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剥蚕豆，汗水浸透了后背的灰蓝色衬衫，顺着脊梁骨往下流，蚕豆壳堆在脚边的竹篮里，发出沙沙的细响。

＂儿子，你上哪去？＂我问道。

＂去敲王老头家的门，请他来爸爸的追悼会。＂

1989年的夏天格外闷热。

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剥蚕豆，汗水浸透了后背的灰蓝色衬衫，顺着脊梁骨往下流，蚕豆壳堆在脚边的竹篮里，发出沙沙的细响。

儿子的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我平静的心湖。

王老头，我爸的死对头，一个执拗的老家伙，三十年的宿怨，像一道墙，隔在两家之间。

听说他病了，卧床不起，可我爸的葬礼，他真会来吗？

我和爸爸生活在县城东边的老街区，那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工人住宅区，红砖灰瓦的两层小楼连成一片，家家窗户上挂着蓝白条纹的窗帘，有的人家在窗台上摆几盆吊兰或者绿萝。

这些房子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纺织厂统一分配的，和我爸爸那一代人一样，历经风雨却依然挺立。

每到傍晚，蝉鸣声中，邻居们会搬着竹椅藤凳坐在门口，男人们卷起裤腿，敞开衬衫，讨论着《参考消息》上的国际形势；女人们则择着菜豆，说着家长里短，孩子们在弄堂里你追我赶，嬉闹声和大人们的笑声混在一起，传得很远。

院子中央的大槐树下，那张老旧的水泥桌子是街坊们乘凉的好去处，桌面上刻着几副残缺的象棋格，男人们常在那里对弈到深夜，只借着一盏昏黄的路灯光亮。

那时候的生活节奏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紧密得像这些并排而立的老房子，大院里的事，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我爸李建国和隔壁的王德友，年龄相仿，都是五十年代初从农村考进县里的国营纺织厂。

他们当年是技校的同班同学，一起进厂，一起住进了这片工人宿舍区。

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和王叔每天早上一起骑着二八大杠去上班，黑色的工作服上沾着棉絮，安全帽挂在车把上，一路说笑着消失在街角。

他们曾是厂里的模范工人，照片并排挂在厂门口的光荣榜上，黑白照片里，两人穿着整齐的工装，胸前别着闪亮的奖章，眼神里满是骄傲和希望。

记得小时候，我常听邻居们说：＂瞧李建国和王德友，入厂一起，提干一起，连娶媳妇都差不多时候，这辈子是连在一起的命啊。＂

＂像一对亲兄弟，谁见了都羡慕。＂

那时候，他们互相称兄道弟，家里有了好吃的，总会先送对方一份。

逢年过节，两家会一起包饺子，大人们在客厅里边包边聊，电视里放着春晚，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

每逢星期天，两家人还会一起去护城河边钓鱼，两位老爷子在河岸边的柳树下架起小马扎，掏出那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倒出散装白酒，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吹着牛皮；两家的孩子则在河滩上抓蝌蚪、捡鹅卵石，把裤腿卷到膝盖，在浅水区摸小鱼小虾。

回家时，两位老爷子会把钓到的鱼分成两份，即使只有三条，也要平均分配。

邻居们常说：＂瞧瞧李家和王家，这才叫和睦，比亲兄弟还亲呢！＂

转折发生在1984年，我永远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几年，国企改革的风潮也吹到了这座小县城，厂里决定提拔一批骨干当车间主任，以适应新的生产需求。

