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望初心，国际儿童节是为悼念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以及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为改善儿童的生活而设立的节日。

当我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应该关注些什么？

在目前儿童各项权益得到空前关注和保障的氛围下，本期《法治周末》把目光聚焦于让他们免于遭受各种侵害尤其是隐性和新型侵害，以及如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这两个层面。

我们不仅关注传统的儿童间的肢体冲突给孩子造成的创伤，更关注那些潜伏于校园生活的平静表象下，在互联网语境下出现的新型语言暴力、社交孤立、网络谣言等非肢体校园欺凌给儿童带来的伤害，并探讨如何界定和避免这些新型侵害。

我们不仅关注孩子的快乐，也关注为了给孩子带来快乐而倾其所有的家长，我们关注家长在让孩子快乐和让孩子成才之间的焦虑、纠结，也关注有的家长“自以为是”的付出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和负担，我们呼吁家长和社会尽量附身倾听，把关爱和呵护由成人世界的“一厢情愿”，转变为按需提供的“你情我愿”或者“雪中送炭”。

或许，当我们俯下身来，把目光投向儿童更深切、更多元、更现实、更迫切的需求，孩子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六一”的快乐和温暖。

一 非肢体校园欺凌：

隐匿在校园角落的“心理暴力”

视觉中国供图

在校园生活平静的表象下，一种“看不见伤痕”的欺凌正悄然蔓延。当我们聚焦肢体冲突时，语言暴力、社交孤立、网络谣言等非肢体校园欺凌，正以更隐蔽的方式侵蚀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些看似“玩笑”或“小矛盾”的行为，实则可能成为伴随一生的创伤源。

受访专家指出，非肢体校园欺凌不像肢体欺凌那样直观明显，其边界较为模糊，难以准确界定，导致学校、教师等在处理相关事件时面临困境，无法及时准确地认定欺凌行为。

网络空间的“狩猎游戏”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非肢体校园欺凌并非“新型”概念，却因网络技术发展呈现新形态。非肢体校园欺凌，主要是指区别于身体暴力等明显肢体冲突的欺凌形式，包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言语欺凌表现为辱骂、嘲讽、贬低等语言攻击；关系欺凌则是通过排斥、孤立等方式，破坏他人的社交关系；网络欺凌利用网络平台，传播谣言、恶毒评论等对他人进行伤害。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中学六名学生因在微信群内辱骂同学成为被告，被判担责。

“叮咚！您已被邀请加入‘品茶大会’微信群。”当小文得知这条消息时，并未意识到这个仅有11人的“半封闭”空间，即将成为针对她的恶意发酵场。

群主小辛建群后，频繁在对话框中发布：“小文就是个绿茶！”“她睡觉打呼像猪一样！”等辱骂、嘲讽的言论，其他群友不仅跟风“声援”，不时还有人发来P图制作丑化小文的表情包。

在“品茶大会”微信群中，小辛开始频繁发表辱骂、嘲讽、诋毁小文的言论。

偶然得知此事的小文，翻看着满屏的恶意留言，愤怒与委屈几乎将她淹没。最终，她鼓足勇气向学校反映了这一情况，而这场隐匿在社交软件中的非肢体欺凌，终于浮出了水面。

学校迅速展开调查，详细地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并对小辛等人作出了严重警告处分。同时，群内的11人也都被要求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发生类似行为。小文认为名誉权受损，将小辛及5名舍友诉至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

庭审中，小文表示，这些不当言论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还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小辛等6人辩称年少冲动、已认错。法院审理认定，六名被告却故意通过建立微信群并在群内发布侮辱、诽谤、诋毁原告的评论，各被告在群内互相附和、起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判令六被告书面赔礼道歉（内容需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将在媒体公布判决内容，费用由被告承担，同时赔偿小文维权开支6000元，因被告系未成年人，赔偿责任由法定代理人承担。

