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其中有关卦爻辞的原始记载和后学的阐释解读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伦理内涵；且其作为“群经之首”，对古代民众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以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①。其影响力也自然波及文学巨著《红楼梦》的文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其中有关卦爻辞的原始记载和后学的阐释解读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伦理内涵；且其作为“群经之首”，对古代民众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以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①。其影响力也自然波及文学巨著《红楼梦》的文本创构之中。

《周易》

张新之曾独辟蹊径，运用易学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全书无非《易》道”②之论。对于其“以易评红”的学术实践，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在过往的一个世纪里，多数学者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有学者认为，其评点“体现的文学思想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都是错误的，其评点的结论基本上也是错误的”③；还有学者提出，张新之“全朝‘性理之书’的角度去加以阐述发挥，似有误入歧途之嫌”④。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体系本土化重构的日益重视，张新之的评点价值开始得到挖掘。例如，刘继保指出：“‘以易解红’不仅激活了《易经》这一传统的学术资源，同时也拓展了小说评点理论空间。”⑤梁从峨专门分析了张新之评点体现出的阴阳观念。⑥张新之的评点虽显出阴阳观念，但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它蕴含着以易学思想为基石的儒家传统文化内涵。浦安迪曾指出：“仅就时代，文化背景，哲学背景而言，张新之的评论接近于小说的写作时间。”⑦

对这部接近于曹雪芹文化背景的评点本进行意义重释和价值重估，有助于进一步发掘《红楼梦》的文化意蕴。

一、以《周易》数理逻辑推演情节隐喻

张新之主要活动于嘉庆、道光年间，与其他士人一样，他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深研“十三经二十一史”⑧（五桂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自然是其研习重点。

卧云山馆刊本《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

《周易》通过六十四卦及每卦六爻的精密架构，展现了数字与自然法则的联系。《系辞上传》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⑨此言揭示了象数思维的核心，即通过观测自然之象与数理规律，洞悉万物本质与变迁规律。张新之评点《红楼梦》时，也特别注意挖掘文本隐含的象数原理。

张新之注重揭示回目序号中隐含的情节寓意。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的总评中，他指出：“此回适当三十六回，天数也，又为六六阴极之数也，为是书一大眼目。”⑩

在《周易》中，“六”被视为阴爻的代表数字，“三十六”是“六”个“六”的重复叠加，象征着极致或转折。这一回目构成了全书的关键节点。

此回聚焦于贾宝玉对人生情缘的深刻感悟。通过宝玉对宝钗等人世俗劝诫的反感，以及他对林黛玉超脱世俗、淡泊名利之情的珍视，强化了两人之间的知己情谊。同时，宝玉在目睹龄官对贾蔷的深情后，深刻领悟到“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并对“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⑪的归宿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此外，该回还揭示了贾府由盛转衰的预兆，如仆人们在金钏儿死后，试图通过贿赂王熙凤以安排亲戚去王夫人处伺候，显示出贾府内部仆从的钻营之风；而王熙凤与王夫人的交谈中，则暴露了“姨娘丫头，分例减半”的财政紧张情况。宝玉对情缘的领悟以及贾府经济的压力、内部矛盾的加剧，揭示了爱情悲剧和家族悲剧的主题。

《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

再如，《红楼梦》第六十六回回目为“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张新之评道：“书至六十六回，正六六数终，阴极阳生之会，故用两‘情’字、两‘冷’字作大对待。”⑫

此评点再次强调了“六六”作为极阴之数的象征意义，预示着事物发展至极致后必将迎来转变。在第六十六回的回目设计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情”与“冷”这一对重复却对比鲜明的词汇，深刻揭示了情节中的情感张力与冷峻现实。

该回通过尤三姐因情自尽、柳湘莲心灰意冷遁入空门的情节，展现了情感的极端与人生的无常，预示了宝玉和黛玉的情感转向与最终结局。

此外，张新之对小说正文中出现的日期也给予高度关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告诉贾雨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张新之指出：“十成数，九阳数，十除九为一，一则吉，故真劝行而假不应。此书凡有明着日期处，皆有意义。”⑬

《周易》之中，九被视为阳之极数，寓意长久、吉祥。十为成数，寓意完整、圆满。二者相减为一，一即元，开始。《周易》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⑭意谓元始，亨通，和谐有利。

