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喂，同志，麻烦借个位置给这孩子躺一会儿。＂女孩怀里抱着个两三岁的娃娃，面色焦急。

军列回家路

＂喂，同志，麻烦借个位置给这孩子躺一会儿。＂女孩怀里抱着个两三岁的娃娃，面色焦急。

车厢满员，我挪了挪身子，让出半边座位。

那是1981年冬天，我退伍回家那天。

东北的寒风刮得火车窗户直响，像是在为我的军旅生涯画上句号。

我叫周明辉，在边防部队服役五年，如今二十三岁，穿着发旧的军装，怀揣着团长写的推荐信和几张奖状，心里却没什么底气。

退伍回城，看似是件喜事，可这年头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让不少老兵愁眉不展。

＂孩子是发烧了吗？＂我注意到那孩子脸蛋通红，小嘴微张，呼吸急促。

＂嗯，早上还好好的，这会儿烧起来了。＂女孩轻声说，声音里透着疲惫和担忧。

她轻轻拍着孩子的背，眼神中满是焦虑。

在列车的颠簸中，我从行囊里翻出军需处发的手帕，浸了点水，递给她：＂先给孩子擦擦脸，降降温。＂

＂谢谢同志。＂她接过手帕，认真地为孩子擦拭着额头和脖颈。

透过窗户的反光，我偷偷打量着这个女孩。

她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脸上没有半点脂粉，却有着一种朴素的美。

＂我这有退烧药。＂我从挎包里翻出部队发的药品，＂部队医生说这个管用，前年我们连里有个小战士高烧不退，吃了这个第二天就好了。＂

她犹豫了一下：＂这是军用药，多珍贵啊，舍不得用。＂

＂别客气，药不就是用来救人的吗？＂我笑着说，＂再说了，我都退伍了，这点药送人也好。＂

她接过药片，仔细看了看说明，然后掰了一小块，用水送进孩子嘴里。

列车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窗外的雪原在夕阳下泛着金光。

＂我叫刘慧芳，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女孩终于自我介绍道，＂今年二十二岁，正赶着去市里相亲。＂

＂相亲？＂我有些诧异，＂那这孩子是？＂

＂这孩子叫小虎，是我邻居的，答应帮忙带到城里给奶奶照看几天。＂刘慧芳解释道，＂他妈去医院生二胎了，他爸得照顾生产的媳妇，实在没人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推行，但在农村，特别是北方，很多家庭还是希望多生几个孩子，尤其是儿子。

＂你是退伍军人吧？＂刘慧芳看着我的军装问道。

＂嗯，在边防部队服役了五年，今天刚办完手续回家。＂我摸了摸胸前的＂八一＂军徽，那是我最舍不得摘下的东西。

＂当兵好啊，有出息。＂刘慧芳眼里闪过一丝羡慕，＂我哥当年也想去当兵，可因为我爸的问题，没批准。＂

＂你爸怎么了？＂我问。

刘慧芳叹了口气，开始讲起了她的故事。

她父母是老知识分子，父亲在省城一所中学教书，文革初期被批斗，后来全家被下放到兵团农场。

她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本想考大学，但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能如愿，只好也跟着去了农场。

现在知青返城政策出来了，但她家在原籍的住房早就被别人占了，回城也是个难题。

＂你呢？退伍以后有什么打算？＂她问我。

＂可能去火车站当搬运工吧，我表哥在那工作，说是可以帮忙安排。＂我苦笑着，＂其实原本团里推荐我去当兵工厂的技术员，但名额让给了另一个战友，他爱人刚生了孩子，比我更需要那个位置。＂

列车上的广播突然响起，通知大家前方到站，停车十分钟。

我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五点多了，肚子开始咕咕叫。

＂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我提议道，＂火车上的盒饭虽然简单，但总比饿着强。＂

刘慧芳点点头：＂好啊，我去买。＂

＂你看着孩子吧，我去。＂我拿起行李架上的搪瓷缸，下车去站台买吃的。

冬日的北方车站，寒风刺骨。

站台上，几个穿着厚棉袄的老太太，正吆喝着卖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馒头。

我掏出票根上附带的粮票，买了两份饺子和一个热馒头。

回到车厢，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刘慧芳正轻轻地拍着他。

＂来，趁热吃。＂我把饺子递给她，＂北方的冬天，就得吃点热乎的，暖和。＂

刘慧芳接过饺子，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谢谢你，周同志。＂

＂别客气，叫我明辉就行。＂我笑道，＂我们差不多大，不用那么见外。＂

我们就着窗外飞驰的雪景，吃着简单的晚饭。

饺子皮有些厚，馅料不算多，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车站食物了。

吃完饭，我们又聊起了各自的生活。

我告诉她，我来自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县机械厂的工人，母亲在百货公司做营业员。

