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叛乱，南下三十四天便攻陷东都洛阳；次年六月，灵宝之战唐军再败导致潼关失守，关中门户洞开之际，年近古稀的唐玄宗仓惶逃离京师长安。

从天宝十四载（755）年末开始的一切，对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大唐王朝而言，便如同一场猝不及防的噩梦……

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叛乱，南下三十四天便攻陷东都洛阳；次年六月，灵宝之战唐军再败导致潼关失守，关中门户洞开之际，年近古稀的唐玄宗仓惶逃离京师长安。

不料车驾行至马嵬驿禁军发生哗变，太子李亨因父老遮道请留被迫领兵北上朔方，而连续遭遇剧变的李隆基，则继续西行入蜀避难。

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切都悄然改变了模样——“安史之乱”爆发仅仅八个月，玄宗皇帝便从坐拥一切的九五至尊，沦落为连国都都无法保全的流亡天子。

与此同时，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在经过朔方军文武群臣长达五次的反复“劝进”之后，太子李亨在灵武南城楼宣布即皇帝位。

肃宗登基不久，郭子仪、李光弼便奉诏率朔方军主力，由河北前线紧急回援，而河西、陇右、安西等边镇兵马又陆继开赴灵武，不过月余，李亨的身边已迅速集结起了一支超过十万人的庞大部队。

自马嵬驿外与父皇分道扬镳，李亨一路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情绪终于得以消散，大唐新君的内心深处，开始萌发出收复两京的迫切愿望，以及一战而功成的强烈自信。

而叛军这边，起兵六个月便先后攻陷大唐东、西二京，此时坐镇关中、同样刚刚称帝的安禄山，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凭借自己战无不胜的赫赫威名，以及身后十余万摧枯拉朽的东北边军，问鼎天下已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公元756年的夏天，属于玄宗的“开元盛世”正渐渐远去，大唐历史从“天宝”进入全新的“至德”纪元，而“安史之乱”也就此翻开了更为宏大却复杂无序的篇章。

肃宗李亨将接替父亲李隆基，成为“大燕皇帝”安禄山的对手，谁是真命天子，谁又将真正拥有这片无限壮阔的锦绣山河——大唐与伪燕的两位“新君”，将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来找到最终的答案……

756年七月肃宗登基之际，李隆基正在辗转逃亡蜀中的路上，待八月十二日玄宗一行抵达成都，方才得知太子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自行称帝继位。

虽然稀里糊涂成为了太上皇，但李隆基却表现得相当洒脱，当即颁下《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四天后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和崔涣携传国玉玺及传位册文，赴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战火纷乱之际，万幸大唐帝位得以平稳过渡，然而在皇权交替的过程中，相隔千里的李家父子，实际上一直都在暗暗较劲。

从“遮道请留”，到“灵武称帝”，看似无心之举，实则步步暗藏野心，太子李亨以民意和官心为依托，顺利摆脱父皇的控制，并最终将自己塑造成被动接受皇位的顾全大局者。

李隆基的应对是表面绝不恋栈皇权，但主动加戏进行事后册封，并在诏书中强调“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后奏朕知”，以此来衬托太上皇地位的“超越性”。

一番博弈之后，太子李亨如愿登上皇位；玄宗虽退居幕后，却仍然保留了部分特权。

而此时的大唐王朝，因为“灵武”与“蜀中”两个政治中心的同时存在，也导致顶层权力呈现出复杂的二元对峙格局。

太上皇李隆基偏安西南一隅，但其毕竟做了四十余年的太平天子，在大唐王朝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肃宗李亨资历尚浅，朔方的十几万兵马并不能让其高枕无忧，当务之急，还是要完成北上灵武的核心政治使命——平定叛乱。

而京师不平，又何以平天下？

长安既是帝国的中心，也是平叛的关键，不能收复京师，新君如何坐稳这来之不易的皇位？李亨又如何证明，自己比老迈的父皇更加适合统治这个国家？

公元756年夏天，大唐王朝已从“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的慌乱无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而肃宗李亨也带着收复长安的历史使命，从灵武出发，开始了中兴大唐的艰难征程。

灵武虽然是朔方军治所，但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既不方便接收江淮转运的物资，也不利于在反攻中对前线进行指挥。

根据谋士李泌的建议，至德元载（756年）九月十七日，肃宗挥师离开灵武南下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以此作为行在和收复长安的前沿指挥中心。

二十五日，大军进至顺化（今甘肃省庆阳市），正好遇到从四川北上的韦见素、房琯和崔涣等三位宰相。

三人之中，崔涣性格相对内敛，而韦见素则因此前依附杨国忠并不为肃宗所喜。

只有房琯“言时事，辞情慷慨”，而这种指点江山的名士风采很快征服了李亨——“上为之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琯”。

房琯饱读诗书且才华横溢，曾历任大唐刑部侍郎、吏部尚书直至成为当朝宰相，在官场平步青云的同时，政绩风评也是有口皆碑。

但这样的人往往都有一个通病——自负。

如果放在太平岁月，如果不是身居要职，自负骄矜也许并无太多不妥。但时值国家危难，房琯却急于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个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文官，竟目空一切到向肃宗毛遂自荐，请求亲自率军出征收复长安。

