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做出版史研究，至今将近30年。其起始也，国内的出版史研究还是冷而又冷的，大概还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我最早的出版史研究，是一些札记，主要发表在《编辑学刊》，好像还有专栏，时间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

一、我做出版史研究的起点

我做出版史研究，至今将近30年。其起始也，国内的出版史研究还是冷而又冷的，大概还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我最早的出版史研究，是一些札记，主要发表在《编辑学刊》，好像还有专栏，时间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

第一篇正式的出版史论文，是1996年所写《曾国藩与近代出版》，这是提交给在湖南召开的曾国藩学术研究会的论文，并得在大会上做了专题发言。说起来，在学术会议讲出版史话题在学界可能还是头一回。我把这一年认定为正式起步，还因为1996年这一年，我有一个机缘报考章开沅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得录取。老师的研究范围是中国近代史，故而我的研究范围便确定为近代思想文化史。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以及工作结合的关系，我的研究兴趣就主要在近代出版史方面。研究方法在早期多做宏观研究，后期则是个案与通论相结合。小题大做，是章开沅老师一贯的教导，我不能不受影响。

二、我的四本出版史著作

出版史方面，我总共出版了四部书，都是近代出版史范畴的。博士论文《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这是趁在中央学校学习一年期间（1997-1998）在学余做完的。正式动手之前的资料寻找很困难，有三本台湾商务出版的书不好找，王云五著《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以及王寿南先生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费了九年二虎之力才找到，后一书系作者委托台湾商务印书馆直接寄我的。在找寻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视学术为私器，明明有复本也不愿意拿出来交换。是书出版后有好些文章提到，我的这部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答辩通过后，我一字不改地就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德先生，2000年出版。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本出版史研究著作。之所以不改一字，一是因为在写作时我就按出书要求来写的，也没有将其中的任何一章先行发表。二是导师与答辩老师没有提出修改的要求与意见。这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当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据说送评国奖，因为非关国计民生而未能上榜。

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间，我在《出版广角》上有一个专栏，写了近代以来的一些出版人，从王韬到陈翰伯，计有51人。主编刘硕良对这些文章很有兴趣，说写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人物，这话不一定准确。后来结集为《老出版人肖像》，得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勇胜先生帮助，2003年出版。这是在出版史研究方面的第二本。当时的出版史没有像后来那样引起更多的关注，故印数无多。有两个花絮或可一说，一是书出来后，我给上海倪墨炎先生寄去一本，他回信说，能找到这么多图片不容易。二是曾经有台湾的出版家由李德复先生陪同来访，见到此书考虑出版，问我有无电脑文档，我回答没有了。他说排版太麻烦而作罢。

接下来的一本是《出版与近代文明》，主要收录我的已经发表的出版史方面的论文共42篇。我觉得这个书名很好，揭示了近代出版的功能与作用及其重要地位。这部书是2006年出版的，马小泉总编辑将其列入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书评家丛书”。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这部书，是为自己50岁做一个自我的纪念。这一点我不曾对外说过，这里是第一次点明这一层。按出版时间先后，这是我的第三本出版史著作。这本文集里有几篇自己较为满意的，如《五四与新出版》一文，是为纪念五四80周年而写的，差不多同时在《出版科学》《出版广场》和《文史哲》发表，这篇文章在《出版广角》和接力出版社联合设立的首届“接力佳作奖”首届评选中获得第一名，给了1万元资金，加上转载和编入文集等，这篇文章的收入在我的文章中是最高的，合计有数万元之多。虽然那时候不用为稻粱谋，但能有较好的经济回报，对一个工薪者来说内心自然是很高兴的。

几乎与做博士论文同时，我写作了另外一部《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相当于完成了双论文。为了写这本书，我特地请巢峰先生介绍，到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料室（原老中华书局图书馆）翻阅资料，主要是想寻找徐悲鸿为陆费逵画的肖像，可惜未找着，倒找到舒新城日记原稿。这部日记本来是齐全的，但其中一册被人借走未还，资料室中人只好算作丢失了。当时谈好由我搭建一个班子来整理舒的日记，但后来社里主要负责人更换后他们说自己来搞。眼下舒的日记已影印出版，我没去查，不知丢失的那一册找到没有。我的陆费研究在电脑里放了12年，直到中华书局百年大典前才抽空修改出来，交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在2012年出版。这是我的第四本出版史的著作。

