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粤北冰灾后，南岭大批植被受损，媒体人宁二和他的朋友们策划与乐队合作，邀请了林生祥、罗思容及他们的乐手来到广东，他们与六名小学生种下树苗，那时生祥刚刚出版专辑《种树》，思容也刚发行专辑《每日》……十七年过去了，当年在南岭冻土种下的小树，现在已经亭亭如盖

2008年粤北冰灾后，南岭大批植被受损，媒体人宁二和他的朋友们策划与乐队合作，邀请了林生祥、罗思容及他们的乐手来到广东，他们与六名小学生种下树苗，那时生祥刚刚出版专辑《种树》，思容也刚发行专辑《每日》……十七年过去了，当年在南岭冻土种下的小树，现在已经亭亭如盖，而这场种植行动，适逢其会，也在当时促成了一场线下演出，引起了许多媒体人、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这正是生祥乐队与大陆乐迷往后这十几年，展开更多更紧密连接的开始。就像一棵树苗种子，在生祥乐队“音乐介入社会”的脉络中持续生长，也将生祥的音乐与土地议题一同编织进更广阔的叙事。

在录制播客节目之后，宁二老师还提笔对本次意义非凡的对话写下了如下的回顾与思考。

和生祥与永丰再聊《种树》与《野生》

文/宁二

生祥与永丰的创作正式进入大陆，是2008年。

那一年有很多大事发生。普天同庆的北京奥运会，惨绝人寰的汶川特大地震；以及春节前后华南地区罕见的低温冰冻灾害，一样都是百年不遇。就在那年4月，林生祥和罗思容来到受灾严重但极具活力的广东南岭，举办了他们在大陆的第一场音乐会。和孩子们唱歌，一起种了树，而音乐会的主题，则用了他们两位新唱片名字的组合——“每日·种树”。

现在看来，“每日·种树”再妥帖不过。疫情后这三年生祥乐队重启大陆巡演，舞台上的他们常常穿着一件纪念衫——“把自己种回来”。这也成了很多乐迷喜爱的周边，穿上它，想着这句话，不但是识辨知交同好的秘密符码，更是从他们的音乐汲取生命能量的明咒棒喝。

是呀，要把自己种回来，种给虫儿逃命，种给鸟儿歇脚，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种树》实际是生祥和永丰创作中最具转折性的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菊花夜行军》是慷慨悲壮，《临暗》是人生苦绝，这三张乐队作品之后，生祥做了减法，永丰换了笔法。一个去学习冲绳三线和吉他，一个去读诗经和乐府。然后，就是两把吉他的《种树》。在经历了运动音乐和议题音乐的高密度高强度生命消耗之后，他们要以这张色彩和情感最明亮与温暖的唱片，把自己种回来。我记得，那时生祥面对众多来访的大陆媒体，在回答完当年反水库运动要做个文化原子弹的问题之后，常常会再讲一句：“现在我觉得安静的力量也很好。”

不知2008年4月13日，在广州水荫路喜窝酒吧聆听生祥现场的那一百多位朋友中，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把那个下午视为衡量音乐现场品质的的标杆时刻。生祥当时的制作人大大树钟适芳，虽然从《我庄》开始，生祥和大大树停止了合作。但从交工乐队解散，到《临暗》《种树》《野生》《大地书房》，这几张生祥重启音乐之路的作品，都离不开大大数和钟适芳。实际上大竹研和平安隆，就是适芳牵线搭桥。她是我见过最好的民谣制作人。

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此行演出特意从德国请了长期合作的调音师来，在克里斯托弗同学几乎把喜窝的音响线材重新接过一遍之后，我们这些离生祥大竹研两米远的乐迷就幸福了。你想啊，是在静谧之中，在听的见彼此呼吸的距离之中，“后生，打帮！”“阿妈，我们来跳舞”，以及“日光灯晕晕，菊花夜行军，吝啬市场路，咬牙来踢正步”。

2009年，《野生》巡回，广州场的主办者，是现在已经不存在实体，其时却引领青年文化的《城市画报》，演出嘉宾是广州乐迷都奔走相告，却尚未引起全国瞩目的五条人，而《野生》专辑那年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装帧设计奖，唱片版画作者王亮，就是头一年《每日·种树》巡演海报的设计者，他也是广州人。

