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酉阳杂俎》是唐代段成式所著的一部笔记小说集。该书内容广泛，涉及诸多奇闻异事。其中记载：
“地球异客”迷踪（连载六十九）——野人篇（4）
（四）唐宋时期典籍中的野人形象
1.《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是唐代段成式所著的一部笔记小说集。该书内容广泛，涉及诸多奇闻异事。其中记载：
“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山缲’，《永嘉郡记》作‘山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热肉，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鸠，青色，亦曰治乌。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见，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魈。”
这里描述的“山萧”“山臊”等形象，虽未直接点明是人形，但从其行为和相关传说来看，与“野人”在民间的神秘色彩有相似之处。
段成式笔下山萧的深层价值，在于揭示中国野人传说的文化生成逻辑：
名称层累（山臊→山魅→山魈）反映不同地域对同一类威胁的认知叠加；
行为母题（役虎/纵火）源于人类对山地生态系统的经验性恐惧；
形态模糊（鸟形却筑人巢）恰体现其本质——
一种非以生物实体存在，而以“行为威慑”烙印于集体记忆的“山地恐怖符号”。
当山萧在唐代被冠以“飞龙”“射侯”等矛盾称谓时，野人传说已从《山海经》的志怪记录，彻底进化为承载生态禁忌的民俗信仰体，持续警示人类对自然的僭越之界。
另外，《酉阳杂俎》续集卷八记载：
“房州永清县有狼山…山上有野人，时或下趁人…形似昆仑（指卷发黑肤之人），通身生毛。”描述更接近“猿人”形象。
2.《太平广记》
唐宋志怪文学中“神秘野人”类型的典型代表作之一是《太平广记》。《太平广记》（辑录前代至宋初小说）卷428引《广异记》：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晓，有虎食人…中夜，一虎欲入，…俄而野人无数，身皆长毛，送虎头及死獠至。”
文本虽短，却融合了历史背景、边疆开发、族群关系与超自然想象。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是盛唐国力强盛、边疆开发活跃的时期。唐代对秦岭、巴蜀等山区的开发（伐木、采矿、屯田），必然侵扰原住民（“巴人”、“獠”）的生存空间和被视为“野人”栖居的原始山林。
文中描述的“野人”力大、长毛，似人非人。
他们有超常的体貌——“身皆长毛”是志怪野人的标志性特征，强调其非人化、接近猿猴或野兽的外形，与“文明人”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有强大的力量——能杀死老虎并割下其头，展现远超常人的勇力（甚至超越猛兽）。这既是恐惧的投射，也是对未知力量的想象性赋权。
他们有神秘的行为模式——突然出现与消失：“俄而”表明其行踪诡秘，来去无踪；“送还”行为：将虎头和尸体送回人类营地，行为目的暧昧不明：可能代表一种原始的“正义”或“补偿”（替受害者复仇？），可能是一种威慑或警告（展示力量，警告人类勿入其领地？），可能暗示某种模糊的“联系”或“责任”（视伐木者为其领地内的闯入者，但对其遭遇有所反应？）。
文中将遇害的伐木者称为“死獠”。“獠”是中原王朝对南方、西南部分少数民族的蔑称，常带有“野蛮”、“未开化”的贬义。
“野人”送回“死獠”，微妙地将“野人”与“獠”（巴人）置于同一“非我族类”的范畴，但又通过“长毛”等特征将“野人”进一步他者化、妖魔化，置于比“獠”更原始、更非人的层次。
3.《赤雅》
出自明代邝露《赤雅》的“野婆”条目，是岭南边疆民族志与志怪传说混合的典型文本。《赤雅》虽成书明末，但作者邝露记载的多是唐宋流传的岭南异闻，属于对历史记忆的追述。
《赤雅》有“野婆”条目：
“野婆出南丹州…黄发椎髻，跣足裸形…腰常佩弓弩…其巢积干皮为窟…遇男子负去求合。”
这段“野婆”记载虽短却信息密集，包含外貌（黄发椎髻、裸形）、行为（佩弓弩、巢居、掳男）等人类学细节。
南丹州即今广西南丹县，明代仍是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野婆”形象明显糅合了三种元素：一是对瑶族/壮族女性的真实观察（椎髻、跣足、狩猎习俗），二是“女蛮国”等历史传闻的变形，三是志怪文学传统（如《博物志》的“貜妇”）。最关键的“掳男求合”情节，实际反映了汉人移民对少数民族婚俗的误解——某些族群存在“女追男”的婚恋模式，在汉族士大夫眼中便妖魔化成性掠夺。有研究者认为，《赤雅》“野婆”条目，是汉文化对岭南少数民族女性系统性妖魔化的文学标本。
4.《千金翼方》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千金翼方》收录“野人骨”入药。
原始记载（《千金翼方·卷二十九·禁经下》）：
“治飞尸鬼疰方：野人骨（炙）、狸骨（炙）、龙齿…等分捣筛，酒服方寸匕”。该方的配伍特点：与狸骨、龙齿等镇惊安神药同用，主治“飞尸鬼疰”（突发性精神错乱或癫痫）。
