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多爱艾？

摘要：这一天是中元节，寺庙内外信众云集，热闹得很。人群中，一名行乞的老妇人不小心打翻了街头店家的酒缸，店主一边殴打她，一边索要赔偿。这一幕恰好被崔炜看见了，他觉得老妇人可怜，可自己又身无分文，便脱下衣服替老妇人顶了债。

故事发生在唐朝贞元年间（785—805）。

南海人崔炜是个“官二代”，不事家产，喜欢行侠仗义。父亲去世没几年，崔炜已将家财荡尽，只好长期寄宿在寺庙中。

这一天是中元节，寺庙内外信众云集，热闹得很。人群中，一名行乞的老妇人不小心打翻了街头店家的酒缸，店主一边殴打她，一边索要赔偿。这一幕恰好被崔炜看见了，他觉得老妇人可怜，可自己又身无分文，便脱下衣服替老妇人顶了债。

老妇人无以为报，给崔炜送了一些越井冈出产的艾草，并告诉他：“ 遇到赘疣病，只需用这些艾草灸一下就会好的。不仅可以为人解除病痛，还可助你收获艳福。”

说完，老妇人一下子就不见了。

▲野生艾草。图源：摄图网授权

数日之后，崔炜邂逅了一位长着肉瘤的任姓富翁。他忽然想起老妇人之语，于是取出艾草，尝试着为任老爷灸治，果然药到病除。任老爷摆脱了肉瘤之苦，连连道谢，声称要赠钱十万答谢崔炜，并让恩人在府上留宿几日。

然而，任老爷的挽留，实则包藏祸心，意欲将崔炜杀害，献祭给家中所供奉的一头名为“独脚神”的鬼怪。好在任家小姐不忍心见到崔炜遇害，私底下如实相告，崔炜于是连夜逃出了任府。

逃命途中，崔炜坠入一口枯井，井底堆满枯枝败叶。糟糕的是，枯井口小底大，且深达百余丈，崔炜只得另寻出路，却意外地在井底撞见一条嘴上长着肉瘤的巨型白蛇。白蛇无意加害崔炜，崔炜便大胆取出艾草，为其灸治。很快，蛇唇上的肉瘤就脱落了。

为报治病之恩，白蛇带着崔炜穿梭于绵延曲折的地下隧洞，来到南越王墓中。在地宫里，崔炜得到四名奇女子的款待，不仅获赠墓中珍宝——阳燧珠，还在“羊城使者”的护送下平安离开。

重返地面后，崔炜方知人世间已过去三年之久。此后，崔炜变卖阳燧珠，成为一方富豪，并由那四名女子牵线搭桥，与一名唤作“田夫人”的妇人成婚，收获一段佳缘。也就是说，当初老妇人跟崔炜说的话全部应验了。

崔炜从田夫人口中得知，那名老妇人，原来是鲍靓之女、葛洪之妻——鲍姑。

这是宋代小说《太平广记》中的故事。在离奇的情节背后，艾草不光是一剂能除瘤治病的良药，更超越了草药本身，化为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的善恶美丑，从而劝谕世人——为善之人，终有善报。

艾草，在现代植物学划分中，属于菊科蒿属。因其生命力顽强，随处可见，古代医学典籍往往不说其产地，只说生于田野之间。

对于这一常见植物，古人已学会物尽其用。《庄子》和《吕氏春秋》不约而同地记载了一则越国人使用艾草生烟、迎立国君的故事。

勾践死后，越国政局陷入无序状态。自越王不寿起，三代君主接连被人杀死于王位之上。公元前375年，越王诸咎遇害，王子搜担心王位更迭带来的灾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急忙逃走，躲进丹穴避难。可是，越国不可一日无君。时间一长，人们纷纷想到素有贤名的王子搜，并得知他的行踪。已成惊弓之鸟的王子搜却拒绝和他的支持者见面，躲入洞穴深处，无论如何也不肯出来继承王位。

