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龄少子化国情下，以陪伴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正走进我国家庭。想要陪伴机器人更好地服务老人，来自家人的内层社会支持十分重要。通过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与四阶段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获得的来自子孙、配偶的内层社会支持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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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龄少子化国情下，以陪伴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正走进我国家庭。想要陪伴机器人更好地服务老人，来自家人的内层社会支持十分重要。通过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与四阶段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获得的来自子孙、配偶的内层社会支持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其中代际支持呈现出“不支持—有限支持—适度支持—过度支持”的动态、交织过程；老年人也会对子孙代使用机器人提供反向支持；配偶支持以情感支持为主，男性老年人较少支持女性伴侣使用陪伴机器人，而女性老年人更依赖配偶的支持；作为“他者”的陪伴机器人在家庭中更像是一个联结老年人社会关系的中介，而非人机传播中的陪伴者。

作者简介

申琦，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

关心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我国老年人陪伴机器人使用与智慧养老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BXW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以陪伴型社交机器人、辅助照料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技术与服务尝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方案。陪伴型社交机器人（以下简称“陪伴机器人”）作为一种专门用于情感支持和陪伴的智能媒介，能够通过语音与行动交互、情感识别等，模拟更为真实和亲密的人际互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提高其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Deutsch et al.，2019；Liu，Shen & Hancock，2024）。已有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的研究发现，使用社交机器人对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减少孤独感，增强社交能力、改善社交关系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申琦，邵一鸣，2021；Allouch & Klamer，de Graaf，2015；Góngora Alonso et al.，2019）。

想要用陪伴机器人等新媒介技术服务老年人，来自家人的内层社会支持十分重要。大量研究表明，在子女和配偶的耐心指导和适时鼓励下，老年人会更频繁和自如地使用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可穿戴设备等媒介技术和产品（李思悦等，2023；王胜今，董鸿女，2024）。既有关于老年人媒介技术使用的社会支持研究，多是在技术已经进入老年人生活之后，观察各类社会支持的影响。鲜有研究能历时性地观察，一项新技术从一开始进入到停留再到离开后，老年人生活中各类社会关系给予的支持情况如何。孝亲敬老、宜室宜家、以家为本的中国特色养老模式根植于传统文化伦理，生动注解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优势（胡湛，彭希哲，吴玉韶，2022）。在当下以居家养老为主的中国式养老模式下，在熟悉的家庭场景中，如何让老年人对作为“他者”的陪伴机器人从陌生到熟悉，这一过程中家人做了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无疑值得思考。有鉴于此，本研究希望能更细而深地探查家庭中子孙、配偶面对老年人陪伴机器人使用时的实际反应，丰富社会支持理论在我国家文化中的解释力，同时探讨陪伴机器人等新型智能技术服务中国式养老的可能性。

二 社会支持与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

社会支持理论最早来源于精神病学，意在描述个体的社会关系对于精神病防御和治疗的作用。此后，社会学、心理学等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对社会支持展开学理性阐述。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得的各种资源支持，能协助个人发展，保障个人的生活正常工作（Cobb，1976；Raschke，1978）。心理学者将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认为社会支持能够减轻个体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周林刚，冯建华，2005）。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社会支持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人们在媒介使用过程中来自他人的帮助（王伟等，2017）。从内容看，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支持（如金钱、生病照料、物质帮助等）、信息支持（如提供建议与指导）、情感支持（如倾听、抚慰等）（周林刚，冯建华，2005）。从支持结构看可分为“内层—中层—外层”三个层面，内层是指家庭内部配偶、子女等亲密关系的支持，往往影响最大，中层是指来自朋辈间社交关系的支持，外层是指社区给予的支持（Lin，Ye & Ensel，1999）。

