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以来，美国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的极端叙事日益凸显，并在选民动员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现象不仅是党派竞争日趋激烈的体现，而且反映了极化的政党利用政策叙事构建意识形态认同、获得选民支持并塑造公共舆论的情况。极端叙事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高度的情绪化和对抗性，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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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美国政治 战略叙事 政治极化 政党动员 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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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展望》2025年第3期

在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两党在多项争议性议题上的立场愈发对立，政党的政策叙事也愈发极端。其中移民议题作为当前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对美国政党政治及美国政治社会生态具有重大影响。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为适应反移民群体的需求进行政策转型，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政策叙事不断重塑选民群体，导致在2020年出现极端的政治联盟。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24年大选，并且将继续影响共和党的政策立场和美国政党的政治生态。

本文尝试以过程性视角探究美国政党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极化的政党如何通过政策叙事来说服及动员选民。以当前美国政治中十分关键且两党政策立场分歧显著的移民议题为切入点，探讨共和党如何通过极端化政策叙事来说服及动员选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一极端叙事产生的政治土壤，同时论证这一极端叙事是如何在这四年间在移民议题上加剧了美国政治及美国选民的极化。

从政策叙事看共和党的移民政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扳道工”比喻指出“意识决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轨迹”，这正是政策叙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政策制定完全不同，政策叙事的目标不是或者说不仅是向选民论证一项政策的可行性或有效性，而是向选民寻求一项政策的合法性。成功的政策叙事诉诸选民的认知和价值，如基辛格所言，“与民族经验协调一致”，这样才有助于争取选民支持。在很多时候，仅靠事实并不足以说服选民，说服者需要构建故事甚至是虚构故事，编制的故事和特定的话语结合就成了叙事。政策叙事帮助政客更好地整合选民，从而形成集体行动。在美国竞争性两党制度下，政策叙事尤为重要，且已经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不论是政党、政府、政客等政治实体，还是媒体、智库等社会团体，都时刻与政策受众进行沟通，对政策进行阐释、描述和说服，在此过程中塑造目标群体的身份、利益、目标和观念等。

对移民议题而言，政策叙事更加必不可少。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诚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所言，每个美国人“都或多或少是移民的后代”。移民议题作为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争议性议题之一，与选举的关系十分紧密。在2024年大选期间，两党频繁“打移民牌”争取选票。拜登政府任内非法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多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移民危机及两党在此议题上的矛盾。移民议题本身牵扯了一系列事关民众生活的重大社会议题，包括治安、教育、社会福利等，使得很少有人能对这个议题置身事外。此外，移民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情感，它与种族认同、文化身份的强关联性使得对受众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定位尤其重要。加上联邦层面迟迟无法推出一项全面的移民改革方案，部分移民议题的治理责任被转嫁到州一级的政府。州与联邦之间、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以及其他相关的利益团体，都有动力在移民议题上提出自己的政策叙事。

当前共和党的移民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议程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边境安全。共和党人将延续2016年特朗普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计划，通过建设物理屏障、加强边境巡逻等措施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二是共和党人拒绝给予境内非法移民合法身份，将强化对非法越境者的惩罚措施，并且宣称将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逮捕和遣返计划。三是停止“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计划，反对给予非法入境的未成年移民合法身份，缩减或取消对特定移民群体的临时保护状态，收紧庇护条件，等等。总体而言，共和党在推行彻底的反移民政策。

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的叙事手段具有启示录叙事（Apocalyptic Narrative）的极端特征。与一般政策叙事不同，它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政策叙事，与旧约、新约等一系列早期宗教或文学相关联，包含敌我对立思维（见表1）。

启示录叙事这一概念被借用到政策叙事研究中，是指为了快速动员或者剧烈地改变现状，政策制定者常常将面临的状态描述得非常紧急，甚至通过采取极端的行动来获得认可。这种由强烈情绪主导、双方对立严重的政策叙事是美国对外战争在国内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政策叙事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学者发现启示录叙事的特征在气候问题、重大公共安全问题上屡见不鲜。启示录叙事已经成为一种策略性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工具，以对一系列事件作出非常规反应的方式来回应社会现实。