仍然是两把吉他，味道却是隐忍的苦痛。生祥常半自嘲半玩笑说《野生》是他卖的最差的专辑，可里面的歌，是那么棒。纵然《转妹家》、《分家》、《欧巴》的所指距离青年有些远，可那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认真跟自己的妈妈，跟奶奶、姥姥好好聊过天，试着听听她们的故事；也许，还是我们并没有勇气去面对华人女性弥散至今的痛。那痛，不只永丰和生祥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感受到，不只客家，是我们这文化千年来的基因，如我母亲，曾经在西北戈壁与沙漠围绕的村庄里，体验着一样的苦。

刚刚过去的《种树》与《野生》巡回北京场，生祥没有唱这些歌。但是《南方》前奏起来，全场欢呼，声响不亚于《风神125》。我也极喜欢《南方》，还有《问南方》《木棉花》《让我跟》。“夜半紧张，想起南方，南方南方，近又近，南方南方，远又远”，这乱扯扯的心绪，何尝不是因为我们想到母亲，想到家，想到那个回不去的童年？

本期播客节目已上线QQ音乐和小宇宙，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跳转，欢迎收听。

以下是我们根据此次采访整理出的文字内容。

宁二：今天想跟两位请教的是《种树》和《野生》这两张专辑在你们创作生涯当中的节点性位置。其实还包括《大地书房》，这三张专辑对我来说都是很关键或者很转折性的。

特别是《种树》，我回顾了一下您两位的10张唱片里头，那张专辑迄今为止气息气场是最明亮的，无论是音乐还是永丰的词，里面饱含的这种明亮感或者生机勃勃的感觉是最突出的。

所以很想了解《种树》当时的创作状态以及背景。

钟永丰: 在整个创作的时间上面，第一张是《临暗》，再是《菊花夜行军》，再下来就是《种树》。《种树》这张专辑，它记录的是当时返乡务农的有些人的农业想法有了改变，他们不再延续传统农业的老路，而是尝试更有机的耕作方式，至少是跟过去的传统农业要有一点点区隔的东西。

那时候美浓已经有几个朋友在实践这个理念了。印象最深的是曾启尚，他原本是邮局的邮务员，后来返乡一个人尝试种有机稻。这件事对美浓影响很大，因为美浓是个凹字形的平原，南风带来的病虫害特别严重。我小时候记得美浓农药用量特别大，很多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民都深受其害。所以曾启尚虽然只种了几亩地，但这个事情，对我、对全美浓都很重要，意义重大。

《种树》这张专辑就是为这些朋友和他们种的稻米而写的。里面的《插秧歌》《跟我们土地买米》这些歌，都是围绕他们的故事而展开的。加上这个事情跟《种树》那一首歌的故事背景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当时有人不求回报地发愿要去种树，这些事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综合来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老实说这些事情我不擅长写。比如说当时写《种树》的时候，我写了两三个版本，生祥也很为难，因为讲了很多种树的东西，那个情节没那么好写，所以后来写到第三、第四个版本才长出目前这个版本。然后生祥把里面的每一句对调，生祥调整了语序，才形成的作品。

宁二: 那首歌我记得08年巡回之后没多久，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读者》，原来叫《读者文摘》，可能你们也没收到稿费，然后把《种树》这首词选到了他们的出版物上。那是当时可能全中国上百万发行量的一个杂志。

钟永丰：现在回想《种树》这首歌，我觉得它表达的内涵很深刻。在农村，种树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农民愿意配合，有些则会砍掉树苗。一棵树能顺利长大真的很不容易，但这些树的作用又很实在：既能为昆虫提供栖息地，又能减缓暴雨时的地表径流。在我看来，这体现的是整个农村生态系统的修复过程。

宁二: 我记得生祥在音乐会上特别提到，《种树》时期是他音乐创作走向成熟的阶段。那时候你去日本跟平安隆学三线，应该也是在梳理自己的音乐理念，想要尝试新的突破吧？我很好奇那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

对音乐人来说，这种转变其实很不容易。现在我和北京一些做音乐的朋友聊天，有时候会感到有点遗憾。他们明明很有才华，但面对自我突破时却缺乏动力——因为这确实很难，需要不断学习，再把学到的东西真正消化、变成自己的。

