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7年的腊月，东北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火车站的站台，刺得脸生疼。
站台沉默
＂妈，您这是干啥呢？＂我蹲下身，不知该怎么拉起突然坐在站台上的母亲。
那是1987年的腊月，东北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火车站的站台，刺得脸生疼。
站台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大红的春联和灯笼挂在候车室门口，提前宣告着新年的临近。
我回乡探亲整整七天，今天要返回南方。母亲坚持要送我，尽管我一再劝她别来。
＂来都来了，您怎么还坐地上了？＂我压低嗓门，不想引来更多人的目光。
母亲却像没听见一样，只是盯着轨道发呆。
三年前，我高中毕业后，顶着全家人的反对南下打工。那时家里困难，父亲在砖厂干了二十多年，工资勉强够一家人温饱。
那年的毕业通知书下来后，我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它展示给爸妈看。＂不上了，我去打工。＂我说。
＂胡闹！＂父亲一拍桌子，煤油灯的火苗摇晃起来，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咱家再苦，也得让你上大学！＂
＂上啥大学，考出来还不是回县城，跟李婶家强子一样窝在织布厂？＂我嘴硬道，＂南方厂子招工，月工资一百八！咱们县啥工作能拿这么多？＂
母亲没说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缝补着我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校服。父亲坐在门槛上闷头抽纸烟，烟头在黑夜里明明灭灭。
最终，我还是一意孤行地走了。临行前，母亲把我的被面重新缝了一遍，塞进我的行李袋。＂南方潮湿，被子要常晒。＂她絮絮叨叨地说。
火车启动时，我透过窗户看见站台上的母亲，举着手绢不停地挥舞，直到消失在视线尽头。
这三年，我从流水线女工做到了小组长，又被提升为车间统计员。刚开始，我每月把工资的大部分都寄回家，只留够自己吃饭的钱。
渐渐地，我学会了在南方的生活方式。买了一条的确良裙子，还有一双真皮高跟鞋。每次照镜子，我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杂志上的模特了。
寄回家的钱也慢慢减少了。母亲在信中从不提钱的事，只是写些家长里短。弟弟刘强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妹妹刘丽开始学跳舞，隔壁王婶家母鸡下了双黄蛋，生产队新打了一口井...
这次回家，我带回了一台14寸彩电，那是我们镇上少有的几台彩电之一。邻居们都来看稀奇，挤满了我家那间不大的堂屋。
＂哎呦，这电视真亮堂，比咱村广播站那黑白的清楚多了！＂王大爷戴着老花镜，凑得老近。
＂珍珠，你看人家老刘家闺女，在南方没几年，就给家里买了彩电。＂大婶们的话语里满是羡慕。
母亲脸上有光彩，一整天端着搪瓷茶缸招待来来往往的邻居。父亲却只摸了摸电视机壳子，没说什么，转身回了西屋。
我注意到父亲比三年前苍老了许多。他走路时略微驼背，右腿似乎有些不利索。
＂爸这两年还好吗？＂我问母亲。
＂挺好的，就是有点儿老毛病。＂母亲简单地应付着，手里包饺子的动作没停。
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彩电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电视里唱着《难忘今宵》，父亲却在一旁打起了瞌睡。
＂爸，早点睡吧。＂我说。
父亲揉了揉腰，慢慢站起身：＂你们看，我先歇了。＂
我注意到他起身时不自然的表情。＂爸是不是腰疼？＂我问母亲。
＂老毛病了，没事。＂母亲把声音压得很低，＂强子，把录像带换了，放《霍元甲》。＂
弟弟立刻蹦起来，熟练地操作起录像机。母亲的话题转移术显然奏效了，因为妹妹开始兴奋地讨论电影主角。
这种疑虑，在我离家前最后一晚被证实了。
那天傍晚，我在翻箱倒柜找高中毕业证，想带回南方厂里升职用。家里的老柜子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上面贴着几张我小学时剪的窗花。
无意间，我在米缸底下发现了一叠药方和收据。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清了上面的诊断：腰椎间盘突出，需要长期理疗。
＂爸怎么了？＂我拿着那叠纸下楼，直接问正在灶台前忙活的母亲。
厨房里弥漫着酸菜炖粉条的香味。母亲背对着我，手里的铁锅铲不停地翻炒着什么。
＂没啥大事，就是老毛病，风湿。＂母亲头也不回地说。
＂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诊断书。＂我把纸递到她面前。
母亲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手上的水：＂去年冬天的事了，你爸在厂里搬砖，地上结冰，一滑摔着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那叠收据告诉我不只是这么简单。原来父亲去年冬天在厂里搬砖时滑倒，腰椎受伤，落下病根。
＂医生说得保守治疗，这不，吃了快一年药了，好多了。＂母亲继续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格外清脆。
＂可这上面最近的收据才一个月前啊！＂我翻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其中一张写着＂县医院住院押金＂。
＂咱爸这病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声音提高了八度。
＂说了干啥？让你操心啊？＂母亲语气平淡，手却不停地揉搓围裙角。
＂我在外打工，不就是为了让家里日子好过点吗？您们有困难为啥不跟我说？＂我越说越气。
＂你自己在外面也不容易。＂母亲低着头，＂彩电就别买了，钱留着用吧。＂
＂我都买来了，还能退回去不成？您们把我当外人呢？＂