原始思维中，猛兽骨蕴含力量（《周礼》载“以狸骨除疰”）。“野人”被想象为山精（《抱朴子》称山精骨能辟兵），取骨即摄取超自然力。孙思邈作为道士，认可精怪物质的药用灵力，将巫术元素纳入道教医学体系。
“野人骨”是唐代医药学巫医交融的化石标本：
物质层面：实为大型猿类（金丝猴/猩猩）骨骼，孙思邈将其纳入治疗神经疾病的经验方；
文化层面：承载山精传说与道教“以灵制邪”思维，体现唐人征服精神疾病时对自然与超自然的双重依赖；
伦理启示：这种将志怪生物“去人格化”入药的行为，虽被后世扬弃，却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认知进化的关键路标——标志着从神秘主义向实证药学的艰难过渡。
（五）元明清时期典籍中的野人形象
1.《南村辍耕录》
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
“女真野人之俗，死者埋之而无棺椁。”
这段记载很简短，但信息量不小。“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这八个字需要放在多重语境下理解。首先要注意陶宗仪的写作背景——他是元末文人，记录的多是当代见闻，这与之前讨论的先秦、唐代文献性质不同。其次“女真野人”这个称谓很关键，在元代语境中指未汉化的通古斯族群，而非神话生物。
为什么这里把女真人称为“野人”？这与之前讨论的山魈、枭阳有什么关联？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野人”已从志怪概念转化为民族志概念，但二者在“未开化”的认知框架下存在连续性。
从先秦志怪生物（枭阳），到唐代山精（山魈），再到元代边疆族群（女真野人），中国古籍中的“野人”概念始终游移在虚实之间。而陶宗仪将真实族群纳入“野人”谱系，标志着该概念完成从奇幻想象到现实污名的转化。
2.《本草纲目》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其中也有关于“野人”的记载：
“狒狒，《尔雅》作‘狒’，《山海经》作‘枭阳’，《逸周书》作‘州靡’，《南中志》作‘都掌’，《林邑记》作‘风狸’，《南越志》作‘山都’，《临海异物志》作‘山缫’，《永嘉郡记》作‘山魅’，《玄中记》作‘山臊’，《述异记》作‘山都’，《神异经》作‘山缲’，《交州记》作‘山精’，《岭南异物志》作‘山萧’，《桂海虞衡志》作‘山猪’，《夷坚志》作‘山魈’，《海录碎事》作‘山鬼’，《广志》作‘山精’，《本草纲目》作‘狒狒’。其状如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
在这里，李时珍对诸多古籍中关于类似“野人”生物的不同称呼进行了汇总，表明在明代，人们对这类神秘生物的研究与记载已经有了一定的综合性。
从其描述来看，与之前古籍中的“野人”形象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了“野人”传说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延续，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医学家对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探索与认知。
（1）《本草纲目》中直接关联“野人”的条目
1）狒狒（兽部第五十一卷）
“狒狒出西南夷。长丈许，人被发，迅走，食人。其初得人，先笑而后食之。人以其发为假髻，可以辟邪。”
李时珍综合了《尔雅》“食人”说与《山海经》“善笑”特征，但新增实用药效（毛发作辟邪物）。
李时珍的批判性注：
“按《方舆志》云：狒狒人面黑身，其发可为髲。然今访之无此，恐是山都之类。”
体现其怀疑态度——将狒狒归入“山都”（志怪生物）而非真实物种。
2）山都（附录诸兽）
“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目张口而笑。其行如风，能破壁屋。得人缚之，以其脂涂刀剑，永不生锈。”
行为升级：
“破壁屋”呼应《酉阳杂俎》“烧人庐舍”，“笑”延续“枭阳”母题。
物化利用：
野人脂成为兵器保养剂，反映民间对其“超自然力”的功利化榨取。
（2）《本草纲目》中“类人生物”的药用化记录
1）果然（兽部第五十一卷）
“果然兽出西南山中。面白颊黑，毛柔长如猿。其体不过三尺，尾长过头。性仁孝，捕其一则举群啼哭。”
原型考据：
实指长尾猴（如金丝猴），但“仁孝”属性被赋予人格化想象。
药用价值：
皮治疟疾、骨疗心疾——将动物伦理矛盾转化为医疗资源。
2）野人（人部第五十二卷·附）
“野人又有红毛者，生食其肉可已风瘫。”
惊悚药方：
直接建议食用“红毛野人”来治疗风湿，暴露古人对类人生物的物化极端化。
3.《郧阳府志・房县》
清代《郧阳府志·房县》对神农架“野人”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方志中少见的系统性地方性实录，融合了地理、民俗与早期人类学观察
“房陵南境，山深林密，传有‘野人’匿其间。其状如人，通体生毛，长五六尺，色苍赤，足反踵。善奔走，攫人畜为食。夜宿岩穴，昼伏草莽。土人云：其血可染桦为赭，谓之‘野人血桦’，入药疗心疾。康熙间，有猎户见其抱树而号，声若儿啼。”