共和党移民政策叙事中的极端化特征

政策叙事是政党策略和选民倾向之间的桥梁，连接一项议题本身（因）及其相关政策（果）。它代表政党对选民倾向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时期的社会意识，其有效性和准确性可通过民意调查和选举结果进行评估。同时，政党通过其掌握的主流话语平台向选民输出观点、传递信息、解释现实，反过来进一步塑造选民对议题现状、改革目标的认知。这一过程不是简单且单向的因果联系，而是一系列政党与选民、事实与感知的互动。政策叙事的框架为研究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及美国政党政治提供了一个过程性视角。2020年以来，共和党在移民政策叙事中的极端化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邪”关系的叙事角色

共和党在叙事中为选民设置的对立角色是非法移民，将其同多种包括经济、治安、疫情、教育等负面社会问题相关联。新冠疫情期间，共和党州长及国会议员都指责跨越边境的非法移民带来了病毒。诸如非法移民应当为跨境毒品运输、人口贩卖等恶性犯罪负责，他们正在“抢走”美国人的工作、“骗走”美国人的福利等指责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共和党只是借用这些表述来表达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一系列抗议伴随着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毒品问题加剧、经济下行等。

热点事件被用来佐证和强化上述认知。2024年2月，佐治亚州的女大学生拉肯·莱利（Laken Riley）在校园里被非法移民杀害，这引起了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强烈挞伐。一个月后，密歇根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且罪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曾被驱逐出境。尽管许多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补充了美国本土公民犯罪率高于非法移民犯罪率的统计数据，但共和党人向反移民群体传达的信息是：非法移民根本就不应出现在美国。特朗普基本是在用社会问题本身指代非法移民群体。他在内华达州的竞选活动上说：“毒品、犯罪分子、帮派成员和恐怖分子正以创纪录的水平涌入我们国家。”这种“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的说法遭到了大规模的批评，因为希特勒也用过类似的表述。但是，这些批评几乎没有影响特朗普，共和党也未因这些批评而停止对非法移民的攻击。

另一种彼此对立的角色是共和党与民主党。民主党试图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巩固选举基本盘、争取少数族裔的支持，民主党是共和党移民叙事中显而易见的对立面。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几乎是明示民主党在和非法移民勾结，并指出非法移民正在颠覆美国，“因为他们进来的方式是非法的，他们的选票也是非法的……他们要推倒墙，让所有人都涌进来……他们想再次进来并敲诈我们的国家”。2020年大选后，执政党的地位让民主党顺理成章地在叙事中成为所有移民问题乱象的责任者。阿肯色州州长萨拉·赫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表示，非法移民大批越境进入美国，是因为在拜登的领导下他们能“直接走进”美国。拜登在国会发表2024年国情咨文演讲后，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凯蒂·布里特（Katie Britt）代表共和党回击称：“多年来，左派一直纵容罪犯，并削减警察经费，同时让惯犯逍遥法外。”

保守估计，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数量在1000万人以上，这使得任何移民政策的实施最终都必须将这一庞大群体纳入考量范围。通过对这一人群进行脸谱化的诋毁，共和党人能够继续将边境安全合理化作为其优先事项，而不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和解释。据此，共和党也能将民主党的执政行为和政策偏好政治化，暗示其与非法移民存在勾连。通过煽动选民对非法移民和民主党政府的不满，共和党加强了选民对该党政策目标的认同。

（二）末世危机的叙事情节

共和党人叙事中的末世情节取材于南方边境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经常使用“绝对的灾难”（unmitigated disaster）、“大屠杀”（bloodbath） 等词语形容南部边境状况，同时也在话语层面将移民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2024年1月，当拜登政府需要众议院通过一项1 060亿美元的全球安全紧急拨款法案时，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带领共和党代表团前往美墨边境，表示“如果拜登政府想通过一项着眼国家安全的补充支出法案”，捍卫南部边境应该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步。此外，“入侵”一类的词语在涉及移民议题的发言中屡见不鲜。将非法移民入境与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相提并论，使共和党政客能够从宪法第一条中各州的自卫权条款来获得合法性，该条款规定，当遭到实际入侵或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州可以不经国会批准而参与战争。