这几本书总计100万字，其写作都是交错进行的，实际上是分不清先后的，只是出版时间上有先后。这几本书都不是作为什么课题进行的，纯粹是我的个人兴趣，这样也好写作起来兴之所至，所以尽管寻找资料很困难，但过程是愉快的。我对自己的这四本书也还比较满意。有的是这一课题的第一本研究，有的观点曾经广为流传，比如“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是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的官网引用了这一句话。“张元济不可追究”的说法，许多文章中引用，“文化的商务”的提法也有学者称誉。

三、我参与的一些出版史研究项目

有一些出版史的著作，我曾挂名其中。雷群明的《编辑修养十日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可以算做一本出版史，承他好意将邹韬奋、陈原与我作为三位对话者，得附骥尾。吴永贵编写的教材《中国出版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也将地我列在一个委员会里。我好像并不知道，是最近读这本书才发现的。这不多说。有两套大书，我曾比较深度地参与过，现做一点回忆，补充一点人所不知的资料。

一是《中国出版通史》。

据网上的资料：《中国出版通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梳理中国出版的历史渊源、演变及发展脉络的巨著，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出版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作者队伍，费时八年倾力打造，有着极高的权威性和学术性。《中国出版通史》项目2000年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正式启动，2002年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2007年3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成果。2008年12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作为参与者，我提供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编纂一部《中国出版通史》，先是由民间倡议的。后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院）接了过去，并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为了做好这个课题，发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总主编当时不好定，要有一定身份和学识，这样的人很难找。只好先请了三人做副总主编，有李致忠、肖东发和我。由三位副总主编负责学术工作。每人负责一段。我负责清代下即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卷的组稿审稿。晚清部分是汪家熔，当代部分是方厚枢。这大概是科研有意的人选。推荐作者也是副总主编的事。出版界内的，科研所比较熟悉，高校的学者科研所不太熟悉，我记得推荐了张志强写清代部分，后来他因故未能完成而改为他人。我还推荐了王余光来写民国部分（他后来找了学生吴永贵来帮忙）我还给古代部分推荐了一位作者，就是武汉大学的曹之，他原本主要是研究中古书史的，我把他拉过来搞出版史。科研所给每位副总编发了聘书，还给出了国家项目证书。当时大家感觉最难的是全书要有个总序，很难，有人也拿了一个初稿未被通过。我有天在梦里写了篇总序，对整个中国出版史发表了一点看法，自觉是篇好文章 。醒来后感到自己不适合去揽这个事，也就没有及时录下梦里的文字，一篇自己可能满意的文章也就这么丢了。这个项目大概做了七八年，编委会开过十几次，简报也出了20来期。有好几年都是圣诞节召开有关会议。有一年北京罕见的大雪，北京道路因雪堵塞，全城瘫痪，我出机场后不能前往香山会议地点，幸好出机场不远就近找了一个旅馆歇下，第二天一早，科研所派车接往香山那边的会议地点。在漫长的编纂过程，因为一些理念的不同，人员有进退，有的倡议人干脆不参加了。这套书最后出版时，总主编好像挂名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署长，也只好如此。这个项目经历了几任署长，我的印象中几乎没有署长参加过有关会议。书出来后有9卷，但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原定的三位副总主编，出版时也变成了别的名义，好像是排名在后的“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之类，现三名副总主编之一的肖东发已去世。我在这几年里写的这几卷的审读意见，曾考虑收入个人的著作《出版与近代文明》，并排出了清样，看校样时我还是将这部分文稿拿下，因为考虑有些对于书稿的意见，可能会让相关作者不无难堪。

据说有人提出应该修订这部通史，不过我觉得修订不如新编，如果有合适的机构与作者，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二是《中国出版史料》。

