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Østern, T. P., Jusslin, S., Nødtvedt Knudsen, K., Maapalo, P., & Bjørkøy, I. (2023). A performative paradigm for post-qualitative

一个应用于后质性研究的表演性研究范式

摘要：

在本文中，作者旨在探索并推进一种表演性（

performative）的研究范式，作为后质性研究（post-qualitative research）与艺术研究（artistic research）得以

A Manifesto for Performative Research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后质性探究与“后”方法论取向（post approaches）。在

范式中，知识被理解为“生成中的知识”（knowledge-in-becoming），即研究者与研究

“学习/生成/认知”（learning/becoming/knowing）始终处于生成状态，正如这一研究范式本身也始终处于生成之中。

作者简介：

Sofia Jusslin，奥博学术大学教育与福利研究学院 (芬兰)

Pauliina Maapalo，诺德大学教育与艺术学院 (挪威)

Ingrid Bjørkøy，莫德王后幼儿教育大学教育学系 (挪威)

文献来源：

译者：

席东杰

Tone Pernille Østern（中间），Sofia Jusslin（左上），Kristian Nødtvedt Knudsen（右上），Pauliina Maapalo（左下），Ingrid Bjørkøy（右下）

什么是表演性研究范式

表演性研究范式将研究理解为一种创造性实践，它在世界中生成新的存在，而这种生成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因此，研究不再被视为一种再现性活动（non-representational），它并不旨在还原一个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现实片段。相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被去主导化，并处于持续生成（in-becoming）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深度纠缠之中，前者不仅是一个能够反思其在研究中所产生影响的认知主体（research cognition），也是一个受影响的“研究者身体”（researcher-body）——一个需凭借其感知性的身体参与、分析并理解研究过程的存在。

“后质性”与“表演性”这两个概念，虽来源背景不同，但均旨在实现一种范式性的转向，意图摆脱传统质性研究的理论路径。“表演性研究范式”的理念更多源自艺术研究领域，而“后质性研究”的理论则扎根于多种“后”理论路径（如后人类主义、情感理论、女性主义物质论与去殖民理论），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为突出。表演性研究与后质性研究皆源于与既有质性方法之间的“摩擦”——尤其是对学术界中残存的实证主义固有思维的反思。这些残存体现在质性研究中广泛采用诸如“编码”、“数据收集”、“效度”等量化分析术语，以及预设方法所追求的同质化倾向。正如Johansson（2016）所指出的，“质性研究，尚未足够质性”（qualitative research is not qualitative enough）。

我们主张将“表演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不仅可以包容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质性研究”，也能容纳艺术研究的实践与发展。我们认为，这一转向是对质性研究的根本性突破。因此，基于既有研究经验与发表成果，我们进一步发展了Haseman（2006）提出的从质性研究范式向表演性研究范式的转变构想。当前，这一范式已具备与主流研究范式并行发展的成熟条件，其理论基础日益稳固，并逐渐构建起初具规模的研究路径。

我们所理解的“范式”，借用Kuhn（1970）的定义，是指科学共同体间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方式及其应对策略所达成的一种暂时性的共识。换言之，范式是一种“语法”，是一种看见、创造与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们认为，表演性研究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研究范式，不同学科均可进入其中。无论是艺术研究还是后质性研究，皆可在其中获得生长空间。

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持续“生成”过程

对我们而言，撰写本文意味着在经历多年实践性研究探索之后，对我们的思考加以澄清，并对所获得的发现进行表达。我们曾在质性研究范式中不断尝试、挣扎与适应，并在这一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完成了表演性的研究工作。我们来自多个学科背景（包括舞蹈、戏剧／剧场、艺术与工艺、教育、语言与文学、学前教育与照护，以及音乐），目前主要在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芬兰）从事教师教育工作。我们既是教师，也有部分成员同时是艺术工作者。在学术关系上，作者1是作者2、3、4与5的博士导师。我们曾共同努力，试图在这些博士项目中为研究的潜力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本文中，我们将展开对于影响我们博士研究过程的一些“表演性动势”（performative movements）的分析。这些研究进程因“摩擦”而启动，以一种生成性的方式迫使我们，作为博士生与导师组成的集体，共同转向表演性研究与后质性研究的探索路径。

