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委会办公室里的电扇转了十几年，叶片上积着厚厚的灰，转起来嘎吱嘎吱响。墙上贴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发黄，一角翘起来，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

那年夏天特别热。

村委会办公室里的电扇转了十几年，叶片上积着厚厚的灰，转起来嘎吱嘎吱响。墙上贴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发黄，一角翘起来，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闷热的午后，刘支书家出事了。

一

刘支书的媳妇叫王秀兰，三十八岁，长得不算好看，但收拾得干净利落。她在镇上的银行工作，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风雨无阻。

村里人都说刘支书娶了个好媳妇。

秀兰从不跟村里的妇女们唠嗑，也不参加广场舞。下班回来就钻进厨房，叮叮当当做饭。她做的红烧肉特别香，隔着院墙都能闻到。

刘支书比她大五岁，是个实在人。在村里当了十年支书，没红过脸，没发过火。村民们有事找他，他总是先点根烟，慢慢听，然后说：“行，我想想办法。”

他们有个儿子，在县城读高中，成绩不错。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像村口那条小河，清澈见底，没什么波澜。

直到村里来了新会计。

二

新会计叫李俊，二十六岁，大学毕业。白白净净的，戴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斯斯文文。

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见了他，都要多看两眼。

“这小伙子真精神。”村东头的张大娘总这么说。

李俊住在村委会隔壁的宿舍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小房子。房间里摆着一台二手电脑，墙上贴了几张风景画，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他工作很认真，每天早早就到办公室，把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村里的财务从来没这么规范过。

刘支书很满意，常在村民大会上夸他：“小李这个同志，有文化，有能力。”

只是谁也没注意到，秀兰开始变了。

她每天下班都要在村委会停一会儿，说是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以前她从不过问村里的事。

有时候我路过，会看见她和李俊在办公室里聊天。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说着什么，偶尔笑一下。

那笑声很轻，像夏天晚上的虫鸣。

三

变化是从细节开始的。

秀兰买了新衣服，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腰身收得很好。她还换了发型，把头发烫成了小卷。

刘支书没注意到，他忙着处理村里修路的事。

但村里的妇女们注意到了。

“秀兰最近打扮得挺漂亮啊。”有人这么说。

“女人过了三十五，还打扮什么？”也有人这么说。

我那时住在村东头，每天傍晚都要路过村委会。有好几次看见秀兰的电动车停在那里，很晚很晚。

村委会的灯亮着，能看见两个人影。

有一次下雨，我正好路过，听见里面传来笑声。那笑声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什么说不清的味道。

我加快了脚步。有些事，知道了也装不知道，不知道也装不知道。

四

出事是在七月底。

那天早上，刘支书像往常一样去办公室，发现李俊没来。

“可能有事。”他想。

到了中午，李俊还是没来。刘支书打他的电话，关机了。

下午，银行来了电话。

“王秀兰今天没上班，也没请假。”

刘支书开始慌了。他跑到李俊的宿舍，门锁着，透过窗户看，房间里空空的。电脑没了，衣服没了，连墙上的风景画也撕掉了。

只剩下一张破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空的方便面盒子。

刘支书又跑回家。家里也空了。

秀兰的衣服没了，化妆品没了，连她最爱的那个粉色保温杯也没了。

梳妆台上放着她的结婚戒指，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几个字：“对不起，我走了。”

字迹有点颤抖，像是哭着写的。

五

消息传开后，整个村子都炸了锅。

“秀兰跟那个小会计跑了！”

“听说还带走了村里的钱！”

“两百万呢！”

数字越传越大，从五十万传到一百万，最后定格在两百万。

刘支书那几天像丢了魂似的。他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里堆得冒尖。

有人劝他报警。

“她是我媳妇。”他说。

“可是她带走了公款。”

“我知道。”

最后还是报了警。不报不行，村民们不答应。

警察来了，查账，取证，立案。

电视台也来了，拍了新闻。主持人站在村委会门口，一脸严肃地说着”挪用公款”、“携款潜逃”这样的词。

刘支书躲在办公室里，不见任何人。

六

秋天的时候，有了消息。

听说在南方某个城市找到了他们。李俊被抓了，钱也追回了大部分。

但是秀兰没抓到。

“跑了？”

