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前上海是中国发扬文化的中枢，也是商业金融的中心，不但教育发达，也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人才辈出，说也说不尽，我以行医为业，接触的人物，上中下各阶层都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有写述的价值。

从前上海是中国发扬文化的中枢，也是商业金融的中心，不但教育发达，也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人才辈出，说也说不尽，我以行医为业，接触的人物，上中下各阶层都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有写述的价值。

人才辈出 甲于全国

我在诊所中曾遇到一位粗粗鲁鲁的老年病人，挂号时自称姓高。他自己病愈之后，常常带着许多男女老幼来看病，大多数是工人，一部分是店员，诊金都由他付，而且对病人照顾备至，看来连药费、车费都由他代付的。有时候他还来邀我去出诊，坐着他那辆高高大大的老爷汽车，一直开到闸北陋巷中的小屋子里，陪我诊病，病者的家属都称他为高老板，对他感激涕零。

后来我对这位高先生渐渐稔熟，我问他："你老先生的贵业是什么？"他说："我是一个老粗，自从西人马礼逊铸造中文铅字之后，我因为读过千字文，才在上海做了中国最早的排字工人，现在却当了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但是一天到晚清闲得很，所以凡是工人有病，我都亲自陪同他们看病，照顾他们，习以为常。"

我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有三位，一位是鲍咸昌，一位是夏粹芳，还有来位是高凤池。我就问他："你是不是高凤池先生？"他说："是。"接着他就把商务印书馆的开办历史原原本本说给我听。

从前上海多是老式的书坊，如"扫叶山房"、"粹文堂"、"千顷堂"等，都是印木版书的。（扫叶山房的历史有一百多年，清代有两位名医，薛生白与叶天士，都在苏州悬壶，两人交恶，叶天士名其斋为"踏雪斋"，雪字影射薛生白的薛字，薛氏不甘示弱，名其斋为"扫叶山房"。后来薛氏常常刻木版书，在上海开了一间书坊，就叫"扫叶山房"。）那时节连石印都还没有发明。

他又说："第一架手摇脚踏的印刷机，是由英国运来的，中文铅字的铜模是马礼逊从香港运来的。夏粹芳、鲍咸昌深信基督教，教会中常常有印刷品，教士就请夏、鲍二人负起印刷的责任，并且把运来的一架印刷机交给他们，他们请到第一个排字工人就是我，借了一间小屋子，专门印刷教会传单，兼印商业文件，当时我不计工资，只拿一些车钱饭钱，但是印刷部分的收支，还不能相抵。因此就想印一部英语读本，使中国人学英文能得到一种范本。第一部书叫做《华英初阶》，这本书的原稿，本来是英国人用来教授印度人的，鲍咸昌就把它改编一下，出版问世。同时门前挂上一块'商务印书馆'招牌，以便招徕商业文件。

"不料这本《华英初阶》销路大好，起初只印一千本，后来印到几万册至几十万册，当时工人实在找不到，因为识字的不肯做工，做工的又大都不识字，因此我就专门负责排字，引用同乡子弟做脚踏印刷工，最初时期夜以继日地专印这本书都来不及，到了那一年年底，竟然赚了一千块钱，于是我也被夏、鲍二人邀为股东，占股权五分之一，大家通力合作，经过十多年继续添购马达印刷机及一切设备，逐渐地扩展，编印全部小学教科书，畅销全国。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闸北的一间印刷工厂已经占地六十二华亩，各省各市都陆续开设分馆。夏粹芳见识最远大，每一家分馆，都自己购地建屋，南到香港，北到黑龙江都有分馆和巨幅地产。现在我照股本而论，也算是大股东之一，实在讲起来，我不谙文墨，现在的编辑印刷和经营，我都插不上手，因此空闲得很，所以自动负起照顾工人的福利工作。"

我听了这番话，深深感到上海人对工作的努力和开展，非同小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之后，各大书局接踵而起，成为全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不但全国学校的教科书由上海出版，无数高深学识的专门书也在上海发行。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发迹，就是从《华英初阶》开始，后来再印《华英进阶》等书，如今凡是五十五岁以上读英文书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由这部书开始。