于是，越国人找来艾草，点燃，将浓烟灌入洞中。不多时，王子搜被烟雾熏得泪流满面，被迫出洞，接受众人拥立，成为新一任国君。

问题来了，为何越人偏偏独用艾草，而非他物？已故学者陈奇猷在校注《吕氏春秋》时，特意点出其中缘故：“ 薰之以艾，所以去不祥也。”在越国人的世界观中，“ 越人三世弑其君 ”的血光之灾将会延续，只有艾草才能帮助新任国君消除灾祸，求得平安。

在南方，艾草驱邪避祸之说，的确流传久远。

南梁时期，大臣宗懔曾以江汉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岁时节令等内容为基础，写成著名的《荆楚岁时记》。书中记录了荆楚地区百姓于端午时节用艾草驱邪的一些办法。

五月初五，曾被视为“恶月”“恶日”。这一天，荆楚百姓会提前到野外收集艾草，扎成人形，“ 悬于门上，以禳毒气 ”，将邪祟之物阻挡在户外。同时，人们用艾草做成老虎的形状，“ 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 ”，随身佩戴。

▲ 清·徐扬《悬艾人》。图源：网络

到了晚唐时期，艾草的避祸功用进一步被强化。

民间传说，黄巢起义后，率军向长安进军，在河南邓州偶遇一名携子逃难的女子。该女子将年龄较大的孩子抱在怀中，却让较为年幼的孩子下地步行。黄巢见之大怒，质问女子为何重长轻幼？女子解释称，年长的孩子是夫家大伯的遗孤，年幼的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黄巢听罢，感念女子在战乱时期仍不忘亲人托孤之重，便告知女子，大军即将攻城，可在家门前悬挂艾草菖蒲。破城之时，可凭此记号得到起义军的保护。

女子携子回到邓州城中，将此事遍告邻里，人们纷纷照做。等到黄巢大军攻破邓州城时，只见家家户户皆悬挂艾草菖蒲。黄巢见状，只好信守诺言，引军离去，邓州百姓因此免于兵戈之祸。而这一天，恰好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艾草之所以能从普通野草中脱颖而出，除了辟邪避祸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药用价值。

艾草治病始于一则古早的民间传说。据说武王伐纣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士兵纷纷病倒，不少人还感染了痢疾。周武王只能暂停军事行动，就地扎营休整，但军医们对疫情束手无策。

一位名叫萧艾的军医因身体虚弱，不慎踏入了焚烧野草的火堆。过了一段时间，他惊奇地发现，除了些许烫伤之外，自己的痢疾竟然痊愈了。随后，萧艾抱着试验的心态，使用这种野草去给一些患病士兵熏灼相同的部位，结果全部见效。

见士兵们得救，周武王要重赏萧艾。但萧艾拒绝了，坦言“非萧艾之功，实野草之力也”。周武王仍坚持有功必赏，于是宣布：“ 野草本无名，从今以萧艾之名名之。 ”自此，艾草之名及其医药之用开始流传于后世。

▲ 艾草。图源：摄图网授权

艾灸，是古今利用艾草治病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这一疗法与早期的天火信仰有关。

在医学欠发达的时代，人们往往将疾病与体内疫鬼作祟联系在一起。古人相信，太阳照耀万物，必定有着神奇的灵力。东汉经学家郑玄在给《周礼·司烜氏》作注时曾说：“ 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絜（洁）气也。”天火象征纯阳之气，可以祛除病邪。而成书于汉代或稍晚的医学典籍《黄帝虾蟆经》则认为：“ 太上阳燧之火以为灸。”在古人可以获取的众多火源之中，天火（阳燧之火）被视为艾灸的最优选。

但，想要获取天火并不容易。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与门客编纂了《淮南万毕术》，书中说道：“ 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一技术，实际上是利用了凸透镜聚光的原理。奈何，冰块是寒冬才有之物，显然不是获取天火的最佳途径。同样出自刘安之手的《淮南子》又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即“ 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 ”。按照汉代人高诱的注解，阳燧其实是一块青铜制凹面镜，每遇晴天，“ 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 ”。