非肢体校园欺凌行为往往较为隐晦，不易被发现，可能导致受害者长期处于被欺凌的痛苦之中。

5月26日，南都湾财社联合卡游共同发布《预防校园欺凌社会认知度调查报告》。在问卷调查中，有效填写人次达1130人，调查结果显示，“社交排斥（如故意排挤、歧视排斥、造谣中伤）”被认为是欺凌行为的比例最高，占比67.43%；其次是“语言侮辱（如嘲讽、贬低、辱骂、起侮辱性绰号）”，占比50%；“肢体暴力（如推搡、殴打）”占比25.84%。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权益部兼职副部长、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西安分所主任方燕说：“新型校园欺凌，例如，言语暴力、社交孤立等，与传统校园欺凌相比更具隐蔽性、伪装性、持续性等特点，往往会给孩子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有些言语看似是‘玩笑’‘调侃’，却持续摧毁受害者的自尊心与安全感；故意排挤、孤立特定学生，拒绝与其交流、组队等，这种行为无形却有力，不仅损害受害者当下的身心健康，还可能成为伴随一生的‘发展阻力’。”方燕说。

从“隐形攻击”到“心理屠宰场”

近期，北京互联网法院的一起高中女生李小花（化名）遭遇了同班同学小丽因校园纠纷的报复，被造黄谣并在网络传播的案例引起广泛关注。

假期里，李小花收到同学发来的链接，点开后发现自己的微信个人信息页面截图、正面面部近照被制作成视频发布在网上，还配有“我嘴上长了小××”“快加我微信让你×”等黄谣内容，以及可能被误以为是“招嫖”的极端下流、低俗的文字。这些内容致使李小花惊恐愤怒，害怕面对老师和同学，陷入了极度的心理恐慌之中。李小花告知父母后，父母选择报警。经调查，是其同班同学小丽为报复李小花，通过小涛在某APP制作并上传了该黄谣视频，小丽还将其转发至朋友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原主任童小军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欺凌使非肢体暴力突破时空限制，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伤害难以消除。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谣言可能对受害者造成长期的心理创伤。受到网络欺凌的受害者短期可能导致受害者自卑、厌学，长期可能引发抑郁、暴力倾向等心理行为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副校长赵玉芳告诉记者：“运用网络技术截取视频造谣、网络恶意评论行为，通过孤立、谣言、情感操控等方式实施的网络欺凌，其伤害与躯体疼痛具有相同的生理基础，大脑相关脑区反应一致，会导致受害者自我认知扭曲、社交恐惧与环境逃避，如拒绝上学、抗拒特定平台。”

事后，小丽及其父母向李小花一家道歉得到了李小花一家的谅解。

小丽虽删除了朋友圈的视频，但APP上的原视频未删除。李小花父亲对上传黄谣视频的APP平台不满，因为平台在他们投诉后未及时处理，直到第二天才下架视频，而在此期间视频浏览量已飙升至3.5万次。于是，李小花一家将平台所属的某科技公司告上法庭。

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此案，平台辩称已尽通知删除义务不应担责，依据以往裁判，平台若尽到“通知—删除”义务大多可不担责。经审理，法院认为涉案视频未成年人特征明显，侵权内容显而易见，浏览量大、影响范围广，而平台未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欺凌信息的预警预防和主动监测机制，在知道或应知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未及时有效采取必要措施。最终，2024年6月，法院一审判决涉案平台赔偿李小花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律师费，双方均未上诉。

方燕指出：“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平台规范的相关法律在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七条专门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同时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六条针对网络欺凌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从“正常摩擦”到“欺凌”的地带

受访专家指出，非肢体欺凌的“双重隐形性”使其难以被察觉。

不同于肢体冲突的直观伤痕，语言侮辱（如“你长得真丑”）、眼神排挤等行为常被视为“玩笑”。

童小军提到发生在她身边的一个例子：朋友的孩子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行为，“家里给他买了新鞋，他却从来都不穿。一开始朋友以为孩子是怕新鞋弄脏，所以没太在意，但后来发现孩子多次都是这样，新鞋一直不穿去学校，直到旧鞋已经不能再穿之后，才被迫穿新鞋到学校去”。

