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载的“横渠四句”因董宇辉的引用与聂圣哲的批评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聂圣哲直斥其“假大空”， 这一言论引起轩然大波，被指是在否定传统文化、攻击国学。
张载的“横渠四句”因董宇辉的引用与聂圣哲的批评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聂圣哲直斥其“假大空”， 这一言论引起轩然大波，被指是在否定传统文化、攻击国学。
那么，这四句话究竟是什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空洞口号，还是古人理想的精神投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横渠四句”的本源说起。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脍炙人口的四句，并非张载刻意写下的独立格言，而是后人从其《张子语录》中提炼概括而成。
张载的核心哲学在于以“气本论”重构儒家宇宙观，并赋予“士人”宇宙、历史与现实三重责任。理解这四句，必须紧扣其本初语境：
为天地立心： 旨在建立人与宇宙的伦理联结，强调“人心即天心”，赋予自然以道德意义。为生民立命： 为天下百姓确立道德根基与社会秩序的方向。为往圣继绝学： 复兴孔孟真义，接续儒家道统，防止精神传统断绝。为万世开太平： 通过道德教化与士人的实践担当，为后世开创持久安宁。聂圣哲批评其“大空”，确有其理： 张载的愿景基于复兴孔孟之道并坚信其能带来永久太平，目标极其宏大（“大”）却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社会路径（“空”）。但指其为“假”，则是对张载本人的误读，他提出此理想是真诚的哲学抱负和士人担当。
后世，尤其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横渠四句”经历了层层拔高。程朱等理学家对其推崇备至，朱熹更将其与“天命”、“君子之道”高度绑定，使其从张载的个人志向，升格为所有士人必须践行的“精神义务”。
明清以后，它进一步蜕变为官学中的劝学口号，近乎“士人入仕”的精神誓词，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列。
然而，这种神化带来双重后果：
人们背得滚瓜烂熟，却未必理解其复杂哲学背景；它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思想，而成为一种外在的“道德要求”甚至“标榜工具”，其内在精神实质被掏空。后世批评其“假”，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被工具化、形式化后产生的虚伪感。
张载的宏伟愿景，在历史上是否实现过？是否带来了其所承诺的“万世太平”？
历史给出的答案令人清醒：
汉代：文景之治昙花一现，随即陷入王莽之乱与东汉的宦官外戚倾轧。唐代：儒释道并用，盛极一时，但安史之乱彻底击碎了儒家治世理想。宋代： 理学勃兴，北宋却因重文抑武积贫积弱终致靖康之耻，南宋偏安一隅。明清：朱子理学独尊，在道德高压下，士人精神渐趋僵化，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纵观历史，儒学虽在塑造文化认同、维系基本伦理秩序方面有其作用，但作为国家主导思想，它从未完全实现张载所希冀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目标。这一宏大理想，终究缺乏有效的现实路径。
回到聂圣哲与董宇辉的争议。
聂圣哲批评董宇辉将“横渠四句”降维为直播间的“氛围组台词”，虽扩大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却严重消解了其思想深度，实质是将深邃文化沦为博取流量的工具。其核心是对董宇辉“引而不用”、“讲而不行”的失望。
此批评虽有苛责之处（董本非思想家），却非无的放矢，深刻触及了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播中的符号化、浅层化风险。
董宇辉的定位清晰：一个“希望通过文化包装让商业行为显得不那么浅薄”的主播。他创造性地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带货场景，意图让人“购物时亦受文化熏陶”。
这种模式在形式上，甚至可以说是后世对“横渠四句”神化、口号化传统在媒介时代的某种延续——它被再次提炼为一个易于传播、烘托氛围的文化符号。 然而现实效果常是：消费者更多记住了“有文化的主播”这个人设，而非文化内涵本身。
“横渠四句”所勾勒的，是一幅极其宏大的儒家理想图景。它并非可被实证的“真理”，也因其缺乏具体路径而注定难以完全兑现，后世的神化更使其沾染了“大而空”甚至“假”的色彩。
然而，张载的伟大，恰在于他敢于提出如此恢弘的终极关怀；其动人之处，正在于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士人襟怀与担当精神。
在当代，“横渠四句”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能否被“实现”，而在于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坐标，不断提醒着知识分子：应当秉持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为天地立心），肩负起对人民福祉的责任（为生民立命），珍视并传承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为往圣继绝学），并始终怀有对更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为万世开太平）。
来源：梅梅说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