经济重镇 航业先进

关于经济方面机构，从前上海很多钱庄，做钱庄的人，都是宁波和绍兴人，资本的来源，一部分是湖州人的。上海钱庄的势力，可以影响到全国，在明清时代，经济的实力本来分散各省，如"山西票号"、"北京官银号"，初时实力雄厚过上海的，但是上海宁绍两帮同乡的经营能力，远远地驾乎其上。又因为上海接近国际通航的关系，商品进出集中在上海，所以上海钱庄的发展，在清末已经占到全国第一位。

从前上海人的商业道德和往来信用极高，没有什么商业诈欺的事情。老板拿钱出来做生意，无论银楼、钱庄、当铺、酱园、布厂，范围尽管大，都是请一个经理，名为"当手先生"，全权经营，连账房都归当手先生聘用，做老板的人，尽管在家享福，百事不问，他们从来不会"作弊"。到了年底，由当手先生结算一年赢亏，写上一份红折纸，说明全年赚了多少钱，称为"红账"。老板客气得很，茶烟相待，略叙数语，恭送而别。在平日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有许多老板，可以连开三四家钱庄、五六家当铺，是不足为奇的。

还有一种商业习惯，大家交易全凭信用，不签署什么契约，来来往往，只凭一句话，说出的话，也不需要第三者证明，绝对不会耍赖。这种作风，由来已久，连当时外国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论多大数目，也相信中国人"一言为定"的商业道德。

当时外国人到上海来的，一部分是正当商人，一部分是敛财的冒险家，一部分却是外国的滑头，就利用中国人这种习惯的弱点，造成种种华洋纠葛，于是后来在交易上，就需要律师和证人，每一笔交易都要有契约。

在宁波人中我特别要提出一位来谈谈，此人就是虞洽卿先生，名和德，他是宁波镇海人，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由同族人虞鹏九出信介绍他到四马路望平街一家瑞康颜料店当学徒，那时他身无长物、腰乏分文，从码头上走到望平街一家瑞康颜料店当学徒，那时他身无长物、腰乏分文，从码头上走到四马路，恰巧大雨倾盆，他脚上穿了一双布鞋，是他母亲手制的，这时他脱了鞋子，挟在腋下，赤了脚，直走到那家颜料店去就业，后来虞氏飞黄腾达，上海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称他为"赤脚财神"。这家颜料店是苏州富绅奚萼衔的父亲奚润如所开设的，资本不过八百两，职工连老板只有三人，虞氏仅是学徒身份，全年收入，只得鞋袜钱十二元，但是他很勤力，很小的年纪，就当上了"跑街"。他辛勤工作，颇为东主所器重，这家颜料号那年就赚了二万多两，老板奚润如认为虞洽卿是一个出色的人才，特别酬谢了他二百两银子，请他参加作为股东，这是当时商界中未有的特例。

过了十二年，虞洽卿当上了鲁麟洋行买办。再隔九年，改任道胜洋行买办，同时他创办"四明银行"，又感到中国没有民营的航业，官营的招商局作风落后，于是他毅然开设了宁绍轮船公司，这一下子，外洋的航业界大为妒忌，联合起来和他竞争，本来从上海到宁波的船票是银元一枚，此时各洋商轮船，突然把票价改为大洋五角，因此一班宁绍同乡都为虞洽卿捏一把汗，大家无形中联合起来，一致支持同乡的事业，齐心不搭外洋船，来往宁波上海，宁愿付银元一枚，来支持虞洽卿。

虞洽卿生平对公众运动，热心参加，不遗余力，当年上海四明公所大闹公堂的一场大风波，由虞洽卿出头力争，获得胜利，这也是上海人尽人皆知的。

后来他又赞助南洋劝业会，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大家格外地敬重他，平辈称他为"阿德哥"，后起尊他为"虞洽老"。他认为航海事业大有可为，于是他拨出二十万元，创办三北轮船公司，购买三艘轮船，行走沪汉，逐渐扩展，沿长江各区都有趸栈，因为他为人精明能干，每遇困难，俱能迎刃而解。后来三北公司旗下的轮船增至三十二艘，吨位达到四万余吨。同时他又代理宁兴，新宁兴等轮船七艘，邮船五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航业大王"。他颇重桑梓之谊，所以他属下的职员，都是三北人、舟山人。影响所及，外洋轮船的从业员，也是舟山人居多。现在常来香港有一艘"铁行公司"的极大外洋船，就以"舟山号"为名。（如今全世界共有七位船大王，希腊占三人，美国占二人，中国也占到二人之多，一位姓董是定海籍〔即舟山〕，一位姓包，是鄞县籍，都属浙江宁波人，拥有船只吨数，虽远超于前，但是这种事业，或多或少与虞洽卿当年创下的宁波系有关。)

