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自己在《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书后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史》中将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编撰起点追溯至1887—1903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指导编写的“美国教育史丛书”中的高等教育史著作，如《威廉玛丽学院》（1887）、《托

《美国学院和大学史》

译者序

虽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自己在《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书后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史》中将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编撰起点追溯至1887—1903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指导编写的“美国教育史丛书”中的高等教育史著作，如《威廉玛丽学院》（1887）、《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1888）、《美国联邦和州高等教育资助史》（1890）、《美国师范学校思想的兴起与发展》（1891）、《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宾夕法尼亚大学》（1893），以及亚当斯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研究》（1887）等；而且在此书出版之前，也有查尔斯·特温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06）、约翰·布鲁巴克和威利斯·鲁迪的《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历史（1636-1956）》（1958）等著作面世，但《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依然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全面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的阐释性著作，它也因此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术热潮兴起的经典标志。约翰·塞林在1990 年为该书撰写的《导言》中赞扬该书确立了高等教育史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研究领域，因此处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

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术热潮的兴起有其深刻原因。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其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联邦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一类是校友和教育工作者开展的研究。联邦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主要通过联邦教育局进行，其1887—1903年发布的《信息通告》约请了相关学者针对政府感兴趣或要解决的现实教育问题提供相应的咨询报告，其中就含有对高等教育的历史研究。此类研究虽然也产出了一些具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其研究的关注点基本在于对当前行动给出的必要建议，因此，其历史研究往往是描述性、背景性或从属性的，总体而言缺乏历史感，即缺乏历史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批判意识。研究者很少会从历史探究或问询的角度提出像弗雷德里克·鲁道夫那样的问题——“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是如何以及为何成其所是的，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而其研究主题也往往局限于与政治相关的教育主题，现实而细微的问题和客观史实性的内容占据了研究主流，这使得研究的可能性受制于现实，既难以拓展,也很容易枯竭。

校友和教育工作者开展的研究也有类似的问题，院校史研究往往缺乏问题意识，更多的是对院校发展历史事实的描述，或者是由校长或董事会自上而下确定框架之后撰写的奉承性或赞美性著作，而不是批判性或解释性著作，因此具有局限性，并不能被称为善史”；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史研究则过于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将历史看作是当前工作方案的灵感来源和行动的指南要素，而没有从历史本身去理解教育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史研究就不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也难以获得自足的发展动力。对此，鲁道夫在书后做了一个简要而明确的总结：“上述研究者大都对高等教育的当前发展和现实问题更感兴趣，而不是去理解过去、寻求历史经验。数据统计常常用来代替分析，尽管有历史性的标题，但作者很少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对美国历史的研究，而是首先将其视为对美国教育的研究。”

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有了极大的变化。从上述研究开端可以看出，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是以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为其主要导向和特征的，而随着国力的发展和教育的进展，60年代之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则显然开始进入总结经验以保持领先地位的阶段。其核心转向回答“为什么美国社会能借助高等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到如今这般地位和规模并发挥重要价值和作用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种变化至少引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两个层面上的研究进展。

一是回到历史本身，以历史维度来看待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此时，美国的历史研究也面临着方法的转变和领域的扩大，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研究成为重要内容。高等教育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现实和意识中都得到了共识性的重视和认可，高等教育作为美国历史研究重要主题的条件已然成熟。

探讨学院和大学发展史并辨明其在知识观念的创建、雅俗品位的形成乃至在美国社会和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创造性角色成为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当然，这一问题庞大而复杂，其衍生的论题涉及不同时期的教育、政治、经济、宗教、族群、文化、思想等，需要探讨的内容非一时一人所能竟成，但其研究显然已经越出了教育问题解决的框架边界，而进入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历史疆域，并催生出了高等教育史学家这一群体，这也是鲁道夫对学院和大学中学生团体活动以及美式足球运动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开创之功的原因所在。

二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世界领先地位或中心地位确立的历史原因的探究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该研究趋势的突显既展现了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形的推动，也体现了美国历史学者主动探究建构的意识倾向。美国建国之后一直重视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并通过历史研究形成了多种历史叙事，以此来进行强化。在20世纪初，基于美国自身社会特点和实际需求，结合英国和德国大学模式的优点锻造发展出美国式大学并逐渐成为典型的美国体制和社会的主要动力之后，美国高等教育也逐步纳入了此类历史叙事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秘诀以及它与国家崛起、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探究的核心。还记得在密歇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访学时的一次课上，一位教授在授课言谈中提及:“在座的诸位（留学生居多），你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一位来自中东的同学笑答“是因为有钱”，教授摇头否认，认为其成功的根本因素是学术自由。且不论这两种观点谁为正确，或许都不可偏废，但此种在课堂中以展现常识的姿态揭示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及其发展优势的内在本质的思维却是深深地渗透在美国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日常之中的。

