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娘，这是我儿子许小满，今后就跟您姓周了。＂父亲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我被冻得通红的小手紧握着一个布包袱，眼前这位瘦削的女人将是我的新娘。

入赘

＂娘，这是我儿子许小满，今后就跟您姓周了。＂父亲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我被冻得通红的小手紧握着一个布包袱，眼前这位瘦削的女人将是我的新娘。

腊月的北方，天寒地冻。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格外漫长，七岁的我懵懂地跟随父亲踏入了周家的院子。

风雪夹杂着泥土的气息，刮得人脸生疼。父亲许德山，拄着一根粗糙的木拐杖，身子微微向左倾斜，那是在机械厂车间里的车祸后落下的残疾。

＂进来吧，屋里暖和。＂周淑华的声音不冷不热，她推开那扇漆皮已经剥落的木门，露出里面昏黄的煤油灯光。

我抬头看了看这个将要成为我继母的女人，她脸颊凹陷，眼角有几道细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听村里人说，她是返乡知青，原本在城里念过高中，后来响应号召到农村来，嫁给了当地的民兵队长，没想到丈夫在一次水库抢险中遇难，只留下她和两个儿子。

院子里，两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正抱着柴禾往屋里搬，看见我们进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怯生生地站在一旁。

＂建国、建军，这是许叔和小满，今后都住在咱家了。＂周淑华简短地介绍着，眼神不知道飘向何处。

大一点的男孩吸了吸鼻子，低声应了一句：＂知道了，娘。＂

周家的房子是砖瓦结构的，比我和父亲原来住的土坯房宽敞得多。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木凳，墙角堆着些农具和柴禾。正中间是一张土炕，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花布被褥。

＂小满，你就睡这边靠墙的位置。＂周淑华指了指炕沿，那里另外铺了一床灰布被子，看起来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周......＂我一时不知该如何称呼，声音越来越小。

＂叫娘也行，叫婶子也成。＂周淑华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

父亲搓着手，脸上堆着讨好的笑：＂淑华，小满从小没了娘，性子有点倔，但心地不坏，你多担待。＂

周淑华没接话，只是转身去灶台前忙活了。

那个夜晚，我蜷缩在炕边，听着陌生的呼吸声，泪水悄悄浸湿了枕头。我想念自己的母亲，虽然对她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她总是温柔地抚摸我的头。父亲说，母亲是在一场大病后离开的，那时我才三岁。

＂小子，你别想占便宜，这是我们家。＂半夜，建国凑过来低声警告我，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敌意。

＂我爹给你们家出活路钱了。＂我倔强地顶了一句。

＂呸，两袋子粮食就想换个家，你们算盘打得真精。＂建国冷笑着转过身去。

我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心里却明白，在这个家里，我和父亲确实是外人。

第二天一早，鸡还没叫，周淑华就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小满，起来担水。＂她递给我一个小木桶，比我在原来家里用的要小一些，显然是为我的个头特意准备的。

寒风刺骨，井边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我哆嗦着把水桶放在冰面上，用石头敲碎冰层，然后笨拙地摇着辘轳打水。

周围的井台上，村里的大人们已经开始了闲聊。

＂那不是许德山家的娃吗？怎么到周寡妇家担水了？＂

＂嘿，你还不知道？许德山入赘到周家了，昨儿个刚过门。＂

＂啧啧，许德山也是没法子，腿瘸了找不到活干，总得给娃找个依靠。周寡妇家虽说日子苦，好歹有公分田，还有两个半大小子能帮衬。＂

闲言碎语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提着半桶水，踉踉跄跄地往回走，水洒了一路，到家时桶里只剩下小半桶。

＂就打这么点？＂周淑华皱眉看着我。

＂水...水太重了。＂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再去打一桶，记住，桶要打满。＂她的语气不容商量。

就这样，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每天天不亮起来担水、扫院子，然后吃一碗稀粥，里面飘着几粒小米和碎玉米粒。父亲因为腿脚不便，只能在家里做些简单的活，比如修补农具、编筐子之类的。建国和建军则负责喂猪、打柴火等较重的活计。