甄士隐真诚地帮助贾雨村择选赴京赶考的黄道吉日，但贾雨村并未领情，反而不辞而别。此“真劝行而假不应”之态，预示了葫芦案情节中贾雨村对甄士隐恩情的背叛。

再如，第二十三回，贾政回禀贾母二月二十二日为吉日，宜令宝玉等人搬至大观园。张新之夹批曰：“二月二十二日，好春也，而一派阴数。综之得六十，花甲一周，天运复始，大观全部在内。反之为十六，紫阳所谓‘正好修二八’也。”⑮

《周易译注》

在《周易》之中，二为最小的阴数。二月二十二日，以阴数贯通上下，与以女性为中心舞台的大观园正好匹配。两个月共六十天，六十为天干地支纪年法的一个甲子年，寓意家族兴衰与岁月循环。六十反之为十六，为二八芳龄，是大观园女儿们最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张新之以正向、反向的双重推演，提醒读者把握曹雪芹节日安排的隐喻。此外，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作者也提到林黛玉生日是“二月十二日”。张新之评道：“二二重阴，十归土数，乃正花朝，林固花叙中主人也。”⑯

二月二十二日搬入大观园与林黛玉二月十二日的生日相近，且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寓意黛玉为群芳之首。宝玉和众姊妹都搬入大观园后，宝玉作《四时即事》诗。张新之评点道：“春夏秋冬，天运复始，即所谓二月二十二日。”⑰四首时令诗，即四季的循环往复，与生命更迭的哲学思考相联。

由于受到《易经》数理推演的影响，张新之特别注意文本情节的逻辑自洽性。如，第二十二回开头王熙凤说“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月份是正月。第六十二回探春有言：“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⑱

《妙复轩评石头记》

张新之通过前后推演，发现若宝钗生日为正月二十一，则与其他事件时间安排上存在矛盾。张新之指出：

然自正月十五元妃归省计之，至二十一中间仅五日，中有宝玉至袭人家因“花解语”为袭人病之三日，“意绵绵”“弹炉意”“谐娇音”谓之同时事可也，而“箴宝玉”“续《南华》”又二日，五日工夫已尽。乃又有巧姐出花十二日，送娘娘祭祖还愿庆贺以至“救贾琏”当又需数日。此二十一日正月耶，非正月耶？本回湘云又明说“大正月里”云云，作者矛盾，读者知否？⑲

张新之结合文本事件脉络分析，正月诸多琐事迁延日久，非一月功夫所能完成，按照情节进展推测宝钗生日应为二月。这无疑是曹雪芹修改过程中出现的纰漏。张新之的这一发现，正是他“以易评红”的额外收获。

综上，在《周易》中，卦象和爻辞的组成和变化都基于一定的数理原理。通过数理推演，可以揭示出卦象的含义和吉凶祸福。张新之借鉴《周易》数理推演的思维方式，挖掘《红楼梦》回目设置与情节安排、主题呈现之间的关联。

同时，他将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延伸至小说正文的细部安排。对于文中频繁出现的生辰、节日等各类日期，张新之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深入的剖析，辅助读者理解《红楼梦》中特定日期所承载的深层情节隐喻与文化意涵。

《阜阳汉简周易校释》

二、用《周易》符号思维剖析人物命运

《周易》中的卦爻变化原理以及《周易》后学阐释中衍生的阴阳五行学说，对《红楼梦》人物命运的描绘产生了深远影响。卦爻和五行观念都属于符号思维的范畴，它们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来阐释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

《周易》中阴阳爻的组合以及文辞表达，构成一个特定的符号系统。五行学说则认为金、木、水、火、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符号，这五种元素之间构成完整的符号系统，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张新之注意结合《周易》中的卦爻变化原理及后学阐释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来预示人物的命运。

一方面，张新之巧妙运用《周易》的卦象符号系统来剖析小说人物的命运。在《石头记》读法中，张新之指出：

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三家评本红楼梦》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元春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为《夬》，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为《乾》，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夬》转为《剥》，惜春《乾》转为《坤》，乃书中大消息也。⑳

这段评论以《易经》的卦象来解读《红楼梦》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的命运。

《红楼梦》中明确交代元春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探春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三，迎春和惜春的生日没有提及。从人物命名来看，元春中的“元”字，即已表明初始之意，与其正月初一的出生日期对应。

