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名四杰”是霍邱的骄傲。长期以来，霍邱百姓或本地文学爱好者对“未名社”和“四杰”的认知来源约有两途：原著（包括“四杰”在未名社时期的著作和他们的回忆录）、今人评述，后者渐占主流。

“未名四杰”是霍邱的骄傲。长期以来，霍邱百姓或本地文学爱好者对“未名社”和“四杰”的认知来源约有两途：原著（包括“四杰”在未名社时期的著作和他们的回忆录）、今人评述，后者渐占主流。

俗话说：闻名不如见面。读原著，无疑是与“四杰”最好的邂逅。为了重温经典，本公众号特转载“未名四杰”之一、乡贤李霁野先生的回忆录，重拾一段真实的“未名”往事。

一九二四年，我除译点短文换取稿费维持生活外，想到试译一本作品。那时候因为鲁迅先生译过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特别喜欢安特列夫的短篇，又因为译文比英美文学原著较为易读易译，我就选定了安特列夫的剧本《往星中》。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李霁野 （图片来源于网络，下同）

利用一个暑假，我把它译完了，韦素园还用俄文原本校了校。我们的外文程度都不太高明，但是我们很认真从事，往往为了一个字讨论争吵半天。我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所以译完后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我们怕鲁迅先生工作太忙，也怕他有大作家的架子，何必去找没趣。

鲁迅先生那时还在世界语专门学校教点书，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他的学生。目寒说，鲁迅先生常常说到少见青年人写作或译书，颇愿发现新人。他平易近人，在课堂上总是谈笑风生，青年人都很喜欢他。他说他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鲁迅先生看一看，即使怎样不成熟，他也不会讥笑。他再三说，鲁迅先生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热诚的人，课后常有一群同学围着他谈天。这样，我就解除了顾虑，把译稿交给他了。

鲁迅先生

《鲁迅日记》一九二四年九月记载：“二十日晴。上午张目寒来，并持示《往星中》译本全部。”“二十一日晴，星期休息……看《往星中》。”这记事我多年以后才看到，很受感动：鲁迅先生不仅记录了收稿的时间，第二天星期日本应休息，却开始看起一个不相识的中学生的译稿来了。目寒当然会说明我是高中的学生，鲁迅先生没有把译稿放置一旁吃灰，他要发现新人的心情是何等迫切呵！

过些天，目寒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对译文还满意，不过有几个地方要改一改，最好同我当面谈一谈。我的高兴是难以言传的。因为《鲁迅日记》没有记载，不记得目寒领我初次去访鲁迅先生的确切日期，我只记得是在初冬一个下午，他已经穿了一件灰色毛衣。接见我们的地方就是“老虎尾巴”，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

鲁迅日记

鲁迅先生确是平易近人的，没有一点架子，我完全不觉得拘束。这以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都先后同鲁迅先生认识了。我们几个都是同一个小镇——叶集人，又是小学同班同学，我们把先生看为尊敬的师长，执礼甚恭，始终如此。先生说我们“小心有余，泼辣不足”，一部分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并没有敢想把《往星中》印出来，也没有请鲁迅先生介绍去发表。但是先生为鼓励我，对处理这个译稿倒有所考虑。一九二五年夏末一天晚上，静农同我访鲁迅先生谈天，先生谈到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特别不愿印剧本和诗歌，因为不容易销售。先生对此很不满，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因此建议我们试办一个出版社，只印自己的译作。他可以筹点印费，先印他的一本译稿，以便能收回钱来印我们的书。稿子他可以审阅编辑。这是出乎我们意外的慷慨倡议，我们当然赞成，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事务工作。

《往星中》 安特列夫著

我们自己是拿不出印费的，但不愿先生独力负担，便由静农和我写信给当时在山西任官的台林逸先生商量。他很快给我们寄来二百元，作为我们四个人筹的印费。他声明此款如能收回，就捐给家乡将要办的女学。林逸在一九一五年辞去官职之后，就在家乡叶集作小学校长，因为无法维持人口逐渐增多的家庭生活，才于一九二五年又到山西去再就官。

他是辛亥革命山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因为清廉耿直，虽然位置很高，却无法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社会改革的主张，所以才回乡办学。他很钦佩鲁迅先生，读过他的著作，也读过一些进步社会科学书籍，因此还因左倾受过一个时期的软禁。以后他受我们请托，保释过好几个同乡的共产党员。

