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大学英语教程中国文化导入分析

B站影视 2025-01-06 00:02 2

摘要:根据教育部2020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大学英语课程中亟需导入中国文化内容,以增强学生的母语文化意识和中国文化传播能力。近年已推出多部中国文化英语教程,这些教程中的文化内容是否适合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和文化传播规律有待研究。通过对十部大学英语教程单元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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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教育部2020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大学英语课程中亟需导入中国文化内容,以增强学生的母语文化意识和中国文化传播能力。近年已推出多部中国文化英语教程,这些教程中的文化内容是否适合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和文化传播规律有待研究。通过对十部大学英语教程单元主题的统计分析,发现94%的单元介绍物质、行为和精神文化,仅有6%的单元介绍制度文化。另外,只有少数选文采取了比较或“他者”视角。基于文化功能和文化传播理论,对进一步优化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主题、选文视角及教学方法提出建议。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程;文化功能理论;中华文化导入;制度文化;“他者”视角

1. 引言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传播中华文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2020)。由于英语是英、美、澳等国的母语,而语言又是母语文化的主要载体,加上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和大力进行文化输出,故我国过去40多年的大学英语课程,在教材内容和课程设置两方面,都存在重英美文化、轻非英语国家文化和本土文化的问题(黄浩平 张琳瑜,2021;张汉娇,2021)。这导致学生学习、了解,甚至接受了较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对非英语国家和本国文化了解较少,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层认识和批判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较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症(李光敏,2021;胡丽英,2022;张汉娇,2021)。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大学英语课程急需“去英美中心化”,导入更多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元素,特别是中国文化元素。另外,跨文化交际教学要增强学生的文化批判意识,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袁小陆等,2017)。为了响应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近年来,不少出版社积极行动,推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感悟中国——中国文化英语阅读教程》(黄建滨主编,2008年10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叶朗 朱良志编,2010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教程(英文)》(薛荣主编,2014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侯香浪 何明霞主编,2015年9月)等。这些教材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然而,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究竟要导入哪些中国文化内容,如何进行文化教学,目前的教材选编是否合理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对近年来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十部中国文化英语教程的单元主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尝试从文化功能理论和文化传播理论视角,提出进一步优化教程主题结构和内容的建议。

2. 文化功能理论

要进行文化导入和文化教学,必须深入理解“文化”这个概念。余英时(1987)把文化分为四个层次:(1)物质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产品的总和,是可视可触的具体实在的事物;(2)制度文化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3)风俗习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以及(4)价值文化层——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陈华文(2009)在总结了众多文化学者的文化定义和文化分层后,把文化分为以下四个层阶:(1)物质文化,包括生产生活工具、衣饰、居室等;(2)行为文化,包括习惯性问候、称呼等。(3)制度文化,包括形成文字的法律规范和未形成文字但却在践行的民间约定或法规。(4)精神文化,指不可视的文化,例如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价值观点,以及审美习惯等。

英国人类学家、文化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2002)认为,文化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物质设备,如器物、房屋、船只、工具、武器等,这是文化中可视的、最鲜明的方面。二是精神文化,这是文化中不可视的部分,包括知识,道德、宗教、经济价值体系、社会组织方式及语言等。马氏又把语言从精神文化中分离出来进行探讨。三是语言,语言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关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四是社会组织,这是物质设备与精神文化的混合体,例如家庭、市镇、教会、帝国等。社会组织的物质设备是其可视部分,依靠规则或法律手段进行维系,而这些规则和手段的内在根据则是精神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强调文化的功能性,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必须在功能和动态关系中理解各个层级的文化。例如,物质设备必须与精神文化相配合,才能发挥功能,成为社会生活的推动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相互作用和彼此依存的。要认识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必须结合这些可视器物的功能及其背后的精神文化。同样,要认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也必须结合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