林生祥：是的。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如果说这十张作品里《种树》是最明亮的一张，我想这真的要感谢我的老师平安隆。冲绳三线音乐和民谣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舞蹈性，很多音乐都是为了配合冲绳人的节庆舞蹈而创作的。

冲绳的舞蹈文化和日本本土很不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冲绳的主要节奏"Shuffle"，用的是奇数拍子，不是常见的偶数拍。这种节奏会让人感觉舞蹈永远停不下来，一直向前推进，这和日本本土的节奏感完全不同。

我当初决定跟平安隆学琴，是因为在"流浪之歌"音乐节上看了他和大竹研的演出。那场演出给我很大震撼——两个乐手就能创造出如此饱满的节奏世界。我自问能不能做到这样？答案是不能。既然做不到，那就加入他们吧。后来机缘巧合，我真的去日本跟平安隆学三线，跟大竹研学吉他，彻底打破自己原有的节奏概念重新学习。

正好那时候永丰写的歌词，像《种树》、《我的卡肖》、《莳禾歌》这些作品，基调都比较明亮。我就把冲绳音乐里那种轻快敏捷的节奏元素融入创作。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是三件事同步进行的：永丰写词、我学琴、我们共同创作。我在日本学琴时就写了几首曲子，回台湾又补了几首，最后完成了《种树》。要说这张专辑为什么这么明亮，平安隆的影响绝对是关键因素。

宁二: 记得这两张唱片的大陆巡回，当时北上广南京我都去看了，有三场跟Ken的双吉他版本，我特别怀念。最怀念的应该是第二场在愚公移山那场，当时一百来个人，场地也不大，当时德国的调音师Christopher，他把系统整个线重接了。我们又离得很近，你知道那个声音的效果一出来，真的是很多人永生难忘的一个现场。

还有一个单曲，我想有生之年如果能再听到那就太幸福了，就是你跟大竹研的那个双吉他版本的《风神125》。我记忆最深是北大那场，当时那段间奏中Ken的吉他以及唢呐，形成了强大推进的动力感。

林生祥: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演给大家听。我再补一个东西，因为Ken在跟我合作之前也跟平安隆在合作。所以对大竹研来讲，或者不管是任何的优秀乐手来讲，跑去冲绳，他们去理解冲绳音乐，它确实是跟西方的音乐有一些差异的地方，不同的想法，包括音阶或者节奏，他们结构上面的一些东西并不那么的工整。

后来我跟我现在的生祥乐队其中的三位乐手，鼓手福岛纪明跟贝斯手早川彻，他们跟我合作之后，有一次平安隆来到台湾演出，在恒春，屏东县政府准备了一个大礼包给平安隆。他把这个大礼包带回去冲绳之后，其中有一张CD是屏东县政府发行的，他放来听，说这张音乐不错，所以就刺激了他写了一张新的专辑，那张专辑他找了东京中央线的三位乐手：大竹研、福岛纪明还有早川彻。后来Ken问他当时听的是哪张CD，平安隆才说："就是这张啊"，Ken一看才发现是我们早前一起做的恒春的童谣。平安隆对这张专辑评价很高。

宁二: 那张我还没有听过，有些歌是收在你那张童谣专辑吗？

林生祥: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专辑。下次我再带给你，我再找找看。所以其实我跟平安隆的多次合作，事实上已经经过了几次的转化，这次演的又是另外一个形态的状态。

宁二: 对，他跟美国吉他手Bob Brozman，他们不是有两张专辑么，一张《Jin Jin》就是《萤火虫》那张，另外一张叫《童呗》，都很不错。

林生祥: 是的，那两张也是很好的作品。

宁二: 回到刚刚聊的，所以到《种树》跟《野生》的时候，为什么《种树》是捉到了尾巴，而《野生》就成熟了呢？

林生祥:我觉得概念更成熟了，大概差不多是从《野生》到《大地书房》到《我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在弹拨乐器上面的技巧上或者是能力上到比较巅峰的状态。

宁二:如果让我选的话，比较巅峰就是《大地书房》。我的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大地书房》这张，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是音乐的那种律动性，带给你身体的那种感觉，是更加直接跟强烈的。所以很期待接下来有《大地书房》的巡回，比如借着15周年或者18周年的纪念。

