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家的后生，你咋又在广播站外头晃悠呢？＂李大叔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满是揶揄。

成分的隔阂

＂周家的后生，你咋又在广播站外头晃悠呢？＂李大叔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满是揶揄。

我讪笑着低下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那间小屋。

我叫周立刚，1957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双河村。我家祖上是地主，虽然土改后家里已经一贫如洉，但那顶＂地主＂的帽子却像是祖传的伤疤，代代相传，挥之不去。

那是1979年初春的一个黄昏，冰雪初融，田野里泛着湿润的气息。

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肩膀被磨得生疼。经过公社广播站时，忽然听见里面传出一首《乡恋》，唱的是＂绿水青山带笑颜，我家就在岸上边＂。

那声音清亮温婉，像是山泉流过卵石，又像是春风拂过杨柳。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站在广播站外的白杨树下，出了神。

＂你咋不进来听？外头多冷啊。＂突然，门开了，声音的主人——村支书郑建国的女儿郑小兰站在门口，额前的刘海被晚风吹起。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声比广播里的音乐还要响亮。

郑小兰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粗布衫，衣服虽旧却干净整洁。她的眉目清秀，说话时眼睛像会笑一样。

＂不了不了，我这一身泥土，进去多不像话。＂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满是泥巴的裤腿和布鞋，局促地摆摆手。

＂你呀，还是那么见外。＂小兰笑了笑，转身回到屋内。

我站在原地，像是被施了定身法，直到广播里的歌声结束，才恍然大悟般地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脑海里全是小兰那双会笑的眼睛。

郑小兰是村里最早考上高中的姑娘，因为县高中停课＂教育改革＂，她暂时回村帮忙。

小兰比我小两岁，却比我知识渊博得多。

她的父亲是村里的支书，常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穷则思变＂。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村比邻村早一步尝试了＂责任田＂，日子逐渐有了起色。

我家不同。爷爷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成分，父亲从小背负着＂地主崽子＂的骂名，连工作都是在县砖厂做苦力，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尽管如此，父亲从不在我面前抱怨。他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每次开会批斗他，他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们的交集开始于村里的夜校。

那年春天，村里办起了夜校，教农民识字算账。我虽然只上过初中，但认字不少，被安排教村民们学文化。郑小兰则负责管理夜校。

每到傍晚，昏黄的煤油灯下，十几个大人挤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认真地在本子上描画着＂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这样的词语。

小兰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安静地听我讲课。有时我写错了字，她会悄悄走上前，在黑板角落轻轻写下正确的笔画。

她从不当众纠正我，怕我没面子。

课后，我们常常一起整理教材和板凳。那时候，村里通电还不稳定，经常是一闪一闪的，煤油灯反而成了最可靠的照明工具。

＂立刚，你识字挺多的，就是有些字不认得。＂有一天晚上，小兰突然对我说。

＂嗯，初中毕业就回来干活了，书本上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这儿有几本《人民文学》，要不要看？＂小兰从她的布包里掏出两本泛黄的杂志。

我接过来，像捧着宝贝一样小心翼翼。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文学作品，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书本带给人的温暖。

从那以后，每次夜校结束，我都会留下来，跟小兰借书看。

她教我念那些我不认识的字，给我讲解那些我不懂的典故。而我则教她用手摇计算器算账，那是村里为夜校特意配的＂高级货＂。

冬天来了，北方的风雪凛冽。夜校的煤炉旁，我们时常围坐在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和歌曲。

有一次，县文化馆的同志来村里慰问，留下了一把手风琴。小兰竟然会几首简单的曲子。

＂我高中时学校有文艺活动，老师教过一点。＂她不好意思地说。

于是，在寒冷的冬夜，煤油灯下，我们有了新的消遣。她教我按那些黑白相间的琴键，我手指僵硬，总是按错，惹得她咯咯直笑。

＂你的手指头像萝卜似的，咋就这么不灵活呢？＂小兰笑得前仰后合。

＂干活的手能跟你这文化人比吗？＂我假装生气，其实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窗外是北方的风雪，窗内却是温暖的笑声。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避开各自家庭的话题，仿佛只要不提，那道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鸿沟就不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小兰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村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说周家的傻小子竟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

