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致杨青松书札——张治中将军与黄麓师范学校

摘要：张治中，安徽省巢县洪家疃村人，抗日战争期间重要将领。抗战之余极重教育。1933年捐资创建黄麓乡村简易师范学校。1941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 1942-1944年张治中担任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谈判。8月到延安，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国共达成双十协定后，亲自护送毛

Lot 348

张治中致杨青松书札（3通14页）

版本年代：1962年书

尺寸不一

估价：RMB 30,000-32,000

提要：此三通信分别书写于1962年6月、7月、9月，上款人为时任安徽省巢县黄麓区书记的杨青松。

函一：为自己表弟兼机要秘书洪品山介绍工作。附洪品山信一通。（洪品山，年已六十曾为国军少将）。

函二：建议黄麓师范向农村合并。附致李大钊长子李葆华信一通。

函三：先生再言办学的种种困难，表示已与在京开会的李葆华书记面谈此事，得到“须使这个学校办好”的承诺。请求为学校拨款等。

张治中，安徽省巢县洪家疃村人，抗日战争期间重要将领。抗战之余极重教育。1933年捐资创建黄麓乡村简易师范学校。1941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 1942-1944年张治中担任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谈判。8月到延安，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国共达成双十协定后，亲自护送毛主席乘飞机回延安。1949年4月任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至北平和谈，达成的协议被南京政府拒签，遂留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自此公开站队中共。开国大典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55年张治中回乡省亲，杨青松参与接待，得以相识。

此三通信函表达了张治中重亲朋，念旧谊，对家乡教育尤其关心。

经考证，此三通信应为张治中亲笔书写，内容首现，当为重要文献。

人物介绍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安徽巢县洪家疃人，出身耕读之家。幼承七年私塾教育，虽科举未第（1903年应试不中），却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09年弱冠之际于扬州任警察，取字"警魄"，并与指腹为婚的同村洪氏女希厚结缡，夫妻相守六十载，育有二子四女。辛亥革命的炮火（1911年）点燃其从军报国之志，辗转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1914年），与白崇禧同窗而异途。军校毕业后，他历经军阀混战之险（1917年脱离安武军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因蒋介石赏识入黄埔军校任教，开启仕途新篇。在国共合作时期（1924-1927），他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虽申请入党未果，却始终秉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拒绝参与反共军事行动。

抗战期间，张治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任第五军军长重创日军，1937年"八一三"会战率先出击日军；主政湖南时（约1937-1938）提出"廉正勇勤"省训，虽因长沙大火去职，其治军理政之能仍获认可。1945年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三赴延安，全程护卫毛主席重庆谈判，1946年主政新疆期间更冒险营救131名中共人员返延。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后，他毅然留居北平，并促成新疆和平起义，被毛主席誉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晚年仍致力于祖国统一（1960年多次致信台湾当局）。其百万字回忆录历经波折，1985年删节出版为《张治中回忆录》。这位从巢湖之滨走出的"和平将军"，终其一生秉持"文白"之志，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中书写了独特的政治传奇。

杨青松（1926-2008）安徽巢县槐林人。1943年入党，参加抗日游击队。建国后历任巢县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黄麓区委书记，巢县副县长。动乱期间，身陷囹圄八载，平反后任巢湖市人大主任。1955年张将军回乡省亲，杨参与接待，得以结识文白先生。1984年离休。

洪毓驹，字品山，安徽巢县洪家疃人，张治中表弟。1927年任黄埔军校第六期训练部职员（张治中时任黄埔军校训练部主任）。1936年4月被授予中央军校中校秘书，负责张的机要（张治中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1949年随陶峙岳起义，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总务处少将组长。（陶峙岳1892-1988，保定军校第2期毕业，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1955年授上将衔）。1950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工作（张治中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于1954年底调回北京）。1957年整风，反右。1958年从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退职，返回原籍。

李葆华（1909-2005）河北乐亭人，李大钊长子。1949-1961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党委书记。（1958年合并为水利电力部，部长由傅作义连续担任二十二年。张治中是保定军校第3期毕业，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第5期毕业。张治中的长婿和次子皆曾长期在水利部工作。张的长婿，周嘉彬，国军的少将军长，在德国学习期间与蒋纬国是同学）1961年2月-1966年12月任华东局第三书记。1962年2月-1967年1月任安徽省委书记，任职期间大力平反右派，被安徽人民称为“李青天”。1982年在央行行长位置上离休。