爸爸和王叔都是技术能手，都有望升任八车间主任。

厂领导几次下车间考察，找两人谈话，大家都说他们不分伯仲。

最后，厂党委开会讨论后，把位子给了我爸，理由是我爸参加过技术革新小组，为厂里节约了不少成本。

那个消息宣布的那天晚上，整个院子里都能听到王家传来的摔碗声。

我妈正在院子里的水泥槽里淘米，邻居陈大娘凑过来小声说：＂老王家闹得不轻，听说王德友喝了半瓶二锅头，骂骂咧咧的。＂

我妈的手顿了一下，叹了口气：＂这有什么啊，不就是个车间主任吗？何必伤了和气。＂

＂你是不知道，那个位子，一个月多十五块钱呢，还有年终奖金，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百呢！＂陈大娘压低声音，＂再说了，当了干部，以后孩子分配工作也有好处啊。＂

正说着，王叔踉踉跄跄地从他家走出来，脸涨得通红，身子摇摇晃晃，脚步虚浮。

我们院子里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王叔走向我家的方向。

他走到我家门前，抬手就敲，咚咚咚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刺耳。

我爸打开门，看到满脸涨红的王叔，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老王，有事吗？＂

＂李建国，我问你，这个主任的位子，你是怎么得来的？＂王叔的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到，带着浓重的酒气。

我爸皱起眉头：＂王德友，你这是什么话？我凭本事得来的，组织上考察提拔，轮得到你在这胡说八道？＂

＂本事？＂王叔冷笑一声，＂你那点本事我还不知道？当年技校考试，是谁把答案传给你的？要不是我，你早被退学了！＂

这话一出，院子里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我爸脸色铁青：＂王德友，你喝多了，回去睡觉吧。＂

＂我没醉！＂王叔指着我爸的鼻子，＂我就问你，是不是走了后门？是不是给梁厂长送礼了？我都听说了！＂

这句话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我爸多年积蓄的怒火，他一把揪住王叔的衣领：＂你胡说什么！我李建国一辈子清清白白，什么时候送过礼？你喝多了不是借口，这话可不能乱说！＂

王叔挣脱开来，抄起门边放着的一把竹扫帚，朝我爸头上砸去。

我妈尖叫一声，一把拉过爸爸，那扫帚砸在了门框上，木头断成两截，发出清脆的断裂声。

院子里的人赶紧上前拉架，陈大娘的老伴儿和对门的张师傅一左一右架住了王叔，另外几个人则挡在我爸面前。

＂老王，少喝点吧，伤了和气不值当。＂

＂是啊，李建国和你是多少年的哥们，一时得失算什么？＂

王叔满脸通红，指着我爸，声音颤抖：＂李建国，从今天起，咱们恩断义绝！你别以为当了干部就了不起，走着瞧！＂

说完，他挣开众人，踉跄着回了家，重重地摔上门。

从那天起，两家的关系彻底决裂，曾经的兄弟变成了仇人。

两家门对门，却形同陌路。

院子里的公共水龙头成了两家默契的分界线。

王家人打水，看见我家人来了，宁可水龙头开着，也要先走开。

有时两家人不小心碰上，连招呼都不打，仿佛对方是空气；孩子们也被告诫不许和对方家的孩子玩，好像对方得了什么可怕的传染病似的。

最讽刺的是，没过多久，国企改革加速，我爸那个车间主任没当几年，厂里效益就不好了，提前办了内退。

那个他曾经为之得罪老友的职位，也就坐了不到三年，说起来真是可笑。

八十年代末，下岗潮开始席卷全国，我们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

我爸所在的纺织厂因为设备老旧，产品滞销，迟迟不能转型，被兼并重组，大批工人下岗，拿着微薄的补偿金回家。

我爸算是运气好的，提前内退，每月还有些退休金，维持基本生活。

王叔则在改制中失去了工作，只拿到一次性补偿金，之后就靠打零工维持家计，后来听说他在建筑工地上搬砖，虽然同样年过五十，却比同龄人苦多了。

我有时在街上遇到王叔，他的脊背明显比同龄人弯曲得多，步履蹒跚，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妈妈见了，常常叹气：＂老王也是苦命人啊，当年要是不和你爸闹翻，兴许日子会好过些。＂