依此推测，迎春应该出生于立春前后，以与“迎”字相符。惜春可能生于农历四月，此时已是孟夏时节，“惜春”寓意对美好春光的惋惜。四人生日月份对应的消息卦分别是《泰》卦、《大壮》卦、《夬》卦、《乾》卦。《泰》卦是正月的卦象，表示万物复苏、和顺亨通。元春入宫后加封贤德妃，地位显赫，象征着家族的繁荣昌盛。

然而，张新之也指出，“《泰》转为《否》”，意味着元春的命运轨迹与《易经》中“泰极否来”的哲理呼应。探春生于三月，对应的是《夬》卦。《夬》卦代表着决断、清除邪恶的含义。

身为庶出之女，探春在治理贾府时遭遇了仆从的轻视与阻挠，《夬》与《剥》是错卦，《夬》转《剥》隐喻她虽具非凡决断力，能剔除家族内患，但其努力终难逆转家族衰败之势。张新之将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位女性角色与四个卦象符号相对应，通过卦象的演变预示了各自命运的转折。

《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

将人物生辰与卦象相联系，为解读《红楼梦》的主题和人物命运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从侧面展现了曹雪芹在人物形塑时融入了生辰与季节元素，呈现人物的命运轨迹。

另一方面，张新之常常采用五行学说来推测人物的命运。“阴阳五行”这一哲学观念长久地支配着古人的认识、世界观。

《周易》阐述阴阳之道，《尚书》提出五行理论，两者共同诠释了古人对宇宙万物的认知。至战国时期，邹衍将阴阳、五行相融合，提出了象数与天命观相结合的阴阳五行哲学，丰富了这一思想体系。西汉学者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融入伦理道德的范畴，衍生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原则体系。

此后，阴阳五行观念逐渐深入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古人认知世界、理解万物的固有思维方式。

张新之评本《红楼梦》第一回

张新之运用五行学说，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姓名寓意与命运轨迹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深化了我们对于曹雪芹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的理解。在《〈石头记〉读法》中，张新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提出：

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固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㉑

这段话探讨了木、金的象征意义及其背后的道德文化寓意，借用了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的论述：“木行居东方而主春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㉒木象征新生与向阳。金象征收敛与成熟，同时预示着万物之凋零。

两者的对比，可以看出作者构设木石情缘的文化寓意，意谓对宝黛坚贞永恒爱情的肯定。且从人物命名来看，玉石常被视为纯洁、质朴、高贵的象征。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有言：“白茅纯束，有女如玉。”㉓《荀子·劝学》则曰：“玉在山而草木润。”㉔均体现了玉之美德。林黛玉之命名，就预示了其质朴纯洁的品格。

《奎壁诗经》

张新之还从阴阳五行角度对林、薛二人的性格进行解读：“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锢冷积寒，阴也。”林生于海，海位于东南方，是阳气生发之地；金则与严寒、积雪相联系，代表了阴冷之气。

张新之借助《易经》阴阳学说和五行理论的观念，通过对金、木等元素象征意义的剖析，映照了林黛玉情感真挚直接与宝钗情感理性克制的内在缘由。

与“金居西方而主秋气”的五行观念相呼应，小说中多位角色的不幸命运与“金”有关。张新之分析指出：“书中不得其死者九人，曰金钏、曰金鸳鸯、曰金桂、曰金哥，尤二姐则吞金，尤三姐饮剑，则亦金，在金居其大半，作者于金，有深痛焉。”㉕

如此诸多的罗列，提示我们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曹雪芹有意通过“金”这一元素寄寓深刻用意。金钏、金鸳鸯、夏金桂、金哥等人物或姓或名中带有“金”字，其命运以悲剧作结。

尤二姐和尤三姐一为吞金自尽，一为以剑自刎。“剑”也为金属所制，两人的死亡，进一步强化了“金”在小说中的悲剧象征意义。

年画红楼二尤

卦象和五行通过不同的符号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抽象性、辩证性和整体性特点。

这种符号思维被曹雪芹应用于《红楼梦》的写作之中，暗喻人物的品行、命运，如林黛玉作为“木”命之人，其生存离不开“水”的滋养，同时“水”的侵蚀也造成了她的多愁多病，最终指向悲剧的命运。张新之以《周易》卦象及其衍生的五行观念来解读《红楼梦》中人，有助于我们从传统文化视角把握《红楼梦》中的深层艺术智慧。