林生祥: 对，应该今年我们就开始。

宁二: 我还想再追问，因为细读歌词，在写作的这种文本上，比如最简单的，三字句、四字句、五言、七言这种或者童谣体的这种体例在使用上，我觉得《种树》跟《野生》其实更加突出了在那个阶段中，你们的歌词或诗歌写作上经历了一些新的变化。

钟永丰: 回过头来看《种树》跟《野生》，对我来讲是完成度不高的作品。我后来我也跟生祥讲说，生祥你要不要也写几首词，写你的女性经验？那个时候我发现第一个就是我意识到我自己准备不足，一下去的时候不是跑短跑，是要跑长跑，可能跑到六成的时候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我意识到自己的功课跟基本的阅读其实是不够，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第二个就是我开始觉得诗歌的形式它对我产生意义，是因为当时在写《野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说我们有所谓的女性文学好了，那么女性的文学结构应该怎么样？原来《诗经》不是奇数结构，是偶数结构，因为偶数其实是母性的结构，而母性是一个大体和谐的期待，再加上她们所负责的采集是依着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她们其实是和谐性很高的一个状态。那男性负责打仗跟打猎，它其实是节奏很快速的。所以我后来用这个隐隐约约的不是很完整的理解，慢慢觉得，噢，原来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学。

从《诗经》到汉朝，其实不是只有文学内部变化而已，可能还有当时的整个中国跟西北游牧民族的东西，所以拓宽了我理解的视野。要不然以前念这些古典诗词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折腾的事情。

后来有这个理解之后，就慢慢打开了思路。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纯粹单一形式的问题而已，它还有很多有血有肉的东西。所以我用的这种比较初步的理解，在想说，那我能不能用这一种形式的结构来写女性？因为当时我在《野生》里最大企图其实就是写我从小到大经历的这些死亡的过程，尤其是女性的过程。当时我有个理解，比如很复杂的故事跟场景，跟内心起承转合的东西，一定要在形式上面要能够驾驭。所以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挑战：有没有可能用《诗经》的形式来写女性死亡的这些过程？而且我不想把这个死亡只写成一个只表达哀伤的东西。

因为对我们这种从小住在合院里面的人来讲，死亡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确定的过程。小时候我们在祖堂里面看到老人家放进去之后，我会注意到，噢原来男人摆这边，女人摆那一边；外面进来的人有些人要跪，有些人不用跪；以及进来的人对逝者表达哀伤的方式可以反映他们生前有没有一些恩怨等等。所以想这些观察有没有可能写在词里面，又不拖累这个词的重量，因为也不能够让生祥都跟着沉沦下去。所以我发现《诗经》好厉害，尤其《诗经》里面写那个“七月流火”，这么简单结构讲那么复杂东西，又有一种内外的对话，我就很想挑战这种形式。

这两张专辑对于我来讲就是提醒我要写这种不是我的生命经验的东西，基本功课其实是要做超过你的创作所需要一两倍以上，你才能驾驭这种题材的。所以后来写《围庄》我觉得就比较可以了。

宁二: 永丰刚才谈到歌词与汉语传统格律（如五言、七言）的结合，我们很好奇你们是如何处理得如此自然的？近年来不少歌手尝试诗词体创作，多用普通话，虽然悦耳但容易陷入雷同的旋律套路。

林生祥: 我以前看鲍勃·迪伦的《摇滚记》（我们那边翻《摇滚记》，我不知道这边是翻什么），那里面他讲到，鲍勃·迪伦问一个乐手说你的吉他怎么弹那么好听？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当节奏是偶数的时候，你的旋律弹奇数；如果你的节奏是奇数的时候，那你旋律就弹偶数。打比方说我们运用偶数的节奏，你要把它岔开来让它变得明显的话，就要在这个偶数的里面找到它的空白点，它就会变得比较立体。

比如说永丰在《野生》专辑里头有写到的，像《分家》，基本上四个字，但我是用三拍去处理它，我基本上的想法会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四个字的歌词要用四拍去处理它，我相信也还是有机会，只是问题在于怎样把它处理成奇数的问题。把音乐当成一个不是那么复杂的数学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去思考它？到底有几条路去思考它，才可以让它变成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钟永丰: 那《木棉花》呢？

