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明朝、朝鮮、安南均有接觸的日本近世儒者藤原惺窩（1561-1619)是頗能反映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東亞世界之劇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藤原惺窩對明朝、朝鮮、安南三國的省視，既與日本中世末期向近世過渡之織田、豐臣、德川政權更迭適為表裡，又與明清鼎革、「壬辰倭亂」(

壹、引言

由於處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東亞局勢大變革時代的藤原惺窩的個人經歷與生活時代，既與日本中世末期向近世過渡之織田、豐臣、德川政權更迭適為表裡，又與明清鼎革、「壬辰倭亂」（1592-1598)侵朝等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動桴鼓相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與明代中國、李朝朝鮮、黎朝安南均有不同程度的實際接觸和切實體會，故而通過對藤原惺窩其人之活動經歷與思想情形之考察，既於藤原惺窩之人物思想之研究有所推進，又可藉藤原惺窩之眼「管中窺豹」對東亞之變有所感悟。故小文以此為切入點，略加陳述，敬祈方家指正。

貳、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日本困境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也即是藤原惺窩所處的時代，察東亞區域國際情勢，至少有這樣幾大特點引人注目：（一）中國明朝衰落，國內民變、地方起義洶湧澎湃，北方女真部落崛起、滿族建立清朝政權，既而出現了明清易代這麼一個混亂時期；（二）日本方面，豐臣秀吉（1537-1598)的侵朝兵變之後，德川家康（1543-1616)統一了全國，幕府政權剛剛建立，對內需要鞏固封建政權，對外需要開拓海外貿易市場，以解決國內物資匱乏之弊；（三）朝鮮的李朝政權在靜觀明清鼎革之變的同時，還時時刻刻警惕著東面的日本或許有再次侵朝的軍事動向；（四）處於黎朝晚期的越南，南北分裂、對峙而立，北部有鄭氏統治，南方阮氏君臨。

由於前近代的東亞，中國始終居於華夷秩序的中心，尤其對東亞諸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貿上，抑或是文化和武備上，均有明顯的優勢。然而，豐臣秀吉的侵朝戰爭，在試圖打破明王朝對朝鮮半島支配能力上的失利，遭到了明朝和朝鮮的封鎖，稍做簡論可知，新成立的德川幕府政權所面臨的外交處境，主要表現在這樣三個方面：

一、遭到了明朝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

二、面臨明朝的軍事威懾

與此同時，明朝政府為防日本再肆侵擾，同時，亦為了震懾日本，在遼東半島，設復州參將、金州守備；又以金、復、海、蓋本營陸兵哨守海口，調山東登州水軍駐紮旅順，後又在黃骨島上設水軍，加強旅順至鴨綠江口的沿海防禦。不惟如此，明政府還力促朝鮮積極通報日本事宜和活動動向，要求朝鮮將日本大小動向要通報遼東都指揮所。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遼東都司指揮使王汲至朝，指陳：「自倭變以來，禦倭兵權皆在撫、鎮兩衙門，前此則未知聖諭故不為諮會矣。今後大小事先報於本衙門，使之轉奏行可也。且撫、鎮委俺前來，非徒詳探倭情，亦令來觀貴國軍馬錢糧城池器械可以禦敵與否，幸須詳細開錄書何如？」宣祖表示：「當從後書送矣。」還愈加叮囑朝鮮：「無論有無警息，每二月一報鎮江遊擊衙門，如有重大情形，不時馬上馳聞。」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明朝官單游擊在朝鮮釜山會見日本使者橘智正時，正告他：「傳於家康，務要專心學好，不可陽與朝鮮講和，陰懷異圖」，並威脅道：「我天朝等萊、旅順，朝鮮平壤、義州，分佈水路兵卒百十餘萬，又委官督送異樣火器，以待你國動靜。」