在我行医时期，有一位方小姐，常常在中午时间陪我到航运俱乐部去诊视虞洽老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成为相稔。我每次到航运俱乐部去，总见到不少莺莺燕燕在旁服侍他，他有午睡习惯，见他身体强健，精力过人，所以患的病都是微不足道。虞治老为人也很风趣，特别是在三杯落肚之后，更是妙语如珠，记得他有两句最令人捧腹绝倒的话：

梅兰竹菊多细撇！

四书五经莫乱抛。

这两句话，一句是谈画理，一句是教人珍惜书本，原是很文雅的，可是一经他用宁波乡音读出来，就大大地"笑煞人"了。

后来他取到租界上极高的地位，担任工部局华董好多年，又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租界当局对他极尊敬，特地把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所在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

法租界也有一条短短的路，叫做"朱葆三路"，是纪念华人朱葆三的，朱葆三是定海东乡北蝉村人，他刻苦耐劳，到上海做罐头食品号学徒，后来结识叶澄衷，叶爱其才能，助其成为五金业领袖。积资既丰，发起及领导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及华安保险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等。对社会公益的事，也极出力。总账房顾晴川的儿子顾少川，即是大名鼎鼎的外交家顾维钧。朱葆三对法租界的金融事业贡献很大，所以法租界当局就以"朱葆三路"来纪念他。

朱葆三子孙蕃衍，久居南市斜桥，有一所大房子，他家的常年西医是庄德，中医是丁甘仁老师，每年各送诊金二百银元。丁老师过世几年之后，我受聘为他家常年医席，因此我差不多三两天要到他的家中去。这座房子很大，门前有一幅大草地，设有秋千架，医生一到，仆人就把悬挂在廊下的一只"铜钟"当当当连打几下，他有五房子媳，孙儿孙女不少，这批人看完病之后，还有佣仆车夫等候着看病。朱氏也每年致送诊金二百银元之巨。但是朱葆三本人，我却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纱厂巨子 荣氏企业

接着我再讲几位全国性的大实业家，这几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为该行业的大王。

第一位要讲的是荣宗敬，他是无锡人。无锡人有开工厂的特长，当地的工厂也多得很，称为"小上海"。荣宗敬到上海，他自有卓越出众的特长，就是"信用"。初时遇到了一位富绅张叔和（即味莼园，俗称"张园"的主人）借给他许多钱，合伙做事业，每年到了新年正月初二，荣宗敬总是手持一份"红账"，到张家拜年，不但官利十足，而且红利优厚，因此张叔和对他另眼看待，把事业逐步扩大起来，帮助他创办申新纱厂。

那时一般纱厂都很小，只有申新纱厂规模宏大，因为他信用好，银行钱庄纷纷放款给他，于是由第一厂起，开至九广，我常去看病的是第五纱厂，照我现在回忆起来，是红砖砌成的厂房，其长度大约有此间一条柯士甸道那么长，那时这些厂的经济支持者，已变成中国银行。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整个商场起了一个风波，申新纱厂的经济上也遭到困难，他本来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旧宅，这一年，他手臂受伤，到无锡梅园去养病，我由他的弟弟荣德生先生介绍到无锡荣巷他的私人花园"梅园"里面的客舍中，为他作病后调理。

梅园后面有一个宗敬别墅，建筑得十分雅致，隔壁造了一个很大的庙宇，叫做开元寺，这一年开元寺正在动工兴建，还没有完全竣工。

荣宗敬经营的纱厂，对全国人衣料的供应，发挥了极大的贡献，使当时的洋布，不必仰给于外国，对国家的经济上增加了一个庞大数字，而工人数字之多，也对市民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被称为"纱厂大王"毫无愧色，而他的影响力之大，可以说至今还存在着，不但国内的大纱厂是他的成就，连到现在香港的纱厂帮巨子，有些是他的后人，有些是他的门下故旧，现在香港的纱厂，成为经济繁荣的主力，也要归功于荣宗敬先生的。