文化分层和文化功能理论,对大学英语课程中文化内容的导入方法和各层级文化的教学方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全可视、半可视到不可视文化的顺序,以及认知和理解的难易程度,把文化分为以下四个层级:(1)物质文化,如建筑、交通工具、服装、餐具等;(2)行为文化,如生产活动、节日活动、庆典、舞蹈等;(3)制度组织文化,如公司制度、学校组织结构、教会、婚姻制度、司法制度等;(4)价值精神文化,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独立等。大学英语课程的几个级别是由易入难的,与这四个文化层级的认识难易程度基本对应。所以,大学英语课程中的中国文化教学,可以按照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精神价值文化从低层到高层依次进行。另外,制度组织文化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混合复体,可以集中反映中外文化差异,加之西方文化对大学生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层面(程为民 熊建生,2016;郝桂荣 李本智,2015;郑玲,2015),故可以考虑把制度文化作为大学英语课程中中国文化选文和教学的重点。

3. 十部中国文化英语教程单元主题统计

目前大学英语课程中的中国文化导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传统的大学英语阅读、听说和写作教材中,加入部分中国文化内容。另一类是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的英语教程。在本文中,我们专注后一类教材。

我们将以下面十部教程为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感悟中国——中国文化英语阅读教程》(黄建滨主编,2008年10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叶朗 朱良志编,2010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教程(英文修订版)》(薛荣主编,2014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侯香浪 何明霞主编,2015年9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束定芳主编,2016年3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英语畅谈中国文化》(王志茹 陆小丽主编,2017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阅读教程》(黄建滨 金忍冬主编,2018年7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胡光主编,2019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语阅读教程1》(崔校平主编,2019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语阅读教程2》(崔校平主 编,2019年12月),统计这十部教材中的单元主题。这十部教材分别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四家双一流大学出版社出版,皆为出版大学英语教材的重镇,具有一定代表性。统计数据如表1:

统计方法说明如下。参考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文化学者的文化分类,笔者把文化分为四个层级——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价值)文化。在每个层级下面,又分成若干文化子类。例如,在物质文化层级又分为饮食、旅游景点(建筑园林)、服饰器物、人口地理四个子类;行为文化又分为节日、习俗工艺、曲艺体育和科技四个子类。当然,这些文化子类并非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全部子类,只是我们考察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中主要涉及的文化子类。另外,有些文化子类属于哪个文化层级,可能有待商榷。例如,中医(包含推拿、刮痧)中有科学成分,也有行为成分。另外,中国历史和名人归在物质、行为和制度文化层似乎都不妥,所以暂且归在精神(价值)文化层级。有些子类的划分和归属比较困难,正说明文化的各个层级之间是相互关联和互动的。

在单元主题统计方面,如果教材由8个或8个以上单元构成,每个单元的主题相对集中,则按单元统计文化子类。除叶朗、朱良志编《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之外,其他九部教程都按照单元统计其文化子类。若一个单元包含两个主题,每个主题算0.5个单元。叶朗、朱良志编《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仅分为四个大板块,每个板块课文主题相对分散,所以按24个单元统计文化子类。

4. 数据分析、问题及对策

4.1 文化主类和子类分布分析

十部教材共包含130个单元,介绍物质文化的共31个单元,占单元总数的24%;介绍行为文化的单元共43个,占全部单元总数的33%;介绍精神价值文化的单元共48个,占单元总数的37%;这三个文化层级的单元占单元总数的94%。介绍制度文化的单元最少,共8个单元,占单元总数的6%,如图1所示。

文化子类共分为15项,按占比由高到低排列,如图2。旅游景点、文学艺术、科技、工艺习俗、历史名人占比名列前五,占全部单元的55%,即这5个主题在十部教材中重复率最高。其中,高居榜首的是旅游景点(含建筑园林)介绍,共17篇。十部教材中9部都有“旅游景点”单元,而且外研社《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中有5个单元介绍旅游景点,当然,这跟这部教材我们是按24个单元统计的有关;《中国文化英语阅读教程》中有3个旅游景点单元;《英语畅谈中国文化》中有2个旅游景点单元。

文学艺术主题比例也较高,十部教材中有9部有这个主题,其中外研社《中国文化英语教程》有4个单元涉及这个主题,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教程(英文)》有3个单元涉及文学艺术,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英语教程》有2个单元涉及该主题。哲学、曲艺体育、语言文字、饮食和节日这五个主题单元数量居中,占34%。介绍服饰、宗教、教育、人口地理和国家制度的单元最少,共占11%。其中介绍国家制度的单元只有1个,介绍人口地理的单元也只有1个,介绍教育的单元有2个,介绍宗教的单元有5个。而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制度组织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混合复体,像教会、高考制度、选举制度等组织和制度,最能反映中外文化差异。而且,研究显示,大学生的文化误区和盲区主要表现在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层面(程为民 熊建生,2016),故大学英语教材中应有更多单元介绍制度和组织文化。