三、借《周易》哲学理念阐发道德秩序

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构成，《周易》通过《易经》卦爻符号系统与《易传》哲学阐释的双重建构，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伦理阐释范式。

《周易·系辞下传》提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㉖，《易传》作为孔子及其后学对《易经》的义理拓展，采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将天道秩序投射于社会伦理领域，为道德秩序的调控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石头记读法〉》中，张新之总述道：“《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㉗张新之将《红楼梦》定位为“奇传”，并认为其思想内核与《周易》等儒家经典构成“奇正”呼应，这一评论在清代经学主导的学术语境下具有一定合理性。

首先，张新之的不少评点从《易经》卦爻辞和《易传》渐进性的释义出发，阐释《红楼梦》中寄寓的防微杜渐思想。

天津古籍出版社整理本《三家批评红楼梦》

张新之《〈石头记〉读法》中提到：“《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㉘“屡霜”出自《易经·坤卦》“屡霜，坚冰至”，强调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红楼梦》也在不同回目多次点染贾府由盛而衰的渐进轨迹，诸如秦可卿丧仪之奢（第十三回）、元春省亲大观园之费（第十八回）、王熙凤典当金项圈之困（第七十二回）等连续性情节，正是贾府经济系统崩溃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

此外，道德主体的代际退化，导致家族整体道德秩序的崩溃，亦是“渐”之体现。如张新之在第四十七回总评有言：“盖写情至此，人欲恣肆，已如毒龙不可制伏，必须节节遏抑，故以薛蟠被打为之始。”㉙

纨绔子弟薛蟠的堕落轨迹从纵欲始，他终日沉迷于玩乐，胆大妄为，为了争夺英莲，纵容手下豪奴打死冯渊，又因柳湘莲相貌俊美而起勾引之意，行为愈发失控。被柳湘莲痛殴的象征性惩戒之后，薛蟠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最终以外出历练的伪成长叙事收场。

张新之敏锐指出此情节链的伦理功能——“必须节节遏抑”的渐进式干预。以薛蟠为典型个案的德不配位的家族继承者群像，必然导致四大家族运终数尽的结局。

《宋本周易》

其次，在道德秩序的构建之中，张新之特别强调孝道文化的重要性。

张新之认为“六经四子无非教孝之书”㉚。虽然《周易》是部卜筮之书，但在经学家看来，蕴含着明显的孝道思维，尤其是汉代以来许多著名经学家如马融、郑玄等都对《周易》的孝道思维有所阐发。㉛

张新之汲取了这一思想，并将孝道观念熔铸于《红楼梦》的阐释之中。例如，第九十二回，巧姐提到自己读过《女孝经》和《列女传》。张评曰：“孝为性本，故曰‘一本’。阴阳交易，如环无端，来复之机，无分男女。上大段既以贾兰明此理，此大段又以巧姐明此理，太极两仪，始无余蕴，而一‘孝’字总之。故《孝经》外即提《列女传》。”㉜

在张新之看来，“孝”的地位等同于“太极”，认为其为性本，从而生发出男女之孝。贾兰、巧姐分别是从男、女的角度来强调孝道，正好顺应阴阳和合之理。

张新之不仅肯定贾兰这样恪守儒家伦理规范的正面人物，也对薛蟠等纨绔子弟的伪孝进行了批判。

如第二十六回，薛蟠假借贾政之名哄骗宝玉外出赴宴，提及将进贡的藕与瓜孝敬了母亲。张评曰：“俨然能孝，照顾书旨。凡写薛蟠处，有“罪人不孥”之意，然正以重罪宝钗而贵贾氏也。看前说‘更坏了十倍’，意可见。”㉝

张新之用“俨然”二字点破薛蟠用进贡的藕与瓜孝敬母亲的虚伪性。薛蟠的荒唐行径与表面的“孝”对比，暴露了封建末世中道德伦理的全面崩塌。

《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

最后，张新之在对《红楼梦》进行阐释时，借鉴了《易传》的声训法，来发掘其劝惩内涵。

《易传》常以“因声求义”的方式阐释卦辞的思想内涵。如《周易·说卦传》有言：“乾，健也；坤，顺也。”㉞这段阐发就蕴含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乾”象征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坤”象征柔顺、厚德载物的品质，这些都与儒家提倡的道德秩序密切相关。

