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维新”二字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历史标签，无疑是最恰当的。尽管这一年亦有租让权争夺战（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 in China）的风起云涌，但外交挫折的深化在整体历史观照中，却似更为维新提供了时代合理性。也正是自本年起

作者｜林文仁

台北市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服务于台湾东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近年仍赓续从事中国近代派系政治与人文通识教育的相关研究。

用“维新”二字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历史标签，无疑是最恰当的。尽管这一年亦有租让权争夺战（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 in China）的风起云涌，但外交挫折的深化在整体历史观照中，却似更为维新提供了时代合理性。也正是自本年起，维新派真正取得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位子，并成为未来二十年间游走于政治史主流与非主流间的关键力量。当然，对于习惯将维新派化约为“康有为”三个字的人，其历史印象诚然亦以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最见深刻。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

林文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而经诡谲却常被人忽视的一场派系内部权力调整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工部主事康有为以标志着康系抬头的帝党新导师之姿，于颐和园仁寿殿奉召独对。同日召见的刑部主事张元济亦属清班出身，血统纯正，与康氏同批目见青光，亦比康门健将梁启超等屡试不第之孝廉中人更能营造气势。徐致靖当日推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时，特以“其才略足以肩艰巨”与“使之肩任艰大”等较余人更高一层之字眼加诸彼二人，而以“以备顾问”“筹划新政”相期许，多少或亦有此一想法。

现今有关当日德宗与康有为独对之记载，最详尽者莫如康氏自编年谱。撇开笔者对康氏记录中自陈有如“隆中对”羽扇纶巾、君臣促膝之从容样态持保留意见，就内容而言应属可信，亦符合此下帝党之施为。康氏于独对中力反前此言变者，只略变一端，而未筹及全体之弊，名之为“变事”；同时主张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方名“变法”。在此前提下，康氏提出开“制度局”，废八股而广设各式学校，并及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尤其全力鼓舞德宗乾纲独断，多多擢用小臣，且主张搁下军机、总署，用京卿、御史等少壮官僚，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至于旧臣则且姑听之，但以德宗之权力意志加以镇服。

由康氏所构画之变法方向，其实不难看出其意图改变进而掌握权力结构之基本思路。作为变法之“参谋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担统筹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责之外，实等于创造一取代原有枢、译二署乃至内阁之新权力核心，透过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标之实现，一一架空原有决策机制，达到权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当然，如此施为而不引致原有高层官僚之反弹势不可能，所以其配套措施一方面透过擢用中、下层官僚，创造彼等以支持新政而向上流动的机会，试图有效阻断高层官僚自下寻求串连奥援之可能盘算；另一方面，则釜底抽薪，即废八股取士之旧法，打击长期借此路径凝聚官僚体系伦理、垄断意识形态定义权以建构其合法地位的“旧人”们所坐拥之权力网络。同时借由京师大学堂以降之学校系统，将资源有效接收，以达变盘之宗旨。

康有为与维新派人士做此布局时，想不能忘其所撰《日本变政考》之相类情节。日本幕末时代，基于本身发展之条件需求，与同德川幕府间长期疏离和矛盾的累积，包括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重要的“外样大名”，打着“王政复古”“尊王倒幕”等口号，拥久处虚位之京都朝廷与作为武家政权正统之江户德川幕府对抗，其中尤以萨摩、长州两藩角色最为吃重。最终，经1868年1月“鸟羽伏见之战”后，大势底定，1867年接受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的明治天皇，公布“五条誓文”并移驾东京，日本历史自此进入“明治维新”之纪元。如此结果，也令推动倒幕最力之萨、长两藩武士阶层成为新政权必然之支柱。新政府为求尽速奠立新国家之基本局面，打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之旗号，进行制度与律法之根本改革。

可以想见，新政权能否站稳脚跟，有效改变过去数百年来建立于幕藩体制之武家政治基础上的武士阶层垄断局面，是最大关键。于是，由武士阶层出身的新政府领导层，透过“废藩置县”“兵役法”“废刀令”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之实施，掏空武士阶层长期垄断权力之根柢，削弱“四民平等”新社会塑造之最大障碍。这当然引起武士阶层之强烈反弹，甚且造成新政府核心以总角之交而同创大业之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两名参议因手段差异而发生矛盾。最终，透过“征韩论”一场政治交锋，大久保系所谓“内治派”人马，逼退以西乡为首，在武士阶层中深具人望、改革手段相对温和渐进之“征韩派”阵营，而完全掌握政府核心。此后之大久保利通，在天皇支持下，以参议兼内务卿并以新设立之“内务省”为设计明治维新国家体制之参谋本部，完成维新初期在权力重构中最重要之步骤，也使大久保氏其政治路线继承者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持续新政治格局中之权力优势。尽管在此过程中有西南战争（1877）及大久保利通被刺身亡（1878）的悲剧，但终因有效掌握权力重新分配之主动地位而能压服旧阶层之反扑。