4.2 层级联动教学法

如前所述,文化的四个层级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说,物质文化(比如服饰、建筑)是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价值文化分不开的。在目前大多数教材四个文化层级引入不均的情况下,例如制度文化只占6%,精神价值文化占48%,还有一些文化子类(例如爱情婚姻、亲子关系等)未有选文的情况下,在教学方面,可以用四级联动教学法来弥补。

所谓层级联动教学法,就是根据文化层级相互作用和彼此依存的原理,在进行一个层级文化教学的时候,不仅仅停留在该层级,而是深入到相互关联的其他层级。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祠堂(ancestral hall),仅看建筑,属于物质文化形态,但深入进去,包含着丰富的其他文化层级内涵。在进行文化教学时,可仅从物质文化层面——祠堂的建筑样式和格局来讲解。也可上升到行为文化层面,讲解祠堂的用途和举办的活动,例如用于祭祀祖先,也用于为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等大事,以及族亲们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更高层次的文化教学,则可以讲解祠堂的制度文化和精神价值。例如,在制度层面,祠堂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制度和族规。从精神价值层面来看,祠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方面起着团结族人、约束族人行为、族群内互帮互助的作用,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通过惩治违反族规的族人、树立贞节牌坊等举措,起着道德法庭的作用,对人民的精神思想形成一定的禁锢。

再比如,舞蹈和音乐演奏属于行为文化,但舞者的服饰和演奏音乐时使用的乐器,如琵琶、古筝、摇铃、钢琴、乐谱等,属于物质文化,舞蹈和音乐里蕴含的思想又属于精神价值文化。因此,一支舞蹈或乐曲就可以从文化的四个层面进行讲解,这样的联动教学法,既可以弥补教材中文化层级分布不均的缺陷,又可以使文化教学变得有趣而深入。

4.3 其他问题

4.3.1缺乏比较文化视角的选文

跨文化传播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复杂的主体间行为过程,传播者和接受者是“互为主体”的,而非简单的主客体关系。传播包括传播者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对接受者的理解,以及针对反馈调节传播行为三个方面(雷亚平,2023)。文化传播的三个方面——理解自身文化、理解接收者文化,以及文化互动,都需要关注接受者文化。首先,若要深入全面地理解母语文化,必须用其他文化作为参照。如果对传播者自身的文化与接受者文化进行深入比较,传播者就能用一种新的眼光观照自身文化,发现之前没有发现的母文化的独特之处和优势。

这十部教材都是中国文化英语教材,其目的是帮助大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从理解母语文化的角度来看,采用比较文化视角,可以加深学生对自身文化的全新理解。例如,介绍(中)国画的单元或篇目,只有与西洋油画或日本浮世绘等外国画派的主题和艺术技巧进行对比介绍,才能凸显国画的独特之处,从而进一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追求和生活理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语阅读教程1》第7单元Text 4在介绍中国戏曲(Chinese Drama)时提到,中国戏曲、希腊悲喜剧,以及印度梵剧,被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这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可惜文章随后仅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而未提及其他两种戏剧。若能在介绍中国戏曲特点的同时,也介绍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的艺术特点和经典剧目内容,就能把中国戏曲融入世界戏曲当中。通过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的主题和技巧,来反观中国戏曲主题和艺术手法。这样,中国戏曲的民族性才能凸显出来。

同样,还以4.2节联动教学法里的中国祠堂为例,如果能与西方的基督教教堂进行对比教学,会有更大的启发性。西欧和中东等地区重商轻农,人民迁移度高,家族势力相对较小,人们需要的精神寄托就体现在教会组织里。在这些地区,教会就发挥着跟我国封建社会的宗祠类似的作用。一方面,教会给信教群众提供敬畏上帝、团结友爱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教会的规范和要求也对信教者的思想形成一定的禁锢。例如,19世纪美国作家霍桑的著名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表现的就是基督教对北美殖民时期人民精神的禁锢。这样的比较教学,可以加深中国文化英语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4.3.2缺少“他者”视角的选文

