱动内容和多元化媒体格局的挑战。
他的「最后性」正是这种系统性变革的反映。好莱坞明星制度从制片厂控制的明星演变为更独立的演员，现在又演变为IP主导的系列电影。
克鲁斯在一个个人明星拥有更大独立影响力的时代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许多当代明星与特定的系列电影捆绑在一起（例如漫威电影宇宙的演员），可能不具备在各种类型电影中都拥有同样广泛的个人号召力。
所以，「最后一位电影巨星」的标签，与其说是对克鲁斯本人的评价，更像是对这个不断变化的行业的评论。
电影变了，电影明星也在变。
如果有一天，电影明星先于电影消失，那不会让我意外。
来源：虹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