在这些取火方式中，由艾草制成的艾绒因其易燃等属性，从战国时代起，便成为最为常用的引取天火之物。人们相信，艾草在燃烧时，能将天火转化为纯阳之气，因而逐渐演化出了艾灸。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名医别录》第一次将艾草作为药物载入医书：“捣叶以灸百病。”并特别强调，采药最好是“三月三日采，暴干”。

但这种点燃艾草、熏炙穴道的疗法，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

▲ 南宋·李唐《村医图》，患者因艾灸疼到表情扭曲。图源：网络

艾灸之痛，唐代诗人韩愈深有体会。永贞元年（805），唐顺宗登基，大赦天下，被贬于阳山的韩愈得以回京。途经郴州时，韩愈不幸感染疟疾。为了对付所谓的“疫鬼”，郴州知府李伯康找来一批能人异士救治好友。事后，韩愈作诗《谴疟鬼》，记录了这一场景：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韩愈清楚地记得，参与救治的针灸师使用了艾草。艾草燃烧产生火光和浓烟，仿佛将疟鬼困住，治疗场面堪比围猎，以图剿灭韩愈体内的邪祟。但这种强烈的灼热感，不亚于将韩愈置于烈火中烘烤，身体上的不适可想而知。

南宋名医闻人耆年在《备急灸法》中提及：“ 富贵骄奢之人，动辄惧痛，闻说火艾，嗔怒叱去，是盖自暴自弃之甚者。苟不避人神，能忍一顷之灸，便有再生之理。自当坚壮此心，向前取活，以全肤体，不致枉夭，岂不诚大丈夫欤？ ”一些富贵人家自幼养尊处优，受不了半点疼痛，一旦面对艾灸的高温熏灼，内心恐惧感迸发，宁愿抱病，也要拒绝艾灸。

另一位南宋名医窦材向世人推荐艾草，也时常碰壁。心情低落之时，窦材抱怨说：“ 生今之世，思欲展抱负，施姜附尚且难入，而丹药、灼艾之说，断乎其不可行也。”可见对于艾灸的普及之难，一代名医也是无可奈何。

艾灸尽管因灼烧之痛频频遭拒，但也逐渐收获了一批拥趸。

两宋时期，医学获得大发展，中国最早的铜制针灸人体模型便出现在这一时期。后世谈及中医时，不免夸赞“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风气，离不开赵宋皇帝们的亲身示范。

史载，宋太祖赵匡胤极为推崇艾灸，还不时安利给下属们。

▲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图源：网络

开宝二年（969），客省使卢怀忠到江南出差，返程途中突然病倒，一路乘坐肩舆才得以回京。赵匡胤听说后，立马“ 和艾以赐怀忠 ”，并以资深病友的口吻叮嘱道：“ 我尝灸，得力，汝当勉之。”

开宝四年（971），永兴节度使吴廷祚进京面圣，也突发疾病。赵匡胤亲自前往探视，再度推荐起了艾草，“ 命爇艾灸其腹 ”，并派太监王继恩留守看护。

据《宋史》记载，某日，晋王赵光义患病，赵匡胤急忙前往探病，并命人取来艾条，亲自动手为弟弟灸治。然而，治疗过程中，赵光义因无法忍受艾灸灼烧带来的痛感，不停地呻吟。赵匡胤心疼不已，于是每次艾灸时都要先在自己身上做一次试验，把握痛感的轻重后再施针。这则兄弟情深的故事，后来还衍生出了一个成语：灼艾分痛。

遗憾的是，赵氏兄弟这种“灼艾分痛”的亲密感，在开宝九年（976）戛然而止。当年，赵匡胤在“斧声烛影”的疑云中暴毙身亡，赵光义成为北宋第二任皇帝，也成为这桩历史疑案的头号嫌疑人。不过，艾灸的热度并未随着权力的转移而降温。