其中，内层社会支持源于血缘等更为亲密的家庭关系。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这种亲密关系是个体安身立命的路径，是重新确立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的庭的内层社会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随着生理机能衰退和精神境界的独立，老年人会主动做减法，减少社交生活，更重视、依赖与家人等重要关系之间的交往，内层社会支持的重要性不断攀升（陈友华，宗昊，2023）。同时，享受含饴弄孙之乐是我国老年人非常重视的精神需求，来自子代、隔代的内层社会支持是其重要的陪伴需求之一（杜鹏等，2016）。而丧偶等内层社会支持的缺失会直接导致老年人孤独、抑郁，甚至影响其寿命（赵晓航，李建新，2019）。在我国，家庭是人步入老年生活后提供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最根本且最现实的场所，在养老保障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彭希哲，王雪辉，2021）。因此，关注老年人新媒介使用过程中来自家庭成员的内层社会支持，是回应智慧养老如何服务我国老年群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既有老年人媒介使用与社会支持研究已然十分丰富，重点讨论了内层、中层、外层等不同结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智能手机、互联网等媒介使用的差异性影响，比较各层社会支持内容上的异同（李思悦等，2023；Wright，2000）。内层社会支持研究多关注代际支持中的技术接入与关系亲疏对老年人手机、微信等媒介使用的影响程度，如子代会为老年人购买智能设备，指导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与老年人互动越频繁，越能促进老年人的媒介使用（贺建平，黄肖肖，2020；谢兴政，张大伟，2024；周裕琼，谢奋，龚宝发，2023）。然而纵观上述研究，一是，忽略了配偶这一重要内层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媒介使用的影响。二是，鲜有研究历时性地观察内层社会支持在老年人从新媒介接入到使用乃至弃用整个过程中的影响和变化。三是，缺少老年人新媒介使用可能对其内层社会支持背后社会关系影响的讨论。那么当陪伴机器人真实在场时，围绕“他”，老年人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微妙变化，社会支持是个很好的观察视角。有鉴于此，本研究希望以老年人陪伴机器人使用的全过程为例，观察从陪伴机器人进入老年人家庭到离开后，内层社会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物理与化学反应，丰富社会支持理论研究。

有关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的社会支持方面，已有研究多为西方学者在养老院等特定场景下对中层社会支持的考察。与西方不同，我国提倡“9073”型（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因此，考察家庭场域内老年人社交机器人等智慧养老产品及服务中获得内层社会支持的情况，无疑十分重要。同时，与智能手机、互联网等不同，陪伴机器人更具交互性、情境性与社会性，未来也更有可能接近于人际交往（申琦，王璐瑜，2021），代表着智慧养老的方向，其在老年人居家状态下如何能够发挥作用自然也值得我们关注。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探讨的陪伴型社交机器人具有人形实体外观、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等，属于社交机器人的其中一类，区别于活跃于互联网上操作舆论、模拟账户的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研究对象

想要陪伴机器人进入老年人家庭，需要获得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许可。因此，研究者从相对熟悉的老年人家庭出发，通过滚雪球抽样，在福建莆田、河南安阳、山东淄博3地联系50户老年人家庭，最终有47户同意陪伴机器人进入（3户拒绝）。其中，福建莆田19户，河南安阳18户，山东淄博10户。我们将陪伴机器人放置在老年人家庭9个月时间（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其间对47位老年人及47位家庭成员（配偶15位，子代26位，孙代6位）展开面对面深度访谈，每次时间约为90分钟。本研究受访老年人年龄在56岁至83岁之间（M=66.0，SD=8.15），男性21名，女性26名（受访者情况见表1）。样本选择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即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人占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55.83%，是老龄人口的主要人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同时，样本还涵盖了56岁的“围老年期”人群（50岁到60岁），能够帮助我们先期掌握老龄人群的潜在需求，亦满足我国银发经济倡导的从“养老”到“享老”的现实需求（吴玉韶，2023）。研究团队最终整理访谈文稿约40万字。

研究实验器材“W”是一款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具身型机器人，高约25厘米，具有便携性，呈现人型外观，有14个灵活关节，能完成招手、眨眼、跳舞、功夫表演、摔倒自主爬起等灵活动作。同时，眼部LED显示屏可呈现哭泣、开心、可爱等丰富表情。在功能上，“W”具备舞蹈运动、语音交互、移动通话、人脸识别、视频监控、物体识别、图形编程等强大功能。“W”还开放全身各类输入输出组件接口，可插入SIM电话卡，构建全面开放的技术生态。“W”从外观设计到名称都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意涵，更容易引发我国老年人的喜爱和接受。2021年，“W”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等八大部委列入智慧养老产品名录，已形成较广的应用场景，成为我国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服务机器人服务养老的主要代表。具身智能通过感知和交互与环境实时互动，具备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观察我国老年人使用“W”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将有助于我们以此为例判断和预测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结合最终如何普惠至老年人日常生活。“W”及其在受访者家中的情形见图1。