“不是，是李俊说她早就走了。”

“什么意思？”

“就是钱到手没多久，秀兰就跟他分手了。一个人走的。”

这消息让人更看不懂了。

跟人私奔，带走公款，然后又分手？这算什么？

村里人议论纷纷，什么说法都有。

有人说秀兰是被李俊骗了，人财两空。

有人说秀兰早有打算，利用完李俊就甩了他。

还有人说，说不定秀兰藏着更大的秘密。

刘支书还是不说话。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偶尔有人看见他在院子里浇花，那几盆海棠花开得正好，红艳艳的，跟主人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七

冬天过去了。

春天来了。

又到了夏天。

就在大家差不多要忘记这事的时候，秀兰回来了。

那天是个周二，下午三点多。我正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就看见一个女人拖着行李箱慢慢走过来。

走近了才认出是秀兰。

她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普通的白T恤和牛仔裤。没有化妆，脸色有点黄。

最让人吃惊的是，她牵着一个小孩。

一个大概三四岁的男孩，长得很秀气，但明显不是中国人的面孔。混血儿。

“这是…？”小卖部的老板娘张大了嘴。

秀兰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继续往村里走。

消息很快传开了。

“秀兰回来了！”

“还带了个孩子！”

“混血儿！”

“她在外面生了孩子！”

村里又一次炸了锅。

八

秀兰没回刘支书家，而是住进了她娘家的老房子。

那是一栋八十年代的平房，很久没人住了，墙皮都掉了。她收拾了两天，买了些简单的家具，就这么住下了。

孩子很乖，不哭不闹，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她身边。

村里人都想知道这孩子是谁的，但没人敢直接问。只能在背后猜测。

“肯定是那个李俊的。”

“不对，李俊是中国人，孩子明显是混血。”

“那会是谁的？”

“说不定她在国外又找了个男人。”

各种版本的故事在村里流传。

但秀兰什么都不说。她每天早早起床，给孩子做饭，然后带着他在村里转转。孩子不会说中文，只会说几句英语，叫她”mama”。

有时候我会遇见他们。秀兰总是冲我点点头，然后匆匆走过。她的眼神很平静，但能看出疲惫。

那种疲惫不是身体上的，是心里的。

九

刘支书知道秀兰回来了。

但他没去找她。

村里人都在等着看好戏，等着看这对曾经的夫妻怎么面对。

等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发生。

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什么也没发生。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刘支书在秀兰家门口站着。

他没敲门，就那么站着。手里拿着一袋苹果，红富士，秀兰以前最爱吃的。

站了很久很久，最后把苹果放在门口，走了。

第二天早上，苹果没了。

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刘支书总是在晚上去，放点东西，不说话，然后走。

有时候是菜，有时候是孩子的玩具。

秀兰从来不开门，但东西总是会收下。

十

夏天又快过去的时候，村里发生了另一件事。

李俊被判刑了，三年。

消息传回村里，大家都在说这事。

“活该！”

“才三年？太轻了！”

“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不错，可能会减刑。”

那天傍晚，我看见秀兰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孩子在旁边玩土，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远方。

夕阳西下，把她的侧脸照得很温柔。

我走过去，想说点什么。

“秀兰。”我叫她。

她转过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有点苦涩，但很真实。

“这孩子真可爱。”我说。

“嗯。”她点点头，“他叫安迪。”

“安迪？”

“安全的安，迪克的迪。”她解释，“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

孩子听到自己的名字，抬头看看我们，然后继续玩他的土。

“他爸爸…”我想问，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秀兰似乎知道我想问什么。

“没有爸爸。”她说，“只有我。”

“那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她打断了我，“也许是因为这里是家。”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十一

秋天到了。

村里的事情慢慢平静下来。人们有了新的话题，新的八卦。秀兰和她的孩子渐渐融入了村子的日常生活。

孩子开始学中文，虽然说得不太标准，但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话。村里的老人很喜欢他，总是给他糖吃。