周淑华对我们三个孩子都很严厉，但我总觉得她对我格外苛刻。每天放学回来，建国兄弟可以先玩一会儿，而我必须立刻开始做作业。

＂小满，进屋写作业！＂继母的声音总是这样严厉。

我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手指冻得发僵，却不敢怠慢。周淑华虽然只念过高中，但在我们村里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时常站在我身后，盯着我一笔一划地写字，不容半点马虎。

＂这个＇家＇字写得像什么样子？横不平，竖不直，重写！＂她用戒尺敲我的手心，疼得我龇牙咧嘴。

我咬紧牙关不让泪流，心中却恨她。夜深人静时，我偷偷在被窝里哭，想念去世的亲娘，也怨恨父亲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冷漠的家。

冬天渐渐过去，春天来临的时候，父亲的腿伤旧病复发，高烧不退。那时候，村里只有一个小诊所，大夫还是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

＂必须送县医院。＂赤脚医生王大伯摇着头说，＂看样子是骨头里的旧伤发炎了，耽误不得。＂

可是县医院在四十里外，而且正值春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周淑华站在门口，望着天空发了好一会儿呆。

＂建国，你去叫你王叔借自行车来。＂她突然下定决心，回屋收拾了几件衣服和一些干粮。

王叔的自行车是村里少有的＂永久＂牌，黑漆锃亮，车把上还扎着红绸带。周淑华让父亲坐在后座上，自己则弯着腰，使劲蹬着踏板。

＂娘，我也去！＂我追出几步，不知为何，心里突然害怕再也见不到父亲。

＂你在家好好待着，照顾好你哥俩。＂周淑华头也不回地说，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用＂你哥俩＂来称呼建国和建军，仿佛我真的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父亲和周淑华走后，家里的气氛更加冷清。建国对我的敌意似乎减轻了一些，甚至主动教我如何使用弹弓打麻雀。建军则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但偶尔也会给我留一块红薯。

三天后的深夜，我被院子里的响动惊醒。周淑华扶着父亲，缓缓地走进屋来。父亲的脸色苍白如纸，身子瘦了一圈，但精神看起来好多了。

＂爹！＂我跳下炕，跑过去抱住父亲的腿。

父亲摸摸我的头，虚弱地笑了笑：＂爹没事，已经好多了。＂

那晚，我睡得很晚。半夜醒来时，发现炕上只有我和两个继兄。我轻轻起身，看见灶房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

透过门缝，我看见周淑华正在给父亲换药。她动作轻柔，不时用袖子擦拭额头的汗水。父亲的腿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已经缝合，但看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德山，医生说你这条腿能保住已经是万幸了，以后更不能干重活了。＂周淑华的声音里有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柔和。

＂给你添麻烦了。＂父亲愧疚地说。

＂说这话做什么，都是一家人了。＂周淑华叹了口气，＂我命苦啊，第一个丈夫走了，这个又病了，还带个拖油瓶...＂

我心一沉，原来在她眼里，我确实只是个累赘。

＂小满是个好孩子，就是从小没了娘，性子倔了点。＂父亲轻声说。

＂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他骨子里是个好孩子，就是需要管教。＂周淑华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我无法解读的情绪，＂我对他严，是不想让他输在起跑线上。现在不像我们那会儿了，听说城里的孩子都在抢着学习，将来国家要恢复高考了。＂

父亲的腿伤好转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周淑华依然严厉，但我开始注意到她的严厉下藏着一些我以前忽略的东西。

比如，她总是在我写作业时皱着眉头，但却把我的作业本收在她枕头下面；她会在我犯错时厉声训斥，但却悄悄把我的补丁衣服换成新的；她嫌弃我吃饭慢，却总是给我碗里多添一勺菜。

那年春节前，村里开始热闹起来。家家户户贴春联、蒸馒头、做年糕。我们家的日子虽然紧巴，但周淑华还是从镇上买回了一尺红布和一些糯米，准备过个像样的年。

除夕前一天的晚上，我起夜时无意发现煤油灯下继母在缝什么。她佝偻着背，眯着眼睛，一针一线地认真缝制着。月光透过窗户纸洒在她的脸上，勾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皱纹。