我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因为每当夜校结束，送小兰回家的路上，我们之间那种默契和温暖，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会在月光下讨论《人民文学》上的故事，谈论县城里的新变化，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小兰，你说咱们村以后会变成啥样？＂

她仰望星空，眼里闪烁着光芒：＂我相信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听说上海那边已经开始改革了，允许农民进城做生意呢！＂

＂要是有一天，成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那该多好啊。＂我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赶紧闭上嘴。

小兰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人应该往前看，不该被过去束缚。我爹常说，时代在变，思想也得跟着变。＂

那一刻，我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萌芽，像春天的嫩芽，固执地破土而出。

我开始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事，那些不敢说出口的话，那些对未来的期盼，那些对小兰的感情。

我不敢给她看，就藏在自己的铺盖底下。

直到那天晚上，父亲发现了我藏在箱底的那封信。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母亲去邻村看生病的姑姑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

晚饭后，我正在灯下读小兰借给我的《青春之歌》，突然听见父亲在我的房间翻东西。

我以为他在找他的旧烟袋，没太在意。直到他拿着那封信走出来，脸色铁青。

＂你脑子进水了吗？＂父亲颤抖着手，声音嘶哑，＂你忘了咱家是啥成分？忘了你爷爷是怎么死的？＂

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激动。平日里，他总是沉默寡言，像一棵被岁月风霜打磨得坚韧却无言的老树。

＂爹，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些？＂我试图争辩。

＂什么年代？＂父亲冷笑一声，＂你以为换了年代，人心就能换吗？＂

那晚，父亲第一次向我讲述了土改时期的苦难。

爷爷被批斗后上吊自尽，奶奶郁郁而终，父亲从小背负着＂地主崽子＂的骂名，连工作都是在县砖厂做苦力，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每次发工资，别人都是正常数目，他总是少那么一两块。

每逢政治运动，他总是第一个被叫去交待问题，写检查。

＂你不知道我当年费了多大劲才说服你妈嫁给我。＂父亲的声音低沉而苦涩，＂你妈娘家人都反对，说嫁给我没好日子过。＂

＂你不配，＂父亲哽咽着说，＂你妈当年嫁给我已经受了多少白眼，你还想害了郑家闺女吗？郑建国是什么人？村支书！县里有名的积极分子！他能让女儿跟你好？你是自己找不自在！＂

父亲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中那点微弱的火苗。

那夜，窗外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起小兰说过的话：＂人应该往前看，不该被过去束缚。＂

可是，过去真的能被轻易抛下吗？那些伤痛，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印记，真的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吗？

我不知道答案，只知道父亲是对的。郑小兰和我，隔着一道无形的墙，那是血与泪筑成的成分之墙。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夜校。连着三天，我都找借口不去。

小兰托人给我送来一张纸条：＂怎么不来了？是不是生病了？＂

我没有回复。我知道，有些路，走不通就是走不通，勉强不得。

恰在这时，县里来人招募支援大庆油田的青年。大庆油田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听说那里待遇好，还能学技术。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想逃离这个地方，逃离这个处处是伤痛回忆的村庄，逃离那个让我心动却不敢靠近的姑娘。

临行前一晚，我坐在煤油灯下，给小兰写了一封信。

我想说很多话，想告诉她我有多喜欢她，想告诉她是成分把我们隔开，想告诉她我有多么不舍。

但最终，我只写了一句话：＂我去证明自己配得上未来。＂

第二天清晨，我随着招工的卡车离开了双河村。车子驶过广播站时，我看见小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我的信，向我挥手。

我不敢看她，只是低下头，任由卡车载着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大庆油田位于松嫩平原西部，是中国最大的油田。

我被分配到钻井队，跟着老师傅学习钻井技术。

刚开始的日子很难熬。我从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每天拧管子、搬钻杆，腰酸背痛是常事。

晚上回到宿舍，全身没一处不疼的。有时候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只想倒头就睡。

老师傅看我这样，笑着说：＂小周啊，这叫＇油田三苦＇——苦、累、脏。撑过去就好了。＂

我硬撑着，白天拼命干活，晚上看书学习。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也是我向小兰证明自己的机会。