仗剑拥书张老师——张治中将军与黄麓师范学校

张治中最广为传播的一张照片

对于很多非安徽巢湖籍的朋友而言，提到张治中，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和平将军”、长期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等与部队相关的身份，而本文涉及的张治中信札中的两通，则为我们提供一个观照张将军的全新视角——对于安徽巢湖籍的朋友而言，可能并不算新——他是戎马倥偬的张将军，更是关心家乡和中国基础教育普及和开展的张老师。

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张治中对自己的家乡洪家疃和基础教育普及情况，有着具体的描述：

洪家疃的居民约有百户，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男耕女织，各司所事。但是终岁辛勤，仅得温饱，有的还得不到温饱。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一向是不发达的。读书，被看作是特殊阶级的专业，过去科举时代这里只有秀才，民国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风气太闭塞了。我在一九二九年创办了一所黄麓小学，后来扩充为黄麓乡村师范。

张治中题黄麓师范学校（现今学校大门）

其中的“黄麓小学”“黄麓乡村师范”，便是今日的黄麓师范学校了。他对这所学校的运营和教学开展也很用心，每有返乡的机会，都会回学校，与师生们进行交流，如其在《回忆录》中所述：

（“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我在修养期中，也和每次回乡一样，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讲话，大多讲些求学做人做事的道理，把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讲出来，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有恢弘的抱负、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应该关怀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

虽然只是一笔略过的场景描述，但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张治中对学校、对学生乃至对中国教育的态度，不可谓不先进，而他这种教育观念的养成，或者说，他这种人格的养成，则与他对老师这个职业的思考有关。

比如，对于一位老师是否称职，他给出的考核标准是：“学问好，教授法好，还在其次，他拿人格影响学生，所以学生所得到的，不光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人格。”

这是他对曾经的德国籍德文教师格拉塞先生的正面评价。跟格先生学习时，张治中身处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年龄二十岁出头，正是一个人塑造品格的时候。

1928年张治中在德国游学期间给夫人所寄照片

“一个主持教育的人，一定要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有品格而能为人师表的人。这样才可以教学生，才可以担负教育的责任。”

这是几年后，他在保定军校时，对老师所赋有的期冀。

或许是好的老师身上的人格魅力过于神奇，亦或许是身教胜于言传，在之后的日子里，张治中似乎总有意无意地向格先生这类“老师”的状态上靠拢。甚至，即便在部队里，也不影响他搞教学。

比如，在征闽作战中，张治中于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部担任上尉差遣期间，便主动训练旅部勤务兵：

当差遣没有多少固定工作，但我不甘清闲，就想起不如把旅部的勤务兵集合拢来，施以训练。最初召集两三个勤务兵，后来渐渐加到五六人，更渐渐加到四五十人……这在我也不过是一种兴趣，并没有其他想法。但是我们的旅长，看见我练兵有办法，就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我当队长。

此为1960年左右张治中写给堂侄张立纯的家信。张立纯（1920-1962）安徽巢县洪家疃人。194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1945年任政治部警卫营连长（张治中为国民政府中央军委政治部部长）1949年任西北公署警卫团少校团副，参加酒泉起义。（张在回忆录中曾称对新疆有把握，信心的来源皆因新疆军政机构的人员多为他所信赖的亲朋旧友）张立纯解放后回家乡工作，任巢县政协委员。1962年病故。

张治中所谓“这在我也不过是一种兴趣”，但教书、培养人、塑造人可能还是比较让人有成就感吧，这让他在1928、1929年间，开始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同时，回老家开了一所学校。

和各行各业一样，当老师啊，也是需要一些天赋的，张治中显然具备这种天赋。

不过，当时间来到1962年，黄麓师范能否在洪家疃继续办学，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已是教学天赋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张治中决定，动用他的另一种天赋——斡旋。

在昔年的国共或合作、或对立的历史洪流中，张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在国民革命军中身居要职，培养了大量的国军中低层军事干部。而他在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朋友。后来，在国共数次重要历史会面、和谈的过程中，他也经常在场。