（一）回溯表演范式

我们注意到一条始于Haseman（2006）的学术讨论脉络。在其《表演性研究宣言》中，Haseman提出，应在定量与定性研究范式之外，增设一种表演性研究范式。这一理论思考在Haseman（2010）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后被Bolt（2008，2016）采纳并深化，并由Arlander（2018）进一步扩展。我们对此学术脉络所引发的兴趣，在于这些学者如何将“表演性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加以探讨。大学的基本特征是以研究为本，并承担研究使命，那么“表演性研究”究竟指涉何种知识生产方式？。

（二）表演性和非再现性理论及其方法论

正如Arlander（2018）所指出，与“表演性”（performativity）相关的诸多术语——例如“表演”（performance）与“表演性”（the performative）——由于其词源背景和语义内涵的差异，阻碍了“表演性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广泛确立和突破。我们对表演性研究范式的理解，与Hantelmann（2014）在其文章《经验性转向》（The Experiential Turn）中对“表演性”所提出的理解高度契合。Hantelmann以视觉艺术为分析对象，其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探讨表演性研究同样具有高度的迁移性与解释力。她指出，将“表演性”误解为“类表演”性质的特征，已造成诸多混淆，因为实际上根本无法明确界定“何为表演性的艺术作品”（Von Hantelmann，2014）。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研究领域。若将Hantelmann的论述中的“艺术”替换为“研究”，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表演性的研究”并不存在，因为“没有非表演性的研究”。

延续Hantelmann关于“表演性”的理解，我们主张，表演性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学科领域（如艺术或语言学）。相反，它强调的是一种特定层次的意义生成方式，这种方式在所有学科以及跨学科的研究现象中都可能存在。任何研究现象都可以分别在定量、定性或表演性研究范式中加以探究。不同的研究范式对方法论的指向、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建构方式的主张各不相同。

从Hantelmann（2014）的视角出发，并将其应用于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表演性”概念强调的是研究在特定时空与话语语境中的情境性影响力，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包括非人参与者）的关系性建构。这也与表演性研究所依托的“后”理论取向高度契合，这些理论强调研究自身的表演性特质（如Barad，2007；Braidotti，2013；Deleuze，1993；Deleuze & Guattari，1987；Haraway，1988，1992）。在表演性研究范式中，研究的关注点由“研究对象是什么”转向“研究对象能做什么”。这一转向不仅要求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实验性探索，更意味着一种从“存在”走向“生成”（becoming）的转变，即一种本体-认识论（onto-epistemological）的范式跃迁，它要求研究者重新思考与本体论和认识论密切相关的问题（Barad, 2007）。

表演性研究的基本理念在于，打破自然/文化与人类/物质的二元对立，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可分割性（Barad，2003，2007，2014；DeLanda，2005；Deleuze & Guattari，1987；O’Brien，2020）。这一范式中的“纠缠性”（entanglement）和“表演性”挑战了传统研究设计中将“主体”与“客体”视为彼此独立与分离的思维模式。相反，它主张以“流动的”“关系性的”“不断生成的”方式来理解研究现象，这种观点也契合非再现性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立场（Thrift，2008；Vannini，2015）。

在此语境下，“非再现性”意味着，表演性研究并不试图再现一个先于研究存在的、独立于研究者与参与者的现实。研究与知识生成并非远距离地发生，而是通过研究者对世界的直接介入而产生。这种接触式的认识论立场构成了非再现性、本体-认识论式方法的基本前提，在该方法中，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界限被有意模糊（Barad，2007）。换句话说，表演性研究并不致力于“代表”现实，而是与现实发生互动、共同行动（Thrift，2008）。在表演性研究中，研究结果也被理解为具有生成性和表演性的。研究结果并非静态呈现的“发现”，而是在持续变动的研究现象中激发出新的运动与变化。换言之，研究结果具有表演性，它们“创造”出新的现实。