张新之深受《易传》启发，通过谐音隐喻揭示《红楼梦》人物命名的道德内涵。例如，第二回中，张新之在冷子兴介绍贾政处，有夹批曰：“政乃‘道之以政’之政，如周衰大夫犹有刑政治其私邑者，故字曰存周。”㉟

“周衰大夫犹有刑政治其私邑者”是指在周朝衰微之际，大夫仍坚持在其私邑实行礼法政治。张新之运用这一典故，指出小说中贾政字存周，意谓在贾府日渐式微之时，贾政仍然恪守礼教，严于治家，力图维护家族秩序的稳定与传承。

周振甫《周易译注》

曹雪芹在小说中，也借冷子兴之口对贾政予以“为人端方正直”的评价。曹雪芹所刻画的贾政形象既有着很强的家族荣誉与家风维护意识，同时又有迂腐教条、不辨是非的缺陷。

如，第七十五回写贾政得知侄子贾珍守丧期间，‌贾珍借射箭之名，聚集一些游侠纨绔在家中进行赌博活动。贾政对此失察，还命宝玉、贾环等人参加。张新之认为此处“横插贾政一节，写‘渐’字、写‘昏’字，立失教罪案”㊱。

这里用“横插”一词，指出在情节发展中插入贾政的行为，看似突兀，实则具有深意。贾政作为贾府核心人物，本应以身作则，维护家族道德秩序，然而他的行为却与此背道而驰。

而“渐”字又与《〈石头记〉读法》“一部《石头记》，一‘渐’字”的总评相照应，贾政的纵容失察，暗示了家族道德秩序的逐渐崩坏。

再如，第五回介绍“贾蓉之妻秦氏”处，有张评曰：“秦、禽同音，转声为情，《红楼》首叙此人，则《红楼》自云‘谈情’正面反面一齐在内。”㊲

通过谐音的转换，将“秦”分割为“禽”与“情”两个层面，准确地概括了秦可卿这一人物的不同侧面。“禽”表现了秦可卿现实社会中与贾珍的不正当关系，“情”则彰显出其作为警幻仙子之妹，对贾宝玉的引导作用，以及为贾府长远考虑的谆谆劝诫之情。

除了贾政、秦可卿这样正负面兼具的人物而外，张新之也从遵守道德秩序的角度肯定了李纨、贾兰等正面形象。

例如，在第四回中，对于李纨和贾兰的名字，张新之评论有言：“一书止于此人差无贬词，故姓曰李。李，理也，礼也。兰，阑也，范围堤防，留此人种，遏人欲，复天理，循环之机也。”㊳

《全图增评金玉缘》

这段评论中，“李”的姓氏被赋予了“理”和“礼”的道德内涵。“理”指天理，即儒家所倡导的宇宙秩序和道德法则；“礼”则指社会规范和伦理准则。

李纨作为小说中知书达理、谨守礼教的女性形象，其姓氏“李”与谐音“理”和“礼”的内涵高度契合，象征了她对儒家道德秩序的坚守与践行。至于“纨”字，张新之释义为“纨，完也。取其洁白为完人也”㊴。

这一解读突出了李纨德行完备的形象。“兰”被释义为“阑”，意指范围、界限，这一解读揭示了贾兰性格中的理智沉稳及其对道德规范的恪守。贾兰最终科举有成，成为贾府衰败后有望重振家族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他始终在道德秩序的“栏”内行事，未曾逾越。

此外，张新之还采用“声训”法来考察小说中的人物易名问题，借此揭示人物命运及其道德秩序的隐喻。

如，第九回众人闹学堂的情节中，贾蔷挑拨茗烟，张评曰：“茗烟言名教湮减，因此作书以培植之，故后改名焙茗，焙通培也。正为失教点睛。”㊵

戴敦邦绘《嗔顽童茗烟闹学堂》

此前，学界看待小说中“茗烟”被易名为“焙茗”的问题，一般判定是作者笔误，认为“作者在批阅增删过程中尚未前后统一”㊶。

活动于道光年间的张新之早有新解。张新之不认为“茗烟”“焙茗”是创作前后不一的矛盾，而是联系人物易名前后的诸多情节表征，分析其命名的道德教化意涵。

第二十四回，茗烟改名焙茗后，与其他小厮（如锄药、引泉、扫花、挑雪、伴鹤）一起出现，张新之评点道：“既出《西厢记》《牡丹亭》，茗烟便改名了，而以锄药、引泉、扫花、挑雪、伴鹤陪之，见名教湮减，自然以性命赔偿，至此救药无及，不过引归泉路。”㊷

