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下）

摘要：“未名四杰”是霍邱的骄傲。长期以来，霍邱百姓或者本地文学爱好者对“未名社”和“四杰”的认知来源约有两途：原著（包括“四杰”在未名社时期的译著和他们自身的回忆录）、今人评述，后者渐占主流。

“未名四杰”是霍邱的骄傲。长期以来，霍邱百姓或者本地文学爱好者对“未名社”和“四杰”的认知来源约有两途：原著（包括“四杰”在未名社时期的译著和他们自身的回忆录）、今人评述，后者渐占主流。

俗话说：闻名不如见面，读原著，无疑是与“四杰”最好的邂逅。为了重温经典，公众号特转载乡贤李霁野先生的回忆录，重拾一段真实的“未名”往事。

在一九二六年初，韦素园从当时在北京大学俄文系教书的苏联诗人铁捷克那里，得到一本俄文的《文学与革命》，据说苏联大学用为文艺理论课本。我也买到一本英译本。我们想同译这本书，但他不久就病倒了，就由我一个人动手译。那时我们当然不知道作者是反对列宁、斯大林的，只知他担任苏联红军总司令。

李霁野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下同）

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夜给我的信中说：“ 今日看见几张《中央副刊》，托罗茨基的书，已经译载了不少了，似乎已译完……你的译文如果进行未多，似乎还不如中止。”信末提到广州“现已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我体贴到鲁迅先生远道关怀的盛意，但书已经基本译完了，我仍然不知道作者的反动政治情况，还以为书可以在逆流中起一点作用呢，就冒然把译稿付印了，于一九二八年初出版。

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有几个学生办一个书刊代销社，我们为他们寄去了一包《文学与革命》，被检查出来，由军阀张宗昌致电北京警察局，查封未名社，逮捕了台静农、韦丛芜和我。一周后韦丛芜因病被释。静农和我被关了五十天，因为常维钧尽力奔走营救，也终于被释放了。幸而两个住在我处的地下共产党员于我们被捕前夕走掉了，风波没有扩大。出来后，我译了几篇与牢狱流放生活有关的短篇小说，结集为《不幸的一群》，于被捕周年由未名社印行，作为一个默默的纪念。

李霁野晚年在大理道寓所写作

鲁迅先生在《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于同文中说到的“新式炸弹”一案，却是几乎使未名社三个成员丧生，轰动一时的大奇闻，因为“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妆品的机器。”《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七月记：“三十一日晴……得亚丹信言静农于二十六日被掳。”这一次还牵连了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只是被关一个星期就释放了。这是未名社成员遭受到的又一次迫害。但现在还不是详细记述的时候。

未名社是约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末启封的，我们不改初志，还想继续出版期刊书籍。不久，李何林、王青士因为在故乡霍邱举行暴动事败，被安徽省通辑，逃到北京来，当时谋生很不容易，我们便在景山东街四十号设立门市部，他们参加了未名社的工作。鲁迅先生一九二九年五月回北京省母，曾三次来到未名社，一次畅谈一个下午。王青士同时以未名社工作为掩护，做着地下工作。未名社门市部一时门庭若市，盛极一时。王青士善画，他画的广告很引人注目。这可以算是未名社的黄金时代吧。几个月后，青士离开未名社去专做地下革命工作，何林于秋季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未名社失去了活力。

鲁迅致李霁野札（上） 1929

鲁迅先生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先到厦门大学，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曹靖华远在苏联。韦素园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咯血病倒。未名社已成了星落零散的局面。我们也不善经营，本地和外地代销的书款很难收回来，经济上渐渐不支。我个人绝难维持这个局面，自己的生活同大家的负担也迫使我必须就业，经何林同另一朋友介绍，一九三0年九月，我离开了未名社，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一九三一年三月，静农和我去西山病院看素园，便提出结束未名社的办法来了。

我们决定把未名社的存书出盘给开明书店，各人的书是否给开明继续出版由自己决定。未名社名义取消，不得再用。各人筹的印刷费和应得版税结算清楚，开出清单，通知时一并征求意见。韦丛芜已经接管社事，他说由他去通知鲁迅和曹靖华。我记得当时韦素园因病欠社款，由静农和我以存社之款付还，他自己还有版税，约可还清。鲁迅未支用分文，曹靖华只用少数款，应由韦丛芜以超支之款及他以后从开明应得之版税付还一部分，大部分由开明书店应付未名社之款付还。我以为未名社总算“寿终正寝”，善后的事情也办理得比较妥帖了。

鲁迅致李霁野札（下） 1929

首先使我惊讶的，是看到《鲁迅日记》这条记事：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这我以前是毫不知道的，想是因为照顾素园的病体，这个声明并未公开。前年有些鲁迅先生的书信发表了，许多人来访来信询问，未名社欠先生的版税情况究竟怎么样。那时候实际已经发现了先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给章锡琛的信：“韦丛芜君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项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此后务乞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

但发表那些信的上海期刊不肯发表先生这封信，天津的刊物也都不肯登，不知编辑们持的是什么高见，我只好寄给广州中山大学学报一试，因为它登过鲁迅先生的一篇佚文，很受欢迎。他们把信登出来了，见到的人可以稍释疑团。可是，关于未名社结束时各人版税存欠情况，还有人写信或写材料歪曲事实，用心是不甚可取的。幸而这时候陈漱渝同志告诉我：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着一部分鲁迅先生留下的，李何林书写，台静农、韦丛芜和我签名盖章的未名社结束清单。我去查看，关于各人所筹印费，版税超支或余存数目，如何清还，都写得清清楚楚。这点小事，也可以证明鲁迅先生何等严肃认真。我对先生特别感谢，因为没有这个清单，无法证明事实的真相，而我对这些事情负主要责任，别人怎么说，我也就无法申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