爸爸从不接这茬，只是默默地抽烟，烟雾在他眼前缭绕，遮住了他的表情。

岁月如梭，两位老人都进入了古稀之年，头发花白，脊背弯曲，只有那份怨恨像是永远埋进了骨头里，成了无法解开的心结。

我爸生前有一套蓝布工装，是他当年评上劳模时厂里发的。

那是1978年，厂里选出十名劳模，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工装，印有＂先进工作者＂字样的红袖章，还有一个小小的奖章。

虽然那套工装如今已经老旧发白，线脚磨损，他却一直珍藏在老式木柜的最底层，用一张报纸包着，上面还压着一块樟脑丸，防虫蛀。

每逢过节，尤其是五一劳动节，他会把工装拿出来，在阳台上晾晒，然后轻轻抚平褶皱，用熨斗小心翼翼地熨平，再折叠整齐，放回去。

他从未穿过那套工装，却视若珍宝。

我曾问他为何不穿，他只是摇摇头，沙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复杂情感：＂留着，留着，好让人记得咱也风光过。＂

有一次，我翻开那套工装，发现内侧口袋里塞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和王叔年轻时的合影。

照片上，两人身穿工装，站在厂门口，互相搭着肩膀，笑得灿烂。

照片背面写着几个字：＂八二车间技术革新小组，建国、德友。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但没敢问爸爸。

我偷偷把照片放了回去，爸爸从未提起过它的存在。

王叔也有件宝贝——一本发黄的《县志》，1985年版的，里面有他的名字和照片。

那是他被评为县劳模那年，记者来厂里采访，他穿着整齐的工装，站在织布机前，脸上带着骄傲的微笑。

听邻居陈大娘说，王叔常常翻阅那本县志，尤其是喝了酒后，会指给小孙子看：＂看见没，这是你爷爷，写进了县志的人物，咱老王家也出过名人！＂

然后，他会轻轻摩挲那张照片，眼神迷茫，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两个老人，都将自己的骄傲和倔强，寄托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上，固执地守着各自的一方天地，谁也不肯低头。

我爸前些日子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县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他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只是在弥留之际，眼睛一直盯着门口，似乎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

临终前，他嘴唇蠕动，想说什么，我凑近了才听清，他说的是：＂老王...＂

仅此两个字，就再没了声息。

办丧事那天，院子里几乎所有邻居都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也都赶来吊唁。

唯独王家的门紧闭着，仿佛那里根本没有人住。

红白喜事，在我们这个年代，是邻里之间必须互相帮衬的大事，不管平时关系如何，这种时候都应该放下成见。

王叔的态度，让院子里议论纷纷。

＂老王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李建国都走了，还记着那点旧恨？＂

＂是啊，都三十多年了，还不能放下？＂

＂听说老王前几天住院了，病得不轻呢。＂

＂那也不是理由啊，李建国一辈子忠厚老实，又没害过谁...＂

议论声不断，我只是默默地布置灵堂，心里五味杂陈。

＂爸，我想请王爷爷来送送爷爷。＂儿子小军站在我面前，眼睛里闪烁着倔强。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爷爷和王爷爷虽然不说话，但他们是一辈子的工友啊，我相信爷爷会想见他最后一面的。＂小军继续说道，声音坚定。

我没有反对，只是不确定王老头会不会来。

毕竟，那道坚硬的心墙已经矗立了三十多年，风吹不动，雨打不透。

小军敲了三次门，才听见屋里传来拖鞋的声音。

门开了一条缝，是王叔的小儿子王明。

＂怎么是你？＂王明显然有些意外，眼睛下有浓重的黑眼圈，看起来很疲惫。

＂王叔，我爷爷去世了，今天是追悼会，我想请王爷爷也来送送我爷爷。＂小军声音清晰地说道，站得笔直。

＂这...＂王明一时语塞，手扶着门框，＂我爸身体不好，前两天还发了高烧，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要卧床休息。再说...＂

