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韩国传统制酱文化（包括黄豆酱、酱油和辣椒酱制作工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东亚文化圈热议。这一结果既是韩国长达 17 年文化策略的胜利，也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博弈。
近日，韩国传统制酱文化（包括黄豆酱、酱油和辣椒酱制作工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东亚文化圈热议。这一结果既是韩国长达 17 年文化策略的胜利，也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博弈。
韩国申遗的核心在于强调其制酱工艺的独特性。从技术层面看，韩国制酱确实发展出区别于中日的特色：采用 “新酱加入老酱” 的家族传承技法，将制酱失败视为凶兆的精神信仰，以及融合辣椒的本土化创新。这种 “家庭化酿造 + 社区共享” 的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 “体现家族历史与共同体归属感”。
但历史脉络清晰显示，黄豆酱起源于中国东汉，唐朝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中国《周礼》记载的 “醢”（肉酱）、汉代豆酱工艺，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发酵豆酱实物，构成完整的文化链条。韩国申遗并非争夺起源，而是通过强调 “本土化实践” 实现文化切割 —— 正如其将 “端午祭” 定义为丰收庆典，与中国端午节划清界限。
韩国此次申遗成功，是其系统性文化输出战略的延续。自 2005 年 “江陵端午祭” 申遗以来，韩国已将泡菜、暖炕、儒学书院等 23 项文化内容列入非遗名录，数量位居全球第七。这种 “细分项目梯次申报” 策略，通过将共享文化包装为 “民族专属符号”，逐步构建独立的文化身份。
经济利益是重要推手。数据显示，韩国申遗成功项目平均带动相关产业增长 23%，安东河回村因儒学书院申遗，游客量从年 10 万激增至 80 万人次。黄豆酱和酱油申遗后，韩国计划将安东河回大酱村打造成文化旅游地标，并推动相关产品出口。这种 “非遗产业化” 模式，既提升国际话语权，又创造经济价值。
面对韩国的文化攻势，中国需在历史溯源与现代转化间找到平衡。一方面，中国拥有 3000 年制酱史，钱万隆酱油酿造技艺、龙牌酱油制作技艺等已列入国家级非遗，但国际申报进展缓慢。另一方面，韩国通过 “文化切割” 策略抢占先机，如计划以 “韩纸” 名义申遗造纸术，弱化其与中国的渊源。
中国的应对需多管齐下：
加速系统性申遗：梳理核心文化遗产，优先申报具有明确历史证据的项目（如中国酱油酿造体系），并建立文化基因图谱。创新传承模式：借鉴浙江绍兴黄酒 “非遗工坊 + 研学基地” 经验，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教育、文旅融合结合。推动跨国联合申遗：参考中马 “送王船” 案例，探索 “东亚发酵食品文化” 联合申遗，整合三国资源避免文化争端。加强国际规则参与：利用中国当选 UNESCO 相关机构主席国的契机，推动完善 “文化跨境共享” 申报机制，明确起源国与衍生文化的关系。这场酱文化之争，本质是历史解释权与现代话语权的博弈。韩国通过申遗强化文化认同无可厚非，但其 “切割历史” 的做法可能引发文化割裂。中国需在捍卫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以开放姿态推动文化创新。例如，中国可突出周朝 “醢” 的文献记载与汉代豆酱工艺的成熟性，强调东亚文化的交融史，而非陷入 “起源之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机制本为保护文化多样性，但也需防止被政治化利用。未来，中韩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探索文化共享的新路径 —— 正如湖南汨罗与韩国江陵建立 “端午文化联合研究基地”，通过学术合作而非对抗，让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一碟黄豆酱，照见文明的交融与博弈。当韩国用国家机器改写历史叙事，中国既要亮出文明古国的锋芒，更要以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成为全球共享的精神财富。这或许才是应对文化博弈的真正智慧。
来源：十万大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