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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朝后期积贫积弱，但前期也曾有过繁荣昌盛之时，鲜为人知的是，这个由满族建立的政权，居然在人口发展史上创造了惊人奇迹。

从清初不足1亿的人口基数，到道光年间突破4亿，这一跨越性增长远超此前任何朝代，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都实行以人头为基准的赋税制度，但这种制度在清朝初年暴露出严重弊端。

康熙年间，山西某县曾出现农户为逃避丁税，竟将新生女婴遗弃荒野，而地主豪绅占据大量田产却仅承担极低赋税。

形成富者丁税微乎其微，贫者赋税沉重的失衡局面，严重压抑了底层民众的生育意愿。

康熙五十一年，清廷推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人丁数作为征税固定基数。

这一制度创新迅速显现效果，广州地区人口登记数在政策实施三年内激增 15%。

雍正即位后将政策升级为全国性的“ 摊丁入亩” 改革，把人丁税并入田赋征收。

以直隶获鹿县为例，改革后拥有 10 亩以下土地的农户丁税负担锐减 70%，而百亩以上的地主税负则翻了一番。

这种赋税结构的重大调整，使普通农民的生育成本显著下降，“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在民间重新活跃，为康乾盛世的人口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全国人丁达到2576万，若按一丁折合4-5人计算，实际人口已近1.3亿。

至乾隆六年首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统计人口突破1.43亿，较康熙末年有了显著的增长。

除此之外，清朝前期的军事扩张为人口增长奠定了地理基础。

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乾隆将新疆、西藏等广袤地区纳入版图，这些边疆地区的开发吸引了大量内地移民。

清廷又通过满蒙联姻、册封制度加强与边疆民族的联系，仅康熙朝就有55位满族公主下嫁蒙古王公，这种血缘融合不仅巩固了统治，还带动了内地技术、文化的传播。

在热河地区，汉族工匠帮助蒙古牧民修建灌溉系统，使科尔沁草原的粮食产量在乾隆年间增长了40%。

而社会稳定也减少了人口损耗，清朝前期通过“改土归流”消除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割据，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后，当地人口在二十年内增长了50%。

边疆战事的减少使中原地区避免了大规模人口损失，与明末农民战争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形成鲜明对比。

内地移民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使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耕地面积增至乾隆末年的890万顷；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内迁充实了中原人口，仅察哈尔八旗在康熙年间就迁入蒙古牧民10万余人。

康熙年间的进一步耕地扩张与水利建设，也让人口得到进一步增长，雍正时期修筑江浙海塘，保护了沿海数百万亩农田。

清朝初年，政府将明朝藩王遗留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这让湖广地区就有50多万亩闲置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与此同时，农业技术不断革新，新的耕种方法和农具广泛应用，再加上高产作物如玉米、甘薯的大力推广，清朝粮食总产量相比明朝近乎翻倍。

充足的粮食供应，为人口持续增长筑牢了坚实的物质根基。

不仅是民生，清朝的医疗水平也有极大的进步，宫廷太医将民间“种痘”之术引入紫禁城，成功治愈太子胤礽的天花后开始在八旗中推广。

太医院甚至设立“痘诊科”，编撰《种痘新书》规范接种流程，使儿童天花死亡率从30%降至10%以下，仅北京地区每年就减少数千例死亡。

不仅如此，雍正十分注重防疫，朝廷在各省设立"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仅苏州育婴堂每年就救助孤儿两千余名。

城市卫生管理的加强，如设立专职“清道夫”清理街道、建立公厕系统，降低了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赋税改革、边疆开发、农业革命、医疗进步等种种因素，得以让清朝的人口增长迅速。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乾隆后期人均耕地从康熙年间的5.5亩降至2.6亩，人地矛盾加剧引发了频繁的流民潮。

这也进一步表明，人口增长需要与资源承载力、技术进步相协调。

无论如何，清朝的人口奇迹，既是制度创新与技术突破的成果，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清史稿·食货志》

《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主编）

《清代"中国人口大爆发"，真的是因为番薯推广吗?》（澎湃新闻）

《清初摊丁入亩与人口土地统计的关系》（国家统计局））

《清代“中国人口大爆发”，真的是因为番薯推广吗？》澎湃新闻

《清王朝与天花的抗争》重庆政协报

来源：国学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