三、受到了中朝就侵朝戰爭罪責的拷問

在豐臣秀吉橫臥病榻行將歿去之時，明朝的質責文書就已至麾下。明朝萬曆二十三年（日本文祿四年，1595)小西行長接到了明朝政府發來的「十二問」質詢狀：「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二、問朝鮮告急，天兵（指明朝軍隊一一引者注）救援，只令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稍後，朝鮮亦發來了與此相類似的文書：「羅、濟以來，雖有邊徼偶發之患，是不過島嶼間寇掠之徒耳，其有傾國興兵、無故侵暴如壬辰、丁酉之甚者乎。孤寡抱怨，神人共憤，足下論此，其不慊於心乎。」李朝這般忿懣表達和嚴辭責問頻頻發之日本，並且還將中國連帶地進行拷問：「日本待天使（指明使沈惟敬一一引者注）無禮，反肆桀逆，冊使甫旋，眾軍繼後，足下首謀指揮倭將襲我舟師〔……〕。」朝鮮如是的諮質問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時出現，其怨憤之心與讎仇之意顯得益為決絕。德川家康甫立政權，還未曾完全結束國內紛爭之時，明萬曆三十五年（日本慶長十二年，1607)朝鮮國王宣祖李昭就又致文書，復陳對日之國仇家恨：「壬辰之變，無故動兵，構禍極慘，而及先王之丘墓。敝邦君臣，痛心切骨，義不與貴國共戴一天。」

明朝取消經貿往來、嚴禁海防、既而軍事威懾、同時附以戰爭罪責的道義質問和非難，使得還未穩固全國的德川政權遽爾陷入外交困境。島津義久（1533-1611)就曾向琉球國王坦言：「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於今矣。」由此窺之，明朝的外交封鎖對日本幕府的影響誠不可謂小。

叁、對中日關係的關注與「中國夢」的破滅

對因豐臣秀吉的侵朝而來日本的明朝政府使節的關注以及與之相關的明曰關係和東亞區域國際關係，乃是藤原惺窩東亞觀的問題意識生發點。

文祿二年（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就豐臣秀吉的侵朝事情，明朝政府派遣謝用梓、徐一貫來日，豐臣秀吉在名古屋向明使提交了《和議七條》。然後，豐臣秀吉並沒有按照他所向明朝政府提交的和議約定，偃兵息武。慶長元年（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明朝又派使節楊方亭、沈惟敬(?-1597)來日商談侵朝事務，藤原惺窩在名古屋與之不期而遇，時間是仲夏五六月。藤原惺窩懷抱「四海一家」之念，作五言律詩〈邂逅大明國使〉：邂逅大明國使癸已之仲夏，大明國信使奉國命來。盡其意欲講和議致太平，豈凡庸譾才之所能堪哉。所謂使四方不辱君命者也。遴選之至當，不言可知而已。竊自顧以蕞爾之至陋。對高明之豪英，語脈不通，禮容不同，似慢非慢，頫冀恕容，更綴小詩抒下情。

四海一家非遠方，

大明高客忽梯航。

休云語韻翻還苦，

中有賞音同故鄉。

就取法何徑與明交涉，藤原惺窩表達了這樣的意見：「一、本朝者小國而大明者大國也。其勢似不可敵〔……〕尤山之壓卵；一、大明更察未萌之兆。有機先之鑒。」顯然，明朝在東亞世界的中心地位無法撼動的，這一點還是能從藤原惺窩的陳詞中看得出來的。

藤原惺窩以為：「大明者昔日聖賢之所出國也。以予想像之，文武皆備智勇雙全矣。朝鮮亦慕其風，奉其命之國也。雖然今也似無良平之智謀、贄育之勇悍，況於聖賢之至道乎。」儘管這是外交辭令，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對明朝的特別倚重。同時，他還對日本的情況予以定評。對豐臣秀吉評論道：「本朝之大相國公者，意氣豁如，度量寬大，不治細行，不惡小恥，不守小節，不聽人之諫，縱心之所欲，全不殊於凡庸流。而唯出異於凡人者，勇智富之三也。別無拔山之力射日之奇。非至聖神，亦如斯小國之常人，雖大國才識不及古之故乎。」豐臣秀吉權傾朝野，有生殺予奪之權，「意氣豁如，度量寬大」，然「不治細行，不惡小恥，不守小節，不聽人之諫，縱心之所欲」，也只不過是一「小國之常人」。故而，在豐臣秀吉侵朝之時，藤原惺窩就曾預測他必敗無疑：「相國公初欲征大明朝鮮之頃，斂曰：此舉非可成就之事。爾來相國公之所思所為。如和符似指掌，奇哉。」之所以這麼判斷是因為，「本朝者小國而大明者大國也。其勢似不可敵，況與朝鮮同好合謀，而欲以二國之多眾防本朝一國兵。本朝

