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先后有英、美、苏等10多个国家600多位外国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军事顾问等。在延安，他们大都有一种进入“光明之地”的感觉，接触了一支“神奇的队伍”，发现了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事业，尤其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安作风”的全新作
作者：王亚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二级巡视员）
延安时期，先后有英、美、苏等10多个国家600多位外国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军事顾问等。在延安，他们大都有一种进入“光明之地”的感觉，接触了一支“神奇的队伍”，发现了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事业，尤其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安作风”的全新作风——“延安作风”，从此折服于这种作风并成为拥有这种作风的中国共产党的“热心捍卫者”。经过他们手中的笔，这种新作风风靡全中国、传向全世界，一个独具特色的理想至上、艰苦朴素、一心为民、追求真理和清正廉洁的中共形象在国内外传播并树立起来。正是在对“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的比较中，外国友人了解了“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感受到了人心向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共产党正在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空气中充满理想至上的气息
中共落脚陕北后，面对国民党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诬蔑歪曲宣传，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问题，一些外国人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红色中国一探究竟。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群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人，延安的空气中充满理想至上的气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一路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奋斗目标和简朴的生活作风，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中共形象。在斯诺采访中共领袖毛泽东时，毛泽东表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斯诺发现，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全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都很明显，“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在延安生活体验后，认为延安强调理想至上，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
以简朴奋斗之风为荣
外国友人看到的延安，与国统区和国民党官员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共产党人生活上的简朴形象和工作上的奋发精神令其印象深刻。1936年，斯诺采访时看到，“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的眼镜，腿架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彭德怀的一件衣服，是用长征途中击落敌机后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等等。1937年，海伦·斯诺访问延安后总结，在延安，“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否，在于他能否尽可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同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强调，延安的共产党人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包瑞德也承认，“在吃苦耐劳方面，共产党军队超过美军是很显然的”。他们制作的反映延安生活的纪录片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人民打成一片”
外国友人看到，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同时又十分注重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外国友人眼中，“群众”和“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中的高频词，反映出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斯诺发现，虽然南京方面出价25万元悬赏毛泽东的首级，毛泽东却放心随意地走在延安的大街上。相反，蒋介石到西安时，城门口的所在道路布满了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的农民都被赶出了家，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海伦说，她懂得了共产党能够组织人民——不是向他们提供物质的东西，而是依靠亲密无间的精神力量，即与人民生死与共。斯坦因在延安实地采访时发现，中共要求党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真正践行“群众观点”。他认为，共产党在军事及其他政策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靠“和人民打成一片”。谢伟思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认为，共产党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民的利益，箴言是“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
主动寻求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
共产党人严格自律、主动寻求批评和勇于自我批评的风范也给外国友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写进外国友人的作品中。斯诺在《红党与西北》一文中指出，在各种环境下自己单独和一些工人或士兵谈过话，他们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福尔曼在参观延安医学院时，了解到学生们每天必须纺3小时纱或做其他的生产工作，便向校方提出，让医学院学生每天纺纱3小时“完全是浪费而没有效率的”。不久，延安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讨论这个建议后，就取消了学生们每天3小时的劳动。他说，这证明他们接受了批评！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了解了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经济政策和民主建设等方面情况后，对延安的清新气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发现，延安方面认为批评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共产党人经常进行自我检讨，总是用放大镜检验自己的过失，并不断进行自我改进。他认为，共产党“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从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
崇尚清正廉洁的风范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外国友人来到陕甘宁边区，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给他们留下极佳印象，他们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面对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清除贪污腐败，差不多所有来访的外国人都认为，“那里极端廉洁的政府实行了激烈的、勇敢的、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形成“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的共识。斯坦因认为，共产党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消灭贪污，政府完全是廉洁的。美国银行家马特尔·霍尔想要揭露共产党的丑闻，但连一个反面事例也没找到，看到人民吃穿很好且正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努力打败敌人，边区政府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近乎民主的政府”。法国人乔治·乌尔曼把陕甘宁边区称为“五无的领域”，即“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在福尔曼的《红色中国报道》一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共产党改造了过去时代腐败的政治机构，使边区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全民族需要的、抗日的、廉洁的政府，客观地展示了边区政府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成果。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