“我们都很疑惑，孩子为什么不愿意穿新鞋？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孩子之所以不愿意穿新鞋去学校，是因为只要他穿新鞋去学校，就会有人追着踩他的鞋。”童小军直言，这种“物品攻击”看似孩童玩闹，实则也是欺凌的一个类型。这个案例虽然没有给孩子带来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已经对孩子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让孩子产生了恐惧心理，不敢穿新鞋去学校。

赵玉芳表示，这类欺凌具有隐形性：行为本身隐蔽，如眼神排挤、网络谣言常被忽视，受害者甚至不自知，更难以向家长、学校反应。

赵玉芳还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响隐形，其心理伤害往往滞后显现。

“非肢体欺凌的长期影响可能渗透至成年生活：童年被孤立的人，成年后更难建立亲密关系，甚至可能将‘攻击性行为’作为防御机制，心理伤害滞后显现，可能在受欺凌数月或一年后才表现出社交退缩等问题，且长期影响难以评估，会泛化到自我认知（如否定自我）、社交能力（恐惧与人交往）、环境适应（害怕特定场景），甚至成年后亲密关系建立（如难以信任他人）和育儿方式（如过度保护子女）。”赵玉芳说。

处理非肢体校园欺凌问题的过程中，各方还会面临识别难、监管难、干预手段有限等困难。

在方燕看来：“这类欺凌与正常同学间玩笑、冲突界限模糊，缺乏明确统一界定标准，导致学校在认定欺凌行为时面临争议，家长也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孩子遭受了欺凌。另外，家庭或学校的干预措施与法律边界可能存在冲突，例如，面对网络欺凌，学校如果过度介入可能引发学生隐私争议。”

从“被动应对”到“系统防治”

应对校园欺凌需多维度发力，几位专家从多方面给出建议。

在教育与预防层面，赵玉芳建议，“家庭和学校应协同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家庭避免攻击性教育方式，用正向沟通表达关心，学校通过相关课程活动引导学生共情；同时要规范教育方式，教会孩子识别欺凌、求助和适度反击”。

童小军还提出：学校需完善专业人员配备，明确区分社工与心理老师的不同，推行“一校一社工”制度。社工采用主动预防的策略，一边倡导将防欺凌教育纳入课程，在培养学生同理心和边界意识的同时，提升同学们对欺凌现象（包括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的认知，一边通过“求助友好”的机制设计，如信箱、邮箱、电话等，鼓励同学选择自认为安全的方式报告求助，实现及时发现，早期干预。社工的另一个有效行动策略是家、校、社联动，通过家长会，提升家长对校园欺凌现象的认知，在培养他们对子女欺凌或被欺凌行为保持敏感，及时求助并向学校反映，同时在学校建立标准化的接报、调查和处置流程，确保每一个孩子或每一次求助都有及时、有效的回应，将欺凌或欺凌带来的伤害降到最小。

在发现与处置层面，童小军认为，家长应提升对欺凌的敏感度，关注孩子情绪和行为变化，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学习科学的教育方式，避免忽视或误用教育手段，且一旦发现问题，家校需统一立场协同干预。

在政策层面，方燕表示，需要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等多部门协同合作，建立一套系统化、多元化处置机制，通过定期的信息共享、风险研判等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避免信息沟通不及时、工作衔接不到位等问题，提高对新型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理效率和效果。

在社会环境优化层面，赵玉芳认为，应推动影视、游戏中攻击性行为的分级管理，减少未成年人接触暴力内容。

视觉中国供图

小小的身躯、重重的书包是大多数中国孩子的童年缩影。学业压力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依旧能引发讨论与反思。这背后，除了孩子，家长的焦虑不言而喻。