兵復彼固者總百分之一也。雖然朝鮮不及一戰而敗北逃走，不能保守己國。國王之弟兄官卒就生擒致死亡者，不可勝計，猶山之壓卵。蓋問寡者無不勝眾，今以寡勝眾，勇怯之異乎？智愚之殊乎？」。

藤原惺窩對與明朝之大國的交往是有自己的理論見識的，其原則乃是「事大事小」。他認為，兩國之交，要以實力大小而度情揣勢，國家有大有小，這是實情。正基於此，大國使小國，小國使於大國，自然是符合實力原則的國際交往情形，只有以小事大，才能避免流血衝突，符合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之理：「其國有大小，大使小，小使於大，是必然之理也。今己之國大、人之國小之時，能惠人之小國；人之國大、己之國小之時，能使於大國而能交，或有人云：如此有何益哉？曰：己之國大、惠人之國小之時，彼小國是進也喜，退亦憂，此二乃天理之自然，大小之勢，以理之當然交。」

慶長元年（1596)六月二十八日，三十六歲的藤原惺窩懷抱著他的「中國夢」，從京都出發，經內海迂航北九洲，打算到薩摩藩乘船入明。七月十六日，藤原惺窩到達薩摩山川津，等待入明的便船。然而，到了冬天，終於等到了去往明朝的便船了，遂乘帆出海，不料遭遇風暴，漂流到了鬼界島，整個冬天至第二年即慶長二年（1597)夏初，一直就滞留在了鬼界島。夏秋之交，返回到了京都。從日後的活動情形來看，藤原惺窩就再也沒有實施過入明「中國」的活動了。

事實上，如同日本中世的不少日本日本僧侶所表現出的那樣，藤原惺窩對「中國」是有著非同尋常的崇拜情愫的，可以說「中國」乃是他心中永恆的朝聖之地。他曾作詩：

東方君子長諸侯，地隔中原天一陬。

平曰弦歌思魯國，滿城第宅置揚州。

土峰雲散蘭全璧，武野波連募蕩舟。

漁火遠流螢稍去，客杯滿引蛾空浮。

其友姜沆（1567-1618)曾記錄下了藤原惺窩恨不能生於中國的一番情感宣言：「惜乎吾不能生大唐，又恨不得生朝鮮。」當他遺憾不能生於中國時，入明的「中國夢」也因為大風暴而失利時，他便退而求其次，想生於朝鮮，因為至少在近世以前，由於朝鮮半島地理上較日本接近於中國，自然吸取中國文化方面就比日本無論在時間上還是規模上都顯得更具有優勢。事實上，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汲納也是經朝鮮半島而傳至日本的，易言之，朝鮮半島其實充當了中國文化傳至日本的一個中轉站。在當時，朝鮮半島在科技文化方面，優於日本列島乃是實情。

而藤原惺窩與朝鮮的關聯，則生發於與「壬辰倭亂」被俘而到日本的朝鮮儒者姜沆。

肆、對朝鮮的體悟：與朝鮮儒者姜沆的交往

對豐臣秀吉的侵朝，《明史•日本傳》有這樣的評論：「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已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不少史家更以極精微的數字統計和詳贍的史實考證論述過該事件給中曰朝三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深遠影響。然而，除了戰爭本身帶來的人員財產損傷外，由該事件中的細枝末節所帶來的對於日本文化、歷史產生的重要性片段和意義卻鮮被關注到。饒有興味的是，慶長二年之慶長之役中被藤堂高虎所捕獲帶回日本的朝鮮俘虜姜沆，因與藤原惺窩的交往而揭開了日本儒學確立與發展的新篇章。