话没说完，屋里传来王老头沙哑的声音：＂谁来了？＂

＂李家的孙子，请您去参加李建国的追悼会。＂王明回答道，语气有些犹豫。

屋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是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咚咚咚，沉重而缓慢。

王老头摇摇晃晃地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旧睡衣，头发凌乱，比我记忆中瘦了许多，脸颊凹陷，眼窝深陷，只有那双眼睛依旧锐利，仿佛藏着一团不熄的火。

＂回去吧，我不会去的。＂王老头的语气冷淡，却没有往日的那种憎恶，更多的是一种疲惫和复杂。

＂他都走了，咱们之间的事，也该结了。＂

小军没有动，倔强地站在那里，像极了年轻时候的爷爷：＂王爷爷，我知道您和我爷爷有过节，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您们曾经是好朋友，在一个厂里工作了大半辈子。我爷爷生前其实很想和您和好的，他把您们年轻时的照片一直放在工装口袋里...＂

＂够了。＂王老头突然提高了声音，打断了小军的话。

他的手紧握拐杖，指节发白，似乎在强忍着什么。

＂有些事，不是你这个年纪能懂的。回去吧。＂

说完，他转身要进屋，却被王明拦住。

＂爸，李叔叔都走了，您真的不去送送他吗？＂王明低声说，＂这么多年了，该放下了。＂

王老头盯着儿子看了几秒，突然苦笑一声：＂你们这些年轻人，哪懂得我们那一代人的死脑筋？＂

他挥挥手：＂行了，回去吧，我累了，要休息。＂

说完，他关上了门。

回家的路上，小军一言不发，眼眶红红的。

我知道他是真心想让两位老人的恩怨在最后时刻有个了结，可惜事与愿违。

我拍拍他的肩膀：＂别难过，你已经尽力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尊重王爷爷的决定。＂

小军点点头，但眼神里的失落却没有减少。

追悼会在下午三点开始。

天空阴沉沉的，似乎随时会下雨，和人们沉闷的心情很是相配。

厂里的老同事们都来了，穿着整齐的衣服，神情肃穆。

老书记、老厂长，还有当年车间的工友们，一个个上前献花，说着对我爸的追思之词。

＂李建国是个好同志，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精湛...＂

＂建国一辈子踏实肯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记得那次技术改造，多亏了建国的点子，为厂里节约了不少成本...＂

这些话语在灵堂中回响，勾勒出父亲一生的轮廓。

我站在灵堂一侧，接受着大家的吊唁，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空洞感，仿佛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正当仪式进行到一半，院子里突然传来骚动。

有人低声惊呼：＂你们看，是老王！＂

我抬头一看，竟是王老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胸前别着一枚已经褪色的奖章，由他儿子王明搀扶着，缓慢地走进来。

那套工装明显有些大了，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瘦削的身上，却被熨得一丝不苟，没有一点皱褶。

全场一片寂静，连哭声都停了。

王老头步履蹒跚地来到灵前，众人纷纷让开一条路。

他站在我爸的遗像前，深深地凝视着，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情感。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县志》，轻轻放在了我爸的遗像前。

＂李建国，你走得挺突然。＂王老头的声音沙哑却清晰，在寂静的灵堂中格外醒目。

＂咱们当了一辈子的邻居，也斗了一辈子气。说句实话，这些年，我常想找你说说话，可这张老脸挂不住啊。＂

他停顿了一下，用颤抖的手指了指那本《县志》：＂这本县志，有你的名字，也有我的。咱们都是厂里的功臣，何必为那点破事记恨一辈子？＂

我惊讶地望着那本县志，不记得我爸的名字什么时候进了县志。

王老头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苦笑一声。

＂厂里1980年评选的十大功臣，都记在县志里了。他从没提过？＂王老头摇了摇头，＂哼，我猜也是，这个倔脾气。＂

他指着县志，声音低沉：＂我这本是第二版，特意找人买的，因为里面有咱们两人并排的照片。那时候，我们都是厂里的骄傲啊。＂

我走上前，翻开县志，果然在＂地方工业模范＂那一页，我爸和王叔的黑白照片并排印在一起，年轻的脸庞上带着骄傲的微笑，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我眼前浮现出小时候的情景：两个男人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背影，星期天一起钓鱼的欢声笑语，院子里两家人共同包饺子的温馨场面...