我们选取了三位妈妈，她们有的正在“鸡娃”的路上，有的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01

“我选择过滤群消息”

■讲述人：程青 国企职员，孩子上一年级

01

我的孩子读一年级，孩子一岁的时候，我爱人就说要换学区房，我们当时“东西海”（东城、西城、海淀）都了解了一下，觉得东城区比较佛系，最后选择了东城区。

和海淀区的孩子相比，我家孩子确实幼儿园三年过得很轻松，听说海淀有的孩子幼儿园毕业就能考KET，我家孩子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

但去了学校，还是会有冲击。

比如，一年级刚开学，开学后第一个读书节，老师让每个同学上台表演节目，可以背诗，也可以分享故事，我家孩子分享了她最喜欢的小马过河的故事。有个同学上去就背《将进酒》，这首长诗我现在也背不全，可是我孩子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已经在背了。

那个小孩背完了之后，其他小朋友再上去展示，都是三首诗起背。

这个时候作为家长肯定会感受到压力。后来和周围朋友交流，我发现在越是所谓的名小学，你遇到同学“提前学”的概率越大，因为会给孩子花钱买名小学区房的，要不就是格外重视教育，要不就是家里有钱有闲的人，启蒙相对也会做得更早。

为了解小升初现状，我特意请教了一位专业做人大附早培的老师。老师批评得很直接，“学钢琴有什么用？这些东西赶紧停，现在就开始学奥数！”

我和老公商量说，从功利的角度来讲，老师说得一点没错，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却未必——孩子学钢琴完全是被热爱驱动，学得毫无压力。我们决定继续孩子目前的“路线”。

有时候去接孩子，家长聊天，我听她们报的英文阅读课，一年17000元，就觉得，哇！这么贵你们都报了，我有点下不去“手”，除了英语阅读课，还有语文阅读、编程、围棋等。

除了必须在的班级群，我也没有加任何的家长群，有同学家长加我的微信，我一般都是朋友圈不可见，我既不看你的，你也别看我的，也不互相比较。

这样看起来好像显得比较冷漠，但现在很多信息是过载的，是被制造出来的，有时候接触到了特别多的信息，又没有辨别的能力，只是增加焦虑，增加盲目性。既然知道自己容易焦虑，那就别去看了，干脆屏蔽掉算了，因为真的在信息包围当中做到不为所动，还是挺难的。

我还是愿意相信一些基本原理，比如说小孩是一定要玩的，一定要有空闲时间，一定要有成就感。她的世界里面需要有友善的大人，接纳她的情绪，她睡觉的时间必须保证，要运动，要接近自然，只要把这些东西能提供好，我觉得她不会差到哪儿去。

至于将来，她必然要经过筛选，最后我们就想，索性不要去管那些筛选方式，觉得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养小孩就得了。

我现在其实不会想，她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更多地想的是眼前的事情，接不接受她数学某次考70分，或者接不接受她字写得不够好看，都是这些特别具体的事情。我希望小孩再往前一步一步走的这条路上，求知欲和自我驱动被保护得够好，无论她遇到什么问题，家庭还是会给她支持，尤其是心理上支持。

02

“为了孩子，我们成为候鸟家庭”

■讲述人：肖恩 辅导机构老师，孩子上初一

02

一

十五年前，我从上海毕业后来到北京，生活在房山区，我很喜欢那里，山清水秀，人也少，周末骑自行车就能找到一片没人的草地，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出去野餐。

我把双方的父母也接到了房山，老人住得很舒服，我也想将来老了就在房山养老，但是，随着孩子上了初一，我的想法开始动摇了。

孩子的成绩一直不错，整个小学阶段我也没有过度“鸡娃”，除了跟着老师的进度，为数不多的课外班也基本是兴趣驱动，孩子的成绩也在班里名列前茅，我还经常劝一些“鸡娃”的家长，要尊重孩子的天性。

