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老李头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眼神凶狠得像秋天地里的镰刀。

铁锹与承诺

那年盛夏，蝉鸣如沸，热浪一阵阵袭来，仿佛要将整个县城烤化。

我站在医院走廊上，掌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膛。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老李头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眼神凶狠得像秋天地里的镰刀。

＂对不起，叔叔，是我用铁锹把小刚拍倒的。＂我十五岁，声音颤抖如同风中的柳枝。

那是1985年，计划经济刚刚松动，改革的春风还未完全吹进我们这座小县城。

我家住在县城东街的筒子楼，一个铁锹，一个冲动的决定，就这样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

那时候的筒子楼是最典型的单位分房，一排排灰砖瓦房，门对门，窗对窗，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全都逃不过邻居的眼睛。

小刚是邻居李家的独子，比我大两岁，人高马大，从小就是院子里的＂小霸王＂。

那个闷热的夏日下午，我从学校回来，书包里装着刚发下来的期末考试卷，语文考了92分，我心里美滋滋的。

一进院子，就看见我弟弟小军蹲在我家门口的墙角抽泣，衣服破了，膝盖擦伤流血，像被雨水打湿的小花猫。

＂咋啦？谁欺负你了？＂我蹲下来，掏出手帕给他擦眼泪。

小军抽抽搭搭地告诉我，是小刚推的他，就因为他不小心踩到了小刚刚买的解放鞋。

一股无名火瞬间窜上我的心头，爹常说：＂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虽说女孩子要温柔，但打小我就认定一个理儿——欺负我可以，欺负我弟弟，门儿都没有！

我放下书包，拿起靠在院子墙边的铁锹就往对门去了，那把铁锹是爹平日翻地用的，锹面已经磨得锃亮，木柄上还留着爹手心老茧的痕迹。

不料刚到李家门口，小刚正好出门，头发油光锃亮，一身体面的学生装，胸前别着一枚红领巾，端的是一副＂好学生＂模样。

＂你推我弟弟？＂我质问道，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关你屁事！＂小刚抬着下巴，一脸不屑，＂你弟弟那个窝囊废，踩了我的新鞋还不认错。＂

我也不问青红皂白，一股怒火从脚底直冲脑门，举起铁锹就朝他拍了过去。

＂咚＂的一声闷响，他倒在地上，后脑勺磕在门槛上，鲜血顺着他的黑发流出来，染红了那条鲜艳的红领巾。

＂杀人啦！救命啊！＂李婶的哭喊声响彻整个院子，像一把重锤砸在我的心口。

我愣在原地，手中的铁锹＂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把铁锹，从此成了我和小刚之间无法抹去的记忆。

邻居们闻声赶来，有人七手八脚地把小刚抬上三轮车，送往县医院；有人把我拉到一边，说我＂莽撞＂＂不知轻重＂；还有人跑去通知我父母。

父亲下工回来后，没说一句重话，只深深叹气：＂闺女，你咋这么冲动呢？＂他的眉头紧锁，像化不开的疙瘩。

母亲则抹着眼泪，拉着我去李家赔罪，临行前从箱底取出积攒了半年的二十块钱票子，那是她准备给我做冬衣的钱。

＂李大姐，孩子不懂事，给您家添麻烦了，这点钱先拿去应急。＂母亲双手递上钱，声音微微发抖。

李婶接过钱，眼泪簌簌落下：＂要不是我们俩关系好，这事没完！＂

院子里的人指指点点，说我＂野丫头＂＂缺心眼＂，说我家＂管教不严＂。

我低着头，像霜打的茄子，几乎无地自容。

第二天，学校老师找我谈话，让我写检讨，反思自己的行为。

＂虽然你是为了保护弟弟，但用铁锹打人太过分了，知道吗？＂班主任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我低着头写检讨，羞愧难当，眼泪一滴滴落在纸上，洇湿了几个字。