（三）后质性研究

“后质性探究”（post-qualitative inquiry）这一概念由St.Pierre于2010年首次提出，并在《SAGE质性研究手册》第四版（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Inquiry）的一章中得以首次正式使用（St.Pierre，2011）。在一篇回顾其研究历程的文章中，St.Pierre（2014）详述了她在通向“后质性探究”概念的过程中，与她所称之为“传统人文主义质性方法论”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与摩擦。在我们的研究中，同样经历了St.Pierre所强调的理论摩擦，而这类摩擦也与艺术研究者在学术体系中所面临的张力产生共鸣。

我们注意到，St.Pierre在提出“后质性研究”（post-qualitative inquiry）这一概念时，主要聚焦于方法论层面。然而，后质性研究不仅与一系列“后”理论路径（post approaches）同行，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本体-认识论（onto-epistemological）的转向，即对知识生成及其与世界互动方式的范式性变革。在这一点上，我们提出将后质性研究纳入“表演性范式”（performative paradigm）的理解框架中。在此范式中，一个关键的认识是：知识本身即为不断生成中的知识（knowledge-in-becoming），其生成通过研究者与世界的纠缠关系不断地创造差异。学习/认识是表现性的，总处于生成状态，正如表演性范式本身亦是如此。

当前在多个学科领域中都活跃着“后质性”研究的实践，而“表演性”正是我们在诸多研究文献中识别出的共通特质，例如Bodén与Gunnarsson（2020）、Jackson（2017）、Jamouci（2019）、Johansson（2016）、Lather与St.Pierre（2013）、Lenz Taguchi与St.Pierre（2017）、St.Pierre（2011，2014，2018，2019）、St.Pierre等人（2016）以及Tuin（2019）。这些研究中贯穿着一种“逃逸线”（line of flight，Deleuze & Guattari，1987），从对“存在”的稳定认知中出走——逃离“数据之存在”“外部世界之存在”“方法之存在”“研究结果作为现实再现之存在”“研究者之稳定存在”，以及这些“存在”所带来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范式性的“去疆域化”与“再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 & reterritorialisation），其中“表演性”占据主导地位，带来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与持续的生成性。

此外，一条重要的“后”理论路径也贯穿其间。相关学者（Deleuze，1993；Deleuze & Guattari，1987）提出“差异”（difference）概念，是从传统质性思维向表演性思维转变的核心。在一个“单层次世界”（flat one-world ontology）中，没有隐藏的深层结构或本质，Deleuze与Guattari将知识与生成理解为始终处于“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中的持续差异化过程，永远生成，不断变化。

（四）绘制不同范式之间的边界轮廓

在与“后”理论路径（post approaches）的思考中，一种范式性的转变正在发生：从“存在”（being）转向“生成”（becoming）、从实体转向现象与关系、从本质转向事件、从概率转向可能性、从非具身性转向“多于人类”（more-than-human）的身体行动力影响与强度（bodily agential affects and intensities），并从反身性的研究者定位转向衍射性的、游牧式的研究者定位。通过将表演性理论（performativity）、非再现性理论与方法（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后质性研究（post-qualitative inquiry）与“后”路径接插（plugging-in），一种表演性的研究范式显现出丰富的可能性。

正如Haseman（2006）所提出的，我们尝试将定量研究、质性研究与表演性研究视为三种知识生产的范式加以区分，并据此构建图1。我们认识到，图表化的呈现方式可能会在不同范式之间制造出极化的区分与效应；然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些位置与边界往往是模糊且未被预先确定的，直到在具体研究项目中，借助特定的知识装置（knowledge apparatus）完成一场“共同切割又分离”（cutting-together-and-apart）之后，才逐渐显现。