我轻手轻脚地走回炕上，心里突然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我在枕边发现了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袄，针脚细密匀整。虽然面料朴素，但比起我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简直像是过年穿的新衣了。我穿上新衣，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圈，建国和建军也穿着新衣，但他们的衣服明显比我的更华丽一些，有盘扣和口袋。

＂小满，站直了，让我看看合不合身。＂周淑华站在门口，嘴角似乎有一丝笑意。

＂合身，谢谢...娘。＂我小声说出了那个字，心里忐忑不安。

周淑华愣了一下，然后转身回屋去了，但我看见她的耳根有点发红。

那天，我们全家去给邻居拜年。穿着新衣的我走在父亲和周淑华身后，第一次感觉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这是谁家孩子啊？长得真精神！＂王婶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问。

我鼓起勇气回答：＂我是周家的。＂

周淑华在一旁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个糖果，那是她从自己那份里分给我的。

一九七九年的那个冬天，北方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雪。一夜之间，雪把整个村子都封了起来，门槛高的人家，连门都推不开了。

学校没放假，校长在广播里宣布：＂同学们都要按时到校，不得以天气为由缺勤。＂

那天早上，周淑华看着窗外的大雪，皱起了眉头：＂这么大的雪，学校居然不停课。＂

＂我不去了吧，反正就两天课。＂我满怀希望地说，心里已经计划着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打雪仗。

＂不行！＂周淑华的声音斩钉截铁，＂你正上四年级，要期末考试了，不能落下。＂

她从箱底翻出一件厚棉袄给我穿上，又用布条把我的裤腿扎紧，防止雪灌进去。

＂我送你去。＂她自己也裹上厚棉袄，戴上一顶旧棉帽。

＂不用了，娘，我自己能去。＂我已经九岁了，在村里孩子中算是大的了，被娘亲送去上学有些难为情。

＂听话，这雪太大了。＂周淑华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出了门。

村里的小路已经完全被雪覆盖，我们踩出的每一个脚印都很快被新雪填满。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田野，卷起无数雪花，打在脸上生疼。

我们沿着平时熟悉的小路向学校走去，但积雪太厚，几乎看不清路了。周淑华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我一眼：＂跟紧了，别掉队。＂

走了大约一里地，天色突然变得更暗了。风越来越大，雪片像鹅毛一样从天而降，几乎睁不开眼睛。

＂不好，是暴风雪！＂周淑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慌乱，＂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

我们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希望能找到一户人家暂时避难。但这一带是农田，附近没有民房。

＂娘，前面好像有个地窖！＂我眯着眼睛，指向不远处一个隆起的雪堆。那是农民用来储存土豆和白菜的地窖，冬天通常是空的。

周淑华拉着我跑过去，拨开厚厚的积雪，果然露出了地窖的木门。她用力拉开门，一股冷涩的空气扑面而来。

＂先进去吧，总比外面强。＂她推着我钻进地窖，然后自己也跟了进来，关上门。

地窖里黑漆漆的，比外面暖和一些，但仍然很冷。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陈年蔬菜的气味。我们摸索着坐在干草上，靠在一起取暖。

＂冷不冷？＂周淑华问，声音里有些颤抖。

＂不冷。＂我嘴硬地说，其实已经冻得牙齿打颤。

周淑华叹了口气，脱下自己的棉袄，裹在我身上：＂穿上这个，暖和些。＂

＂那你穿什么？＂我惊讶地问。

＂我没事，我皮糙肉厚的。＂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棉布衣，坐在我身边，肩膀微微发抖。

地窖里越来越冷，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

＂小满，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那么严格吗？＂周淑华突然开口，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柔和。

我摇摇头，又想起她看不见，便小声说：＂因为我不是您亲生的。＂

周淑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不是因为这个。我对建国他们也严格。＂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她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十七岁那年，响应号召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边的冬天比这里还冷，零下三四十度，呼出的气都能结成冰。我在那里待了六年，每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要学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国家会恢复高考，让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有出路。＂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遗憾，＂可惜我等了又等，最后还是没等到。七七年冬天，我从北大荒回来，已经二十四岁了，错过了最好的学习时光。＂