一些边缘的阴谋论也开始通过共和党人的传播途径进入主流话语平台。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富启示录特征的是“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由法国右翼提出的“大替代理论”认为，自由派正在有组织地用外来移民替代本国出生的人口，企图颠覆国家。“大替代理论”尽管过去常常被认为是社会边缘的极端主义思想，但现在似乎越来越自然地进入共和党政客的主流话语。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传播这一观点的共和党政客包括数十位参与中期选举的参议员候选人，众议员、州长、副州长、州长候选人和州参议员也牵涉其中，几乎涵盖了由共和党人出任的所有公共职务，共和党党内高层也不例外。例如，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爱丽丝·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利用竞选委员会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投放含有如下内容的宣传片：“激进的民主党人正在筹划他们迄今为止最激进的行动——选举期间持续不断的叛乱。他们计划赦免1100万非法移民，这将推翻我们现有的选举制度，并在华盛顿形成永久的自由派多数。”即使在“大替代理论”信徒实施恶性犯罪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仍拒绝谴责这一极端思想，只在记者会上表示“对南方边境的相对开放性感到担忧”。

最擅长传播危机叙事的还是特朗普本人。2022年，尽管面临多项指控，特朗普依然在一次智库演说中表达了他的危机叙事，他谈到，“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地狱，而且很快会处于地狱中。”事实上，2020年后特朗普几乎每一次集会演说都会向听众描述末日般的景象——犯罪分子猖獗、毒品泛滥、传统价值观崩塌、美国内外交困、国家政权危在旦夕等。此外，精心剪辑的视频展现了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境内的画面，这样的视频被特朗普等人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给数亿关注者。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背后的逻辑也是强调美国当下如末日般衰败的现状，这类叙事极易唤起选民的愤怒与恐惧等强烈情绪，而情绪动员正是选举动员中最具效力的手段之一。

（三）新“狗哨”的叙事修辞

在政策叙事中，用隐喻和暗示代替正式沟通方式的特点在于很难通过解构话语来破解其含义，因而叙事的创造者可以时刻使用新的话术激发听众的情感好恶。这种叙事方式与启示录叙事的其他方式相互配合，如煽动对立等。过去许多针对华人或爱尔兰群体的反移民法案的叙事方式采取露骨的种族主义，这在民权运动后只会在主流平台产生负面效果。自“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实施以来，为避免触碰种族主义红线，共和党人惯用隐含性语言暗示听众。一些词汇尽管表层含义已足够模糊，不会授人以柄，但对共和党人试图讨好的群体则指向十分明确。这种话语被称为“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例如，2018年8月，当时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提到，选民不应该把票投给他的对手非洲裔民主党人安德鲁·吉勒姆（Andrew Gillum）而“搞砸”（monkey this up）事情。

由于移民议题附带的社会问题较多，因此共和党人常常能以其他问题为表层语言，来掩盖其对敌对群体的攻击。德桑蒂斯在2020年后逐渐在共和党内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为州长在佛罗里达州禁止公立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当他需要面对更广泛的选民时，则这样解释自己的政策，“我们需要教育而不是灌输”，灌输只能“教导孩子仇恨自己的国家”。

另外，当共和党人谈到移民问题的时候，有时他们指的“问题”不仅仅是非法移民。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凯蒂·布里特在竞选纲领中直言美国的现行移民政策“对想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太好，却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共和党人会强调现有移民体系应该更加侧重绩效，对接收合法移民进行多方面评估，“使他们以合法的方式进来”。这一话语特点使共和党人能够有效且不需成本地标记自己的敌人。恰如“狗哨政治”这个词源本身，只有对应的人群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而被指控的对象则很难自辩。

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极端叙事发酵的土壤

一项对种族政治联盟的研究指出，1976—2008年，与强调种族意识的民主党和跨国公司联盟相比，共和党、主要保守派团体乃至边缘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种族联盟则希望弱化种族政治，推行不分肤色的政策。而现在的共和党人却在竞选中直言：“逆向种族主义也是种族主义。”21世纪以来，伴随美国选民群体的变化、对手集团的压力和共和党内部的政党整合，共和党逐渐调整其叙事手段。