可是孩子越来越不开心，他告诉我自己没朋友，初一的孩子已经开始了青春期，而因为学业压力不大，有些孩子开始打游戏甚至说脏话，我儿子比较内向，他融不到那个圈子里，觉得自己很孤独。

这让准备躺平的我一下惊醒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是第一要务，如果这么下去，怕孩子会抑郁的。只一个晚上，我就做了决定，买房，搬家！

北京从2014年开始实行“中考锁区”，是指各区域的高中几乎只招收各自区域的初中生源。而想在小学、初中转学的话，也要在特定的年级转，以及想再选择公立学校的空间也不大。这意味着，在孩子选定在某个区域读书后，直到高中毕业，大概率将在这个区一直读下去。一旦作出选择，决定的通常是之后9年到12年的生活。

我爱人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工作，工作换不了，我的工作灵活一些，那我们就搬家吧，搬到离他近一点的地方去，起码保障一下他在家的时间。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搬到东城区，一个是朝阳区，因为朝阳区的教育近几年有崛起的势头，所以去朝阳区算是综合下来一个比较理性的决策。

过程很顺利，不到一个月我就买了房子，之后把孩子的户口转过来，在网上看了很多转学攻略，结果在我去学校门口和家长打听情况时遇到了那所学校的校长，校长得知我的情况，不仅带我去学校参观，还亲自帮孩子挑了适合孩子的班级，我简直觉得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

二

孩子到了学校，第一周就赶上了英语考试，结果在新学校第一次考试就来了个下马威，英语排在倒数后十名。

新学校的教材和房山不同，但进度大概相同，都是初一的课程还没有讲完，但是孩子告诉我，老师默认所有的孩子初中三年的英语已经全部学完，而且初中的单词已经过了四轮。

这让我和爱人大吃一惊，这还只是普通中学的普通班，大家就已经卷到了这个程度，我都开始后悔这几年在房山的躺平是不是正确的。

我和爱人甚至想要不要带孩子换个城市高考，毕竟你跟谁竞争，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北京的竞争就是你的对手太强了。

这种氛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阻力，会后悔搬过来，会想搬过来之后会不会身不由己？

我爱人开始时还在为是否搬去朝阳区摇摆时，我就很坚定地说，为了孩子以后能上高质量的学校，能够有健康的心理，我们还是值得去吃这个苦的。

我带的孩子们每天还要等我去画画，而且我也不能一下失去这些收入，所以我晚上去上课，下了课八点钟我再坐两个小时地铁到朝阳区来陪读。

昨天我休息，在新房子里洗衣服做饭打扫家务，等儿子吃完饭告诉我因为打篮球忘了作业时，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现实始终和想象有时差。复制同样的路径，当不同的结果出现时，家长们也往往会对这种生活有所迟疑，尤其当未来的确定性开始瓦解，对生活和奔波的忍受就变得不再那么自然而然。

时间越久，沉没成本越高，我很难不把孩子的学习成绩视为衡量这种生活值不值得的标准。

03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不会这么鸡娃”

■讲述人：陈林 北京市海淀区的全职妈妈，孩子上初一

03

一

这个儿童节，我百感交集。因为去年被我称为“最棒的儿童节礼物”，现在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我家孩子是2024年面临“小升初”。我家附近的4所初中在海淀区排名落后，属于“海淀洼地”。我希望能用竞赛成绩敲开知名中学的大门。

于是，为了取得竞赛成绩，从孩子三年级开始，我早出晚归带孩子上课，每天晚上陪孩子写作业到十一点半，看到孩子累到两眼无神，我既心疼又无奈，但是看看身边的家长，我还是“痛并继续着”给孩子报了若干个辅导班。