今日之下，我们当然很难明白在1898年当时，日本变法的经验与此中复杂之政治权谋到底对康有为产生了多大影响。只是，由康氏自陈不讳之种种政治手段运作以观，他显然不会满足于扮演中国的吉田松阴或福泽谕吉。康有为应该很清楚，在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结构差异所造成之不同价值观下，思想家、启蒙者的肖像要想印在中国钞票上，几乎毫无机会，更别提最高面值版了。康有为所自我设想的角色，毋宁更像是中国的大久保利通，只是多一顶“教皇”的冠冕。此种组合，正符合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量身定做的尺码。

尽管笔者认为康氏自编年谱中召对内容的记录问题不大，但康氏对德宗再现之方式，却可斟酌。或许德宗面对康氏大谈变法诸举时，确曾发“奈掣肘何”之叹，但这是否即如康氏及其门徒所认知或强调的“变法之难”在“上扼于西后”，值得商榷。事实上，当枢臣刚毅请以废八股之重大决策调整征询太后旨意，而德宗亦于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往颐和园请示后，上谕旋于五月初五日（6月23日）颁下，且未有“钦奉懿旨”之字样，似乎可说明慈禧当时不拟干涉之态度。其实，德宗在召对康有为时，即令真曾语意模糊地对康氏说出类似“奈掣肘何”之话语，其重点恐不在慈禧于变法有所扞格，而是对自身权力完整性的疑虑与无奈，这点康氏应该不会全无概念。但在康氏笔下，显然更倾向从一开始即将慈禧划为意识形态壁垒分明的另一方，这在论述或自我辩护上或许更为便给，却未必尽符其实。就此点而论，王照“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的说法有其道理。但王氏以戊戌帝后之决裂“纯为家务之争”，因此力主奉太后以变法，“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的说法又未免将派系之争看得太简单，而且其看待德宗的方式也委实过于纯情了。

笔者言此，非无因由，盖几于德宗召见康有为之此际，另一波派系倾轧已然展开。先有荣禄于康氏入对时，借面圣谢恩之机会痛陈康氏“辩言乱政”；旋于康氏独对罢，军机入见之时，为安插康氏新职又有一番角力。

据康氏所述，当日见起谢恩之李鸿章，于退下后向他大叹荣禄劾康氏于帝前，且又与领班军机刚毅串连，欲阻止德宗超擢南海，只予微差以抑康。姑且不论合肥对康氏主动透露之心思为何，当日军机起后，康氏仅奉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确是事实。据云其时德宗询枢臣安置康氏办事之妥当位置时，廖寿恒奏以请赏五品京堂，此于有清一朝，凡低阶官僚奏对称旨，将有所用，而一时无缺可补者，多加五品卿衔以提升位阶，备授实务。因此，廖寿恒之建议，不但符合一般做法，也由此对外表示康氏此番召对所获肯定，于维新派甚具振铄声势之效。以廖氏之政治路线，此应有德宗之暗示在，否则以廖氏之班序，似不应越刚毅而发言。但也因此，刚毅乃有反制动作，使德宗不得不接受其所提在总署章京上行走之议。表面看来，由工部主事冷曹而入译署当差，应更近于日常决策运作的动线，但章京毕竟只是“司官”一级之差遣，且职权也不过文案传译，供行走大臣差用奔走之秘书，严格说来，还不如一正科出身之工部主事。以“特旨”而派此司官级差使，固真如康氏自云“向来所无”，但特旨致此，非但难显恩遇，反透些贬意，对康氏与维新派直像一盆凉水浇头。康氏云彼辈此策“盖欲以辱屈我也”，理由在此；而其后力辞不就，以康氏自矜好大之性格，殆亦早在荣、刚等人预想之中。

后党核心成员甚具防堵意味之举措，看在正图大展抱负、以一新权力结构之康有为与其维新战斗团队眼中，却更像十足的挑衅，也很难不使已由这批新贵逐渐取代而成核心之帝党中人，包括德宗在内，升起敌意。于是，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形同康氏在言路上的两大护法——杨深秀、宋伯鲁，选定时掌京师大学堂与科举改革要津而亲后色彩极浓之礼部尚书兼总署大臣行走许应骙，为反击的活靶，上疏痛批许氏“庸妄狂悖，腹诽朝旨”，接着开出许氏在其执掌范围内对新政之种种阻挠，甚且讽其“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折末，充满对后党抵制康有为人事安排之报复手段祭出，请德宗“天威特振，可否将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退去总理衙门行走”，以去新政壅蔽，免邻邦笑柄。

从康有为上不去的位置，将一名一品大员拉下来“坐老虎凳”，所谓派系倾轧，真没有比此种操作手法更露骨、更粗糙的了。用变法的绳索，来穿玩权力游戏的网，最终玩到鱼死网破，以维新派之行事格调，结局早谶于此日。这也难怪他日康有为及其徒众倾全力将戊戌之事定调为“守旧”与“维新”势力间非黑即白的单选题，盖不只为续攻后党，亦图以自解。维新派的案例，或许亦呈现了一些政治史议题如何转轨成思想史论述的“知识产程”。

杨、宋二人明白露骨的行为，不啻使变法背后实存之权力动机暴露无遗。而在维新事业刚起步之际，即贸然挑动帝后党争的敏感神经，毋宁极其不智；除非对彼辈而言，变法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既如此，则理念亦不过一种谋略。由是以观，则戊戌之事何以成日后局面，也就容易理解了。