我从未听她讲过这些往事，心中的冰霜似乎融化了一些。

＂后来我嫁给了你建国他爹，他是个好人，踏实肯干。可是老天爷不长眼，一场意外就把他带走了。那时候建军才一岁多，还是吃奶的娃，我差点也跟着去了。＂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是村里人救了我，给我凑了些粮食，帮我熬过了那个冬天。＂

黑暗中，我感觉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我的手背上。

＂小满，我知道你心里恨我，觉得我对你不公平。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过上比我们强的日子。＂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我没能实现的梦想，希望你们能实现。＂

＂我不恨您。＂我小声说，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情。

我们就这样在地窖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周淑华讲了很多她年轻时的故事，讲她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强生活，如何靠着一股倔劲儿抚养两个孩子。

黎明时分，风雪终于停了。我们推开地窖的门，看见外面的世界被白雪覆盖得一片洁白。远处，有几个拿着铁锹的人影在雪地中移动。

＂有人来找我们了！＂我兴奋地喊道。

那是村里组织的搜救队，父亲也在其中，拄着拐杖，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

＂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使劲挥舞着双臂。

当搜救队找到我们时，周淑华已经冻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她的手指僵硬，几乎无法弯曲。

＂傻婆娘，你怎么不多穿点？＂父亲心疼地责备道，脱下自己的棉袄给她披上。

＂孩子重要。＂周淑华只说了这三个字，便倒在父亲怀里。

那次之后，周淑华病了一场。她的双手被冻伤，需要每天用热水泡，涂上膏药。但她仍然坚持做家务，只是动作慢了许多。

我开始主动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扫地、洗碗、喂鸡。有时候，我甚至会抢在她前面去担水，虽然每次只能提半桶，但来回跑几次也能把水缸装满。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在周淑华的严格管教下，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每次考试，我都是班上的前三名，这让周淑华脸上有了笑容。

一九八零年春天，学校来了一位从城里下放的老师，姓刘，教数学。他发现我的数学特别好，便特别关照我，还借给我一些课外的数学书籍。

＂小满，你的孩子很聪明，有培养前途。＂刘老师对周淑华说。

周淑华抿着嘴笑了笑，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谢谢刘老师，家里条件差，委屈孩子了。＂

从那以后，周淑华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但态度却明显柔和许多。她省吃俭用，给我买了笔记本和铅笔，还托城里的亲戚带回一本《初中数学竞赛题集》。

＂好好学，别辜负了刘老师的期望。＂她把书郑重地交给我，就像递过一件珍宝。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一九八三年，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即将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全县只有一所高中，每年只招收一百多名学生，竞争异常激烈。

考试前一个月，我发高烧不退，整整三天不能下床。周淑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找遍了村里所有能找的草药，却不见效果。

＂必须送医院！＂她一拍大腿，做出决定。

那时父亲已经在公社找到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了一些，但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家里的钱都攒着准备给我交学费。

＂要不等等看，也许明天就退烧了。＂父亲迟疑地说。

＂不行！＂周淑华斩钉截铁地说，＂高烧三天不退，万一烧坏了脑子怎么办？小满马上要考试了，耽误不得！＂

当天下午，周淑华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了县医院。医生诊断是肺炎初期，需要打针吃药，最好住院观察几天。

＂住院得多少钱？＂周淑华小声问护士。

＂押金最少五十块，药费另算。＂护士回答。

我看见周淑华的脸色变了，五十块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父亲两个月的工资。

＂没事，我不用住院，打针就行。＂我挣扎着坐起来，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

周淑华摁住我：＂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她让我躺下，自己出去了。过了约莫一个小时，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叠钱。

＂护士，我交押金。＂她的声音有些虚弱，脸色苍白，但眼神坚定。

我住院的那几天，周淑华一直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白天她帮我端水倒药，晚上就躺在我床边的小凳子上休息。有时我半夜醒来，看见她靠在墙角打盹，衣服上还带着泥土的气息，想必是刚从地里干完活儿就赶来了。