一旁正在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姐，你少说两句吧。爸这病是因为着急给你寄生活费，多干了别人的活。＂
＂刘强！＂母亲厉声喝止。
但弟弟已经合上作业本，径直上了楼：＂您总是护着她，她有几个月没寄钱回来了？爸住院那阵，您不也是跟供销社借的钱？＂
我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记忆中浮现出去年冬天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的羽绒服，还有染了三次才满意的栗色卷发。
那天晚上，我说了许多气话，像是要把三年的委屈一股脑儿倒出来。＂我在南方过得也不容易，厂里加班到半夜是常事，宿舍八个人挤一间，连洗澡都得排队......＂
临睡前，我瞥见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擦眼泪，心里更添一份委屈：我这么拼命工作，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家？
梳妆台上放着我初中毕业时照的全家福，父亲站得笔直，身材魁梧；如今却因为一次意外而提前老去。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隔壁屋里父母的谈话声。
＂闺女不容易，别让她担心。＂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
＂可她早晚得知道啊。＂母亲说。
＂等过段时间吧，等我好些了再说。＂
听着父亲的话，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无声地哭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酸菜炖粉条，溜肉段，还有我最爱的拔丝山药。父亲破天荒地开了一瓶二锅头，给我倒了半杯。
＂爸，您少喝点，药不是不能和酒一块吗？＂弟弟在一旁提醒。
＂没事，今天高兴。＂父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堆成一团。
妹妹偷偷告诉我：＂姐，爸这半年没喝过酒了，医生不让。＂
饭桌上，我们谁都没提昨晚的争执。临走时，母亲硬塞给我一个针线包：＂南方那么远，衣服破了自己缝补。＂
针线包是用老布缝的，上面绣着几朵不太规整的牡丹花，一看就是母亲的手艺。我默默地收下了，塞进行李袋最深处。
父亲没去车站，说是厂里有事。临别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别惦记家里。＂
那一刻，我忽然想抱抱他，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火车站人来人往，寒风凛冽。候车大厅里挤满了人，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新闻联播》。母亲在我耳边絮叨着南方的饮食起居，全程几乎没有停顿，仿佛只要不停地说，离别的时刻就不会到来。
＂多穿点，南方冬天也冷，屋里没暖气。＂
＂别老吃方便面，伤胃。＂
＂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大队广播站会通知我们。＂
她絮絮叨叨，像是要把这三年没说的话一次说完。直到检票的广播响起，她才停下来。
我递上车票，准备踏上站台，却发现母亲没跟上来。回头一看，她站在原地，眼圈红红的。
＂妈，您不送我了？＂我问。
＂送，怎么不送。＂母亲抹了抹眼角，快步跟上。
站台上铁轨在寒风中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我找到自己的车厢，正准备上车，却见母亲突然一屁股坐在了站台上的长凳边。
＂妈，快起来，地上凉。＂我焦急地说。
母亲像没听见似的，目光落在远处。她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棉袄，围着我上高中时织的围巾，一双粗糙的手交叠在膝盖上。
＂您这是闹哪出啊？＂我又急又羞，周围已经有人驻足观望。
母亲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盖过：＂珍珠，你记得你小时候吗？＂
我不知她为什么突然提起往事，只好蹲下来，靠近些听她说话。
＂你五岁那年，发高烧，我和你爸轮流抱着你去镇医院。那时候没现在的公交车，我们走了一整夜的路......＂
我记得那个夜晚。记忆中，是父亲高大的背影，在星光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母亲在后面紧跟着，时不时摸摸我的额头。
＂珍珠，＂母亲继续说，声音很轻，＂你爸病了这事，咱家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那您也不能...＂
＂你知道为啥不告诉你吗？＂母亲抬起头，眼里有泪光，＂你爸说，＇咱闺女在南方不容易，别让她分心。等她站稳了脚跟再说＇。＂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催促着旅客登车。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冷风吹得更紧了。
＂昨晚上你说，我们把你当外人。＂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可你从小到大每次考试前，我都给你煮鸡蛋；你怕黑，睡觉前非得我摸着你的手；你第一次来月事，吓得哭鼻子，是我教你用卫生带...＂
她没能说完，泪水夺眶而出。
我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忽然意识到，她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强大的母亲了。三年的时光，在她脸上刻下了更多的皱纹，在她的发间添了更多的白丝。
一瞬间，我明白了母亲的沉默不是怪我，而是不忍心告别。她怕说出家里的变故，会让我更加不舍得离开。
火车再次发出汽笛声，列车员在喊最后的登车通知。
＂该上车了，再不走，火车要开了。＂母亲擦干眼泪，推着我往车厢走。
我站在车厢口，看着站台上孤零零的母亲，突然做了个决定。
我从口袋里掏出车票，撕成两半。
＂珍珠！你干啥？＂母亲惊呼。
＂妈，我不走了。＂
＂胡说啥呢？车都要开了。＂母亲急忙擦泪。