（一）白人保守派的右倾：历史及环境因素的相互映射

不论是启示录式的话语，还是种族主义叙事，都很符合美国保守派选民的立场喜好。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43%的共和党人及倾向共和党的选民每周至少读一次《圣经》，而《圣经》的文本充斥着关于种族叙事的内容。美国白人群体当前面临的现实与之呼应，这使得类似这样的宗教话语在政党的叙事整合下变得十分具有说服力。

此外，美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改变，白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减少，非白人族裔未来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从各种视角观察，美国都在变得更加多元。美国国父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到，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团结的人民——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同一政府，风俗习惯相似。如今，美国国内的情况大不相同，也就难以想象这些语言、种族、宗教、政治理念、风俗习惯差异明显的人如何用美国建国时流传至今的原则和价值“合众为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保守派长期以来的道德观念、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位产生了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并不是白人保守派面临的来自右翼势力的唯一压力。全球化推进的产业转移和自动化降低了劳工群体的获得感，他们时刻面临来自国外劳动力和国内新移民的竞争。社会学家埃尔默·克拉克（Elmer Clark）在对美国小教派的研究中发现，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边缘教派的信徒，这些信徒本质上在寻找保护机制。因为他们对从社会获得基本幸福感到绝望，所以他们“希望世界在一次宇宙大变动中自毁”，破坏现有的社会阶层，使他们的地位由此提高。相比经济角度的描述，宗教故事和种族叙事总是更为直观。这些叙事直接指出了美国的问题所在，以及谁应该为这些问题负责。在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现实下，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得以“解决”。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共识性的叙事产生，重新定义美国各族群作为“美国人”的政治位置，那么各种边缘性的激进叙事将获得受众，因为保守派需要新的观念来解释自己周围发生的重大变化，以缓解迷茫、焦虑和不安全感。“大替代理论”作为最典型的启示录叙事之一在美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力。2022年美联社的一份调查显示，接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有人正试图用移民取代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以获取选举利益”，另有相同比例的人认为“移民的增加会导致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失去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而在共和党人中，这个比例已上升到了一半乃至更高。2022年5月14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东区发生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枪击案，19岁的枪手被证实是“大替代理论”的信徒。这些边缘性理论“重新构建了美国农村许多人所经历的疏离感，他们相信现行的文化不再反映他们的身份，而且存在很多他们不太理解的差异”。

近年来，美国对当前移民政策不满的群体的规模相当庞大，并且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表达这一不满的不只是政党，还有媒体和社会团体。例如，以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持续梳理和统计成为焦点的非法移民犯罪事件时间线、每日非法移民入境人次以及推动各种非法移民负面影响的调查研究等。媒体对非法移民犯罪的报道不断加深受众对移民的反感，相关研究证明了对移民的负面报道和举报移民的意图呈正相关关系。对于共和党选民来说，特朗普等共和党人敢于说出他们因社会规范和几十年的反种族主义思潮而不敢明说的观点。他们相信特朗普面临的多项指控是因直言不讳而遭到的“政治迫害”。这一方面是政策叙事的效果，另一方面是他们自有的受害者心态被代入了政治语境。2023年7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的白人受访者认为对白人的种族歧视是一个问题，而在共和党选民中这个比例接近四分之三。

（二）民主党的移民政策促使部分选民倒向启示录叙事

美国两党在移民议题上的立场十分对立，对移民问题从解决方案到主要目标都存在根本分歧。2022年，72%的共和党人认为加强美墨边境安全应当是政策改革的最重要目标，但只有22%的民主党人同意这个观点；54%的民主党人认为当前在美国的大多数非法移民将建立合法身份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只有10%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个观点。在移民改革方案在国会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总统权力对于改变当前移民问题现状至关重要。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472项与移民相关的行动，而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多与之背道而驰的行动，宣称要“扭转”前者“造成的严重伤害”。2023年5月，拜登更是以结束全国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的方式，取消了疫情期间所采取的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