姜沆，名沆，字太初，本名姜睡隱，全羅道靈光郡流峰里所生，二十二歲進士及第，歷任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刑曹佐郎等官職。就學統而論，姜沆乃是被稱為「朝鮮朱子學之父」、「東方百世之師」李滉（退溪，1501-1570)之高足成渾（1535-1598)門人。他以在朝鮮弘揚朱子學為己任的同時，亦對朱熹性理學說做出一些修正，然而，其言說大抵上並不出朱熹的理論範疇。慶長二年（1597)，慶長之役之際，姜沆擔當為明軍將領楊元（？-1598)運送糧草補給後勤的工作。慶長二年九月二十三曰在一次躲避日軍的行動中，被日本將領藤原高虎捕獲，擄至伊予國大洲（今愛媛縣），後經大阪而至伏見。在藤原惺窩的幫助下，於慶長五年(1600)五月返回朝鮮釜山，因受朝廷所疑，遂歸省教學，終老鄉里。其門生尹順舉在他歿後為其編輯出版的《睡隱集》中收藏有姜沆被俘虜到曰本、拘禁於日本三年之久的在日見聞彙編《看羊錄》。該書稿主要由《賊中見聞錄》、《倭國百官圖》、《倭國八道六十六州圖》和《壬辰丁酉入寇諸倭將數》構成，大致記載了日本當時的政情、風俗、地理地形等情況。藤原惺窩與姜沆的交往，由於留存的相關史料甚少，對其具體場景雖無法一一復原，但從那些零星的記載片段中似乎也能尋出某些合乎規律的推測。因為藤原惺窩和不少從朝鮮擄掠而來的俘虜都有過筆談的經歷，至於具體和誰進行過筆談，姓甚名誰都已經無法知曉了。從零星的記載中，我們發現有一則材料非常符合藤原惺萬和姜沆的第一次見面。

尊之姓名官職？其意如何？（鮮人）

予幼而喪父母，無妻子之系累。獨立亭亭，天理唯以樂之，傍花隨柳送日日。故以蒙莊周柴立子之義，自號柴立子，別無官職，人事泊如淡如，而自守自適。汝如有暇則游京師至予居乎。汝去國離妻，想常憂幽，天理不可奈者也。得喪乖逢，一時排遣，唯自寬心。（肅）

之所以膽敢推測上述材料為藤原惺窩和姜沆第一次見面時的場景，是因為對其官職、來意的發問，比較符合俘虜對檢察官的身份認知需求，而回答給人的感覺甚為親切：無官無職，就一閒人，來看看你們這些從異國他鄉捕獲而來的俘虜。

如果上述的推測夾雜著歷史學的想像的話，那麼藤原惺窩對姜沆歸國之期許則有真真切切的，而且還附著姓名的記載：

予意，子者朝鮮官士，不意拒囚於日本。若有得時，則可返本國。君父之國可忘之哉。縱不幸而雖留寓日本，自謀生計則可也。為微祿伴者，甚可憂。陶貞白答朝時，以畫兩牛，子思之々々，況子異域之生乎？（肅）

高明之教及此，大拔庸懦，不勝塹靦，大◦此身。至今假息於異鄉，薄衣陋飯，稍勝於高祿輕肥，千駟萬鍾，義所不顧，此身至此。而尚未受此地恩命，則所未嘗被擄者，尚與烈日爭光，引敢屈首於庸奴槽櫪之下乎。既於高明托為下風知己，故不敢少隱，前所告者，即是耿耿私誓也。萬一千回萬屈，勢無自達之路，當以幅巾往托，高明捨下，分得衣食。（姜沉）

上述會談是藤原惺窩和姜沆會面筆談當中幾乎沒有遺漏地被保留下來的一個片段。雖不曾涉及兩人的思想和學術等方面的交流，但所反映出兩人之間親若兄弟般的情誼，兩人歎懷身世，頗有惺惺相惜之感。至此開始，兩人進入了學術交流的蜜月期。二人的交往時期僅不過一年半，然而對於他們來說，均將這一段時間視為一生當中最為重要的時節。