上海是东南灵气所钟，人才辈出，我再讲一个故事，从前布匹的染色，往往洗了几次，就会褪色，唯有一种外国来的"阴丹士林"，百洗不褪。从前这种技术是秘密的，中国人无法学得到，只有日本人学到了这个秘诀，但是日本的染厂，也严谨地守着秘密，学徒只限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徒是不收的。

上海一家纱厂中有一个学徒，聪明伶俐，样样事情都会做，于是厂方就派他到日本去，那时他年纪很小，剃光了头发，在日本混了两三年，讲得一口纯正的日本话，名字也改为日本姓名，就在日本染厂招考学徒时考了进去。过了几年，阴丹士林不褪色的秘密，他已完全学到，于是他挟着这个本领，回到上海，也做出不褪色的布料来了，这个学徒后来成为纱厂染厂的厂长，又到香港来开设一家很大的染织厂，现在又到非洲去发展了。

纱厂是不容易经营的，经常受到市面的影响，销售有盛衰，亏折和倒闭的不乏其例。我举一个例，从前上海总商会副会长聂云台，他是聂中丞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女儿，闺名纪芬，簪缨世家，积资甚丰，聂氏为了提倡实业起见，办了一个大中华纱厂，我的堂兄陈伯陶辞掉了沪宁、沪杭两路工程处的职务，到大中华纱厂去担任总务主任，不料只有短短的两年，这家纱厂就亏折殆尽。聂云台从此多病，退休在家，一天到晚卧在床上，研究医药。他常常邀我去看病，但他对疾病用药，知识丰富，为他开一张药方，总要讨论半小时左右。他的母亲聂老夫人很受人尊敬，自号"崇德老人"，对医药更有研究，出过一部《崇德老人验方录》。她为人慈祥，谈话也很文雅，谈到清末宦海名人患的什么病，用的什么药，最后是怎样死的，历历如数家珍，我替她看病更是小心翼翼，有时要带着古本医书和她商讨之后，方才处方。

聂云台的住宅在法租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隔壁是一条很宽阔的弄堂，里面有几幢小型花园住宅，是李石曾等发起建造的，住的人都是李氏的友好，如程潜、覃振、梅兰芳等，因为崇德老人常常口头为我宣扬，所以我也替这几位名人看过病。梅兰芳待人接物最是谦恭有礼，我为他的儿女看了病，他必然恭送到门口，拱手道别。

后来聂云台爽性不再经商，专事写作，特地在床上放置一个特制的矮几，就在床上写稿，陆续出版了《聂氏家言》和两部医药书，这些书由我经手代为校印，印刷费不过每部二三十元。

因为荣宗敬处理全盘账务的是王禹卿，此人勤劳朴实，做事头头是道，管理的账目井井有条，深得荣氏的器重，他的地位一年一年提高。一次荣宗敬忽然想到要开面粉厂，但是自己业务繁忙，就派王禹卿专司其事，面粉厂又是一个大事业，规模之大，仅次于纱厂，王禹卿大展雄才，结果成为"面粉大王"。

我开业时，王禹老常常来看病，直到彼此来到香港，他住在铜锣湾附近，我那时在香港还有分诊所，也在铜锣湾，他有病时依然看我。这时他已退休了。悠闲得很，有时话旧，我觉得他的相貌有一个特点，眉毛两边特别长，这是寿征，也是一种威势，可以统率成千成万的工人。

烟业大王 宁波陈氏

香烟厂在外国是八大实业之一，从前上海人吸的香烟都是外国来的，利权外溢，言之可叹。后来有南洋富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两人到上海，开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虹口设厂出品"大联珠"、"白金龙"等香烟，这是用了很大的资本来经营的，简氏兄弟在烟草公司的组织章程中，订明赚到的钱，拨出几分之几作为公益用途，上海人对他们都称颂不置，但是对外国香烟，还不能抗争。