就移民议题而言，如果说共和党的政策叙事是末日叙事，那么民主党曾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大力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打压对手的政策叙事可以说是“粉饰太平”。2021年，拜登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使用“无证非公民”（undocumented noncitizen）代替“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理由是一个人的存在不可能是非法的。同时，民主党还继续推行批判性种族理论，呼吁对少数族裔遭受的系统性压迫进行补偿，并且利用诸如“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等热点事件攻击美国体制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强化少数族裔选民的忠诚度。自由派媒体和智库也在推波助澜，例如，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研究者发文称，“无证移民除了非法身份外，和美国公民没什么不同”，用以论证使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必要性。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早就意识到对美国民族性的解构主义会成为国家认同的巨大挑战，美国将从拥有共同文化和信念的国家变成“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联合体”，“只是因为一些人希望从健康的经济和听话的政府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拜登政府时期，不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还是作为总统的拜登，事实上都没有考虑到美国身份的历史承继，民主党人似乎认为只要否定美国过去的系统性歧视，一个多民族的共同生活的空间就能够通过政策叙事被想象出来。对于一部分少数族裔选民来说，这样的叙事或许是拨乱反正，能够扭转他们一直在以基督教徒、白人、男性为主流的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但就国家叙事而言，这样的转折是断裂的。过去的共同文化和集体记忆成了被否定的一方，这种文化的认同者也成了被否定的一方，那么白人保守派在拜登执政时持续感到错位、有落差和背叛也就不足为奇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面对这一趋势曾担忧地指出，身份政治的盛行很可能使白人民族主义获得新的话语框架，他们同样可以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并且在此基础上宣扬其诉求的正当性。如今，这一趋势已逐渐成为现实，尤其是共和党还在不断给予边缘话语以空间，说服保守派逐渐接受“觉醒文化”，形成集体行动以反对民主党及其意识形态。

抛开两党各自的叙事，不可否认的是，移民问题是美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有效遏制非法移民入境、有效处理境内非法移民问题本身已非常困难，遑论二者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治安、文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重新将非公民纳入人口普查和国会代表分配之内，支持“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废除“禁穆令”。这一系列行动虽然创造了接收难民和合法移民人数的纪录，但是使边境管理面临巨大压力。待处理的非法移民案件在行政部门和法院堆积如山，地方财政愈加紧张，社会冲突更加尖锐。2023年美国移民审查行政办公室的待处理案件达246.4万件，而2008年这一数字为18.6万件。

此外，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也长期存在矛盾冲突，州长将非法移民或难民整车运往华盛顿或深蓝州的现象频繁出现。甚至在2024年总统初选期间，就是否保留得克萨斯州为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而在美墨边境设立的铁丝网，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与联邦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公然对抗。在任期接近尾声时，拜登政府的确试图采取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如限制非法移民庇护申请数量，授权总统在系统不堪重负时关闭边境等。但总体来说，拜登政府未能有效处理边境问题。

就民调数据来看，民主党诉诸身份的叙事策略、宽容非法移民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取悦少数族裔，也是值得商榷的。身份并不是影响少数族裔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的唯一因素。一直以来，少数族裔不满民主党移民叙事的原因是始终存在的经济焦虑。20世纪50年代，拉美裔移民中反对非法移民的呼声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移民压低了他们的工资。移民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一个种族群体，而是对美国全社会的负面影响。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65%的受访者不认为拜登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作出了明智的决定。2024年3月《纽约时报》的一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在非白人族裔中的支持率下降到196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非白人族裔中保守派的存在不容忽视，“取消对警察的支持”并不能赢得他们的好感。另外，相当一部分非洲裔群体（也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对于民主党的移民政策也有所不满，他们认为资源应当被优先配置给长期处于贫困的非洲裔社区，而不是再接受新的困难群体。

（三）共和党右倾趋势下的政党整合

尼克松和里根的竞选顾问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oseph Buchanan）在1992年和1996年大选中多次提醒民众关注美国的移民问题，“我们的西方遗产将传承给子孙后代，而不是被倾倒到某个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垃圾填埋场。”在布坎南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如今共和党人常用话语的雏形。他认为社会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崩溃、白人主体民族地位的丧失以及多元主义对文化共识的破坏对美国来说是毁灭性的。1992年，布坎南未能击败老布什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而当时尚未从政的特朗普则称他为“种族主义者”。对于拒绝选择他的共和党，布坎南警告称，“当共和党拒绝在它命中注定的战场——阶级政治、文化、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接受来自左翼的挑战时，它将错失良机。”事实证明，他对共和党选举策略的规划产生了长期影响，2016年，竞选纲领与布坎南高度相似的特朗普一举赢得总统选举。