至於二人的學術交往，留存於世的《姜沆筆談》反映了該方面的一些情況。史料只有兩則，其一：

問姜沆

赤松公令予傳言於足下，其言曰：日本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傳漢儒之學，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來，不能改其舊習之弊。卻是漢儒非宋儒，是可憫笑。蓋越犬之吠雪也，非雪之不清，不見為怪，蜀犬之吠日也，非日之不明，以不知為異而已。予自幼無師，讀書自謂漢唐儒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間。縱注釋音訓，標題事蹟耳。絕無聖學誠實之見識矣。唐唯有韓子之卓立，然非無失。若無宋學，豈續聖學之絕緒哉。雖然日本開國既如此，一人不得回狂瀾於既倒，返斜陽於已墜，悱悱憤憤，而獨抱瑟不吹竽。故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於字旁，以便後學。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冊為原本。鳴呼，流水之知音，雖無子期，後世>知己，又有子雲乎。足下取其事，證其實，跋冊後，是赤松公之素志，而予至幸也。足下計之。

該文開篇提及的赤松公，全名赤松廣通（1562-1600)，乃龍野城城主，因醉心於學術，素與藤原惺窩有交，可謂是藤原惺窩生活與學術的有力支持者。儘管藤原惺窩在此充當了赤松廣通「傳聲筒」的角色，但其所言者應皆為藤原惺窩之所感，因為對於日本當世之儒學狀況的把握和瞭解，一介武夫的赤松廣通顯然難有縱橫捭闔之才情，更不可能對漢儒之學和新宋學作出高屋建瓴之把握。這篇問辭，所透露出來的學術資訊倒是與日本當世的學術風貌極為逼肖的。日本雖甚早就通過百濟之王仁接受了有關儒學，但皆是自漢代以來注重文獻考據的所謂訓詁之學，對於義理方面的理論解釋，則尤為欠缺。這種情況下的學術研究，也只能是跟風於漢唐之五經注疏正義。新宋學發明隆興之時，由於中日交通不便，對於新儒學的接納無疑還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故而，藤原惺窩在對新儒學似懂非懂之中，不免就抱著一顆好奇心向精通朱子學的朝鮮儒者薑姜沆發問了。事實上，在曰本對新儒學之闡揚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具有宋儒之意的經典文本，藤原惺窩是有意為之，卻無力獨攬，故而需要一位高人予以相助。無疑，姜沆就是最好的選擇。姜沆確實也為藤原惺窩加宋儒新意於四書五經的學術工作盡力不少。

第二則殘存材料，是藤原惺窩對於姜沆疑問的答詞，從文辭、內容以及語氣等看來，與上述第一則材料並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一問一答的對話場景：

答姜沉

複姜員外足下。前曰在伏見曰枉芳灑。意旨懇懇，開闔不措，然歸程忽忽不裁謝答。人事不任意，似慢非慢。文獻通考留存香子以傳足下。蓋為慰旅館無聊，殊方異域，面友尚別，況心友乎？書策中之古人，獨非尚友哉。呵呵，今再惠手書，書中以言語不通為恨。至情至茲，感佩不可言。雖然古云目擊道存、言不盡意，意若有誠，則於物尚感通。人之至靈，豈待言哉。然則言之通亦可喜，不通亦不可恨。想足下為奈何？複次所諾之窩記，勞大手速記以成，多可多可，唯以見晚為歉，急有介信，比付之以賜之。餘蘊矣再會，不從該答詞可以做出推斷的是，藤原惺窩應與姜沆經常晤面、筆談，其中亦有筆談而不通者，故而藤原惺窩只好引「目擊道存、言不盡意」來掩飾彼此的一些尷尬處。在此亦可看出，兩人已經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誼之情，確切地說應是「亦師亦友」。

對於藤原惺窩所提到的以宋儒之意批點四書五經的工作，從姜沆為其所撰著的《五經跋》序言中可以看出，彼此都相當滿意，而且姜沆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夫子之賢於堯舜語事功也。〔……〕上自五經下至語孟庸學，莫不發揮而彰顯之，使學者知此道莫外乎日用人倫。聖人之質可學而至，豈宋賢之功又下於堯舜哉？扶桑海國也，去中國道里遼絕，士大夫未嘗以經訓名家，又豈以窮理正心實用其力哉。其以幸而儒術聞者，亦不過何鄭注疏，謂程朱之訓解為無用，其不以覆剖者為鮮，況千百年始得惺齋斂夫一人，窮約自守，不求聞達，惟以文藉自娛，其學深造獨詣，以操從省察為本，經書洞念曉析，獨以程朱傳注為是，舉一國莫有知者。而唯有赤松公以碧菔之義瓜葛也焉。因以其旨書四書五經，禿潁窮玄，積成卷軸，焚膏燃蠟，又蔔其夜，又卒業，乞予序〔……〕。」