图1. 量化、质性与表演性研究范式区分示意图，混合方法存在于量化与质性研究的张力之中

此外，我们希望强调，Haseman所称的“量化范式”（quantitative paradigm），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 paradigm）。但实际上，许多当代量化研究已转向“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立场。近年来，融合量化与质性方法的“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日益增多（Creswell & Plano Clark，2011）。不过，混合方法可以同时采用定量与质性方法（Schoonenboom & Johnson，2017），我们并未在图表中将其单独呈现，而是将其视为调和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矛盾的一种实践取向。

为延续Haseman（2006）的区分框架，我们保留了将“量化—质性—表演性”作为三种“差异化强度”（differentiating intensities）的表格结构，同时理解这些范式之间并非没有张力。我们承认，上述范式的描述是宽泛且概括性的，而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本身包含的深度与复杂性在此呈现中可能被遮蔽。然而，这一图示的目的并不在于穷尽各种理论细节，而在于突出这些范式之间的差异性。

表演性研究范式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能生成什么？

在回溯并梳理表演性研究范式与质性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性轮廓之后，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表演性研究范式究竟能够生产什么？进一步说，问题不仅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更在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创造性潜力。表演性研究范式所能生成的东西，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成为表演性研究者的过程，本身就是深深嵌入于研究实践之中的。例如，第二作者Sofia回忆起在其博士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次表演性事件：当时她将诗歌写作教学与创造性舞蹈相结合，进行教学与研究的实践：

我站在教室前方，因即将要做的事情而感到紧张。我从未在公众面前朗读过自己的诗，更不用说伴随诗歌进行舞蹈表演了。我的诗写在我身后的白板上，当老师开始大声朗读这首诗时，我忽然忘却了紧张，也忘却了学生们投来的目光，我仿佛逃进了那首诗里，感受到它在我的呼吸中、我的身体里、我的舞动中。我即兴创作，让我的诗为我的动作注入生命。我感受到自己想要在诗中传达的信息，以及我的动作如何增强了我对这一信息的体认。突然间，当我停下动作时，我的注意力回到了教室，回到了学生们身上。我被深深打动了——以舞蹈演绎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诗句，竟让我感受到一种被移置的体验，把我带到了一个“不在场”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我既是研究者，又是教师、写作者、舞者。我不是某一个固定的角色，而是这些角色的混合体。我作为研究者的位置与这些身份角色密切相关。就在学生开始提问我关于诗舞的那一刻之前，我意识到，作为研究者的“身体”具有意义，并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实际的作用——它影响了研究本身，影响了整个研究项目，也影响了学生们在舞动、阅读与写作过程中的经验生成。

Ingrid（作者5）回顾了在分析幼儿园教师与儿童之间的歌唱互动过程中，如何通过引入情感性与艺术性的研究路径，帮助她以“表演性的”方式表达出她所感知（观察）到的那种深层、具身的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交流关系：

我以“情感性知识”作为一种表演性力量（performative agent），追踪幼儿园教师在歌曲互动中的参与，并将其转化为一段音乐性构作（musical composition）。对我而言，作曲本身是一种情感过程，而我借由研究者之身所具备的情感能力，去探索研究者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在场、如何生成知识，以及如何与研究材料建立关系。情感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语言化的动因，在我们能够意识到之前，就已与可感、情绪与知识发生了联结。在这段音乐构作中，我聚焦于自身与歌唱互动之间在情绪氛围（mood）层面的情感内互动（affective intra-action）。氛围的选择体现了我对互动的感受，以及我如何将其提炼为一种和谐与流动的关系。情绪氛围既是抽象的，又具有情感性，同时也是可以辨识的现象。

通过以音乐表达的方式进行研究工作，Ingrid（作者5）得以分析在歌曲互动中是什么因素生成了情绪氛围，同时也得以探查她作为一位“去中心化的研究者”（decentered researcher）所参与到的内在互动（intra-action）。因此，表演性研究（performative research）鼓励新意、创新与实验性，通过在实践与理论层面激发研究方式的更新，从而为研究的展开开辟出新的可能空间。