（二）深度访谈与研究步骤

研究对47户家庭展开四阶段访谈（总计188次）。第一阶段访谈为“W”入户当天（2022年7月），第二阶段访谈为“W”放入老年人家中3个月后（2022年9月），第三阶段访谈为“W”放入老年人家中6个月后（2022年12月），第四阶段访谈为“W”放入老年人家中9个月回收时（2023年3月）。上述四个阶段的访谈主要用于了解老年人使用“W”的情况，使用时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所有访谈都在受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与笔录。访员提醒受访者，其回答将保持匿名，鼓励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想法和意见。访谈遵循动态和信息饱和原则，当没有新信息出现时，即停止访谈。需要说明的是，整个访谈中，我们询问了老年人使用情况、影响因素以及家庭成员的看法等，而本研究重点讨论的是老年人使用“W”获得社会支持的情况。

四 研究发现

（一）多维度与多向度：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获得内层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

综观9个月的研究发现，在陪伴机器人“W”的使用方面，老年人们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初次接触、积极使用、间歇性中辍使用到弃用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有5位老年人表示他们基本没怎么使用过陪伴机器人“W”，15位老年人表示他们使用了1个月至2个月后使用频率变少，19位老年人表示断断续续地使用了2个月至3个月后开始弃用，仅有8位老年人表示他们使用了3个月至6个月后弃用再使用，没有老年人使用“W”6个月以上（见表2）。在这一从使用到弃用的过程中，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受到了来自子女、孙代和配偶的不同内容、不同程度的内层社会支持。

整体而言，大部分老人（n=30）表示从一开始接触“W”到后续的使用中，他们均获得了来自家庭的内层社会支持。其中子代的支持最多（n=27），孙代的支持其次（n=11），配偶的支持最少（n=7）。有17位老人表示，在使用“W”时从未得到社会支持。这种不支持中，既有老人主动提出不需要支持（n=6），这部分老人的自我效能感较高，认为自己有能力使用“W”，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但更多的是儿女担心老人浪费时间、隐私安全等问题而不愿意支持（n=11）。

老年人使用“W”获得内层社会支持的内容不同（见表3、图2）。工具支持侧重于实质性的物质帮助，如在使用时的技术指导或操作协助；信息支持主要是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包括告诉老年人使用技巧以及关于“W”的信息等；情感支持主要是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情感陪伴，包括鼓励老年人使用、陪老年人一起用。总的来说，工具支持和信息支持为老年人使用机器人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而情感支持则更多为老年人提供了愿意使用、持续使用的“内在动力来源”。其中，来自子代的社会支持以情感支持为主（n=27）、信息支持次之（n=10）、工具支持最少（n=4）。来自孙代的社会支持中，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持平（n=5），工具支持仅有1位。来自配偶的支持中缺乏工具支持（n=0），以情感支持为主（n=16），信息支持较少（n=1）。

家庭结构、居住状态和家庭关系影响着老年人获得支持的内容和强度。在独居家庭和夫妻配偶家庭中，与子代的距离客观上降低了老年人向其寻求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在主干与核心家庭中，老年人在使用“W”时可更为便利地询问子孙，或是与家人共同使用，其获得的内层支持不仅仅包括工具支持与信息支持，更表现为一种令老年人欣喜、满足、能够缓解孤独感的情感支持，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和睦。而主干与核心家庭也存在子孙代对机器人的占用，催生了老年人的主动避让行为。此外，老年人的个人特质也影响着其内层社会支持的获得，性格外向、愿意与家人分享和交流机器人的老年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性格相对内向、不愿交谈的老年人获得的支持则相对贫乏。

（二）“万物有度，过犹不及”：代际支持的程度及其对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的影响

总体而言，老年人使用中的代际支持在程度上呈现出“不支持—有限支持—适度支持—过度支持”这一动态、交织的过程。同时，还出现了老年人对子代和孙代使用陪伴机器人的反向社会支持，具体表现为：