慢慢地，我适应了油田的生活，也学会了钻井技术。我的手上长满了老茧，皮肤被风吹得黝黑粗糙，但我感到自己在一天天变强。

在大庆，没人关心你的家庭成分，大家只看你干活的本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待遇的滋味，那感觉真好。

我写信回家，告诉父母我在油田过得很好，让他们不要担心。

我也偷偷打听村里的情况，知道小兰被分配到公社文化站工作，据说表现很好，有望调到县文化馆。

这一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改革开放，讨论包产到户，讨论允许农民进城做生意。连电台里的歌曲都变了，不再是＂战天斗地＂，而是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样轻快的曲子。

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

一年后，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照片贴在了县里的光荣榜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肯定的喜悦，也第一次觉得自己有资格去追求幸福。

1980年春节，我请了假回到双河村。

火车缓缓驶入县城站台，我看见站台上张贴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幅标语。

县城比我走时热闹多了。街上开了不少个体小商店，卖糖果、卖杂货、卖布料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坐上通往村里的拖拉机，一路颠簸，我的心情却异常平静。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兰，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有了别的意中人。

村口的大喇叭正播放着《春天的故事》，唱的是＂春天的故事告诉你，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万物开始的季节......＂

我站在村口，深吸一口气，闻到了家乡特有的土壤和柴火混合的气息。

＂立刚回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村里的人纷纷从屋里走出来，像看稀罕物似的打量我。

＂哟，小伙子黑实了！＂

＂听说在油田当工人了，是个吃国家粮的了！＂

＂大庆油田多威风啊，国家重点单位呢！＂

乡亲们的赞叹声中，我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脸上满是期盼和骄傲。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紧紧抱住这个瘦小却坚韧的男人：＂爹，我回来了！＂

父亲拍拍我的背，声音有些哽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一个劲地说：＂瞧瞧，瞧瞧，我家立刚出息了！＂

进了家门，我把带回来的礼物一一拿出：给父亲的是一条围巾，给母亲的是一件毛衣，还有一些罐头和糖果，都是油田供销社里的紧俏货。

父亲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条深蓝色的围巾，眼里满是惊奇：＂这么好的东西，花了不少钱吧？＂

＂不贵，发奖金了，＂我笑着说，＂爹，我现在每月能挣四十多块呢！＂

＂四十多？＂父亲和母亲异口同声地惊呼，＂那比公社干部还多啊！＂

晚饭很丰盛，母亲特意杀了只鸡，还包了饺子。父亲难得喝了两盅老白干，脸上泛起红晕。

＂立刚啊，＂父亲放下筷子，正色道，＂爹对不住你。当初不该那么说你，拦着你的事。＂

我摇摇头：＂爹，您是为我好。＂

＂这一年，村里变化可大了，＂父亲感慨道，＂郑支书带着大伙儿搞责任田，粮食产量上去了。县里还表扬了咱们村呢！＂

＂郑支书眼光就是毒辣，＂母亲接话道，＂前几天开会，他还专门提到你呢，说咱们村的青年要向你学习，到外面闯一闯。＂

我心里一动：＂郑支书......＂

＂哦对了，＂母亲突然想起什么，＂郑支书说明天让你去他家吃饭，说是欢迎你回来。＂

父亲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不比从前了，人家郑支书也变通了。＂

我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父母讲述这一年村里的变化。

夜深了，躺在久违的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要见到小兰了，该说些什么呢？她还记得我吗？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穿上带回来的的确良衬衫，戴上手表，拿着买的礼品——两盒罐头和一包点心，向郑家走去。

推开郑家的院门，我看见郑支书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他放下斧头，热情地招呼：＂立刚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郑支书比我记忆中瘦了些，但精神矍铄。他拍着我的肩膀，像是在端详一件珍品：＂不错不错，出去一趟，人都精神了！＂