表演性范式（performative paradigm）生成一个空间，容纳流动性、解放、自由、创造力、实验性与包容性。在这一范式中，我们得以作为研究者“呼吸并移动”，哪怕面对出人意料的转折，也能欢迎不同的问题、现象、社群、语言，以及尚未存在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而无需将其压入某种（范式化的）不适之“套”，从而避免削弱其意义建构、情感生成与知识生产的潜力与能动性。

我们也体认到，新兴的表演性范式增强了我们研究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与严谨性（rigour）。不过，在表演性研究中所理解的“可信度”与“严谨性”，不应再被等同于某种关于稳定性、再现性与秩序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仍是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残余，并延伸至某些（传统人文主义）质性研究范式之中。相反，正是表演性研究范式的流动性、复杂性与表演性，使得这类研究具备了其独特的严谨性、坚实性与可信度。

换言之，表演性研究范式最终所生成的，是“变动”（movement）。它从稳定知识的追求中转向对知识作为流动与复杂创造过程的强调；从语言（language）转向语言化（languaging），从意义（meaning）转向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从文本走向身体、情感与物质性；从主体、身份与存在转向关系、纠缠与生成（becomings）；从预先存在的“事物”转向被实践出来的“行动”。在这样的研究逻辑下，再谈“发展”、“增长”或“进展”就变得毫无意义；研究中存在的，是新的差异、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创造。而在知识不断“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研究者本身，以及传统研究设计中所设定的其他单位，也同样在不断生成之中。

在表演性研究范式中，研究对象不再是固定实体，而转化为研究现象（research phenomena）（Barad，2007）；数据成为有生命的、流动的研究材料，从而脱离“数据”一词所暗含的稳定性（Koro Ljungberg等，2018）；方法趋向“去方法化”（method-less）（Jackson，2017）；方法论则脱离预设规范，分析转向实验性探索（St. Pierre，2018）。

更进一步，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表达方式亦不再将书面语言视为唯一或最佳的意义生成路径（Kuby，2019）；研究参与者的范围也被扩展，涵盖研究者自身及所有涉及的“多于人类”（more-than-human）身体（Fox & Alldred，2015）；研究者不再被理解为疏离的、客观的或中立的位置，而是被情感所影响、具身化的存在，正如其他所有人类与非人类研究参与者一般（Lenz Taguchi，2012）；表演性的知识生成与表达取代了对可代表性研究成果的期待（Zembylas，2017）；尤为关键的是，研究者不再是研究过程中一个稳定或静态的“零点”，而是在与研究的共生关系中不断纠缠、持续生成（Østern，2017）。

表演性范式带来的挑战

表演性范式深刻影响了许多方面的研究，本文聚焦其中三个最具影响力的方面。首先，表现性范式改变了以往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将表演性研究从传统的社会文化取向引导向更加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的方向。人类主体在知识与意义建构中的中心地位被削弱，转而与其他（包含非人类物体）所有具身能动体（agential bodies）共同构成交缠（entangled）的存在位置。对一些人而言，这种去中心化的思维显得尤具颠覆性，因为“人类凌驾自然”的理念已根深蒂固，不仅渗透进科研逻辑，也贯穿于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注意到，研究者与非人类实体互相纠缠、共为主体的观念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安。然而，我们强调，这一共为主体的立场，并非否定人类，也不意味着非人类被置于人类之上（Bodén，2016；Jusslin，2020）。相反，它主张：人类是在与非人类的互动中“生成”（becoming）出来的，而这种互动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参与了这一世界的生成。因此，这一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定位”（positioning），而非要求必须皈依的信念系统。

其次，表演性研究范式强烈挑战了“去具身、去情感、价值中立”的研究者形象，这一形象在学术史中延续已久。从实证主义、质性研究到表演性研究，研究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实证主义研究中，它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存在，而后又被视为研究的障碍（甚至威胁）；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自身成为需被反思的存在；而在表演性研究中，研究者被视为研究的资源与分析的媒介。研究者在表演性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因其具备情感能动性（affective capacities）（Vannini，2015）。表演性研究者是“在场的”、与世界保持互动关系的主体，不再仅仅是置身事外、冷静书写的观察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者定位并非简单回归现象学所强调的“身体中心论”（bodily-centered phenomenology），而是强调“去中心化”（decentered）、“身体的生成”（bodily becoming），与“后理论”路径（post approaches）中的思维方式相契合（Barad，2 007；Deleuze & Guattari，1987）。