林生祥:《木棉花》的处理是用奇数，但我那时候选择的是用shuffle的节奏去处理它，它基本上是偶数拍，细切分是6/8拍，大概是这样子。

宁二: 所以关于偶对奇、奇对偶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灵感之一是来源于鲍勃·迪伦里面的那段话给了一些启发？

林生祥: 是。你看Ken在弹电吉他，很会找到空隙去弹出那个点来。我认为好的吉他手也有一样的原理。

宁二: 昨天你提到《野生》中有些作品受到古巴、拉美音乐以及Ali Farka Touré的影响。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多创作者都有的困惑：如何将这些音乐元素真正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特别是音乐技巧、风格、调式、曲式等方面，对你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的？

林生祥: 讲简单一点，我受到的影响是节奏的部分比较多，但是旋律还是要根植在我们自己强大的音乐文化上，它才会长出新的乐种，新的听觉体验。不然的话我如果全部都照着Ali Farka Touré的路走，或照着古巴音乐走，那我就是做他们的音乐去了。

宁二:那你平常听的音乐有哪些？

林生祥: 对我来讲的话，像Ali Farka Touré（马里）的音乐有听一些，古巴的音乐也听了一整批，比如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还有很多很厉害的音乐也听了一批，其实什么音乐都听。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电影配乐的工作在身上，电影处理音乐，可能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配上的那个画面，感受力完全的不同。电影音乐、应用音乐是另外一个魔幻的世界。

宁二:我们顺着再聊两句，这次演出为什么没有演吹口哨（面会菜）？

林生祥： 因为这次主要主题是《种树》跟《野生》。

宁二: 很多歌迷略为失望啊。

林生祥:好，那下一场来演一下好了。但是像我上一支作品，在影视作品《唱歌给你听》，我也写了一首口哨的音乐叫《心碎》。

宁二: 好的好的，这个广而告之。

林生祥: 而且那一首音乐的想法是从看《辛普森家庭》来的。前一阵子在完成的三支纪录片的也有一首曲子是口哨，我常常有的时候写电影配乐写到某一个阶段，唉，要不要再来一首口哨？就会有这种声音跑出来。

宁二：期待未来巡演能在乐队状态上带来更精彩、更具破坏性的呈现。之前听说你们排练《种树》和《野生》时，我就希望你们能完全拆解重构这些作品。

林生祥：要实现这种破坏性重构确实需要大量时间，但我们的时间实在太有限了。乐队成员各自都有行程安排，比如东京中央线他们有自己的创作和巡演。我这次巡演结束后就要投入新电影配乐，接着是台湾巡演，还有一部连续剧配乐要忙到明年，行程已经完全排满了。

宁二： 这次选曲为什么没包括《分家》《转妹家》这样低落的歌？

林生祥：这两首歌我其实很喜欢。父亲去世，我也经历了分家，这种人生经历让我深有感触。歌词里"兄弟分家硬过铁"本就是出自客家谚语，"伙房分割冷过冰"这样押韵的表达也很深刻。明知分家的残酷，却依然避不开，这让我变得沉默，现在网络上都很少发言了，因为连自己都避不过的事，怎么提醒别人呢？《分家》《转妹家》很真实和残酷，但依旧是好歌。现在世界已经这么艰难，疫情啊、战乱啊等等，人生已经那么苦了，还去唱那么苦的歌，没必要。大家好不容易来看一场演出，我希望他们回去能好好睡个觉，不需要再听这么苦的歌。

宁二：我没经历过分家。但去年陪母亲在北京看病时同住了一年，这是我大学之后跟她同住最久的一段时间。74岁的她总不由自主讲起往事，也不管我要不要听，每次提到分家，她那种对人心的失望和愤怒，让我不寒而栗——这么多年她都没能消化。

林生祥：我觉得太难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到分家时那种残酷，就像这里一刀、那里一刀...