藤原惺窩對於姜沆的幫助，是心存感激的。不然，也不會助其返回朝鮮。他和姜沆之間，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藤原惺窩作詩稱姜沆為「吾師」：

題菊花圖答姜沆

常聞栽菊地仙家，短世頹齡相制遐。

不變清容今見畫，三秋花是四時花。

數莖芳菊色交奇，姜氏新題亦自宜。

節義秋高風露底，對花可道是吾師。

對於藤原惺窩和姜沆的相識相交，惺窩之高足林羅山（1583-1657)曾作過一個記錄：「朝鮮刑部員外郎來在赤松家。沆見先生而喜日本國有斯人，俱談數日。沆曰：『朝鮮國三百年以來有如此人吾未之聞也。吾落難於曰本而遇斯人不亦大幸乎。』沆稱先生所居位廣胖窩，先生自稱曰惺窩。取諸上蔡所謂惺惺法也。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唯讀漢唐注疏點經傳加倭訓。然而至於程朱書未知什一。故性理之學識者鮮矣。由是先生勸赤松氏使姜沆等十數輩淨書四書五經。先生自據程朱之意謂之訓點，其功為大。」

阿部吉雄曾從姜沆的匯抄文編中推測其向藤原惺窩傳授了《延平問答》。阿部的文獻調查，確實對於人們瞭解藤原惺窩的儒學受教有不少啟發。事實上，藤原惺窩對於朝鮮儒學的關注，應該說是為時甚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天正十八年（1590)，與來日的朝鮮國使的筆談經歷：「天正十八年庚寅，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來貢。豐臣秀吉公命館之紫野大德寺。先生往見三使，互為筆語。且酬和應詩。時先生自號柴立子。許箴之為之說以呈焉。有一相者見先生曰，公是精神滿腹太聰明。曰：『唯自聰明可也。太字如何。』相者曰：『是公之避也。』先生笑而不言。」初次晤面似乎都有些尷尬，或許外交本就需要如此含蓄的氛圍和場面。後來藤原惺窩似乎專門去拜訪了這三位朝鮮使臣。從留下來的唱和之詩似乎可以一窺其端倪。

黃允吉(1536-?)，字吉哉，號友松堂，乃朝鮮兵曹參判。藤原惺萬曾向其題贈過一七言律詩：

贈松堂

仄聞萬里異邦人，通信使乎修善鄰。

四海又知坡老學，九夷何陋孔丘仁。

珠琉高映扶桑日，杯影輕酌下箬春。

目擊道存寧用語，相逢掃盡慢胸塵。

副使金誠一（1538-1593)，字士純，號鶴峰，乃退溪門下三傑之一，是朝鮮當世之一流的朱子學者。其曾一連作過兩首詩，以示藤原惺窩：

有上人宗蕣，自相國寺袖詩來訪，次其韻謝之。

跫然聲寂恨無人，相國名庵喜有鄰。

典雅詩文知學法，溫醇心性得天仁。

一函連偈長參佛，滿室雲花獨佔春。

忽袖璁詩勤訪我，愛君高出俗流塵。

相國寺蕣上大人袖一扇一詩來訪，仍次其韻以送之。

秋雨空濛竹院空，曉窗黃卷對圜公。

詩僧忽自城南過，滿袖◦檀一陣風。

又

殊方物色眼中空，獨愛庭前十八公。

閱盡千霜青未了，幾人能與爾同風。

許箴之（1548-1612)，字功彥，號嶽麓，又號山前、何簣翁，退溪門下三傑之一柳希春（1513-1577)的高足。其與藤原惺窩應酬和詩留傳下來的比較多，有律詩一首、絕句四首。值得品味的是，他以儒釋之別來解釋藤原惺窩的「柴立子」之號的一篇作文一一〈柴立子說、贈葬上人〉，似乎能給予藤原惺窩以強有力的刺激。