参军前，我在县高中读完高二就报名当兵了，那时候，当兵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在部队的日子怎么样？＂刘慧芳好奇地问。

＂苦，但很充实。＂我回忆道，＂我在通信连，每天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训练，冬天手冻得裂口子，夏天汗湿七八件衬衣。＂

＂不过，那里的战友情最真。＂我笑着补充，＂记得有次我发高烧，我的战友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去医院，那会儿天寒地冻的，他自己的棉衣都脱下来给我盖上了。＂

刘慧芳听得认真，不时点头。

＂农场的生活也不容易吧？＂我问。

＂嗯，刚去的时候最难熬。＂她的眼神有些暗淡，＂那年冬天，气温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住的是土坯房，晚上睡觉，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

＂最难的是看着父母受苦。＂她继续说，＂我爸原来是教书的，手很细腻，去了农场后，没几天手上就全是血泡，后来结了厚厚的茧子。＂

＂我妈身体不好，却每天都得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要排队挑水做饭。＂

说到这里，刘慧芳的眼睛湿润了：＂有一年，我妈病得很厉害，高烧不退，场部的医务室连个像样的药都没有，只能用湿毛巾物理降温。＂

＂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她擦了擦眼角，＂不过，现在好多了，知青返城政策出来了，我爸妈已经回城了，在一家纺织厂当了工人，虽然和原来的教师身份不同，但至少能有个安稳的生活了。＂

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只有偶尔经过的车站，闪烁着昏黄的灯光。

火车行驶的节奏，仿佛在诉说着无数类似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的故事。

突然，列车急促地鸣笛，然后慢慢减速，最后完全停了下来。

广播里通知，因为前方铁轨积雪，列车将在小站临时停靠一晚。

车厢里顿时响起一片抱怨声。

刘慧芳更加着急了，孩子的烧虽然退了些，但相亲的时间怕是要耽误了。

＂这可怎么办？＂她看着手表，一脸忧愁，＂我明天上午十点约好了见面的，人家特意请了假。＂

＂别着急，我们先下车看看情况。＂我安慰道，＂或许明天一早就能发车。＂

小站只是个不起眼的乡镇车站，站台上连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

寒风中，乘客们大多选择留在车上过夜，但对于带着发烧孩子的刘慧芳来说，这显然不是个好选择。

＂要不，先去招待所吧。＂我提议道，＂孩子需要休息，车上太挤了，不利于恢复。＂

刘慧芳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们顶着风雪，找到了站前唯一的一家招待所。

那是个两层小楼，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门口挂着个褪色的＂胜利招待所＂的牌子。

门口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婶，穿着厚厚的棉袄，正围着煤炉子取暖。

＂同志，还有房间吗？＂我问道。

大婶抬头打量了我们一眼：＂就剩一间双人房了，十块钱一晚，要不要？＂

我和刘慧芳对视一眼，有些尴尬。

＂大婶，我们不是那个关系，是同行的旅客。＂刘慧芳急忙解释，＂这孩子生病了，需要休息，所以想找个地方住一晚。＂

大婶笑了笑：＂小姑娘，大婶我什么没见过，现在年轻人都挺开放的，不用害羞。＂

＂真的不是那样。＂我也赶紧解释，＂我是退伍军人，刚从部队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同志。＂

大婶看看我的军装，又看看刘慧芳怀里的孩子，半信半疑：＂那你们自己商量吧，反正就这一间房了，住不住随你们。＂

我转向刘慧芳：＂要不我去车站值班室凑合一晚？你和孩子住招待所。＂

刘慧芳摇摇头：＂别了，车站值班室能让你进吗？再说这么冷的天，你在那里冻一宿，我过意不去。＂

她思考了一会儿，做出了决定：＂就住这里吧，你睡里面，我和孩子睡外面靠门的床，大不了我们中间放个行李当隔断。＂

就这样，我们住进了那间简陋的招待所房间。

房间不大，有两张单人床，一个简易衣架，和一个搪瓷脸盆。

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煤炉子烧得正旺，屋里倒是挺暖和的。

刘慧芳把孩子安顿在靠墙的床上，又用湿毛巾给他擦了擦脸。

小虎的烧似乎退了些，但还是有些不安稳，时不时地咳嗽几声。

＂要不要再吃点药？＂我问。

刘慧芳摇摇头：＂先观察一下，如果半夜还烧，再给他吃药。＂

夜渐渐深了，我们轮流照顾着孩子。

招待所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线，照在刘慧芳疲惫却坚定的脸上。

＂你为什么去相亲？＂我忍不住问道，＂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我本想说＂漂亮＂，但觉得有些唐突，改口道，＂这么好的姑娘，应该不缺追求者吧？＂