晚上，我鼓起勇气独自去医院看小刚，手里提着家里仅有的一个苹果和两个煮鸡蛋。

推开病房门缝，见他独自躺着，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苍白如纸。

我放下水果和鸡蛋，转身要走，却听见他冷冷地说：＂是你啊，胆小鬼。＂

我愣住了，转过身：＂你...还好吗？＂

＂没死成，让你失望了。＂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倔强和怨气。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头道歉。

＂记住你欠我的。＂他撇过头去，不再看我。

从那以后，我有时间就去医院看他，帮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偶尔给他带些家里的饭菜。

慢慢地，我发现这个表面嚣张的男孩其实心地不坏，只是被家里娇惯，缺少约束。

他的父亲李叔是县钢铁厂的工人，厂里效益好，家境在我们院子里算是数一数二的。

李婶从来舍不得给儿子说＂不＂，小刚的性格也就跟着养歪了。

＂你家里什么情况？＂有一天，他突然问我。

＂我爹是建筑工地的手艺人，常年在外；娘在纺织厂做女工，还有我和弟弟上学。＂我老老实实回答。

＂怪不得你这么拼命护着弟弟。＂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家就俩娃，顶门立户的事以后还靠他。＂我说着爹常挂在嘴边的话。

＂你们家想让弟弟考大学？＂

＂嗯，我娘说了，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

＂那你呢？＂

＂我啊？＂我愣了一下，＂我初中毕业就去找活干，帮家里减轻负担呗。＂

他沉默了，过了好一会才说：＂你不笨，为什么不继续读？＂

我被问住了，从来没人问过我想不想读书，在我家，女孩子能识字算数就够了。

就这样，我和小刚从敌对慢慢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朋友关系。

他出院后，两家的关系依然紧张，但不再像之前那样水火不容。

小刚恢复得不错，除了偶尔头疼，基本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让人惊讶的是，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从班级中游蹿升到了前三名。

那年冬天，北风呼啸，我放学回家，发现小刚在院子里等我。

＂喏，给你。＂他递给我一本《高中物理基础》。

＂干啥？＂我不解地问。

＂你初三了，物理难，这书讲得浅显，对你有帮助。＂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傲慢，但眼神却躲闪着。

我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铁锹姑娘，别轻易认输。＂

那一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比冬日里晒在窗台上的阳光还要温暖。

初中毕业那年，我拿到了县里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却犹豫了。

＂家里哪有钱供两个娃一起读高中？＂母亲愁眉不展，＂你弟弟成绩好，以后能考大学，咱家得先保他。＂

＂可闺女这成绩...＂父亲欲言又止。

我知道，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女孩子读书常常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李叔和小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听说你闺女考上重点高中了？＂李叔开门见山，＂我家小刚说，你闺女脑瓜子亮，就是少了些机会。＂

我父母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

＂这是三百块钱，算是我借给你们的，等孩子以后工作了再还。＂李叔将纸包放在桌上，＂就当是偿还当年那场风波的因果。＂

我惊讶地看向小刚，他却只是低着头，似乎对父亲的举动早有预料。

那笔钱，最终成了我继续读书的救命稻草。

高中三年，我发奋图强，每天早起晚睡，把握住每一分钟。

小刚比我高一级，已经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成了远近闻名的＂尖子生＂。

我们偶尔在学校门口相遇，他总是板着脸，装作不认识我，可每次期末考试后，我都能收到一张匿名的贺卡，卡片上画着一把铁锹的简笔画。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93年，那年我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时犹豫不决。

＂学医怎么样？＂正在某医科大学就读的小刚突然给我家写了一封信，＂现在国家缺医少药，学医既能治病救人，又有铁饭碗。＂

就这样，我填报了本省医学院，虽然分数差了些，但经过激烈竞争，最终被专科录取了。

谁知命运弄人，1995年的春天，我在实习期间突然病倒，被诊断出急性肾炎，需要住院治疗。

那时改革开放已有十多年，国企改革如火如荼，下岗潮刚起，我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效益不好，母亲的纺织厂也面临改制，家里拿不出手术费。