＂县城纺织厂在招工，我打听过了，工资虽然比南方低点，但能照顾家里。＂
母亲愣住了，随后摇头：＂不行，南方条件好，你别管家里...＂
＂妈，听我说，＂我打断她，＂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为了家里才去南方的。可实际上，我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想穿好看的衣服，想过上和杂志里一样的生活。＂
列车员最后一次催促登车。我却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
＂我不能再自私下去了。爸需要照顾，您一个人也累。＂
＂可你在南方......＂
＂我已经决定了。＂我坚定地说。
火车缓缓启动，车厢门在我们面前关上。母亲呆立在原地，脸上的表情有震惊，有不解，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欣慰。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反常态地沉默着。公共汽车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白雪覆盖的田野。
＂妈，您是不是怪我任性？＂我小声问。
母亲摇摇头：＂怪你啥？你爸知道了，肯定高兴。＂
＂也可能是专门给我上了一课。＂我苦笑道。
到家后，我开始整理行李，打算明天就去县城纺织厂问问工作的事。
翻出那个针线包时，我发现了异常的重量。打开一看，里面塞满了钱，全是母亲这些年的积蓄。钱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珍珠：这些年你寄回的钱，除了你爸治病，我们没动用多少。你在南方要成家立业，这点钱留着做嫁妆。——娘＂
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母亲费了好大劲写的。这一刻，我才明白，所谓的自立，不是远走他乡，而是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晚饭后，我拿出地址本，给南方厂里的室友打了个电话，请她去宿舍帮我收拾东西，寄回来。
＂不回来了？＂电话那头的小丽惊讶地问。
＂嗯，家里有事。＂我简单地回答。
＂那彩电的钱......＂
＂不用还了，就当给你们宿舍添置的。＂
挂了电话，我看到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他的老烟袋。
＂爸，医生不是说不能抽烟吗？＂我轻声提醒。
父亲笑了笑，把烟袋放回口袋：＂习惯了，拿着解馋。＂
他在我身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你妈说，你不回南方了？＂
我点点头：＂嗯，想在县里找份工作。＂
＂因为我的病？＂
＂不全是。＂我诚实地回答，＂也是想离家近点。＂
父亲叹了口气：＂你大老远跑去南方，不容易。好不容易在厂里站稳了脚跟，又回来......＂
＂爸，我不后悔。＂我打断他。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有欣慰，也有不舍：＂傻丫头，本来还想着你在南方攒够钱，找个好对象......＂
＂县城就没好对象啦？＂我半开玩笑地说。
父亲笑了起来，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行，咱闺女在哪儿都吃得开。＂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县城。县纺织厂正在招统计员，虽然工资只有南方的一半多，但胜在离家近，每周都能回家看看。
厂长是父亲的老同学，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老刘的闺女，肯定没错！明天就来上班吧。＂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几斤糖果和一盒水果罐头。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鞭炮声此起彼伏。
母亲正在院子里晾被子，见我回来，赶紧接过手中的袋子：＂买这么多干啥？家里又不缺。＂
＂妈，我被录取了，明天就去上班。＂我兴奋地说。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敢情好，离家近，能照顾你爸。＂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那针线包里的钱......＂
＂我存着，以后用。＂我说，＂先给爸看病要紧。＂
母亲点点头，眼里闪着光：＂你呀，从小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这次倒是认准了正事。＂
傍晚，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晚会。彩色的画面在昏暗的屋子里格外耀眼。
父亲靠在藤椅上，时不时发出赞叹；弟弟妹妹坐在地上，笑得前仰后合；母亲在一旁择菜，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我望着这一切，忽然明白，所谓的远行，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坦然回家。
那个被我撕掉的车票，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代表着我放弃的南方生活，更代表着我对家庭责任的重新认识。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来煮了鸡蛋，像我小时候上学那样。
＂吃了再去上班，县城离家虽近，可也得照顾好自己。＂母亲絮絮叨叨地说。
她送我到村口，看着我上了去县城的公共汽车。
＂妈，您回去吧，天冷。＂我探出头说。
母亲点点头，却站在原地没动，目送着汽车缓缓驶出村口。就像三年前送我去南方那样，举着手绢不停地挥舞。
只是这一次，我知道，很快就能回来了。
车窗外，雪花开始飘落。不知不觉中，冬天过去了大半，春天已经不远了。
来源：桃花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