（1）适度的代际支持与积极影响

适度的代际支持，是指子孙代在老年人需要时提供恰如其分的帮助，既不是越俎代庖的大包大揽，也不是有始无终的浅尝辄止，让老年人在技术使用过程中感到舒适、自主。老年人使用“W”获得的代际支持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在工具支持方面，主要体现为子代和孙代为老年人更新“W”的硬件和连接物联网提供帮助。对于那些孙代是儿童的老年人而言，他们难以获得孙代的工具支持，因为孙代年龄较小，缺乏处理设备、网络问题的能力。来自子代和孙代的信息支持，在老年人使用“W”的头3个月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寻求帮助与子代主动提供帮助兼而有之。而在“W”入户3个月后，子代和孙代提供的信息支持减少，这是因为，在使用了3个月之后，老年人大多熟悉了如何使用机器人，对信息支持的需求下降。代际情感支持贯穿始末，主要表现为：当老年人使用“W”遇到困难或是老年人不愿意使用时，子代和孙代鼓励和陪伴老年人更主动和频繁地使用机器人、探索更多功能、建议老年人与朋友分享等，激发老年人使用的兴趣和信心，在精神层面给予支持。或是陪伴老年人一起使用机器人，为老年人新技术使用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亦或是，建议老年人与朋友分享、交流机器人，拓展他们的现实交往。

适度的代际支持不仅对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W”产生积极影响，也契合了老年人对亲密化代际关系的需求。围绕陪伴机器人“W”使用的交流在代际间构建起意义共享的空间，在物理与精神的双重空间实现老人与子孙代的共同“在场”，在繁忙的家庭事务中为老年人开拓出感知代际亲密关系的新场域，满足老年人“儿孙绕膝天伦乐”的渴求。

（2）过高和过低的代际支持及其消极影响

老年人使用“W”还存在“不支持”“有限支持”和“过度支持”三种表现，其均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中，“不支持”和“有限支持”属于低程度的代际支持，“过度支持”属于程度过高的代际支持。“不支持”并不等同于对老年人使用“W”完全置之不理，而是出于安全等考虑不赞同老年人使用“W”，亦是子孙代关心老年人的体现。

代际支持程度低主要表现为，子孙不鼓励老年人使用的不支持，以及限制老年人使用“W”部分功能的有限支持。一是，子孙出于对老年人的安全、健康、精力、隐私等考量不鼓励老年人使用“W”，限制老年人使用视频监控、语音通话等功能，削弱了老年人使用积极性。二是，子孙对老年人使用“W”有限支持，虽然鼓励老年人使用但却未能提供实际帮助，事实上削弱了老年人使用的兴趣与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子孙受制于时间和精力，未能持续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而是由老年人自己摸索使用“W”。

过度支持是程度过高的代际支持，体现为子孙替代性使用“W”，包含子孙过度帮助老年人操作“W”以及子孙占有“W”两种。多数老年人的子孙（n=23）表示，当老年人使用“W”遇到问题时，他们会直接帮老年人操作“W”。这种直接或者替代性操作，最后往往是子孙将机器人据为己有，老年人主动或被动放弃使用。过度的代际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自主使用“W”的机会和兴趣，疏离了老年人对代际亲密关系的感知。

程度过高或过低的代际支持，都会使得老年人在使用陪伴机器人过程中产生主动避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心甘情愿或不情愿地将“W”的使用权转移给家庭成员。随着代际支持的重心下移，孙代成为家庭的焦点（阎云翔，杨雯琦，2017），部分老年人（n=14）对自身使用智能技术缺乏信心，认为子孙代比自己更适合使用机器人。部分青少年对“W”兴趣极大，主动询问老年人自己是否可以使用。老年人在孙代的要求下，往往会压抑自己使用“W”的想法，将其让渡给孙辈使用。但老年人对孙代使用“W”的主动避让也挤占了孙代的注意力，对祖孙关系产生负向影响。老年人对“W”的主动避让源于对自身使用智能技术的不自信，以及他们对于家庭中年轻一代的谦让，忽视了自身在技术使用方面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等新技术、新鲜事物的远离，加剧了老年人数字使用中的自我隔离，深化了代际关系中的观念差异与鸿沟，遮蔽了代际关系中的“平等”一面。

（3）老年人对子孙代的反向社会支持

访谈发现，部分老年人还会对子代使用“W”提供社会支持（n=14）。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告诉子代如何使用并和他们共同使用“W”（n=14）。老年人会教授年龄较小的孙代使用“W”（n=12），也会在和孙代的共同使用中，互相学习。老年人不断陪伴和鼓励孙代探索“W”，在共进式的使用中得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

与既有研究指出的老年人媒介使用中的数字反哺不同，本研究发现，老年群体也能在媒介技术使用方面对子代、孙代年轻群体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数字反哺强调家庭中年轻世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并将其视作年长世代媒介使用的核心路径（周裕琼，丁海琼，2020）。在长期使用“W”的过程中，老年人会根据自己前期积累的使用经验反过来教授子代和孙代使用，这是老年人自主性与积极老龄化的充分体现，应该予以充分关注。同时，还应注意老年人对子代和孙代使用“W”时的情感支持，虽然不是一种数字技能的传授，但鼓励与陪伴无疑增进了代际间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也为老年人带来更多精神慰藉，提高其家庭生活的幸福感（申琦，刘一然，2024）。