母亲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连我上学时戴的银手镯都典当了出去，还是不够医药费。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

＂铁锹姑娘，终于轮到我救你了。＂小刚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闪亮的胸牌，眼里闪着狡黠的光芒。

我一时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是医院的住院医生了！

他自掏腰包垫付了手术费，还每天来查房，悉心照料，就连护士长都打趣说我＂艳福不浅＂。

＂你知道吗？看到你病历上的名字，我愣了好久。＂一天晚上，他守在我床前，微笑着说，＂我这几年一直在打听你，可你家搬了，音信全无。＂

我的心猛地颤抖起来：＂你还记得那铁锹的事？＂

＂怎么会忘？＂他指了指自己的后脑勺，＂这儿还有个小疤呢。＂

我羞愧难当，眼泪流了下来：＂对不起，我当时太冲动了。＂

＂干嘛总想着那事？＂他递给我一张纸巾，笑着说，＂那一铁锹拍醒了我，让我认真思考人生，决心要当医生。你反倒是我恩人。＂

我擦擦眼泪，半信半疑：＂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他认真地说，＂那次住院，我第一次见识了医生救死扶伤的本领，也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起那些匿名的贺卡，心中泛起一阵温暖。

出院后，李叔和李婶专门登门拜访，两家冰释前嫌。

李叔笑呵呵地说：＂闺女，你治住了我儿子这个倔種。＂他偷偷告诉我，自从那件事后，小刚像变了个人，不再惹是生非，开始认真学习，立志学医。

1995年冬天，北方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整夜。

小刚提着礼物来我家，一進门就对着我全家宣布：＂叔叔阿姨，我想和您闺女處对象，将来娶她过门。＂

我父母先是一愣，继而笑得合不拢嘴，弟弟却调皮地问：＂姐，你不怕他报复啊？＂

小刚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我这辈子，就是要好好＇报复＇她，让她知道那铁锹砸得值！＂

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来凑热闹，当年那些说我＂野丫头＂的人，如今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们在1997年结婚，办酒席那天，小刚特意从家里带来一件宝贝——那把当年的铁锹，已经被他刷上红漆，系着大红花。

＂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他笑着向宾客展示，惹得满堂哄笑。

婚后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有争吵，有误会，也为柴米油盐发愁。

小刚在医院兢兢业业，从住院医师做起，步步晋升；我在社区卫生站当护士，工资不高，但离家近，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2003年非典爆发，他主动请缨进入隔离病房，整整两个月没回家。

我每天站在医院围墙外，翘首以望，只为看他隔着窗户向我挥手的身影。

＂傻丫头，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他在电话里安慰我，＂当年被你铁锹拍过的人，命硬着呢！＂

幸运的是，疫情最终被控制，他平安归来，只是消瘦了许多，眼角也添了几分皱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儿子出生、长大、上学、考大学，最终也选择了学医，继承父亲的衣钵。

岁月如梭，三十年弹指一挥。

如今我六十多岁，因长期操劳，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又住进了医院。

小刚已是医院副院长，白发爬上了鬓角，但每天仍坚持亲自来查房，给我量血压、调药。

＂老头子，你也歇会儿吧，我没那么娇贵。＂我心疼地说，看着他忙碌的身影。

他摸摸我的手，笑着说：＂那铁锹的账，我还没算完呢。你拍了我一锹，我得用一辈子好好＇拍＇回来。＂

窗外，又是一个蝉鸣的夏天，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病房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那个被我用铁锹拍倒的倔小子，真的成了我一生的依靠。

我时常想，如果当年我没有那么冲动，如果没有那一铁锹，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

回想起来，生活就像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处等待你的是什么。

人这一辈子啊，谁能想到，一时的伤害与愤怒，竟能转化为几十年的相守与温暖；谁又能料到，一把普通的农家铁锹，竟成了我们爱情最特别的见证。

院子里的老槐树依然在风中摇曳，就像那年我们初遇时一样。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