宁二: 那永丰你怎么写出这么残酷的歌？你在处理的时候肯定也是内心极其挣扎，但是又得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钟永丰：汉人社会普遍存在分家传统，据说从汉朝就开始诸子均分家产。我曾很羡慕日本和法国的长子继承制，其他子女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必困在有限的土地上争夺资源。中国人口众多或许与此有关——田地越分越小，只能靠增加劳动力维持产量，结果就是更多人被束缚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

我小时候每隔十年就会目睹分家场景，那种惨状令人难忘。有次去帮工时，遇到个五六岁的刘家男孩，当大人逗他说"让妈妈生个弟弟"时，孩子立刻变脸："不要！生了弟弟要分家！"这句话给我很大冲击，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被分家的阴影笼罩。

因此写《分家》时，我想从女性视角探讨这个问题。母亲去世时，我提议把"长孙田"留给我继承，另一块地由四个姐妹平分。我认为每个家族成员都应该享有继承权，不应因性别被剥夺。虽然姐妹们婉拒了，但这种财产分配观念值得深思。或许从女性角度看待分家问题，能让大家更释然些。

宁二: 在《野生》专辑里，《姆妈莫惊惊胆胆大》和《种树》专辑里的《阿姆，我等来跳舞》这两首歌让我和朋友很有感触。他说在当代华语音乐中，很少有人这么直接地探讨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我们都觉得，母子之间确实有很多微妙的情感，而你们把这些写进歌里唱出来，很特别。

去年有次和朋友聊天，我们还开玩笑说，要是生祥以后办巡演，可以做个"妈妈主题"专场，这些歌都是以母亲为核心，写家庭的状态。我们写这些歌时大概三四十岁，现在都四五十了。这个年纪再去唱关于母亲的歌，会是什么感觉呢？

林生祥：昨天我提到一些往事。那时候我们在烟囪录音室录音，我妈妈和永丰的妈妈也认识了。有段时间录音时，我们经常在永丰妈妈家吃饭。记得永丰妈妈在世时，总提起鼓手阿达一顿吃了九碗白饭的事，这可能是他们家吃饭的最高纪录了。确实，鼓手都很能吃。

永丰妈妈在世时，我妈妈常去找她聊天。因为我妈比较年轻，会开车也会骑摩托，而永丰妈妈不知道我家在哪。她们就像你妈妈说的那样，总爱聊过去的事。就像永丰在《化胎》里写的："往事像杂草交春，一天长一寸"。像杂草一样，她们一聊起来，就把过去的恩怨情仇都翻出来，尤其爱抱怨婆婆和上一辈的不公。

说实话，这些委屈她们说一次不够，说十次也不够，说五十次都觉得不够。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从我外出读书开始，每次妈妈送我去车站，路上一定会讲这些不如意的事。最近两三年说得少了，但一提起来还是很气愤。

其实我和妈妈的关系不太像传统母子。她很少唠叨我，性格很开朗。她只说过："你毕业了，要自力更生，不偷不抢，自己想办法。"这给了我很大自由，让我能成为创作者。正因她这么开朗，我觉得和她相处特别轻松。

宁二: 永丰，你怎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这一代传统女性的这种状况？

钟永丰：这既有她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经济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所有地方都让长子留在家乡，闽南很多地方反而是老二留下来，长子外出闯荡。

我妈那一辈就是留下来的人，刚好赶上台湾农业被挤压、资源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年代。她眼睁睁看着丈夫的弟弟分到更多家产资源，能读更好的书，进城后机会也更多。他们放假时带着城里的孩子回来，婆婆见到那些孩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却从没想过：孙子阿丰天天伺候你，给你烧洗澡水，你什么时候疼过他们？那些从没照顾过你的人一回来，你就急着包红包，过节还得三催四请才肯露面。所以你说，她心里怎么能平衡？

写这首歌时，我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常跟我妈说："妈，现在这个家是你做主了。你想怎么处置家产都行，不用再纠结过去的事。别总想着以后怎么办，好好享受现在吧。田产都是你的，为什么不好好过日子？就算你想交个男朋友，我们也不会反对。

宁二: 是，但她们还是恐怕走不出来呀。

林生祥:不会，我觉得我们家林董（生祥母亲）还可以，她们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都看多了。

宁二:所以这种开朗的观念给生祥带来了人生的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记得你昨天还提到你爸爸了。