所幸孩子的奥数学得还不错，从五年级开始，孩子就在各种奥数竞赛中获奖，这些奖项也是进入一些学校的敲门砖。

有了这个敲门砖，去年儿童节前后，我接到了海淀区一所知名初中工作人员的电话，电话里该学校承诺我儿子可以被录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还没有高兴太久，两天后，学校再次打来电话说，2024年的小升初过程中所有学生都要参加派位摇号，之前电话里的承诺取消了。这给了我当头一棒。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来源于两个月前教育部开展的“2024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该行动要求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之前也一直在治理“掐尖”，去年是动真格的了。

从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施行起，初中招生录取已全面废除考试。

让我欣慰的是，儿子最终通过派位进入了心仪的重点中学，我认为这是去年最棒的“儿童节礼物”，不过，只过了一年，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二

孩子入学考试考到了直升班，也就是这个班的孩子不用参加中考就可以在该校读高中，我当时还长舒了一口气，想着虽然小学很辛苦，但是拼了几年换来了六年中学的轻松，也是值得的，什么机构、一对一，再也不用操心去机构抢位置，到处打听“大神”老师的信息……

孩子也沉浸在这种喜悦中，但开学后的第一次考试把我们拉回了现实中。尽管孩子在小学时奥赛经常获奖，但是第一次考试他只考了70分，排在班里的倒数几名，而开学时老师很明确地告诉家长，初二时会根据成绩分流，如果综合成绩排到后六分之一，就会被分流到普通班，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中考。

我开始着急了，因为前几年专攻奥数，除了数学以外，孩子其他学科的基础很薄弱，如果进了普通班，他拼基础根本拼不过其他孩子，我又像当年给他找奥数班一样到处打听，有家长告诉我很多孩子还继续在机构里学习，而且适配初中的机构学费比小学更贵，为了不掉队，我赶紧又给孩子报了数学课外班。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孩子的数学成绩赶上来了，能排在班里的中等位置，但是随着英语加大难度，英语成绩又开始拉胯。孩子有一天给我拿回来英语卷子，我看里面的阅读理解题也是一头雾水，我就用翻译软件把那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发现还是看不懂，孩子告诉我这是高考的难度。

我问孩子是不是同学们都看不懂，孩子说不是，很多同学从一年级开始刷分级阅读，每天都上外教课，英语底子打得很扎实，我也问了问其他家长，像我孩子这种英语成绩是不是需要再找个机构补补英语，那个家长告诉我像我儿子的成绩要想赶上来，单靠大班课已经不行了，必须报一对一才能赶上来，我又开始到处打听一对一的老师。

终于找到了一个口碑很好的英语老师。

儿子试听后特别开心，老师既能讲知识还能提供情绪价值，孩子说很多之前一头雾水的题经过老师点拨马上就懂了，虽然费用很高，肉疼，但是我安慰自己说，小学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差这一哆嗦了吗？

就这样学了一个月，孩子也进步了一些，没想到学校的难度又加大了，数学成绩下来了，英语成绩也赶不上了，就像是孩子刚往前迈了一步，学校的难度就往前迈了三步，孩子怎么赶也赶不上。

我一下就泄气了，孩子说第一梯队的孩子很轻松，他们甚至有很多时间去参加学校活动，钢琴演讲什么都不耽误，可是自己的孩子不是不努力，也不是脑子不够用，是真的和那些孩子差距太大，怎么补也赶不上。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当年为了学奥数，孩子把其他学科都忽视了，孩子焦虑我也焦虑，而我们的焦虑不是因为孩子的不努力，而是没有匹配到自己能力所及的班型。

就像是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大别墅，结果搬进去发现我住得并不习惯，但是因为住别墅我还要打扫和交钱维护，我现在就想赶快搬到普通房子住。

上个月一次考试后老师把我叫到了学校，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孩子初二可能会被分流到普通班，我很平静地接收了这个消息，其实我想告诉老师我甚至想早一点分流。

看到之前的微信群里，新的小升初家长们在期待着摇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能重新选择一次，我最希望孩子能打好每个学科的基础。

来源：乐东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