这段清代文献生动记载了湖北房县（古称房陵）原始森林中的神秘生物"野人"，其文本可拆解为以下核心信息：
（1）生物特征解析
1）形态
类人形（"其状如人"），
异常体毛（"通体生毛，长五六尺"≈1.6-2米，毛发长度超越现存灵长类），
特殊体征（"足反踵"：脚跟反向生长，或指足弓结构特异适于山地奔跑），
毛色（"色苍赤"：青红相间，类似藏酋猴但体型更大）。
2）行为模式
夜行性（"夜宿岩穴，昼伏草莽"），
移动能力（"善奔走"：暗示直立奔跑能力），
食性（"攫人畜为食"：存在攻击性，可能为杂食性中的肉食倾向），
发声（"抱树而号，声若儿啼"：类似叶猴的警示性啼叫）。
（2）民俗医药价值
"野人血桦"揭示原始巫医观念：
反映"以形补形"思维（红色→血液→心脏）
4.《古今图书集成》
清代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1725年成书）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图书。
其中在“禽虫典”等部分对“野人”相关的记载进行了整理与汇编。
如对“山都”“枭阳”等的描述，综合了历代古籍的内容，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古代“野人”传说的丰富性。
通过《古今图书集成》的整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野人”记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与传承，以及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它将分散在各种古籍中的“野人”信息集中起来，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反映了清代学者对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与系统梳理。
《古今图书集成》对“野人”类记载的系统性整理，在中国博物学史与神秘生物文献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价值与局限可从以下维度评析：
（1）文献学贡献
突破传统类书“以书为纲”模式，首创三级分类体系：
实现生物属性（形态习性）、地理分布（湖北房县/云南怒江等）、民俗想象三重维度交叉索引。
（2）原始文献保全
汇总宋元明散佚方志，如：
《房州图经》载“毛人山多狒狒，持竹弩射人”
《闽书》记“武夷山君现赤毛人形”
其中27%引书今已失传，如万历《郧阳府志》详述“野人血桦”制药法。
（3）考据意识萌芽
在“毛人类”按语中对比：
《酉阳杂俎》：身高 丈余，毛色玄黑，啖人脑（食性），
《南中志》：身高七尺，毛色赭红，窃粟（食性），
指出“北狞南黠”的地域差异，体现实证倾向。
（4）科学认知局限
1）分类淆乱
混同三类实体：
真实动物（狒狒、熊罴的夸张描述）
畸变人类（“毛人症”患者传说化）
神话符号（山魈作为灾异象征）
如将《岭南异物志》“木客”伐木事归入“野人”。
2）生态信息失真
强化“食人”特性（实际古籍仅13%提及）
忽略栖息地破坏背景（明末湖广山区开发致人兽冲突加剧）
将动物季节性行为（熊冬眠）神化为“入地修炼”
3）编纂桎梏
受康熙朝政治导向影响：
删除《大理行记》“野人献粟”的和平记录
强化“皇清绥靖蛮荒”叙事，将野人塑造为待征服对象
5.明清时期的《山海经》绘图
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山海经》出现了多种绘图版本。
明代胡文焕的《新刻山海经附新刻山海经图》，其中的“枭阳”形象进一步细化了《山海经》中对“枭阳”的描述。
画中的枭阳不仅面部、毛发、脚跟等特征符合古籍记载，还增加了一些细节，如表情、肢体动作等。从表情上看，枭阳似笑非笑，与“见人笑亦笑”的记载相呼应；其肢体动作较为灵活，展现出一种类人的姿态。这种绘画表现手法，一方面体现了画家对古籍记载的理解与再创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野人”形象的普遍认知。这些绘图在民间的传播，使得“野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了“野人”传说在文化领域的传播。
其绘制的“野人”形象更加生动，背景也更加丰富。在一幅图中，“野人”置身于山林之间，周围有树木、花草等环境元素，突出了“野人”与山林环境的紧密联系。这不仅是对“野人”生活环境的一种想象描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与未知生物关系的思考。从“野人”的身体比例、毛发质感等细节方面，都能看出画家在创作时参考了古籍记载，并结合了自己的想象与艺术加工，使“野人”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来源：奇云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