而本次要解决的问题，是自己一手创办的黄麓师范，有可能要搬迁并与其他学校联合办学的问题。

在当时，张治中显然并不清楚黄麓师范的上级单位是在县里，还是在省里，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在1962年7月21日，同时给巢县黄麓区委书记杨青松和安徽省省委书记李葆华写了信——既然不知道具体由谁负责，那就都让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

至于张治中为什么不希望黄麓师范搬到更大的城市，与他对教育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不能在乡村工作，不能为农民服务，而趋向政治活动，做官，干差事，把乡村风气弄坏，人才减少，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

不得不说，张治中的想法非常有前瞻性，甚至放到今天来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1962年9月10日，张治中又有一信致巢县杨青松书记，主要讨论的已不是学校合并、搬迁问题（看来已不是问题），而是具体的度支了。作为后来人，我们都知道，1962年和之前两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而在信中，在字里行间，我们甚至能感受到张治中的急切与焦虑。

在讨论黄麓师范这两通信之前，张治中曾因一私事，向杨青松开具一封介绍信。其所要介绍之人，为他的表弟洪毓驹。

洪毓驹，又名品山，1927年任黄埔军校第六期训练部职员（张治中时任黄埔军校训练部主任），1936年4月被授予中央军校中校秘书，负责张的机要（张治中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1949年随陶峙岳起义，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总务处少将组长。1950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工作（张治中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于1954年底调回北京），受1957年整风、反右影响，1958年从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退职，返回原籍。

前国民党陆军上将表哥托付巢县黄麓区委书记，帮已经60岁的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表弟在老家谋一份“笔帖式”的工作……

困难时期，真的困难。

甚至连洪毓驹自己的手书，都是在一张纸上，正反两面写的。

好在，后来的一切都好起来了，张将军三通信中所嘱之事，皆得偿所愿。

洪毓驹先生归隐故里，享鲐背之年。

高等级公路直通张将军故居和所创学校，一小时可达合肥市区。

1963年张治中送黄麓师范学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黄麓师范学校，虽几经动荡，仍屹立于原址，归合肥市教育局管理，现已规划在周边扩建大学城，吸纳更多学校扎根农村，共同建设新农村。

至于书写风格问题，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张治中信札、书法作品中，与这组书札书风相似的，是现藏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一封，

此信现珍藏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1963年5月张治中致函朱耀章之子朱祖功，以助证明朱耀章的烈士身份。1967年4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朱耀章为革命烈士。朱耀章(1901～1932)，浙江浦江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1927年任第六期训练部职员（张治中时任训练部主任）历任排长，连长，国军精锐87师少校营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二月随张治中所率第五军参战，三月牺牲，追晋中校。

书于1963年5月，为张治中致朱耀章之子朱祖功函，以证明朱耀章烈士身份。至于一些人所顾虑的秘书代笔、师爷帮忙问题，在张治中这个阶段的信札中是不存在的——秘书已回老家，还得张治中帮着找工作呢，何谈代笔。

如果非要考据这组信札出自谁手，那不妨对着黄麓师范学校的实景看一看，因为该校校名的题写，就是张老师的亲笔。

第一通

信封：

面致杨青松书记收启

张治中

杨书记：

您好！近来工作很忙吧？

洪毓驹过去随我当秘书多年，解放后曾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西安市人委交际处工作亦有年。一九五八年退职回到家乡，六零年由于生活情况，来北京住了一年多，现已回到家乡。近据来信，生产生活上仍有困难。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不过文字和缮写工作尚能胜任。他诚实守己，沉默寡言，只是有些孤僻。如蒙您酌予照顾，他对地位待遇，均所不计，只求有一份粮食就够了。请您在可能范围内核办为荷。

敬礼！

张治中，六月一日。

钤印：张治中印

尊敬的杨部长：

张治中先生这封介绍信寄来很久了，我看现在各方面都在缩编，人员大量下放，找工作恐怕很困难，所以迟迟没有送上。最近北京那里来信要我还是把信送给

先生看下。现在我讬人带上，请詧阅。我的身体、精神都还不坏，虽不能做重劳动，但如象简单文书工作、或者在图书馆、文化馆、工人俱乐部这些地方做做轻微工作是可以的。如果能够想到办法，请讬便人带个口信或派人打个电话到洪疃大队转告我，我马上就到巢县来晋谒。万一认为工作问题此时根本谈不到，我就不打算到尊处来打搅了。致