后来出了一位陈楚湘（上海有两位名人都叫陈楚湘，一位年纪较大的是胡庆余堂东主，一位是后起之秀烟草业巨子），他本来是三马路一家烟纸店的小职员，从小就是我的朋友，乃宁波三北乡人，他在爱国运动的狂澜时代，个人经营着一个很小的香烟公司，最初已定名为华人烟草公司，后来因为华人两字太显明，所以改名华成烟草公司，最先出"金鼠牌"香烟，商标模仿茄力克香烟。因为上海专卖香烟的烟纸店，无论大小，以三北乡人为多，他以同乡之谊，着力推销，销路越来越大，公司就改为股份公司，每一次发生爱国风潮，金鼠牌的销量就直线上升。后来又有一个机会，上海郑家木桥南路共舞台，演出《失足恨》，主角是吕月樵的女儿吕美玉，因为她是民生女校的校花，女学生登台演戏，大家刮目相看，这是上海京戏界从来没有的现象。她登台时，头上戴上了一个珠钻镶成的头箍，看上去特别美丽，一时上海书报画刊，都竞登她的照片，真是红到发紫。陈楚湘便利用这个机会出了一种"美丽牌"香烟，就拿吕美玉的戏装照片，印在烟包上面，这种烟问世之后，销数惊人，几乎每一个吸烟的人都要一试"美丽牌"。后来吕美玉下嫁法租界名人魏廷荣，而美丽牌香烟的销数却日益上涨，吕美玉因为得不到好处，引起诉讼，由鄂森律师代表出庭，经过几次调解，言明嗣后每箱香烟付给吕美玉酬金二元，由于这种香烟销路广大，这笔数目也很可观，而陈楚湘也由于事业发达成为"香烟大王"。

小本经纪 成大事业

上海是中国实业的发源地，实业大王刘鸿生，我并不熟稔，不敢贸然落笔。但是还有许多刻苦耐劳白手兴家的人，我略有往还，有一种"小小豆腐干"，即用豆腐干切成小方块，用蘑菇汁煮成，外面用薄纸包裹，每八小块一包，售铜元一枚。开办的人叫陈万运，后来他又与两个朋友合伙，创办"三友实业社"，以制造"三角牌毛巾"和"西湖毛巾"出名，随后逐步发展，在沪郊高郎桥设厂，占地八十亩；又在杭州设厂，占地四十亩，成为"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会长。

一位是吴蕴初，他是一个苦学生出身，喜欢研究化学，发明了打倒东洋货的味精，后来又做氮气，事业蒸蒸日上，抗战之前，曾经个人捐献两架飞机给国家。

又有一位是冼冠生，他是广东人，最初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戏院旁，租一间小屋子，日间卖叉烧，晚间卖叉烧粥。新舞台的老板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见他诚实勤劳，特许他在戏院内托盘兜售糖果食品，他就在这时发明了一种纸包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干。日久之后，正式开办"冠生园"，新舞台中一部分人投资当董事，又在南京路、霞飞路等热闹地区开设门市部，并附设餐厅。后来又在漕河泾辟地设厂，是中国最大的机制饼干糖果制造商。真可说上海是灵气所钟，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人才，但是因为我不懂经商，所以本文都是业余之暇，一股兴趣，由从前的日记中摘录出来，随摘随写，材料常感不足，我参考许多文献记载，务求其详实，因为我向来有"考证癖"，凡是光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考证到第一手资料。前面所说的虞洽卿初就业的瑞康颜料号，资本不过八百两，而一年之中，竟然赚到了二万多两，这一定会令人很大的怀疑，其实我这一段的资料，是特地向虞洽卿的令媛虞澹涵女士（即当年最早选出的"上海小姐"，也就是江一平大律师的夫人，今住香港）处借到一本虞洽卿事迹史料的抄本，是红格子手写本，封面上还批着"此系孤本不可遗失"八个字，所以对此毋庸置疑。

真正的"上海人"，中心只限于县城之内，县城之外，如徐家汇、闸北、浦东、大场、法华等，已算城外人。在民国十七八年，县城内的人口，不过二十万，但是英法两租界，当时称做"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宁波人、绍兴人、湖州人。

县城内的真正上海人，经营的商业并不多，创业最大的富商，是沙船帮，我的岳家是姓王，沙船字号叫做"王信义"，在上海不但有王家码头，还有王信义浜，但是县城内外的真正上海人，忠厚俭朴，带有浓厚的保守气息，因此在商业上便觉得落后。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