林生祥: 他的绰号叫“电不直”。我爸是一个固执又很沉默的人，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去打象棋、麻将，不然就去赌博这样子。我后来对于这些事情没有怨言了，以前小时候很讨厌爸爸跑去赌博。可是长大后就觉得说，哎呀，我爸根本是小赌，我们人生才是真正大赌。我们有时候人生做一个决定比那个赌资大太多了。后来台湾大象体操乐团他们那时候跟我邀一首歌，然后我就写了《发梦到你》给他们，一首歌关于我爸的歌。那个在梦里面沉默的父亲，就像永丰在《伫夜之前》里面写的一样，沉默的父亲。

宁二: 对，说到后面的《江湖卡夫卡》专辑，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压抑跟痛苦，那种无言的痛苦，和《野生》有的一比，一个中年男性的痛苦。

林生祥： 年轻时读卡夫卡讲的西西弗斯神话，觉得这故事太荒谬了——永远推石头上山，滚下来又重推。后来才发现，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小时候在田里干活，草永远除不干净，柠檬摘完又长新果，农活永远没有做完的时候。

可我现在倒觉得，做农反而是件好事。每天规律地劳作，重复同样的动作，今天做不完明天继续，反正土地永远会有新活计。就像推石头上山又滚下来，日复一日看着相似，但石头每天触碰的泥土都在变。

做音乐也是这样啊。哪有什么真正的"完成"？电影配乐做完接着做专辑，专辑发完又开始新的创作。人生就是不断推着石头往前走，每推一次都会留下新的掌纹。

宁二: 你们两个的创作力真是楷模和标兵。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一路读书考试走过来，正好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但你们骨子里那种不安分的劲儿，被"野"这个字、被《野生》这首歌给唤醒了。

现在中国家长普遍面临孩子教育的问题，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内卷"的状态，学校教育也给人很大的压迫感。我们一直在讨论该怎么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希望像《野生》这首歌能传递出那种既认命又不服输的状态。

昨晚音乐会结束后我特别高兴，从去年开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广州的演出，观众主要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生祥，虽然你平时和歌迷接触不多，但你在现场感受到的氛围，和台湾的环境有什么不同吗？

林生祥：其实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讲这件事，因为这几年我的生活状态变得比较沉默，对外界的事情也不太关注。可能跟养小孩也有关系吧。我女儿17岁，正在经历青春期，多少有点叛逆。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时，总会想自己缺少了什么，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所以现在也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陪伴下一代。我太太说，我和女儿的关系很特别，我同意她的看法。我觉得自己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在陪伴女儿成长。说出来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会跟她们那群17岁的孩子一起玩音乐、吃饭，甚至他们想去河边唱歌，我和太太也跟着去，听他们唱，就这样陪他们度过一个下午或晚上。女儿还愿意让我参与她的青春期生活，这让我很开心。

这几年，我确实把很多时间都花在陪伴孩子上。另一方面，经历的事情多了，听的事情也多了，我的话反而越来越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演出做好。比如昨晚，我其实状态不太好，没睡够，身体很累，这个系列的作品很久没演了，我们甚至没时间排练。平安隆也是到了北京才能碰面，唯一的机会就是下午彩排时把曲子过一遍，确保结构上不会出错。我只能尽量调整自己的状态，把歌词背熟，专注在演出上。至于观众怎么样，我其实不太去想，我的责任就是尽力把表演做好。在台湾也是这样。

所以关于听众的年龄层，或者他们在想什么，我真的不太清楚。对我来说，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发生也就那样。

宁二: 对，你刚刚说到沉默，我就突然想起来那时候《种树》或者《野生》在巡回的时候，当时媒体采访常常谈到那个话题是“安静的力量”，然后你从安静现在到了沉默。

林生祥：说到安静的力量，这个议题已经过去快20年了。从2006年《种树》到2025年，这20年来的发展，特别是社交网络的兴起，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安静，反而越来越嘈杂、越来越躁动。

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而且被不断放大。这让我觉得，或许应该和这些保持一定距离。这可能也是我变得比较沉默的原因之一。

当然人生确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在社交网络里，那些虚假和负面的东西总是被无限放大。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宁二: 是。永丰，你跟大陆的青年人接触应该比较多，你对现在的这批听众歌迷有什么观察？