敬礼！

附张先生介绍信一件。

洪毓驹，又名品山，六二、八、廿二。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人口损失巨大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生存很困难，洪品山于1960年投奔北京的表哥张治中，以求生存。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被撤职，农村困难亦有缓解，洪品山无意再为张家增加负担，主动回乡，然彼时洪品山年已六十，过去曾是国军少将，找工作可能存在困难。张于六月一日为其写介绍信，言辞恳切，只求最低生活保障。洪品山略有自矜，经张的二番催促，八月二十二日修书，托人转送时任黄麓区委书记的杨青松。洪品山的信采用一页笔记本的纸张，双面书写，托人转交，推测原因可能有二。

一则农村条件有限，难觅宣纸信笺，节俭为宜。二则对于找工作信心不足，故拖延两月有余，在张的催促下勉力为之，诚意有限。

第二通

信封：

安徽巢县烔炀河转桐荫镇黄麓中共区委会

杨青松书记

北京东单新开路卅七号，张寄

杨书记：

您好。

我为了关于黄麓师范的传言合并问题写了一信给中共省委李葆华书记和黄岩省长，特抄送一阅。因为巢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我不知姓名，不便直接通信，同时我还不知道黄麓师范如果合并的话也许是省上统一办理的吧？请您代向县委书记和县长同志致意。

又我写了《七十回忆录》初稿共分八章，兹送上（另邮寄）第一章：艰苦的历程、第六章：我与共产党，请您审阅指正。

敬礼！

附致李葆华书记黄岩省长信稿一件。

张治中，七月廿一日。

第二通 致李葆华书记黄岩省长函稿

李书记、黄省长：

您们好。

现在我听到一个传言，说黄麓师范要归并到巢县城里去，不知是否属实？我想，安徽中等学校大多设在城市，在农村的很少，黄麓师范似乎宁可保留在农村，把巢县城里的学校并到黄麓较为适当。同时黄麓师范已有三十年的历史，解放后又有了发展，基础很好，规模已具，如果把它并到城里学校去，也很可惜的。我的意见也许存有一点私心吧，因为黄麓师范是我创办的，而且是设在我的村子里。如何？请予斟酌。

敬礼！

张治中，七月廿一日。

张治中听闻传言，黄麓师范要合并，他力主向农村合并，而非常规思路从农村搬迁到城里，并坦言此建议出自私心。如前所述，张的内心只希望这所学校牢牢扎根在农村，对熟人直言不讳的性格由此跃然纸面。此合并传言来源不明，由省教育局传出，或县教育局，抑或他人所讹传，尚不明了，跳过常规渠道，直接向安徽省一把手建言，说明其心情急切，学校迁址是他所不希望发生的事。由于不知巢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姓名，不便通信，转而向认识的黄麓区委书记杨青松求证传言，亦可证明彼时新任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与其大概率是熟识的。末尾提到另寄《七十回忆录》的两章，盖因回忆录尚不得出版，可能张老既想听取他人意见，又想分享他的毕生成果，亦有抬爱家乡晚辈之意。

第三通

信封：

安徽巢县中共巢县委员会

杨青松书记

北京东单新开路卅七号，张寄

青松书记：

您好。

八月十七日来信收到。藉悉黄麓区今年和全县各个区社一样，粮棉油料庄稼都长得好，早稻普遍丰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好，群众政治热情、劳动热情正在日益提高，这是党的政策的正确英明，也是在您们和县委人委的直接领导下全体干部和群众一致努力的结果，应该向您和大家致以诚挚的敬意。

现在我接到黄麓师范学校陈、徐两校长来信，知道学校遭迂一些困难。特别是在运输方面、文化生活方面、公用经费开支方面的困难。我已与在京开会李葆华书记详述了学校困难情形请予解决，当承允许说“须使这个学校办好”，并说即打电话给黄省长去办。李书记曾问我：这个学校是属于省抑属于县？我说，我不清楚，也许是由省和县双重领导吧？现在将我向李书记所提的意见转告您，并请代为转达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同志。