这里将茗烟所易之名与其他小厮的名字相映照，暗示作者名教理想的逐渐幻灭。同时，小厮姓名与花草泉鹤等山林景象的契合，都预示着宝玉对世俗的疏离与遁入空门的人生轨迹。

出于为《红楼梦》正名并促成其广泛传播的初衷，张新之的阐释有时也显得过于牵强。如，其在第二回总评中有言：“政、王乃所自出，政字演《书》，王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国风》。”㊸

“政”字演《尚书》，或许是出于《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记载政治历史大事的重要文献；“王字演《易》”，或许是因为《周易·系辞下传》提到人类始祖伏羲“王天下”，观察天象、地法、鸟兽、草木、人身等，“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㊹。

《尚书大义》

将“政”“王”二字合解为《国风》之喻，或许是在强化社会风俗与人情世象的儒家伦理意涵。但是这种比附与联想，是有意将文本的细部设计统摄于儒家伦理道德框架之下。

自汉代以降，《周易》便取代《诗经》位列“六经”之首，成为传统士子心中至高无上的文化经典。《周易》将遥不可知的宇宙法则投射到现实社会之中，指导并确立了道德秩序，帮助人们卜测或预知未来。

张新之以《周易》哲学理念为基准，评点并发掘《红楼梦》的思想意蕴。诚然，张新之的个别阐发略显牵强附会或有夸饰成分，但不能因其评点的个别偏颇而否定三十万字的评点成果。

结 语

张新之“以易评红”的学术实践，以《周易》的象数逻辑、五行符号与儒家伦理为理论基石，为《红楼梦》的阐释开辟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红楼梦评点研究》

通过梳理其评点路径发现：

其一，张新之将《周易》数理逻辑融入文本细读，通过回目序号、日期数字的象数推演，揭示了情节发展中“阴极阳生”“天运循环”等隐喻，既对应了贾府盛衰的宏观架构，也彰显了曹雪芹对时间与命运的哲学思考。

其二，他以卦象与五行学说为符号工具，剖析人物命名、生辰与命运的深层关联，凸显了《红楼梦》人物塑造的文化密码。

其三，张新之注重儒家道德秩序的阐发，通过“防微杜渐”“孝道为本”等维度，将《周易》的伦理观与小说情节勾连，强化了《红楼梦》作为“奇传”对儒家正统的呼应。

然而，张新之的评点亦存在局限性。其象数推演与五行学说难免存在牵强之处，部分结论因过度依赖《周易》符号系统容易偏离文本本义；对道德秩序的强调，虽契合清代的经学语境，但有时存在过度阐释的偏颇。

尽管如此，张新之的评点作为连接《红楼梦》与传统文化的桥梁，为当代红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方面，其本土化学术话语的构建，提示我们回归中国小说创构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重审传统文论资源的现代转化潜力；另一方面，其评点产生的争议性，也需要我们在考察时采取辩证态度，既挖掘《周易》哲学思想与小说创作的深层互动，又需警惕机械比附，以更开阔的视野探索《红楼梦》的多元阐释空间。

《宋本周易注疏》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古人的知识构成与文化素养，在实证与理论的交融之中，深化对“以易评红”乃至传统评点范式价值的重估。

注释：

①⑨⑭㉖㉞㊹ 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00、692、69、768、793、735页。

②⑩⑪⑫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㉕㉗㉘㉙㉚㉜㉝㉟㊱㊲㊳㊴㊵㊷㊸ 曹雪芹、高鹗著，王希廉、姚燮、张新之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6、618、616、1182、13、384、1087、384、1087、361、7-8、4-5、247、2、3、816、296、1622、438、29、1333、76、59、59、159、403、35页。

③ 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2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4页。

④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⑤ 刘继保《张新之“以易解红”诠释理路的再评价》，《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6辑。

⑥ 参见梁从峨《经学家如何看见〈易〉？——张新之红学诠释研究》（《曹雪芹研究》2020年第3期）。

⑦ 浦安迪《晚清儒教与张新之批本〈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

⑧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页。

㉒ 董仲舒著，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㉓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32页。

㉔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页。

㉛ 参见陈居渊《〈周易〉的礼仪属性及其孝道观念》（《周易研究》2018年第4期）。

㊶ 胡文彬《趣解红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来源：古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