一切恍如昨日，却又那么遥远。

＂他没跟你们提过这事？＂王老头问，声音有些颤抖。

我摇摇头，喉咙有些哽咽，说不出话来。

＂呵，他跟你们说过我的事吗？＂王老头又问。

＂常说。＂我回答，声音也有些发抖，＂他说您年轻时是全厂技术最好的钳工，说您能把废铁皮都变成好零件。还说当年您和他一起改进织布机，为厂里节约了几万块钱。＂

王老头愣了一下，眼圈突然红了。

他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这老东西，背后说我好话，当面却连个招呼都不打。＂

他苦笑一声：＂这些年，我以为他恨我，其实我也恨他。可现在想想，那都是什么事啊，不就是个车间主任吗？＂

灵堂里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打断。

王老头缓缓说道：＂前些日子我病了，住了一周医院，躺在病床上，回想这一生，突然觉得可笑。咱们这辈子，拼死拼活地工作，争名夺利，到头来不都是一把黄土？何必把那点恩怨记这么久？＂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年轻时候，我和你一起在车间加班，你给我递水喝，我给你送盒饭。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湿了...＂

王老头对着我爸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弯腰的时候，身子有些摇晃，但他坚持完成了这个动作。

＂李建国，咱们这一代人，吃的是苦，受的是累，争的那点虚名，到头来又算什么呢？你走了，我也时日无多。这本县志，咱俩的名字印在一起，就当是咱们这辈子最后的缘分吧。＂

说完，他直起身子，却因用力过猛，身子晃了一下。

王明赶紧扶住他，可王老头却坚持自己站好，倔强地挺直了腰背。

我突然发现王老头穿的那件工装，款式和我爸珍藏的那件一模一样，领口处同样绣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胸前别着的也是同样的奖章。

＂您这件衣服...＂我指着他的工装，声音有些颤抖。

＂啊，这个啊。＂王老头低头看了看，嘴角浮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是1978年厂里发的，当年全厂只有十套，一人一套。我一直舍不得穿，今天特意穿来的。＂

他摩挲着衣袖，＂当年我们穿上这身工装照相的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多神气啊！＂

我鼻子一酸，赶紧回屋，从柜底取出爸爸那套从未穿过的工装。

当我把它展示给王老头看时，他愣住了，然后笑了，那笑容中有释然，也有悲凉。

＂你看，咱们这些老家伙，固执得可笑。同样的衣服，他珍藏着不穿，我也珍藏着不穿，到头来，不都是一场空吗？＂

灵堂里的人都沉默了，有人悄悄擦拭眼角的泪水。

这一刻，曾经的恩怨在死亡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三十年的积怨，在这一刻冰释。

追悼会结束后，王老头提出要去我爸的灵前单独坐一会儿。

我们都退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

透过窗户，我看见他坐在我爸的遗像前，嘴唇蠕动着，仿佛在倾诉着什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壶，倒了两杯酒，一杯放在遗像前，一杯自己端着。

他举起杯子，说了什么，然后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我翻看王老头留下的县志，在我爸和王叔的照片下方，发现了一行小字：＂八二车间李建国、王德友同志，技术革新小组骨干，共同改进织布机传动装置，为厂里节约原料数十万元，精神可嘉。＂