我向李书记提出的意见是这样的：

关于学校每月粮煤需六万多斤的运输问题。如能由省派给国产卡车一辆最好，否则能由省或县每月派卡车一辆到该校作五—七天的运输。每车每次以运五千斤计算，每天往返洪家疃至烔炀河（十八华里）两-三次，五-七天即可运足一个月粮煤需要量了。如派卡车还一时办不到，则请拨给该校马（骡）拉胶轮（双轮或四轮）大车两辆（连马骡），亦可解决问题。如仍办不到，则只有请拨给六辆人力推拉的小型胶轮板车，每车由师生二人推拉，利用胶轮轴承力量，总比经常由师生背负肩挑好得多多。我还想到一点，如能由主管部门在洪家疃设一粮食征购分站，则学校周围附近公社就近交粮，再转交学校领取，亦可节省该校运输量三分之一了。

关于文化生活问题。电话是需要的，但该校无力购买一架放映机，如能由省上特予发给一架最好，否则请由县放映队多加照顾，每月做好安排，派赴该校放映三、四次。当然，文化活动不能光靠电影，该校亦应自行多搞些业余文娱组织活动，以为辅助。

关于经费困难问题。学校在乡村，公用经费开支大大超过城市，且过去历年尚有亏欠，可否请您交主管机关按年给予一定数字的特别补助。

黄麓师范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更大的发展，基础和成绩都好，不过现在遇到困难，我没有力量为他们解决，只有要求您给予必要的支援。为了维持学校的存在与发展，为了维系师生的教学与学习情绪，为了为国家多培养些优秀的人民教师并发展乡村文化，当蒙您的同情和关注的。

以上这些意见，也许由于我片面设想，有不切合实际情况之处，请您指正。

以上是我向李书记所提不成熟的意见，谨以奉告。我恳切希望县委县人委诸位领导同志对黄麓师范学校的种种困难给予必要的支持。

听说您已调回县委，不过黄麓区群众都说您好，都表示赞扬，区委工作您仍兼顾么？

敬礼！

张治中，九月十日。

此信较长共七页，文白先生铺陈颇多，考虑周到细致，足见对黄麓师范关切之深。

开篇言及八月十七日杨青松回信所谈，杨汇报黄麓区农业数据向好。未谈学校合并之事，想来可能有二，一则传言业已澄清，为子虚乌有之事，再则计划合并属实，张向李葆华的建议被采纳，原计划被取消。由史实已知，1960年代黄麓师范未实质发生合并之事，保留在原址办学。

先生再言办学的种种困难，表示已与在京开会的李葆华书记面谈此事，得到“须使这个学校办好”的承诺。但对于黄麓师范的管辖权依然不清晰（民国时期该校为省教育厅管，新中国初期也是省属公办学校，后归巢县管理，现为合肥市属学校），当时应为县属学校，张以为是省和县双重领导，故而给省和县领导同时写信，亦为求稳求全之法。

其次详述所虑三事，交通运输，文化生活，经费困难。

学校地处农村，交通是最大障碍，物资运输尤其紧要，细数所需卡车或马车或人力板车的数量，力求改变当时人力背运物资的窘迫。

要求给学校安装电话，言辞笃定。请求购买电影放映机或放映队下乡时多排场次，或可商量。（当时农村未通电话，信件花费时间较久，安装电话能避免传言扰乱视听，徒增忧虑）

学校地处农村，经费开支较大，且处于负债经营状态，请求拨款纾困。

末尾再提听到的消息，杨青松在黄麓区工作数年，口碑很好，村里群众表示赞许，目前已调回巢县工作，想确认他是否兼顾黄麓区的工作。

由此可见当时信息沟通不畅，依赖传言较多。

据其他资料可知，此三通信后，张治中对学校的关怀一直持续：

1962年张治中慷慨解囊捐资三千元。在一日三餐都限制伙食，几分钱就能糊口一日的年代，三千元在当时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1963年黄麓师范成立30周年，张治中在京题赠“作育光辉”锦旗一面，勉励师生继续努力奋斗。

1964年向学校赠书1800余册。

1969年临终前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学校。

1964年张治中最后一次回乡省亲，最后几日坚持住黄麓师范校舍，曾寄语:“我过去之所以把这个学校一定要办在农村，为的就是促进农村文化。现在这个学校跟以前相比，正如我们的国家一切事情一样，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它有不可估量的前途，我只希望它牢牢地扎根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