高烧退了，我的精神也好了起来。临出院的那天，我去厕所的路上，偶然听见两个护士的对话。

＂那个农村妇女真有意思，为了给儿子交住院费，居然来卖血。＂

＂是啊，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本来我们不想收的，她一个劲儿地求，说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耽误不起。＂

＂后来主任心软，让她卖了两百毫升，给了三十块钱。剩下的钱不知道从哪儿凑的。＂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回病房的路上，我注意到周淑华的手臂上缠着纱布，她见我看，慌忙把袖子拉下来遮住。

＂娘，您......＂我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快收拾东西，出院回家。＂她避开我的目光，转身整理被褥。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母爱。也许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她付出的爱，丝毫不比亲生母亲少。

回家后，我更加刻苦学习，几乎废寝忘食。高中入学考试那天，周淑华亲自送我去考场，在校门口站了整整一天，直到我考完走出来。

＂考得怎么样？＂她迫不及待地问。

＂应该能考上。＂我有信心地回答。

两周后，成绩公布，我不仅考上了县高中，还是全县第三名。周淑华高兴得像个孩子，破天荒地杀了只鸡，请村里的几个邻居来家里喝酒庆祝。

＂小满有出息，今后准能考上大学！＂村里人纷纷祝贺。

周淑华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显得年轻了许多。

＂娘，我一定会考上大学，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握着她粗糙的手，郑重地承诺。

她摸摸我的头，眼睛湿润了：＂好好学，娘等着你的好消息。＂

这是她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自称＂娘＂，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高中三年，我住校在县城，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周淑华在村口等我，无论刮风下雨。她会提前准备好我爱吃的饭菜，还会偷偷塞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在学校买点心吃。

＂上高中不容易，要营养跟得上。＂她总是这样说，自己却从不舍得花一分钱买新衣服。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高考。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也是对周淑华七年教育成果的检验。

考试结束那天，周淑华和父亲一起来接我。看着他们站在校门口的身影，父亲头发花白，周淑华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与爱。

＂考得怎么样？＂周淑华还是那个熟悉的问题。

＂应该能考上。＂我仍然自信地回答。

等待成绩的日子异常漫长。终于，那个改变我命运的通知书寄到了家里——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得知这个消息时，周淑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遍遍抚摸那张印有红色校徽的通知书，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

＂值了，值了...＂她喃喃地说，声音哽咽。

那个夏天结束时，我即将离家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的晚上，周淑华把一个布包塞给我。

＂这是我这些年攒的钱，不多，你拿着，在北京买点书和衣服。＂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票子，大多是一元、五元的小额钞票，想必是她日积月累省下来的。

＂娘，您留着用吧，我有助学金。＂我想把钱还给她。

＂拿着！＂她少有地提高了声音，＂这是娘的心意。＂

我鼻子一酸，抱住了这个把我养大的女人：＂谢谢您，娘。＂

她拍拍我的背，声音柔和下来：＂去了北京好好学习，别辜负这么多年的苦。＂

第二天清晨，全家人送我去县城坐车。临别时，周淑华塞给我一个布袋：＂里面是我做的咸菜和馒头，路上饿了吃。＂

我抱了抱她瘦弱的身躯，感受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阳光、泥土和汗水的混合，那是农村妇女特有的味道，也是我记忆中母亲的味道。

火车缓缓启动，我趴在窗口，看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身影。周淑华站得笔直，一只手拉着父亲，一只手高高举起，不停地挥舞着。

恍惚间，我看见七年前那个寒冬的早晨，一个瘦弱的女人站在门口，声音冷淡地对我说：＂叫娘也行，叫婶子也成。＂

谁能想到，正是这个看似冷漠的女人，用她粗糙的双手，温暖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

火车驶出车站，我靠在座位上，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知道，无论将来我走多远，心中永远有一个地方，叫做家；有一个人，我会永远称她为＂娘＂。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