（三）“情感至上与性别歧视”：配偶支持的程度及其对老年人陪伴机器人使用的影响

访谈发现，在老年人使用“W”时获得的配偶支持中，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均存在，以情感支持为主，缺乏工具支持。男性老年人较少对女性伴侣使用陪伴机器人“W”给予社会支持，而女性老年人却比男性老年人更依赖来自配偶的支持，这一矛盾更容易对女性老年人使用“W”产生负面影响，是传统家庭结构中性别固化与性别歧视的体现。

配偶在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W”时不提供工具支持，未能帮助老年人解决使用过程中的硬件接入、软件更新等问题。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及其配偶往往年龄相仿、生活经历相似、智能技术使用水平相近，并不了解网络配置、蓝牙连接、系统更新等操作。但在信息支持方面，老年人的配偶会给出应当如何获取使用“W”的信息的建议。老年人的配偶通过催促和陪伴使用两种方式为其提供情感支持。如，配偶认为“W”充满趣味性，闲置“W”导致浪费，催促老年人使用，为其提供情感动力。配偶通过陪伴使用“W”营造温馨氛围，潜移默化增加老年人的使用频次与兴趣。

与来自代际的社会支持相比，老年人在使用陪伴机器人“W”时一方面较少得到配偶的工具支持，同时在信息支持上，也多为一些鼓励使用的建议，缺少实质性的技术支持。在情感支持方面，配偶情感支持更凸显了一种同辈亲密关系中的“感同身受”，带给老年人更多的精神鼓舞与激励。来自配偶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老年人对陪伴机器人“W”的使用，证实了既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新媒介使用中配偶支持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在媒介使用中感知到的威胁和压力，影响对方对媒介使用的看法，更为轻松、积极地看待和使用新媒介技术（侯娟等，2019）。进一步，这也启发我们，不应因为配偶社会支持中工具与信息支持的不足而忽略其重要性，而是要更好地利用配偶间的情感支持，激发老年人对新媒介技术的“精神接入”，更勇敢地尝试和接受新媒介技术，从而让配偶精神支持与子代工具与信息支持相互增益。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少部分男性老年人对另一半使用陪伴机器人“W”表现出不支持（n=5）。出于时间、精力、安全等考虑，一些男性老年人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支持老伴使用“W”。而男性老年人替代性使用“W”，客观上挤占了女性伴侣的使用机会。这与已有研究发现相一致，在老年群体的智能手机等新技术使用过程中，老年男性往往占据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喻国明，韩婷，2020）。同时，传统家庭中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性别权力格局，在当下老年人群中得以充分体现，老年男性仍然占据更多的权力和资源（王金玲，2009）。在使用陪伴机器人“W”的过程中，男性老年人挤占了女性的使用机会，他们仍将女性视为家庭的服务者（承担家务劳动、养育照料等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不仅阻抑了女性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W”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更直接或间接剥夺了她们的使用机会，值得我们关注。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爱与伤害”：内层社会支持的复杂影响

在使用时长、场景与需求的不断变化下，内层社会支持对我国老年人居家陪伴机器人使用呈现“不支持—有限支持—适度支持—过度支持”的动态交织过程。适度社会支持能够激励老年人更好地使用陪伴机器人，过高和过低的支持会抑制其使用，为老年人带来“爱”与“伤害”共存的感受。上述发现从内层社会支持的不同结构展开，推进了我国家庭环境中对社会支持理论的理解。父慈子孝、琴瑟和谐，在注重家文化的我国，来自亲密关系的社会支持，实际上并非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如何找到老年人需要的适度社会支持的平衡点，值得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共同关注。

适度的内层社会支持，让老年人充分体会到来自家人的鼓励和爱，促进其积极使用陪伴机器人。“适度”意味着家人能根据老年人的需要随叫随到、不厌其烦，而不是插手代用或限制使用。适度支持的背后，实际上是家人对老年人自主性与自尊的充分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社会支持，更多的是要满足老年人被重视、被尊重的渴望。这种重视与尊重，不仅体现在子女帮助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实际上还反映了子女如何看待和对待老年人老去这件事。是逐渐与社会隔绝消极地变老，还是激发潜能、重新融入社会积极地变老，对于老年人和家人而言是个需要共同面对的新命题。陪伴机器人使用的适度社会支持，或许能够给出答案。