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赵光义将吴越末代国王钱俶扣留于汴梁，迫使其自献封疆，实现了北宋版图的又一次扩张。作为“主动合作”的回报，钱俶得到了宋室的优待。翌年（979），在随宋太宗征讨太原的途中，钱俶突患足疾。宋太宗得知此事后，“ 车驾亲临问，令太医然艾以灸 ”。不多时，钱俶的足疾便好转了。

宋真宗继位后，亦如其先辈一样，常赐生病大臣以艾灸。大中祥符二年（1009），赵匡胤之孙、同平章事赵惟吉旧病复发，宋真宗极为关切，“ 屡临省之，亲视灼艾，日给御膳，为营佛事 ”。

到了宋仁宗时期，皇帝对艾灸的喜爱有增无减。相传，宋仁宗有一次感到身体不适，用艾灸调理，但艾灸之痛又让人难以忍受，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妙招——“ 令优人竞说笑话 ”。听着优人讲笑话，转移注意力，宋仁宗从而“忘其痛”。

▲艾灸疗法。图源：摄图网授权

经过北宋皇室的推广，艾灸疗法逐渐打开知名度。

黄庭坚客居鄂州时，与当地太守交好。当时，地方文人学士经常进献诗文，请太守评定优劣，祈望获得资助。太守便邀请黄庭坚一同评阅。一次，太守带来了一篇文章，黄庭坚看后，不禁皱起眉头，沉默许久。

太守忍不住询问：“酬以几何？”

黄庭坚答道：“ 不必他物，取公库干艾四两。于生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问尔后敢作诗耶？ ”

意思是，让太守大人到官府库房里拿些艾草，照着大夫们的做法，往这名作者的尾椎骨上来上一次艾灸，正好治一治他那文笔不佳，还随意投稿惹人嫌的坏毛病。

如此犀利点评，恰好说明艾草疗法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

在明代之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天下艾草以河南汤阴的复道艾和浙江宁波的四明艾最为出众。

宋朝人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对复道艾不乏溢美之词：“艾叶，旧不著所出州土，但云生田野，今处处有之，以复道者为佳，云此种灸病尤胜。”但苏颂也不忘提醒世人：“ 近世有单服艾者……其毒发则热气冲上，狂躁不能禁，至攻眼有疮出血者，诚不可妄服也。”意思是说，艾草不可以随意单独服用，否则将有中毒、甚至是陷入疯癫的风险。

在明朝医生李时珍看来，苏颂的艾草“有毒论”是耸人听闻的谬论，实则是因为艾草辛热的偏性，由于长期服用“ 致火上冲之故尔 ”。

李氏一族是医学世家，对于艾草的研究，早在李言闻（李时珍之父）时期就已经开始。李言闻曾到家乡蕲州（今湖北蕲春）麒麟山挖掘艾草，并移栽于自家庭院中。经过长期观察与药物试验，李言闻写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本艾草专著《蕲艾传》。同时，作为《人参传》的作者，李言闻在对比二者药性与功效时，不免夸赞：“ 艾有参之功，参无艾朴实之德。”作为补虚神草的平替，艾草因随处可采，较之人参更具备惠民和普世的价值，也更符合传统医家悬壶济世的初衷与愿景。

24岁那年，李时珍科场失意后，重拾家族衣钵，投身医学。35岁那年，李时珍开始重修医家典籍，“ 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 ”，终于取得了比父亲更高的成就——著成190多万字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对许多草药的错误记载进行更正补全，其中也包括了艾草。

▲李时珍放弃科举，改读医书。图源：影视剧照

宋元时期，复道艾和四明艾是艾草中最闪亮的两颗星，其他品种则始终处于陪跑的位置。但，自明朝成化以后，蕲州人逐渐发现，当地出产的艾草药效并不差，甚至比复道艾和四明艾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即便如此，蕲州出产的艾草在名气上，还是被占得先机的前两者压了一头。

