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溺水时他救了她，两年后，他亲手烧掉她所有旗袍，三十年后，在香港酒店门口，他们交换锈蚀的婚戒，一句话未多说。这是粟燕萍与沈醉，从相识到诀别的全部距离。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溺水时他救了她，两年后，他亲手烧掉她所有旗袍，三十年后，在香港酒店门口，他们交换锈蚀的婚戒，一句话未多说。这是粟燕萍与沈醉，从相识到诀别的全部距离。

1938年夏天，湖南临澧，一场游泳教学演习临时取消，粟燕萍跳入水中，不会游泳。

她挣扎不到两分钟，被人拖上岸，救她的是沈醉，军统特训班总教官，直属戴笠。

粟燕萍吐水时眼神空洞，沈醉意识到，她从未下过深水，这是一场误会，也是一场意外的开始。

几天后，在长沙北站，沈醉再次见到她，她站在站台尽头，穿灰布旗袍，怀里抱着包裹，没买票，她说路费被继母克扣了，进不了车站。

沈醉站住了，几秒后，他带她上车，警卫员拦住，质疑她身份，沈醉低声说：“是我未婚妻。”

火车震动，他坐在她对面，看她发抖，沈醉没说话，几小时后，他决定带她走。

南京被轰炸，军统总部搬到武汉，粟燕萍跟随沈醉进了军统大院，她的住处和其他女眷不同，单独安排，警卫驻守。

风声传到戴笠那。一个上午，沈醉被叫去训话。

“你身为教官，带女学生出走，知法犯法！”戴笠摔了茶杯，沈醉沉默十秒，说出一句话：“我们早有婚约。”

这句“婚约”不是事实，是保命反应，戴笠盯着他看了半分钟，说：“一周内成婚，否则军法从事。”

霜降那天，常德宪兵队出发扫荡地下党，街头响起枪声，同一时间，沈醉带粟燕萍在大院举行简易婚礼，没有宾客，新娘盖头别着白花。

军中老兵记得一句话：“沈处长说了，子弹不打给妻子。”这是军统历史中，最特殊的一场婚礼。

婚后第四天，沈醉烧了她的衣柜，三十六件旗袍，全是艳色。

粟燕萍不哭，站在原地，沈醉站在她身后，手里握着军统下发的火柴。

“戴长官说，教官夫人不准穿艳装。”他低声解释，但眼神躲闪。

沈醉命警卫日夜看守，她出门必须报备，剪发、换装、不得同任何军官说话，这是戴笠定的“女眷纪律”。

婚姻的本质，在军统系统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保密与“面子”，粟燕萍逐渐沉默，原本会唱昆曲、写诗，如今闭门不出，有人说她“迅速枯萎”。

沈醉开始酗酒，一次在重庆军统本部内喝醉，大喊“我不该把她带上火车”，没人敢接话。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沈醉奉命调往昆明，粟燕萍随行。

军统规定，不得带家属撤离，1949年，局势逆转，大撤退前夜，沈醉做出决定。

凌晨三点，他用军用吉普把孩子送往机场，粟燕萍没跟上。

飞机起飞，她站在跑道边，手里攥着一只耳环，她原本打算卖掉，换路费。

三个月过去，音讯全无，1950年，台湾《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前军统特务沈醉已被处决。”她把婚戒埋进自家后院，在土地庙边。

孩子们的照片寄不来，她靠典当过日，后来改嫁一个小职员，没人再提起她过去的身份。

这是粟燕萍与沈醉最后一次对话，只有一句：“最多三个月。”

沈醉并未被处决，1956年，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他是第一批被列入“宽大处理”特务名单的人。

监狱高墙三丈，铁门两重，沈醉住的牢房没有镜子，日光不足，他用铁钉在墙上刻下372道划痕。

不是日记，是刻痕，他把每个月刻在不同角落，最深的一道留在墙角，写着：“捞一轮沉在水底的月亮。”