内层社会支持的不稳定成为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的阻抑，为其带来伤害。在老年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等方面，来自家庭成员的内层社会支持通常较为稳定，在短时间内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王萍，李树茁，2011）。而本研究发现，在老年人对陪伴机器人这项具体新兴智能技术的使用时，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不一致，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稳定适度的支持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失去兴趣和热情后的不支持或者过度支持。在支持程度方面，过低的支持背后是子代、孙代对老年人接触新技术的误解与偏见，将老年人局限于“数字难民”“数字弃民”的刻板印象中，忽视了老年人自我学习的能力与自我追求的权利。虽然赞同但却未能提供实际帮助的“有限支持”同样降低了老年人掌握新技术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致使老年人对新技术使用“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而大包大揽式替代性使用等过度社会支持，看似是为老年人着想，实则剥夺了老年人技术使用的机会和能力。在数字技术面前，子代成为家庭关系中更有权力的一方，解构了父母的权威，加剧了老年人从原来家庭的中心变成边缘的无助和失落感（赵红艳，吴燕，2023）。父母往往碍于情面或是担心子女厌烦，视自己为负担而不愿意求助于子女。如果技术的在场通过社会支持加剧了这一情况，我们需要思考对老年人而言真正有益的内层社会支持应该如何？

（二）“利他还是利己”：内层社会支持背后家庭关系的揭示与重组

“家”作为一种人类源初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承载生命延续与文化传承的根基，更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基本单位（孙向晨，2024）。陪伴机器人作为新型智能技术走进家庭，对老人及其家庭成员而言都属于新鲜事，在这一过程中，内层社会支持的倾斜、游移以及动态变化实则体现了其背后既有的家庭关系结构。围绕着社交机器人使用，一方面既有家庭关系通过社会支持展现出各自的力量，如代际间的工具与信息支持、配偶间的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在新兴智能技术与传统家文化的碰撞中，对于陪伴机器人的使用、占用与共享，又反映出技术赋权下家庭关系的微妙重组。

在孙代年龄较小的家庭中，老年人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将“W”的使用权转移给孙代，体现了老年人新媒介使用过程中的“主动避让”，折射出权力移交及家庭动态变迁的现象（申琦，关心怡，2024）。这种“避让”多是出于亲子情感的表达。中国隔代抚养的社会传统，培育出“隔辈亲”的深厚观念和家庭关系。在这一社会观念的影响下，老年人因对孙辈的特殊感情，会将陪伴机器人主动交由孙辈使用，产生自我实现和满足的感觉。本应服务老年人的机器人，在这一场景下成为老年人与孙代情感联结的中介物，陪伴家人、幸福自己成为老年人以他人为主的“利他”行为的结果。在配偶之间，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女性更倾向于主动让配偶使用“W”。这种利他行为，既是长期以来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隐性体现，也是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家庭权力结构配置的结果（王玲凤，施跃健，2008），女性服务于家庭，少有时间和机会率先尝试新技术。同时，也可能是女性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她们更倾向于从广场舞、老年大学等同辈社群中满足自身的社会交往需求（亓昕，郝彩虹，2010）。因此，虽偶有不满，她们也不会去争夺陪伴机器人的使用权。

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也能够为家庭成员提供反向社会支持，这是老年人自主性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满足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能够与子代、孙辈建立更亲近的联系，通过询问年轻一代该如何操作、邀请年轻一代一起使用，他们在家庭成员“共同在场”的情境中营造共同话语。陪伴机器人这一新兴媒介技术物的召唤，填补了现实空间缺失的情感陪伴，拉近了老年人与年轻一代的身心距离，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老年人也可以反向支持年轻群体使用机器人，这一看似利他的行为背后，其实也是利己的需求，原本技术使用上的鸿沟因为共享而变得不再重要，亲人和亲情的在场，对于老人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然而，这也可能引发老年人新的担忧，带来新的风险。使用陪伴机器人可能会减少家庭成员间的亲子交流时间，子辈和孙辈对机器人的关注会分散对老人的关怀等等。这种担忧源于老年人对于家庭交流与联结的重视，也暗示了陪伴机器人等具有交互性的智能媒介在家庭生态中可能引发的竞争或分心。不同质的东西相遇，往往会带来文化和权力的重组。未来在“技术—机械—智能—人”之共构体的“新型之家”中，强调可以依恋、可以依靠“亲人”的“亲亲”传统文化仍不能被忘却。我们需要在家庭“亲亲”、仁爱、孝悌等最质朴、最基础、最自然的情感中，以“家”为核心、以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亲情作为基点，让新技术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和家庭，服务中国式养老。