秀兰找了个工作，在镇上的超市当收银员。工资不高，但够母子俩生活。

她变得很节俭，买菜总是挑最便宜的，衣服也很少买新的。

但她给孩子买的东西从不省钱。好的奶粉，好的玩具，好的衣服。

有一次我在镇上遇见她，她正在童装店里给孩子买冬衣。

“这件多少钱？”她问店员。

“一百八。”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买了。

付钱的时候，我看见她钱包里没多少钱了。

十二

冬天的一个晚上，下了大雪。

我刚吃完饭，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刘支书。

他穿着棉袄，头上落着雪花，脸被冻得通红。

“有事？”我问。

“秀兰家的暖气坏了。”他说，“你能不能帮忙看看？”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刚路过，看见她家没亮灯，就敲了门。孩子在哭，说冷。”

我跟着他去了秀兰家。

暖气确实坏了，炉子也熄了。房间里很冷，孩子缩在被子里，小脸冻得通红。

秀兰看起来很着急，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来修。”刘支书说。

他脱下外套，开始鼓捣炉子。忙了半个小时，终于点着了。

房间里渐渐暖和起来。

孩子不哭了，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叔叔。

“谢谢。”秀兰说，声音很小。

“不用谢。”刘支书收拾着工具，“以后有事就说一声。”

他准备走，孩子突然叫住了他。

“叔叔！”孩子说，用不太标准的中文。

刘支书转过身，孩子递给他一颗糖。

是村里老人给的那种水果糖，包装纸都皱了。

刘支书接过糖，眼睛有点红。

“谢谢你，安迪。”他说。

十三

春天又来了。

村里的桃花开了，粉粉的，很好看。

我有时候会看见刘支书和秀兰在村里碰面。他们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各自走开。

但那种紧张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默契。

孩子长大了一些，能说更多中文了。他很聪明，学什么都快。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和村里的其他孩子玩耍。他们用土堆城堡，用树枝当剑。孩子玩得很开心，笑声很大。

秀兰在一旁看着，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

那笑容很干净，没有以前那种复杂的味道。

十四

到了夏天，村里又有了新的话题。

听说要修一条新路，从村里直通县城。工程很大，需要拆迁几户人家。

刘支书又忙起来了。他要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矛盾。

村民们对拆迁补偿不满意，经常来找他。

“刘支书，这钱太少了！”

“刘支书，我家的地你们不能动！”

他还是那句话：“行，我想想办法。”

有一天晚上，我路过村委会，看见他还在办公室里。

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他一页一页地看，不时地在本子上记什么。

烟灰缸里满了烟头。

我敲敲门。

“还没回家？”我问。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事多。”他说，“这路要是修不成，村里就真的落后了。”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快十二点了。

“早点回去吧，明天再说。”

“再等一会儿。”他说，“我想把这份报告写完。”

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里，在灯光下写着什么。

背影有点孤单。

十五

路最终还是修成了。

刘支书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但村民们都很满意。

“刘支书真的不容易。”有人这么说。

“为了咱们村，他操碎了心。”

新路通车那天，全村人都去看热闹。

我也去了，看见秀兰也在人群中。她抱着孩子，静静地看着。

刘支书站在路口，和县里来的领导说话。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但精神很好。

孩子看见了他，挥挥小手。

“叔叔！”他喊。

刘支书听见了，朝这边看过来。他和秀兰的目光碰了一下，然后都移开了。

但我看见，他们都笑了。

很轻很轻的笑，但很真实。

尾声

现在又过了一年。

村里的路修好了，来往的车多了，生活也方便了。

秀兰还在超市工作，孩子也适应了村里的生活。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和村里其他孩子没什么区别。

刘支书还是那个刘支书，为村里的事情忙碌着。

他们很少说话，但偶尔会在村口的小店里碰见。买东西的时候，会客气地点点头。

有时候我会想，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秀兰会和李俊私奔？

为什么她又独自回来？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她在外面的那半年经历了什么？

但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

重要的是，他们都还在这里。

在这个小村子里，过着平凡的日子。

昨天我路过秀兰家，看见她在院子里晾衣服。孩子在旁边追蝴蝶，笑声很清脆。

阳光很好，衣服在风中轻轻摆动。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又像什么都发生过。

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留下的痕迹，会慢慢愈合。

但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被雷劈过，被风吹过，但还是在那里。

每年夏天，还是会开花。

淡淡的香味，飘得很远很远。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