刘慧芳苦笑了一下：＂在农场哪有什么追求者？都是些同病相怜的知青，大家忙着干活，哪有心思谈恋爱。＂

＂再说了，农场的条件那么艰苦，谁能保证自己的未来？＂她继续说，＂这次相亲是我爸妈安排的，对方是市里供销社的科员，家里条件不错，最重要的是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

我默默点头，理解她的处境。

那个年代，户口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对于知青来说，能否回城，能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都是关系到一个人命运的重大事情。

＂你呢？有对象了吗？＂刘慧芳问我。

＂没有。＂我摇摇头，＂在部队的时候，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就是偶尔和战友家的妹妹通通信，也没发展成什么。＂

＂你不着急吗？＂她好奇地问。

＂说不着急是假的。＂我笑道，＂我妈老在信里催我，说是邻居家的闺女都给我相中了几个，就等我退伍回去见面呢。＂

刘慧芳忍不住笑了：＂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想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人，不需要多漂亮，但一定要善良，要有担当。＂

＂部队里的生活，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我继续说，＂金钱、地位这些都是浮云，能在困难时候和你一起扛，在你低谷时给你一个拥抱的人，才是最珍贵的。＂

刘慧芳静静地听着，眼神中有些感动。

就在这时，小虎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然后开始发出哭声。

我们赶紧去查看，发现他额头滚烫，比之前更严重了。

＂得赶紧退烧。＂刘慧芳着急地说，＂你那个药还有吗？＂

我赶紧拿出药片，掰了一小块，递给她。

刘慧芳给孩子喂了药，又用湿毛巾不停地擦拭他的身体，试图物理降温。

＂要不要找医生看看？＂我担忧地问。

＂这么晚了，小站上哪有医生啊。＂刘慧芳叹气道。

就在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门，是隔壁房间的一位老大娘，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

＂听见孩子哭了，是不是发烧了？＂老大娘关切地问。

刘慧芳点点头：＂嗯，烧得挺厉害的。＂

＂我这有点小儿退热贴，我孙子用过的，效果不错。＂老大娘递过玻璃瓶，＂贴在孩子额头上，能帮助降温。＂

我们感激地接过退热贴，按照老大娘的指导，贴在了小虎的额头上。

奇迹般地，不到半小时，小虎的体温就开始下降，呼吸也变得平稳了。

见孩子情况好转，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

＂谢谢你，明辉。＂刘慧芳真诚地说，＂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别这么说，举手之劳而已。＂我摆摆手，＂在部队，我们经常说，战友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

刘慧芳笑了：＂那我们算是战友了？＂

＂当然。＂我也笑了，＂虽然你没穿军装，但你的坚强和勇敢，一点不比我们当兵的差。＂

夜深了，小虎的情况稳定下来，我们也累了一天，不知不觉中都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窗外的火车汽笛声吵醒。

推开窗户，发现雪已经停了，阳光照在白茫茫的积雪上，异常明亮。

刘慧芳也醒了，赶紧去查看小虎的情况。

小虎已经完全退烧了，正咿咿呀呀地玩着刘慧芳的手指。

＂太好了！＂刘慧芳欣喜地说，＂烧退了！＂

我们简单洗漱后，退了房间，匆匆赶到车站。

站台上，列车员正在广播：＂开往哈尔滨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请旅客做好乘车准备。＂

刘慧芳看了看表：＂现在八点半，如果列车准时到达，我应该能赶上十点的相亲。＂

＂那就好。＂我帮她整理了一下行李，＂希望一切顺利。＂

列车进站了，我们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一路上，刘慧芳显得有些紧张，不停地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

＂你说，我这样去见人家合适吗？＂她忧虑地问，＂一夜没睡好，肯定很憔悴。＂

＂挺好的。＂我实话实说，＂朴素大方，很有知识青年的气质。＂

刘慧芳被我逗笑了：＂你这人，真会安慰人。＂

列车在上午九点四十分到达了市区车站。

我主动提出帮她去见那个相亲对象：＂要不我陪你去吧，也好有个照应。＂

刘慧芳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那就麻烦你了，约的是火车站对面的＇友谊茶馆＇。＂

我们匆匆下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车站广场，来到了约定的茶馆。

推开门，里面已经坐着一个年轻男子，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到我们进来，他站起身，向刘慧芳招手。