鲁迅先生筹的印费是四百元。他当时的经济情况是拮据的，因为教育部和学校都欠薪，他在西三条购买的房基要大加修理才能居住，他不得不常向朋友许寿裳和齐寿山先生借钱。可是他为帮助几个初相识的青年人，却筹出一笔不算很小的款子。台林逸先生从贫困中回到山西不久，也为我们筹了二百元，使未名社得以成立。以上情况，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现在想起实在特别值得感谢。

曹靖华从韦素园的信知道成立未名社，也寄来五十元印费加入了。所以未名社有六个成员：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由鲁迅领导，也由他建议，以已出的丛刊名“未名”作为社名。

李霁野著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一九二五年九月卅日，鲁迅先生在给许钦文同志的信中谈到：“《未名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这两种都要封面，想托王旅卿兄画之……至于书之内容大略，别纸开上。”这个大略写得十分详细，可看出鲁迅先生做事何等认真，对青年何等爱护负责。先生不仅把书的内容写得简明扼要，他对作者也作了十分中肯的批评。

未名社成立后，鲁迅先生和北洋军阀及其帮凶文人们做政治斗争的文章和行动，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我们对中国前途很乐观。我在青春期所感到的彷徨和苦闷烟消云散，思想和政治倾向比前更为明确坚定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未名社出版了第一本书：鲁迅先生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晴······自午至夜译了《出了象牙之塔》二篇。”这一天是旧历元旦。日记又记：二月“十八日，译《出了象牙之塔》讫。”可见先生工作勤，效率高，因为这二十多天中，他还做了不少其他的事。鲁迅先生译这本书，因为它是“批评文明，批评社会”的，而所批评的虽是日本人，也同样批评了中国人的毛病。鲁迅先生在《后记》中说，这些批评使他“往往觉得有‘快刀斩乱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称快。”

《出了象牙之塔》给我的影响是健康的，特别谈到美国诗人勃朗宁健康乐观的人生观，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摆脱了安特列夫悲观绝望的影响，决定把《黑假面人》（一个更悲观绝望的剧本）只印千册不再版了。

鲁迅致李霁野札（1929）

《出了象牙之塔》约一年卖完了初版三千册，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夜给静农的信中说：“《象牙之塔》出再版不妨迟，我是说过的，意思是再可以移本钱去印新稿。”可见先生何等关怀新人，急于把他们的稿子印出来。

鲁迅先生的论文集《坟》，是未名社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的，二年后再版。前四篇是一九〇七年写的文言论文，是研究先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先生在《写在《坟＞后面》中说：“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所介绍的八个诗人都具有反抗精神，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很为必要。先生在文章中又说：“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看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鲁迅先生在《死》中说，对于怨敌，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这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应当牢记的宝贵遗训。

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开始译《小约翰》，于八月十三日译完。这本书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未名社印出。先生说：“《小约翰》······是一本好书。”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给友人的信中，还说《小约翰》尚佳，是一本还可以读的书。《小约翰》“是一篇象征写实的童话诗”，是“成人的童话”，它的主题思想是：要想摆脱人间苦，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只是一种理想境界，无法达到的。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先在《莽原半月刊》上题为《旧事重提》发表，后来集印成书，由未名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印行。这十篇文章回忆童年往事，诗趣盎然，同时也不忘怀现实，是很有特色的散文。这本书同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诗集《君山》均编入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先生说：“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李霁野先生

除以上说到的几本书之外，未名社印行了韦素园翻译的《外套》和《黄花集》，曹靖华翻译的《第四十一》《烟袋》《蠢货》和《白茶》，韦丛芜翻译的《穷人》《罪与罚》和《格里佛游记》（一、二部），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和《不幸的一群》等二十多本书。除《莽原半月刊外》，续出了《未名半月刊》。《莽原半月刊》连续发表了鲁迅先生的回忆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也首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这是值得怀念的。《未名半月刊》停刊时，鲁迅先生在给我的信上说：“《未名》忽停，似可惜。”回想起来，这些都使我感到欣慰。（待续）

原载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2期

来源：霍邱手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