他没再提家人，在功德林，他从不自称“丈夫”或“父亲”，警卫说，沈醉每天坐在墙角擦鞋，皮鞋上不落尘，但他反复擦。

一次，他偷偷写信，信未寄出，被狱方截下，信封上没有名字，只写一个字：“她”。

1980年，沈醉获释，住进北京西山的一栋旧楼，院门外种着海棠，他时常站在窗前看着落叶，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一次赴港探亲，旧事再起。

那是1980年10月，沈醉在香港文华酒店赴友人之约，落座十分钟后，电梯门开，一位老妇人牵着丈夫进门。

沈醉抬头，盯了她三秒，她看见他，没惊讶，只说一句：“你果然还活着。”

沈醉没笑，他站起来，手指发抖，从上衣内袋拿出个东西，一枚婚戒，锈迹斑斑。

她没接，只说：“我那只戒指，在后院埋了三十年，挖出来只剩半边。”两人站着，没人拥抱，她的老花镜起了雾，他的手抖得厉害，扣不上衣扣。

“孩子们都像你。”沈醉说。

她没回答，丈夫看着他们，未发一语，沈醉把戒指放回口袋，转身离开。

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二次分别，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沈醉回到北京后不再出行，他写回忆录，删去所有与粟燕萍相关的段落，只留下“婚后数年，兵荒马乱，家人失散。”

她留在香港，再未踏足大陆，两人此后未通信，未通话。

有人问她，那晚在酒店是否后悔没说更多，她说：“说什么？他说‘最多三个月’，我等了三十年。”

1996年，沈醉在北京去世，骨灰送往八宝山，悼词简短，旧部零星前来，那天雪很薄，地砖结霜。

他留下的最后一件遗物，是一本笔记本，内页写着：“愿所有记不得我的人，活得轻松一点。”

骨灰下葬时，一篮白菊被送至墓前，无字卡片，无寄信人。

工作人员说：“花是从香港送来的，没有落款。”白菊很新，水迹未干，有人看见卡车司机落泪，说自己只是受人所托。

没人追问，旧事早已过时，那年是粟燕萍70岁。

她没参加葬礼，甚至没告诉子女那日是谁的忌辰，三年后，她病重，家人说她临终最常说的话是：“这次别误车了。”

子女问她是否还恨他，她说：“没有，只是不想再等了。”

她有一本小册子，藏在卧室床头柜夹层。子女翻出时发现，每一页都夹着旧报纸剪影、泛黄信封、重庆大院的黑白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那天没风，他穿了灰色制服。”

没人提起过那晚在香港文华酒店的事，她再没讲，朋友回忆，粟燕萍在香港生活节俭，从不穿花色衣物，只穿米色、灰色、深蓝，旗袍不再定制。

她死前一年，去长沙短住一周，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晚饭常吃馄饨，夜里出去走路，绕老城巷子两圈，不拍照、不留影。

回来后她对女儿说：“站台那里早拆了，但我认得那棵槐树，歪得厉害。”

三个月后病情恶化，她留下一句话：“我不想埋在香港。”

最终安葬在广州郊区，墓碑无配偶姓名，只刻她本名与生卒。

2013年，北京某拍卖会上，一本破旧笔记本被公开竞标，拍品说明：“沈醉功德林时期日记，含部分真迹内容。”

起拍价不高，但没人举牌，拍卖师试图降价，主持人问：“没有人要这段历史吗？”

现场安静，最后，拍卖流拍。

那本日记，内页写着“我曾救过一个人，后来我们互相困住，她像月亮，我只捞到倒影。”

粟燕萍死后，儿女在她旧衣柜里找到一个小布包，里头是半枚金戒、一封未寄出的信，信上写：

“你还活着吗？孩子们如今各自成家，你当年说三个月，到现在都没回，婚戒我没扔，我怕哪天你回来，还认得我是谁。”

没人知这封信是什么年份写的，落款是她小名，后面只写“临澧。”

她死前最后一个梦，护士说她嘴里轻声说着：“我记得你穿灰色制服，在北站转身等我。”声音微弱，几不可闻。

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