房琯的主动请缨，正好迎合了李亨直取两京的战略偏好和急于求成的内心诉求。

且“安史之乱”又源自于武将谋反，这也导致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这些战功卓著的将领还是心存忌惮，而房琯没有军队背景，以文官领兵，自然降低了功高震主或者拥兵自重的风险。

两情相悦之下，一个愚蠢且致命的决策应运而生——肃宗任命房琯为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全权负责克复京师的系列军事行动。

随即，房琯又相继任命御史中丞邓景山、兵部尚书王思礼二人为招讨副使，户部侍郎李揖担任行军司马，以给事中刘秩为行军参谋。

收复长安，是李亨即位后的第一场大规模反击战，然而东征的核心指挥团队中，除了王思礼是经验丰富的将领，其余三人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文职人员。

偏偏房琯还对此行是志在必得，甚至信心十足的表示“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读过几本兵书便觉得可以运筹帷幄，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妄图在战场上决胜千里——盲目乐观、迷之自信，让房琯完全忽略了战争和对手的可怕，更不会意识到因为他的轻率孟浪，将会给大唐王朝带来怎样的灾难。

公元756年十月，在肃宗期许的目光之中，书生宰相房琯带着一众文士幕僚，以及大唐好不容易凑出的八万人马，浩浩荡荡地由凤翔出发，向东直扑长安而去。

临行之际，房琯将军队分成北、中、南三路，分别从宜寿、武功、奉天出发，向东对长安形成攻势。

仅此一点，便暴露出了房琯在军事方面的不足，三路大军都位于长安的西侧，南北相距又不过百里，在这么近的距离分兵而进，实际上很难起到夹击的效果。

十月二十一日，中路、北路两军率先抵达咸阳东面的陈涛斜地区，并在这里与闻讯出城的伪燕安守忠部展开对峙。

叛军的兵力相对薄弱，但主帅安守忠的军事能力却极为卓越，尤其擅长指挥大兵团野战。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安守忠在伪燕阵中尚属名不见经传之辈，但从陈涛斜开始，此人将会成为唐军挥之不去的梦魇。

而初登战场的房琯也似乎成竹在胸，望着眼前广阔的平原，唐军主帅终于祭出了准备多时的秘密武器——兵车战术。

以大规模战车为主力，利用强大的冲击对敌方阵地形成碾压，步兵和骑兵则紧随其之后，伺机向燕军发起冲锋。

如此排布阵也自有他的道理。咸阳城东平坦开阔，兵法有云：“凡与步、骑战于平原旷野，必须用偏箱、鹿角车为方阵，以战则胜。”

当年一代军神李靖也曾有言，“广地则用军车”，在旷野上对抗骑兵，战车是不错的选择，冲锋时能产生更强的冲击力，驻守时也可以就地围拢形成小型壁垒，抵御敌方的进攻。

按照这种思路，房琯下令迅速收集了两千辆战车，而由于时间仓促，军中马匹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大量耕牛代替战马来牵引车辆行进，步兵和骑兵则紧跟在牛车之后，伺机向燕军发起冲锋。

战车呼啸而过，强敌灰飞烟灭，唐军旗开得胜，趁势直扑长安，这应该是房琯心中推演了无数次的结局。

然而只知照搬兵书的大唐主帅却完全没有想过，这个看似进可攻、退可守的经典战术，日后又为何会在战场上销声匿迹？

那是因为战车对地形的适应能力很差，只能在平原地区展开，而咸阳城东虽然是一片旷野，但陈涛斜却刚好处于一片低洼的沼泽之中。

另外，战车具备强大冲击力的背后，必然是舍弃了机动性，这首先就会增加驾乘者的操控难度，而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一旦横冲直撞的势头受阻，又很有可能导致人仰马翻、车毁人亡的结果，进而对后续的整个部队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始于商周、盛于秦汉的古典车马战术，才逐渐被机动性更强，性价比更高，操控也更为容易的骑兵战术所取代。

然而可悲的是，这种已经被淘汰的战术，却被房琯视作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数百年之后，拿到了决定大唐命运的陈涛斜战场上。

二十一日午后，唐军终于列阵完毕，伴随着“房”字帅旗在中军大帐处缓缓升起，一声尖锐的鸣镝随即划破渭河北岸的上空。

二千辆牛车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冲向前方的燕军阵地，而后方的漫天烟尘之中，四万大唐马、步精锐，亦同时投入战场。

但唐军漫长的准备、部署过程也给对手以充分的观察和应对时间，尤其安守忠经验还无比丰富，几乎是在唐军战车发起集团冲锋的同时，便找到了对手的致命破绽……

面对奔涌而来的牛车大阵，安守忠甚至都没有下令施放箭矢来远程打击，而是从容传令诸军：擂响战鼓！

这就是牛车战术的软肋所在——耕牛毕竟只是普通牲畜，不像战马都经历过专门的训练和战场洗礼，此时战场上金鼓齐鸣，更有燕军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巨大而持续的噪音，顿时让狂奔中的牛群受到了惊吓。