进了屋，郑支书的爱人李婶热情地张罗着：＂来来来，快坐下吃饭，都等你呢！＂

我环顾四周，没有看见小兰的身影。

＂小兰呢？＂我忍不住问道。

＂哦，她去县文化馆开会了，＂李婶解释道，＂她现在是公社文化站的正式干部了，常常要去县里开会学习。＂

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为小兰高兴。

饭桌上，郑支书看到了我带来的奖状和工作证明。他沉默许久，递给我一杯酒：＂立刚啊，这杯酒，叔敬你。你爷爷那事，过去了就过去了。新社会，新风气。咱们这代人吃够了＇成分论＇的苦。＂

郑支书的话让我心头一热。我接过酒，一饮而尽：＂谢谢叔，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你在油田干得不错，＂郑支书点点头，＂听说还上了先进标兵的光荣榜？县里的报纸都报道了。＂

＂侥幸，侥幸，＂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就是干活勤快些。＂

＂别谦虚，＂郑支书严肃地说，＂现在是有本事的人才有出路。家庭成分那一套，早该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饭后，郑支书拉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立刚啊，叔明白你的心思。小兰常常提起你，说你教她的那些歌儿，她到现在还记得呢。＂

我心跳加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叔，您的意思是......＂

＂叔的意思是，＂郑支书笑了，＂年轻人的事，年轻人自己拿主意。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这些老古董，不该横加干涉。＂

临走时，郑支书塞给我一张纸条：＂小兰今晚回来，你去老地方等她吧。她知道你回来了，肯定等着见你呢。＂

我接过纸条，心中涌起无限感激和期待。

傍晚，我来到村头的老杨树下，那里是我和小兰当年常常相会的地方。

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

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走来。

小兰还是那么清秀，只是比从前成熟了些，脸上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

她看见我，停下脚步，然后快步向我走来。

＂立刚，＂她轻声唤我的名字，＂你回来了。＂

＂嗯，回来了，＂我点点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看见你的照片了，＂小兰微笑着说，＂贴在县文化馆的光荣榜上，可威风了。＂

＂哪里哪里，＂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就是干活勤快些。＂

我们沿着村边的小路慢慢走着，讲述着各自这一年的经历。

小兰告诉我，她现在在公社文化站工作，负责组织文艺演出和扫盲活动。她还学会了弹吉他，常常给乡亲们唱新歌。

＂《乡恋》，你还记得吗？＂她突然问我。

＂记得，＂我点点头，＂那是我第一次听你唱歌。＂

＂那首歌，我只唱给一个人听，＂小兰看着我的眼睛，轻声说，＂就是你。＂

我的心跳得厉害，鼓起勇气问道：＂小兰，你爹......＂

＂我爹说了，＂小兰笑了，＂他说现在是新时代了，年轻人的事，年轻人自己做主。＂

＂可是，我家......＂

＂你忘了我说过的话吗？＂小兰打断我，＂人应该往前看，不该被过去束缚。你不是已经证明了自己吗？＂

我看着眼前这个坚强而美丽的姑娘，心中的壁垒轰然倒塌。

那道曾经横亘在我们之间的、由成分筑成的高墙，如今已经摇摇欲坠。

夕阳西下，我们肩并肩坐在村口的石头上，静静地看着远处的山峦和炊烟。

＂小兰，＂我深吸一口气，＂等我休假的时候，我想带你去大庆看看，那里很美，油田的火把晚上看起来像是星星。＂

＂好啊，＂小兰点点头，＂我很想看看你工作的地方。＂

春节的晚上，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郑支书来我家拜年时，看到了我的奖状和工作证明。他沉默许久，递给我父亲一杯酒：＂老周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这代人吃够了＇成分论＇的苦。＂

饭桌上，父亲眼眶湿润，郑支书拍着他的肩膀，两个曾经隔着深沟的中年人，像是卸下了几十年的重担。

窗外，小兰正在院子里和母亲一起贴春联。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映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希望。

那一刻，我明白，真正隔开人与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成分，而是人心中的壁垒。

当我们勇敢地走出自己的阴影，敞开心扉拥抱新时代，那些曾经的伤痛和隔阂，终将随风而逝，就像雪花融化在春天的阳光里。

来源：雪地里欢腾的狐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