柴立子說，贈蕣上人

萬曆庚寅秋，予以書狀奉通信使命，使於日本國。寓諸北山紫野之大德寺。一曰山人有蕣其名柴立其號，執詩以來扣。讀其詩審其人，沖然其中，麗然其外。發于詩者如其人焉。予以心愛之，以其新也姑酌之酒和之詩而送之。〔……〕雖然予常見佛者之說。曰：任心自在，末作觀行。行住坐臥，任意縱橫，總是佛之妙用。然則何事於立，而亦何故用哉。

上人方將超空空入無相，而跨馬駒沿曹溪，以上契於拈花之一笑，而陋於觀行之伎倆。不彼妙用之希，而甘滯一隅，自號柴立子，是固何哉？佛氏之道我未之學，請以吾家之說明之。孔子曰，可與立。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夫適道者未適不由於立，欲養其體當先立其大者，是固入道之路脈，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立志以定其向，立腳以固其基，是實入道之大方。儒釋之道所造雖異，用力之功亦應不殊。至於真積力久，造一朝豁然之境，則吾儒之所謂知至，而佛所謂契悟也。磨瓦固非做鏡之道，而其所以獲鏡之明者，亦固磨者之功業。所謂言下領悟者，非彼之言徒使吾悟。〔……〕然贈人以言仁者之事，而吾之言固不能發明於子之道。僅足為他日面目之資，則亦韓子留衣之意而已矣。〔……〕

藤原惺窩的「柴立子」之号，本是自《莊子•達生篇》之「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柴立，顧名思義，如枯木般樹立，喻無心無意也。從藤原惺窩為自己所取的稱號似乎可以窺探出，他出家於相國寺，絕非自己的真意，對於佛教的信仰也是一種無心而行的舉動。許箴之，雖然沒有對此直接予以明示，但他卻以「立」為切入點闡明儒家之道。孔孟皆認為，立就是立道，定其志，固其根基，而這個「志」和「基」，也即是儒家所宣導的「仁」，其所道，自然就是「仁道」了。雖然儒佛都主張行道，但道卻是不同的。言下之意，與其做無心無意的「柴立」，不如以仁而立於仁道；仁道才是明理，才是正道。

伍、對安南的感知：代寫〈致安南國書〉與〈舟中規約〉

在近代以前，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系，一直作為東亞世界的國際關係法則為中、日、韓、越各國所遵奉。由於日本和越南都是臣隸於中國的附屬國，再加上東海、南海的天然地理阻隔，至少在十六世紀以前，曰本和越南幾乎是沒有什麼聯繫，更遑論經貿往來了。而日本對越南國的主要認知，也泰半經中國而流傳入日本的越南香料獲得一些片面性的瞭解。越南曾名安南，日本古代史書中對其幾乎沒有什麼記載，現今研究者對曰越關係史的起源追溯，也只能從那些早期去中國而漂流目的地的模糊記載中作出一些推測，認為日本人早在西元七、八世紀就到過越南。然而，地理方位上的不明和地名的古今相異，使得那些臆測皆缺乏有力的文獻證辭而疑點重重。日本詩詞文獻和史料中常出現的諸香料確實能對曰本人可能瞭解越南作出某種推論。沈香、伽羅、蘭香是越南特產的香木料，曰本天平勝寶八年_1(756)所失去的聖武天皇的遺物中曾發現過這些香料。儘管香料遺留只是出現在王公貴族，至少可以表明日本通過中國的一些舶來品應該對越南是有所感覺的。

「壬辰倭亂」導致了明朝對日本的政治經貿封鎖。為了擴大海外貿易，江戶幕府是給東亞各國贈送外交文書，以求通商往來，包括信州（今漳州）、高砂（今臺灣）、柬埔寨、呂宋（今菲律賓）、交趾（今越南河內）和安南（今越南）等地。這種貿易史稱堪合貿易，雙方以互相贈送的朱印狀作為貿易通商憑證而進行進出口買賣。從慶長六年（1601)到寬永十一年（1634)，從長崎到越南的渡航數達一百三十次，占到了日本海外總渡航數百分之三十七。伴隨著日越貿易額的增長，日越兩國間的貿易關係以及圍繞此展開的一些雙邊關係問題，成為了一個日越雙方都不得不直面對的重要課題。