但当他的视线转向我时，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志强？＂我惊讶地叫出声来，＂李志强？＂

没想到，那人竟是我在部队的老乡李志强。

当年我们是同一个新兵连的，后来他去了炮兵连，我去了通信连，但平时还经常一起打球、聊天。

＂明辉？你怎么在这儿？＂李志强显得很尴尬。

刘慧芳困惑地看着我们：＂你们认识？＂

＂我们是部队的战友，同一个新兵连的。＂我解释道。

李志强神色不自然地邀请我们坐下，点了壶茶。

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李志强去年退伍，通过关系进了市里的供销社，家里已经给他定了一门亲事，是他们单位领导的女儿。

这次见刘慧芳，只是他父母安排的，走个过场而已。

听到这里，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刘慧芳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李志强有些过意不去：＂慧芳同志，实在抱歉，是我考虑不周。＂

＂没关系。＂刘慧芳勉强笑笑，＂缘分这种事，强求不来的。＂

我们匆匆结束了这场尴尬的相亲，离开了茶馆。

街上，刘慧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笑了：＂看来我的城市户口没着落了。＂

＂别灰心。＂我安慰她，＂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一起去找到了小虎的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住在市郊的一个小院子里。

见到孩子平安到达，老人感激不已，非要留我们吃午饭。

简单的饺子和咸菜，却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

临别时，我鼓起勇气问刘慧芳：＂如果我能在火车站站稳脚跟，你愿意再见我一面吗？＂

＂我在县广播站应聘，如果成功了，我会来找你。＂刘慧芳笑着说，眼睛亮如星辰。

就这样，我们道别了。

回到家乡，我通过表哥的关系，在火车站当了搬运工。

工作很辛苦，每天要搬运数吨的货物，但收入还算稳定，比起其他刚退伍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经常想起在那趟列车上认识的刘慧芳，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是否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和归宿。

半年后的一个午后，我正在站台上搬运货物，突然从站内广播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沈阳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请旅客做好乘车准备。＂

那声音清晰而温柔，正是刘慧芳的声音！

我放下手中的货物，冲向广播室。

推开门，果然看到刘慧芳正坐在播音台前，面带微笑地播报着列车信息。

见到我，她先是一愣，然后露出惊喜的表情：＂明辉！＂

原来，刘慧芳通过考试，成功地进入了县广播站工作，由于表现出色，被借调到市火车站做临时广播员。

＂我本来打算下班后去找你的。＂她笑着说，＂没想到你先找来了。＂

那一刻，我感到命运的奇妙。

在这个物资匮乏但人心炙热的年代，我们的故事，在一列退伍军人回乡的列车上开始，又在火车站重逢，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后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刘慧芳的善良和坚强，让我越来越欣赏她；而我的踏实和担当，也赢得了她的信任和爱。

我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没有奢华的礼物，只有在下班后一起散步的时光，只有在简陋宿舍里共进的一顿简餐，只有在困难时刻相互的鼓励和支持。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火车站的职工食堂举行，同事们凑了些钱，买了几斤肉，蒸了几桌包子。

我穿着唯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刘慧芳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我们在同事和亲友的祝福中，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日子虽然清贫，但我们很满足。

刘慧芳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广播站的正式员工，我也从搬运工升为了车站货运部门的调度员。

每天早上，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上班，晚上一起回家，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或者面条，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聊着各自工作中的趣事，平凡而幸福。

十年后的一个冬日，刘慧芳生下了我们的儿子。

令人惊奇的是，孩子的生日，竟与当年我们在列车上照顾的小虎是同一天。

我们给儿子取名＂周明阳＂，希望他像冬日里的阳光一样，温暖而明亮。

如今，回想起那趟改变我命运的列车之旅，我常常感叹生活的神奇。

正是那次偶然的相遇，那个发烧的孩子，那个被耽误的相亲，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这个国家经历巨变的年代，我们的小小故事，如同沧海一粟，但对我们自己而言，却是最珍贵的财富。

每当看到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那些匆忙的脚步和期待的眼神，我就会想起那个冬天，想起那个抱着孩子的女孩，想起那段军列回家路上的温暖邂逅。

生活，就像一趟永不停歇的列车，带着我们经过风雨、穿越隧道，最终到达属于自己的幸福站点。

而我，很庆幸在那趟列车上，遇见了我的幸福。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