与此同时，研究资料（“数据”）本身也具有能动性，它会“影响”研究者，使之“与数据共生成”（becoming-with data）（Lenz Taguchi，2012）。数据与研究者之间不是单向操控关系，而是互动、互为主体的复杂过程。研究资料可能激励研究者，也可能抵制研究者想强加的分析方式。研究者往往深受数据影响，情绪起伏剧烈——痛苦、欣喜、绝望、沉浸、释然、悲伤与自豪交织其中（Jusslin & Østern，2020）。研究资料、研究过程与研究者彼此作用，共同处于“持续生成之中”（constantly in-becoming）。

第三，表演性范式颠覆了研究应具有“代表性”与“真理性”的传统理念。我们仍坚持认为，表演性范式是可信（trustworthy）的，因为它不试图抹平复杂性，而是努力保存并直面复杂性。它之所以“真实”，在于它是具体情境中的、被定位的（situated）。然而，“真理”从不是价值中立的，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研究。研究者的关注点、欲望（Deleuze & Guattari，1983）、思维取向与世界观，无不在某种程度上界定并限制了其可主张的“真理性”。就代表性而言，表演性范式将分析中的每一个过程都视为世界中新生成的现象与创造。因此，传统评估质性研究的四个标准——可信性（credibility）、普适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与可证实性（confirmability）（Lincoln & Guba，1985）——在此不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预设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Jusslin，2020）。面对研究过程的生成性、不可预测性与复杂性，普遍性（generalisability）也变得不可设想；而通过“与理论共思”（thinking-with-theory）进行理论建构与论证，反倒成为与既有研究对话的可行路径。

表演性范式：持续的边界建构实践

基于我们在开展教育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张力，本文提出并深入探讨了表演性研究范式可能的生成路径、表现形态及其所引发的诸多挑战。表现性研究始终处于“生成之中”（becoming），这一过程与研究者、参与者以及整个研究实践密切纠缠。表演性范式能够在生命、艺术与研究交织的流动之中，构建出具有伦理导向的研究路径，以生成富有创造力的新研究视角。在这一持续流动中，具体的研究现象被“切片”出来，得以被临时界定与把握，因此，表演性研究中的知识生成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边界建构实践（boundary-making practice）。借助特定的知识装置（knowledge apparatus），某些内容被纳入其中，而另一些则被排除在外。这种取舍过程不可避免地塑造了知识的样貌，也构成了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参与方式。

若认真对待表演性范式带来的研究转向，其对于研究的理解、实践与评价方式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它可能为“后质性研究”（post-qualitative inquiry）以及艺术性探究（artistic inquiry）在质性范式下寻求安身立命之处的困境提供纾解之道。更重要的是，表演性范式解放了研究者的主体状态，使研究者具身性（embodiment）与情感受动性（affectedness）不再被视为问题，而是被认定为应当具备、并具有理论与实践合理性的特征。

在这一范式中，研究者无需割裂或剥离自身感官化的沟通、理解与参与方式，也无需将意义建构的表达局限于书面语言。追求客观性或使用试图拉远距离、达成普遍化的语言策略，不但无助于意义的生成，反而会压缩、乃至忽视研究现象的复杂性，从而可能导致对复杂实践和现象的简化性、不公正的知识产出。正如本文所阐述，表演性研究范式的历史尚短，近年来其形态与实践已然发生显著变迁，并将在未来持续演化。我们在此明确提出，将表演性研究范式视为一种持续的边界建构实践，其中总有某些要素被纳入、也有其他被排除。这一点也适用于本文中我们尝试呈现的理论轮廓与差异化建构逻辑。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