而此时正好刮起了东风，叛军借助上风口的地形优势，突然发起火攻，一时之间战场上火箭、火把如同雨点般向冲锋的唐军倾泻而下，四处火光大作、浓烟滚滚。

而相比于噪音的干扰，火光对动物造成的恐惧更甚，原本受惊停止前冲的牛群，此刻彻底发疯，要么不受控制的四处乱窜，却陷在沼泽之中动弹不得；要么干脆调转方向朝唐军狂奔而来，然后又将身后的木质战车再次点然，从而引发火灾的连锁反应。

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后方的马、步两军遭受火牛的剧烈冲击也开始陷于混乱，一时之间，人斯马鸣，自相践踏，整个队伍几乎瞬间便溃不成军。

而安守忠的令旗终于在这一刻给全体唐军宣判了死刑——曳落河骑兵如同鬼魅般从燕军阵中冲出，向着四散奔逃的唐军掩杀而来。

烈焰浓烟、呼喊嚎叫，嫣红的鲜血和刺眼的长刀——十月的陈涛斜，顷刻间成为数万唐军的修罗地狱和血肉坟场。

刀劈马踏，无数生命如同稗草般倒伏，后方许多唐军部队甚至不及反应，便又被扑面而来的己方溃兵和牛车所淹没，而哪怕侥幸逃过一劫的士兵，也终究还要面对杀到眼前的叛军和那一柄柄高举着的索命屠刀。

仅仅不到一日光景，四万多唐军便几乎损失殆尽，只有数千残兵最终狼狈退出战场。

两日之后（十月二十三日），不甘心失败的房琯重整旗鼓，又带领刚抵达战场的南路军与叛军交战，不幸再度遭遇惨败，连南路军和中路军主将都一起投降了叛军。

由此，李亨朝廷在灵武苦心孤诣积攒的家底，被纸上谈兵的房琯在三天之内挥霍一空，而唐军收复长安的首次努力，也在食古书生的领导之下顷刻化作了泡影。

陈涛斜之战，导致近七万唐军阵亡，极大地削弱了肃宗朝廷的军事实力，李亨反攻长安的计划被迫推迟一年，直到至德二年（757）九月，在经历香积寺惨烈搏杀之后，大唐王朝才重新夺回久违的国都。

而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失利，不仅浇灭了李亨心中刚刚燃起的中兴火焰，也对其信心带来沉重打击，迫使大唐天子以洗劫长安、洛阳为酬劳，向外族借兵。

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虽然缩短了唐廷收复二京的时间，但从长期来看，朝廷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也为晚唐回鹘、吐蕃的侵扰埋下了隐患。

同时，唐军折戟陈涛斜，又给大唐的民心、士气带来沉重打击。

困居长安的杜甫，亲眼目睹叛军得胜班师时趾高气昂的模样，又听闻四万唐军一日之内尽殁于陈涛斜的惨状，诗人深感战争之残酷而不禁悲从中来，挥笔写就《悲陈陶》的千古名篇：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空前惨败面前，民间对平叛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士人对朝廷恢复盛唐荣光感到绝望，《悲陈陶》正是这一社会心理的真实写照。

但不能将一切责任归咎于失败的牛车战术，战术只是赢得战争的工具，本身并无对错可言，关键是选择战术的人——房琯以文臣掌兵，照搬兵书、食古不化，而纸上谈兵的代价，就是陈涛斜的全军覆没。

肃宗对克复长安的渴望又明显有些迫不及待，而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让收复长安之路变得血流成河。

陈涛斜之战已令唐朝元气大伤，而原本唐军已完全掌握主动的河北地区，对战形势也突然急转直下。

因李亨“关中优先”的战略思想主导，郭子仪和李光弼奉命回师灵武勤王，但朔方军主力刚刚离开河北，伪燕将领史思明旋即便展开了反扑。

在叛军的大举进攻之下，九门、藁城、赵郡、常山诸郡相继失守，而十月二十二日，即唐军兵败陈涛斜的次日，颜真卿率部撤离平原郡，也就此宣告了唐军针对河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

而祸不单行的是，河北全面沦丧之际，江淮地区又爆发了严重危机。

坐镇江陵，手握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四道兵马的永王李璘，眼见天下大乱，而起割据江南之心，于至德元载（756）十二月以“东巡”为名，突然发动叛乱。

北方大地惨遭安史叛军肆虐，长江以南又遇藩王起兵，此时的李唐王朝，真的是旧患未除又添新乱。

李亨登基不足半年，“安史之乱”的形势已变得更为动荡复杂，在陈涛斜的火光笼罩之中，在四万唐军的尸山血海面前，新君“克复二京、削平四海”的伟大征程尚未起步，便几乎成为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来源：雪滿長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