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时，特意为蕲艾正名：“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借助《本草纲目》的影响力，蕲艾逐渐与复道艾、四明艾平起平坐，且大有超越之势。到了清代，许多新著医书在提及艾草时，都不乏“ 产蕲州者为胜 ”“ 蕲州艾为上 ”等类似的赞美之语。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艾草亦然。蕲艾持续走热，陷入了一桩“李鬼”事件。

安徽人陈嘉谟，是和李时珍同处一个时代的医药学家，拥有自己的医药专著《本草蒙筌》。在这本著作中，陈嘉谟声称所谓的蕲艾并不是艾草。他认为，蕲艾“独茎、圆叶、背白、有芒”，“今以形状考之，九牛草者即此，人多不识，并以艾呼”。陈氏之论一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医药学界引发了一场跨时空的论战。

蕲艾作为家乡特产，李时珍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为避免陈氏之论误导医者与病患，李时珍毫不客气地在《本草纲目》中指出：“ 陈嘉谟《本草蒙筌》以此（九牛草）为蕲艾，谬矣。”

蕲艾是否为九牛草？清代医者大多赞同李时珍之说。比如，《本草从新》的作者吴仪洛就认为：“ 《蒙筌》发明以野艾（九牛草）为真蕲艾，虽香，实非艾种。”与此同时，也有人支持陈嘉谟之说。陈士铎在《本草新编》里声称：“ 世人俱以蕲艾为佳，然野艾佳于蕲艾。盖蕲艾九牛草也，似艾而非艾，唯香过于艾，而功用殊不若野艾。”艾草界的“李逵”遇到了“李鬼”，真假竟一时难辨。

到了近现代，蕲艾又遇到新的挑战者。

祁艾，因产自河北安国（古称祁州）而得名，是艾草中的新兴品种。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一些科研成果表明，祁艾在某些特性上，还要优于蕲艾。而随着河北祁艾的出现，中国“四大名艾”之说开始定型，并流传开来。

晚清以降，质疑中医之风兴起。受此连累，艾草文化遭遇了一些波折。

打压，率先来自于帝国高层。

道光二年（1822），道光帝以“ 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 为由，下令 “太医院针灸一科著永远停止 ”，包括艾灸在内，针灸学术被官方摒弃。从表面上看，道光废止针灸，是因针灸需要患者坦露身体，容易使九五之尊难堪。但，深究其故，面子问题可能不是根源之所在。

▲ 艾灸条。图源：摄图网授权

道光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意欲刺杀嘉庆帝，当时的皇次子旻宁（即日后的道光帝）率众抵抗，并用火枪击毙了两名杀手。这场“ 癸酉之变 ”虽被成功镇压，却也让旻宁心有余悸。据一些御医后人讲述，道光帝继位后曾因骑马跌伤，就找来御医做针灸。怎料，御医一针刺中道光的环跳穴，致使其脚底短时间陷入麻木状态。道光立即联想到了刺杀，于是将御医处死，针灸也因此遭道光厌恶。

有清一代，中央医学教育归属太医院管辖。道光的禁令，使针灸在上层社会不但无容身之地，更是釜底抽薪，令针灸的传承面临着中断的风险。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西方世界的军事打击，还有文化冲击。对于中医，西方人一度嗤之以鼻，将其视为邪说。更有甚者，一些西方传教士将针灸形容为“ 医疗上的折磨 ”，在《华人论病篇》中称之为“ 致死的针 ”。

西方人的排斥，亦在国内引起共鸣。辛亥革命后，一些对传统文化持悲观和否定态度的人士开始站到了中医的对立面。

1914年，北京医学会向北洋政府提交立案申请，但教育总长汪大燮坚决不同意，并扬言：“ 我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是难照准的。”消息一出，各地中医纷纷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赴京抗议，汪氏因此未能遂愿。但是到了1929年，余岩等人在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表示“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这一提案，将医学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医。

在文化界，质疑中医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就因童年时期所购中药未能延续父亲的生命，而积怨于中医，直言“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