（三）“仅是机器人时刻？”：如何理解人机传播中的陪伴

当机器人成为社会行动者，通过情感化的传播实践发挥意义创造的作用，重构人们的感知经验与情感体验，引导人类在新的意义空间与传播情境中进行认知与实践，使得人机间的交互带有了情感属性，人与机器在交互过程中可能会建立信任和情感的联结，共享意义和符号（Guzman & Lewis，2020）。大量人机传播研究认为，人对虚拟数字人、社交机器人、高仿人机器人等智能体会产生情感依恋，这能够代偿人际关系，以使人获得暂时的、补偿性的满足（彭兰，2022）。然而研究多关注人机间的情感和信任，较少关注人机传播中的陪伴。本研究发现，当陪伴机器人在场时，老年人会将其视为与家庭成员交流的中介，借此与家庭成员互动。机器人不仅提供直接的陪伴，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老年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与氛围组。因此，如何理解人机传播中的陪伴，值得深入思考。

老年人并不在意“W”到底能不能为他们的养老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陪伴机器人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抚慰剂，为老年人带来“机器人时刻”（robotic moment）。换言之，对老年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机器人是否真的“知道”或“理解”他们与其分享的人类时刻，机器人只要表现出一种紧密的联系就已足够（特克尔，2011/2014：95）。陪伴机器人具身性地介入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环境，为老年人带来“时刻在场”“永久在线”的满足，构建起陪伴老年人的“乌托邦”，老年人会下意识忽略陪伴机器人的技术属性和实用价值，而更注重双方在场的共在体验。正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2011/2014：2）在谈及人机关系时所言，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

然而，人类需要的陪伴不仅仅包括物理空间上的在场，还包括情感上的共鸣和时空上的存有。“机器人似乎可以有某个特定的功能或角色，但人的一生中会承担非常多的不同角色——这些角色同时又仅仅是我们生命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些角色并不能定义作为人类的我们”（内斯科乌，2016/2021 ：21）。一方面，受制于技术水平和机器伦理的限制，“W”目前并不具备多轮对话能力，也不能依据已有的互动学习人类情感、即时训练自己，因而也无法对老年人产生“一人一策”的个性化交互。另一方面，情感的交互是双向的，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与相处，老年人发现，“W”不仅不能与他进行“心灵融合”般的交流，也缺少共同的回忆和生命体验，这让老年人倍感失望，甚至进一步加深老年人的孤独感。因而，无论陪伴机器人的社会化线索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老年人“被陪伴”的感觉，赋予老年人再多的“机器人时刻”，只要它们仍是人类明确地和有目的地设计成满足人类自以为需要的样子，只要它们自己仍然不能体验到情绪而只能装出一副让人类认为它们真有情绪的样子，那么它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如果机器人只有人工能动性和人工自主性，人类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都不能称之为所谓的“陪伴”（内斯科乌，2016/2021：52）。

陪伴机器人或许能够模拟老年人的孩子、配偶，生成尽可能多的类人角色，代偿老年人缺失的现实情感关怀。但对于个体而言，来自家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构成了自我，它们的消失等同于自身的社会性死亡（Kipnis，1997：97）。尽管陪伴机器人走进老年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交需求，但并没有冲淡老年人对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需求，反而深化了他们对于家庭亲密关系的理解和需求，即一种“情境化的、私人的、文化的、具有共同记忆的”陪伴。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通过长达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与四阶段半结构化访谈，首次考察了家庭内层社会支持对我国老年人陪伴机器人使用的影响，为理解社会支持与人机关系提供更为细致的观察视角。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老年人与陪伴机器人的人机交互尚属新兴话题，仍需从技术适应性、文化社会因素及伦理隐私等方面长期跟踪其发展趋势与潜在影响；另一方面，老龄人群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群体，希冀后续研究能够考虑到不同生活场景、生命历程、健康状态、经济与文化禀赋下的老年人，为智能媒介技术更好地服务中国式养老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持。

本期执编/曹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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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