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对移民政策持强硬立场，反对非法移民合法化，支持“自我驱逐”、加强边境管理和各州的移民执法，结果仅获得了27%的拉美裔选票。2016年党内初选时，共和党建制派完全没打算对移民状况进行指责。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即拉美裔等其他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加使共和党认识到拉拢少数族裔才是制胜之道。2016年，在候选人中，时任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曾参与起草了一项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法案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时任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同样支持为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途径。初选开始前的民意调查也证实了这种观点，被视为持反移民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可能失去的选民比其可能吸引到的选民多24%。特朗普在2016年通过初选和大选的两场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些分析是错误的。事实是，2020年后，不论是2022年的中期选举，还是2024年的总统选举，很难在共和党政客中看到对移民自由立场的一贯坚持。

共和党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叙事将其同选民结合起来。2021年1月6日，特朗普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发表讲话，“我们会战斗，我们会顽强地战斗，如果我们不顽强地战斗，你们就没有国家了。”可见，这个叙事中连接共和党和选民的纽带正是“战斗”。共和党越来越适应布坎南所说的“命中注定的战场”，不是试图中和批判理论盛行的种族政治，而是顺应并领导对“觉醒”文化越来越不满的国内保守团体。通过启示录叙事，共和党不仅在加强选民对其移民问题立场的认同、促进选民的意识形态觉醒，更重要的是，共和党还试图使选民认同其在这一“图腾”中扮演的角色。当美国处于灾难中时，这会成为保护美国历史遗产的“救世主”。特朗普比他的党内竞争对手更早发现这一角色对保守派选民的意义，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特朗普就通过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为自己积攒了声誉。诚然，特朗普绝非圣人，他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是一个道德上有瑕疵、出身精英阶层、曾被曝出雇用过无证移民的人。然而，启示录叙事突出了他的优势，为他塑造了全新的形象——一个会在美国被非法移民和藏污纳垢的精英阶层颠覆和出卖时挺身而出的斗士。特朗普曾在其第一任期内称自己为“天选之人”，2020年11月他又以“拯救美国”的名义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一切政治符号都在加深叙事本身的影响力以及他个人在其中的重要性。

2020年后，这样的趋势在共和党的各级选举中形成风潮，相当一部分候选人借用特朗普的背书证明自身的可靠性，有些人则想成为下一个特朗普，如德桑蒂斯2022年发布的竞选宣传片借用《创世纪》（也译作《创世记》）的表述，称自己为“上帝在第八天创造的战士”。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忘攻击其他候选人的可靠性，通常是隐晦地指明他们的种族身份。例如，尼基·黑莉（Nikki Haley）的印度裔身份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被多次提及，通常是通过用一个她不再使用的印地语姓名称呼她的方式暗示她在向选民隐瞒自己的血统，批评她为民主党助长声势。

目前，共和党人在移民议题上的团结程度很高。自2021年以来，共和党每一次对拜登国情咨文的回应都会强调南部边境安全的重要性，批评拜登政府在该问题上的不作为。2024年2月，众议院共和党人成功发起对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的弹劾，指责他“故意拒绝遵守法律，公然无视《移民和国籍法》的众多条款……不履行控制边境的法定义务，向国会作出虚假陈述”。对此，众议院仅有三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共同投票反对，在参议院则没有任何共和党人投票反对。此外，在前文所述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与联邦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公然对抗事件中，25名共和党州长发表联合声明对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表示支持，宣称将“利用一切工具和策略，确保边境安全”。此时，联邦与州的分歧又何尝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

共和党整合后形成的话语联盟以赢得选举为主要目的。民主党战略家道格·赫尔曼（Doug Hermman）说：“2024年竞选中的首要文化问题将集中在移民和堕胎上。”与堕胎问题的争议有所不同的是，移民问题的争执很少涉及最高法院，更多聚焦于长期在移民改革上拉锯的国会和有权通过行政命令促成行动的政府，因而移民问题与选举的关联更大。共和党并非借助启示录叙事将移民问题上升到政治议程，而是通过强调与之相伴的一系列问题的紧急程度来提升移民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优先度，使共和党能够在选举中取得优势。总之，对于两党来说，移民问题不是纯粹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身份政治浪潮下的极端移民政策叙事仍将继续