鲁道夫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作为开创性的美国高等教育史经典阐释性著作，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贡献和建树。

在历史本身的探究方面，鲁道夫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两点：一是从微观的视角，用细腻的笔触描述和揭示了美国的学院、大学与社会的交织和互动。这是他以社会史的方式对本书核心问题的回答。他对殖民地学院创办时的政治管制模式、宗教结构和意识、社会需求和时代精神、绅士群体的观念和行动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对各学院的结构和特征带来的影响；在探讨民主、科学对学院和大学的影响的过程中，他对美国社会的特性、政治进程的演变、阶层结构的变化、国家认同意识的凝聚、公众意识的更新、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变革、跨大西洋两岸交流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对高等教育机构内的招生、课程、研究、管理、教授职业、学院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他还探讨了大学运动兴起时国会、州政府立法，商业文明，慈善观念，富豪群体，校长群体，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所发挥的作用。从这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特性。显然这一特性的渗透不仅仅限于上述主题，读者诸君可以在阅读本书时慢慢体认其中所蕴含的这一研究特性。

在这方面的第二个贡献则是鲁道夫对美国高等教育史中某些主题的扩展性研究。其中，学生团体、课外活动、体育运动（尤其是美式足球）等内容的纳入无疑已经成为鲁道夫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标志性符号。除此之外，在对教授职业兴起的探讨，对学院生活方式的探究，对宗教与高等教育机构关系的揭示，对学习动机变迁的刻画，对科学技术、大学与社会三者互动的解释，对新大学组织结构体系变革的观察等方面，鲁道夫都有较为深人的研究和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且，除了自身展开研究之外，他还在书后的文献综述中描绘了可资进一步研究的薄弱或空白之处，如教派与学院的关系、初级学院、女性高等教育等，而这些已然成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

在探究美国高等教育中心地位确立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方面，鲁道夫则是在论述中提出了一些分析性或解释性的论断。例如，他将殖民地学院的出现这一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视为出于某种目的的有意设计，而不是偶然的事件或冲动的结果，并认为这是传统精英绅士坚决拒斥“先驱者偏见或拓荒者价值观”的结果。这种精英目的论的教育理想解释无疑赋予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一种神圣色彩，而且给予了其起源与美国的国家起源不一样的源头，从而为其多样性、整合性叙事奠定了基础。又如，他在分析19世纪传统学院在生存和革新的拉扯中逐步转向新式学院时，认为杰克逊式民主的平等观念和行动是其中的关键，正是它们引发了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内在变革，铸就了学院和大学的美国特性的基石，它们被刻在基因中并延续到现在。再如，在探讨美国式大学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他将美国社会中各种力量对高等教育多元主体式的参与、融合和制衡机制作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核心要素，并进行了生动的叙述。当然，基于美国及其高等教育优势特性的理解和揭示也不止上述三点，其散落在书中的诸多论断也需各位读者细细品味和甄别。

在对这两方面研究的体察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互为释证：对美国高等教育中心地位的论证从社会史本身的研究当中获得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史研究也因为高等教育中心地位的揭示而再次获得或确认了宏大历史叙事的意义和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鲁道夫并没有因上述探讨而丧失了历史批判的力量。在对美国学院腐朽没落状态的揭示，对其变革缓慢和保守方面的批评，以及对20世纪新型教授职业化和大学及学科科层化，组织化所带来的弊端的批判方面，他都保持了深刻的洞察力。在面对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矛盾、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学院方式与大学模式的矛盾等各种张力时也保持了清醒的立场。

正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鲁道夫的著作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我们现有学科的专业建制和知识体系结构中，高等教育史是一个相对细分和新兴的领域，但近年来这一领域逐渐从学术视野的边缘移向了更为中心的位置。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再仅仅被视为延续旧体制的途径或孤独的知识之光，而被视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之一，发挥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各种功能。这些功能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得到认可，其核心在于大学被确定为不断探究、发现、传播和捍卫真理的基本社会结构，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中心价值之一。高等教育的本质使命、最终目的和内在生命，大学和学者的自我形象的核心均立足于此。

但这一基本结构的确立和轴心地位的获得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更不是不可撼动的，其中充满着学者志士的斗争、坚守、失败和牺牲，也随时能看到大学地位和真理价值得而复失的危险。

因此，从整体的高等教育历史，包括中外各国的学院大学史中进一步理解人类探究真理的历史，了解其在不同时空中有何不同历程和经验教训无疑更有助于找到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机制，从而明白探究真理的曲折与不易，也期待人类社会和探究真理的事业能在教育历史的研究审察之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晨

2023年8月15日初稿于安村

2023年11月23日定稿于英东楼

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