张静庐的《中国出版史料》八卷本，出版后的五十年里一直无人做新的工作。终于有老年出版工作者协会的一些老者，出面来推动编纂新的史料集。北京王仿子领头呼吁，上海宋原放出面组织。最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答应出版现代部分，还有古代部分与近代部分无有承担者。老人们想到湖北，又通过湖北的老人蔡学俭找到我，因为我当时正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职，分管出版工作，业余也研究出版史。最后商定，由两家共同出版，现代部分在山东出版则出版社署名在前，古代部分与近代部分在湖北出版则湖北署名在前，各出一位副主编，主编是宋原放，副主编是吴道弘，山东的张立升，加上湖北的我。山东与湖北的副主编署名先后方式，与出版社署名相同。但不少学者在引用时，并未注意出版单位署名的先后，各卷是不同的。

这套书里由湖北负责的几卷，我做了编辑审读，大约是终审。近代部分收入了我有关吴友如与曾国藩的两篇文章，我给汪家熔写信说不要收入，因为不是原始资料是论文，汪家熔回复说在原始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少量使用非原始资料，他说张静庐的书也是这样处理的。出书后发现，现代部分也重复收了我写吴友如与《点石斋画报》一篇文章，这一篇既有重复的问题，也有时间上的不当，不属于现代范畴。重复属于两地审稿发现不了。时间不当则是作者与编者考虑不周的问题。两省书出版后，各卷作者都提出增补问题，汪家熔也提出近代部分积累了不少材料，请求出版近代部分补卷。这样山东与湖北都分别出了补卷，这套大书计有：古代部分2卷，近代部分3卷，现代部分3卷5册，近代补卷2卷，现代补卷3卷，共计9卷15册，约725万字。山东出了8册，湖北出了7册。这套书前后历经15年，全套出齐时，主编宋原放已然去世。

四、我所见出版史研究的一些变化

这30年我也见证了出版史研究的一些变化，主要的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出版史研究队伍壮大了，年轻人与高校师生大量进入，出版研究从业内转向学术界的研究，高校研究出版史的多了起来，有好几个高校成为出版史研究的重镇，如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的方向是出版史，博士论文都有几十篇了。北京印刷学院还成立了出版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与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已经多年多届。由大学出面的研讨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了。二是学术成果多了起来，研究深度也得到极大的拓展。这些年的出版史研究著作激增，刊物也有出版史研究专栏了。虽然一般都在刊物的最后，从积极的方面看，也是压轴。 三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发生了更大的革命性的改变，史料的整理既得到重视，成套的大型史料集也出版了好几种，表明出版研究的深化。而且由手工的纸质搜索到了电子大数据搜索，几乎是质的飞跃。

有关出版史的研究，我曾中断过好些年，雷群明在他编的书信集《师友飞鸿》里用了一句话，叫沉寂了一些时候。2022年，我重启这个领域的研究。以前心有旁骛，出版史只是我几大研究领域的一部分，书评写作研究、编辑出版研究以及随笔之类占用了我不少精力，而所有这些研究与写作都是我在业余进行的，所有的研究都是专业而非专职的。现在好了，决定以后的岁月只做这一项研究了。重启之后，我将商务研究作为最近几年的重头戏。重出江湖后的第一篇文章是对商务研究的一篇重新审视，既籍以熟悉情况也是对下一步研究的铺垫。希望在近年能推出两部书《商务出版史论集》和《出版与近代文明》（续集），或者就合为《商务与近代出版》也可，以与《出版与近代文明》配套。

本来没有打算记录这一段学术历程，因为上面提到的两套出版史和史料集的大书，汪家熔先生都是参与者，他去世后，其子汪跃给父亲整理文集，其中收录了我和他的部分往来书信，汪跃让我看看并签署版权合同。这勾起我的一些回忆，遂写如上。再后，杨玉圣教授主编的“学术共同体丛书”中，有意为我出版一部文集，自然很是感激。我与玉圣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那时他还是研究生吧。后来我从事书评写作与研究，他热衷于学术评论，又有一个共同点。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了。于是，写了上述的文字，权作本书的代后记。

2023年12月15日—2024年4月23日

作者简介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责任编辑：朱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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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跑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