种种迹象表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将继续推行极端移民叙事。首先，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的事件加剧了这一趋势。一方面，它使共和党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特朗普推动的议程下；另一方面，就启示录叙事的主题而言，这一突发事件的戏剧性色彩使特朗普“拯救美国”的宣传在宗教意象上更加完整，鉴于其选民基本盘的信徒比例，这本身就是有力的背书。其次，特朗普尽管试图扩大选民基础以赢得选举，但这一目标并未使他放弃或缓和激进的移民政策。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者充分考虑到了多元性，但却借此为反移民的议程服务。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日程中不仅安排了一整天以“让美国再次安全”为主题的活动，抨击非法移民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在2024年选举中，特朗普选择了持强硬反移民立场的万斯（J. D. Vance）作为竞选搭档。万斯认为特朗普的移民叙事非常成功，以至于“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我们需要驱逐大量非法来到这里的人”。在对少数族裔的针对性宣传上，特朗普声称若没有实施强硬反移民议程，“黑人族群将遭受巨大损失……黑人将死亡”。民调也验证了此类动员效果，少数族裔对更严格的边境政策的支持率持续上升。这样的反馈将进一步刺激特朗普及共和党继续在移民议题上推动极端叙事，而不会为迎合少数族裔而降低叙事的煽动性。

国家凝聚力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这样一个融合多种族、多肤色、多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两百多年来凝聚美国人的从来就不是肤色和种族，而是美国信条等共识信念。但是随着美国两党当前围绕性别、种族、移民、宗教等身份标签的论战愈演愈烈，美国社会也随之按照身份划分政治阵营。身份政治及“政治正确”共同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延伸至党派、种族、性别、宗教等方方面面，且日趋极端化，这种情况持续不断地冲击着美国政治与社会，推动政党重组和政治周期变化。

一方面，极化的社会土壤孕育了极化的政党政治与政治话语。正如前文所述，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导致白人身份政治和本土主义的崛起，而网络媒体为其提供了发酵整合的平台，从而成为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正是由于其注意到网络媒体上的诉求和呼声，并且他在这一领域至今仍维持着极高的影响力。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政党的主要功能和目标是赢得选举。选票的激励使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逐渐右倾。政党为获取选票的理性行为就是激发选民的极端情绪，但这引发了政策制定的非理性行为，这从根本上为问题的解决和美国未来的政党政治埋下了隐患。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一部分共和党政客仍会通过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来获得党内更有利的地位。为了自证资格、赢得激进选民的忠诚，一些共和党政客进一步将极端话语从边缘位置带到主流平台，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将极端话语合理化，乃至主动将相对较温和中立的选民培养为极端话语的接受者。

另一方面，极化的话语和动员方式也在降低达成社会共识的可能性。政策叙事的路线本是政党和相关利益团体对目标选民的游说策略，其与政策实施属于政治过程的两个环节。但是，本文通过对共和党移民政策叙事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常规的政策辩论与公众参与，启示录的叙事特征更接近意识形态的输出与竞争。因此，它实际上正在影响政策实施的环境和方式。与政策叙事普及事实和倡导理性的理想相比，意识形态输出更擅长捕捉情绪，并且从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寻找其立身之本。随着选民的情绪越来越激烈，社会环境和文化也会越来越极端和边缘化，意识形态的竞争会撕裂政治体制和共识。2020年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民主党的立场是放任这种极化思潮破坏原有的、传统的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而共和党则将对政治体制的攻击从社会意识变成政治行动。破坏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的过程很短暂，但是建立新的认同和共识、建立新的移民吸纳机制却遥遥无期。否定现有政治体制很简单，但是仅靠社会运动无法应对移民问题。激化的社会矛盾可以推进相关议程，但不会产生自我治愈的解药。

移民议题是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大选结果证明了共和党的极端叙事策略颇具成效，特朗普获得的非洲裔和拉美裔选票多于近五十年来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极端叙事在移民政治中的兴盛从侧面说明了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及社会分裂之严峻。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短期内共和党在移民等议题上的叙事势必会更加极端，这将持续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对立。

排版 | 刘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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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