我这才明白，他们年轻时确实曾经并肩战斗过，共同为那个年代的理想奋斗过。

只是后来，一时的成败得失遮蔽了他们的眼睛，让那份珍贵的情谊在时光中慢慢风化。

但在心底最深处，那份情谊从未真正消失。

第二天，我在整理爸爸遗物时，在那套工装的内衬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对折的纸条，已经泛黄，上面是我爸的笔迹：

＂老王，这么多年了，当年的事，我心里有愧。其实那个主任，厂里原本是要给你的，是我私下去找了梁厂长，说非要这个位子不可。我知道你恨我，我也不怪你。等我哪天有勇气了，当面跟你道个歉。如果等不到那一天，希望你看到这张纸条后，能原谅我。老伙计，对不住了。李建国。一九八九年三月。＂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爸爸为何在临终前念叨王叔的名字，也明白了他为何从不穿那套工装。

那不仅是他的荣耀，更是他的愧疚。

父亲出殡那天，天空放晴，阳光明媚。

王老头强撑着病体，坚持送别。

我们劝他回去休息，他却固执地摇头：＂三十年前的恩怨，让我欠了他三十年的情谊。今天，是我唯一能还的机会。＂

当灵车缓缓驶出院子，王老头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铜制的小哨子，对着灵车的方向，用尽全力吹响。

那是当年厂里组织工人集合时用的军哨，刺耳却熟悉的声音在老旧的院子里回荡，惊起几只栖息在槐树上的麻雀。

＂李建国，走好！＂王老头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带着哭腔，＂来生再见，咱们还做工友，还一起在机台前并肩战斗！＂

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闪闪发光，像是年轻时的希望和激情重新燃起。

在场的老工人们不约而同地立正站好，向灵车敬礼，仿佛送别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时代。

父亲下葬三个月后，王老头也走了。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与我父亲相邻的墓地。

两位老人，生前为一时之争隔阂了大半生，如今长眠于黄土之下，终于重归于好。

他临终前，握着儿子王明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李建国的儿子，我看了那张纸条，我早就原谅他了，只是这张老脸...实在拉不下来...＂

我和王明整理两位老人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我爸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1978年厂里评选劳模时的合影，照片上他和王叔站在一起，笑得灿烂，背后是厂里的大红旗，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豪迈气息。

而在王老头的抽屉里，也有一张同样的照片，只是已经泛黄破损，边角都卷起来了，但被小心翼翼地用透明胶带粘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袋子上写着：＂与老李合影，永久保存。＂

我们相对无言，只感叹人生的遗憾与荒谬。

那些曾经看似重要的争执，在生命的长河中，终究如过眼云烟。

而那些珍贵的情谊，却常常在我们意识到其价值时，已经来不及挽回。

或许，这就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当我们放下执念，放下面子，愿意和解时，时光已经不饶人了。

如今，每逢清明节，我和王明会一起去扫墓，带着儿孙们，讲述两位老人的故事。

我们把他们的照片并排放在墓前，点上香，倒上二两散装白酒，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们未竟的友谊。

我们希望后辈能够记住：人这一生，得失成败都是过眼云烟，唯有那些真挚的情感和羁绊，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

有时，我会想起王老头临终前对我说的话：＂你知道吗？我和你爸，其实一直都惦记着对方。那天我去送他，穿上那套工装，是想告诉他：李建国，咱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啊。＂

岁月如梭，世事沧桑。

在这座日渐现代化的小城里，我们那条老街已经拆了大半，曾经熟悉的邻里也渐渐搬离。

老式的纺织厂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和购物中心。

那个曾经热闹的工人大院，也只剩下照片中的模样。

但每当我路过那片旧址，仿佛还能听见两位老人年轻时的笑声，和他们在工厂门口吹响的集合哨声，远远地，从记忆的深处传来。

那声音，像是从远山飘来的回响，穿越时光，提醒着我们：人间万事，得之坦然，失之淡然。

唯有放下执念，才能看清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一段往事，一生教训，终成一曲悠远的回响，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

来源：天涯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