接受者作为传播行为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其“前理解”或已有认知对于传播效果的达成至关重要。如果不了解外国学者或公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即不知道他们的已有“知识图景”(schemata)(Fiske & Linville,1980),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就不知该向他们介绍什么或跟他们讨论什么,又何谈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主体不仅要深入理解自己要传播的信息,还要深入了解接受者的前理解和接受意愿,二者结合才能带来有效传播。例如,找到二者的异同,建立文化的“重叠区”,或者若能洞察接受者自身文化的困境或短板,那就不但可以找到交流的支点,而且传播信息就会对接受者产生巨大吸引力(雷亚平,2023)。所以,了解“他者”视角对中国文化传播至关重要,阅读采用了西方视角的选文,就为学生了解西方观点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要使传播顺畅有效,不但要对自身文化了然于心,还要对接受者文化了然于心,了解其独特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体系,以及接受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前知识”或已有认知。没有对接受者的了解,也无法完成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

但根据我们对这十部教材中选文视角的考察,从“他者”视角介绍中国文化的篇目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几篇是从外国友人的视角介绍中国文化的某个侧面。例如,《感悟中国——中国文化英语阅读教程》Unit 4主题是Chinese Concept of “Face”,从戴维·波纳维亚(David Bonavia)——20世纪70年代英国《时代》周刊第一位驻北京记者——的视角,剖析了中国人的爱“面子”思想和行为。这部教材还有其他几篇从外国人视角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值得肯定。但从十部教材总体来看,“他者”视角的文章占比很少,不到5%。而且多是一些介绍节日、旅游景点、行为习惯等物质或行为文化的杂文,较少涉及文化的较高层级——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因此,可以选用一些国外重要学者论述中国文化的文章,例如德国启蒙主义鼻祖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所著的《中国近闻》(Novissima Sinica, 1699),在欧洲影响很大。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两大文化,盛赞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崇拜上帝,是因为他们尊崇最高的理性(袁定基 华少库,1995)。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著《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颇有精辟之见。例如,他认为,在艺术上,中国人讲究美妙;在生活上,中国人追求合理;中国人不崇尚勇敢和凶狠,也不喜欢一览无余的直白的热情(罗素,2006)。另外,当代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1947—)充分肯定中国人把一切关系——社会的、政治的,甚至是宇宙关系——都视作家庭关系之延伸或投射的哲学观,认为儒家哲学对“家庭情感”的强调,可以帮助今天越来越割裂的世界获得一种亟需的团结意识(罗思文 安乐哲,2010)。当然,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未必全然正确或客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并与西方文明的某个方面或西方社会现实存在关联(relevant)。但这样的文章也可以激发大学生的批判思维和积极思考,帮助他们在挑战中认识自己的文化。

5. 结语

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融入,是当前国家与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大学英语课程中中国文化引入的不断深化,对大学英语教程中文化引入情况的研究也必须跟上。大学英语课程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无论教材编写还是相应的教学方法,都必须以相关理论为依据。本文在统计分析了十部大学英语中国文化教程中单元主题的分布情况后,以文化层级理论和文化传播理论为依据,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单元主题、选文视角和教学方法的建议,认为需要增加介绍制度组织文化的单元,因为制度组织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价值文化的混合复体,又是大学生文化误区和盲区的主要所在。另外,需要增加比较视角和“他者”视角的选文。此外,可以采用文化层级联动教学法,以弥补目前教材中文化层级分布不均的不足,增强文化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引入中国文化内容,并培养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需要研究的方面很多。一方面需要考虑选文与传播者——大学生已有知识的对接,考察引入的中国文化内容是否针对他们的知识盲区和误区;另外,还要考虑引入的英语文章的难度和深度,是否与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吻合。另一方面,需要考虑选文与接受者的对接,中国文化传播可能的接受者包括外国大学生、外媒、外国政府官员、外国普通民众等,这些人员来自不同国家和阶层,要全面了解接受者的“前知识”和已有观念并非易事,需要了解海量的“他者”视角,以及与接受者的互动。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大学英语教程文化导入的合理性和不断改进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提供了方向。另外,由于文化范围的庞杂,本文的文化层级分类和文化子类的划分可能不够完善,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本文首次发表在《语言教育》2024年第4期)

来源:永大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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