杨、宋劾许之疏，形同为德宗做了一个“天威特振”的球，好让皇帝杀他个雷霆万钧，慑下树威。依康有为之说法，光绪原似亦拟配合演出，罢斥许应骙，但此时刚毅对德宗大玩磨功，由乞恩求宥、请令总理衙门查覆，到一二品大员受劾时“明白回奏”的标准模式，硬是将维新派借许应骙顶戴压抑后党气势的浪头给挡下。由德宗“不得已而允之”的态度来看，作为一国之主与帝党最高领袖的德宗，应该比维新派这批政治经验薄弱、搞斗争更见猴急的政坛新贵们，要更多地考虑到实力对比与政局稳定等因素，乃有当日之裁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杨上折，德宗命许应骙明白回奏后两日，尽管甫自颐和园还宫五日，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德宗又往诣园，且一待便是六日。此六日中，德宗显然与西后商酌后敲定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并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由亦深得慈禧信重之吏部尚书孙家鼐及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分别补翁同龢之协办大学士与户部尚书、军机、总署大臣行走；原属荣禄之步军统领一职，由亦具后党色彩的刑部尚书崇礼实授。尤有深味者，在德宗抵达颐和园驻跸当日，许应骙回奏递上。许氏于折中对杨、宋二人指控其痛诋西学、阻挠新政各节一一答辩，且据云乃在刚毅“围魏救赵”之计策下，许氏于折内痛批其同乡后学康有为，由康氏“少即无行……为众论所不容”，到其晋京后“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末了引已故大佬李鸿藻“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一语压文，并请将康氏“罢斥驱逐回籍”，姿态不可不谓强悍。但德宗对许氏近乎与维新派顶着干的做法，却以“该尚书嗣后遇事，务当益加勉励，与各堂官和衷商榷，毋负委任”作结；对杨、宋所参各项，亦“即着毋庸置议”。康有为与后世论者，多相信此乃因许折中对康氏之攻讦令德宗投鼠忌器，只有来个“两不问”。但依笔者判断，此实为派系竞争关系中一种局部策略而已；一如前述，各人事命令所营造之气氛，或云释放善意，其目的在换取帝党——或至少是德宗——所认定之更大战略目标——废八股改试策论——之实现。而上谕于次日（6月23日）明发，更见此诸端于派系妥协间之配套考虑。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大言德宗之所以对许应骙放手，乃“重于为我故”，真不知是康氏欠缺彼每每自视如当代卧龙的战略眼界，抑或因应日后继续其“教皇”事业开拓之政治宣传需要，容本书于此也来个“两不论”。

尽管帝后两党首脑于颐和园以相对平静之方式完成了对朝廷权力流动管道革新之共识，面对此种改革所带来权力重分之必然结果的帝后两党成员，仍因此举对彼辈所可能产生远较对两宫明显而立即的影响骚动不安，政治动作亦未曾中断。其中，甫历被劾、有惊无险的许应骙，立即以实际行动具体证明其战略视野与政治头脑绝不比康有为等人高明的事实。

五月二十日（7月8日），“素托大言”的御史文悌上了长折，全折由自陈一向秉持德宗“谨慎当心，破除情面”之训示，与四世祖费扬古“永戒植党，赤心报国”之祖训，不敢沾染徇私陋习为始，再转入推崇许应骙立身行事，自有本末，随后，即展开对康有为、杨深秀、宋伯鲁之攻讦。由全折内容比例看，杨、宋二人不过陪斗，康氏方为主攻对象。内容由打康、宋、杨，又迂回地对科举制度改革及专讲西学之路径传达异议。唯以事涉德宗之宣示，文悌自不敢讲得过白，遂转而以维新派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干犯结党之国朝大禁，旁敲侧击。行文之间，且颇露形迹地意图摆脱过去与维新派之关系。整体而言，全文冗长黏滞，周折反复，煌煌巨文近五千言，说穿了只批康有为，旁及杨深秀、宋伯鲁并兼自清罢了。事实上，由文氏谈论之次第以观，即令今人，应该也能看出该折不脱许应骙之教唆。尤其折中刻意扯上张荫桓对康氏之庇荫，不免令人思及许、张同行走总署之恩怨，益落痕迹。德宗于明发上谕中指文悌“难保非受人唆使”，若依康氏所言，则德宗当军机面前是直指许应骙，且欲革文悌之职，以刚毅力求，方罢回原衙门行走。而言官凡回本部，例不补缺、不派差，实则也近乎革职了。其实，德宗之震怒，与其说是针对文悌，不如说是因许应骙而发。盖许氏此一作为，有如公然向德宗探底；而德宗重惩文悌，实同给了许氏答复。毕竟，这已非半月前之颐和园。易言之，许应骙此际已形同留校察看。他日为王照递折事，导致礼部六堂官一日尽罢，不明者或以为过激，实德宗之心念已肇于此日。唯不能不令后人感慨者，帝后两党中有康有为、许应骙之辈在，一场变法不激成帝后党争之对决，实亦难甚。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