钟永丰：平时签名时只能简单聊几句，其实很难有什么深入的观察。倒是去年世杰邀请我去深圳做活动，那两天的经历让我很意外——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来听。

那两天我讲了十几个小时，来了三四十个人。最特别的是，他们不单纯是文学或音乐爱好者，很多是做社区工作的，搞文史调查的，甚至还有一些从事比较棘手的社福工作的朋友。他们试图从这些创作中汲取养分，转化成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方法，这让我非常惊讶。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提醒：现在每次签名时，哪怕只是签几个字，我都会坚持抬起头来。就算累得说不出话，也要和他们眼神交流，认真致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能从这些创作中获得怎样的启发。

宁二: 所以在这个面向里面，我自己反而是很欣慰，这样的议题仍然在这么多年轻人的心里面发酵成长。想起一件好玩事，哈哈哈制造一下两位的分裂。比如有一个我们的朋友他就会说，如果生祥跟永丰选的话，他觉得他更是永丰的粉丝，我也如此选择。这其实跟他社会学背景有关，他现在在大厂工作。

这种议题性音乐在中国的接受状态很有意思，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生祥音乐的力量。如果说20年前这样的音乐在中国大陆还是一种很"大声"的表达，那现在更像涓涓细流，滋润着听众，给大家带来动力、安慰和鼓励。

整个社会环境都变了。前年那场演出时，我特意在门口观察观众。以前来的大多是文艺青年，比如媒体从业者之类的。但现在你会发现，他们除了文艺爱好，还有一份朝九晚五甚至996的工作。这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特别希望两位能继续创作下去。我甚至想建议生祥也像永丰那样，办个歌词创作分享会，讲讲自己的音乐创作历程。

林生祥：我都觉得我的话都变少了。

宁二: 昨天在台上那些talking其实就蛮好的。

林生祥: 我只能在台上的时候这样讲一下。但你叫我开一个讲座，那就觉得压力很大。

宁二: 我觉得议题、方言、母语和这个现代音乐这样的三者的结合，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话题。那接下来的这个厚积薄发的点在哪？

林生祥: 不晓得。我在期待KK（女儿）看看她上大学之后我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身体在体能上真实的在往下坡走。

宁二: 这是一种中年状态吗，任何创作者随着年龄的变化，创作状态一定会有变化，但是当他看更年轻的一代创作者的时候，也许又会羡慕他们为什么还是这么的热血和激情饱满？面对自身这种变化你们有一些自我反省吗？

钟永丰：其实前年底，学校文学研究所邀请我去开课。这个研究所是全台湾最难考的，录取率不到十五分之一，连海外华人都抢着来报考。能考进来的学生都很优秀，不少人入学前就已经出版过作品。

但那个学期让我特别受挫。虽然我备课很认真，但真正能跟上课程要求、进行创作对话的学生，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这件事让我明白，做创作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己的路，做能和自己对话、也能和他人故事产生共鸣的作品。至于年轻一辈，就看缘分吧。

宁二: 只能说大家都自求多福。其实我想说的是你的创作冲动，或者说表达欲还强不强，这个很重要

钟永丰: 现在创作不太需要冲动了，但依然需要动力。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读书写字。现在很珍惜能写字的日子，不管写成散文、论述还是歌词，我都很满足珍惜。这种创作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

以前总想着要写出惊天动地的句子，要达到某种境界，现在不会了。现在更享受从一个字里发现各种可能性的过程，就像接电线一样，这头可以连那头。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缘，以前不懂得静下心来享受这种乐趣，现在慢慢学会了。看着文字慢慢成型，慢慢陪伴，跟着它琢磨一阵子，这样感觉就很幸福。

特别鸣谢参与本次「土地诗谣季」企划的音乐艺术家生祥、永丰、宁二等三位老师，可以在音乐灵感账号全平台搜索「土地诗谣季」查看往期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土地与歌」公众号，阅读更多音乐人「把自己种回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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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主播：宁二

监制：姜之湄

邀约：JV吉丽、姜之湄

内容编辑：宁二、JV吉丽、姜之湄

播客音频制作：贾今、耕霈

视频制作/设计：华天蔚

特别感谢：宁二、逸姿、贾今、黄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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