對此，江戶幕府設回易大使司官職處理堪合貿易往來事務。對越南的貿易，由角倉了以（1554-1614)擔當。角倉氏本屬近江國，後得滋賀縣犬上郡為封邑而改姓吉田。應永年間（1394-1428)上洛仕於室町幕府，在京都嵯峨之地兼營土倉、酒倉，幕府以此賜姓角倉。家族五代除經營酒屋等事業外，還與明朝有貿易往來。角倉了以之時，受朱印狀與安南開展起商貿活動，幕府授其回易大使司一職。角倉的一些事務常由其兒子素庵(1571-1632)擔當處理。當時，越南是後黎朝時代，國內分裂為南北兩部，北部屬鄭氏統治，南部由阮氏君臨，國內動盪，亂象叢生。日本主要是與越南北部的鄭氏進行海上貿易。為了更好地展開日越之間的雙邊貿易往來，素庵委託藤原惺窩起草兩國經貿關係函書。這也就是藤原惺窩〈致安南國書〉和〈舟中規約〉成文的時代背景。

〈致書安南國〉，又稱〈致安南國書〉，按照時間推算，藤原惺窩為素庵草就此文的時間應該是慶長九年或十年，也即西元一六〇四或一六〇五年。此時，正值德川幕府建立伊始，日本的海外貿易也剛剛拉開帷幕。為了擴大海外貿易，幕府致書越南，以尋求和商討雙邊經貿活動中的一些商業約定和買賣原則。在此，不妨將這篇外交文書引錄如下：

致書安南國代人

日本國〇〇〇〇〇〇致書

安南國頭目黃公，比年鴿舶往還，二國之情好稍好可徵矣，感佩惟深。甲辰六月，我軸人亡恙歸。辱複書，添以嘉佑若干。（青具四匹，白絹大好五匹，牙扇兩件，香躐一瓶，熏香一瓶）厚意不可言也。書中所謂一止於信之一語。誠是家國治教之要矣乎。夫信者，吾人性中之固有，而感乎天地，貫乎金石，無以不通，豈啻交鄰通好而已哉。雖是千里不同其風也，所以五方皆不殊，此性者也歟。由是見之，則其不同者，特衣服言語之末而已。然則千里萬里雖遠，衣服言語雖殊，有其不遠者不殊者而存，是以所謂一信也。前使不德，望還彼此千里之間，上下其手，表裡其言，而多誤事情，故處之以國刑。想在貴國一如此乎。凡舟人者，命市兒販夫之徒，而僅見小利，則忘大辱。其言多任喜怒之姿，而不足取其信。自今而後，而國之信者在書，書之信者在印，

是以為證耳矣。故今附舟人以今夏之複書，貴國子細檢焉。方物數事，聊寓綏好之禮。書中又言貴國者，詩書禮儀之國，而非市貨會集之地，苟市貨商賈之事，唯利是務，真可鄙焉。然亦通論之，則四民孰非民，八政孰非政？安民為政之外，無詩書禮儀；詩書禮儀之外，無安民為政。是亦五方固有之定性，而乃一信之所主在也。貴國之所誡者，在彼失信，而屢生不好之事而已。二國不是其信，則縱雖有小人，何至生不好之事乎？然亦不可以不誡。若生事，則二國各有刑法乎哉。

從開篇的寒暄之詞中可以推測得出，素庵剛剛去越南，與一黃姓人物進行了貿易。而且從那還得到了青具、白絹、牙扇、香蠟和熏香等饋贈品，雙方的交易還算和平和順利，為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這種貿易，雙方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該原則應以誠信為本，不欺凌，不詐騙；交易雙方應該按照朱印狀的配給進行往來，「國之信者在書，書之信者在印」。儘管雙方都還算得上是詩書禮儀之邦，然而總不免有一些圖謀不軌者，背信忘義，唯利是圖，破壞一些貿易規程，所以當出現這些情況時，兩國都應嚴刑苛法，予以懲治。

為了使得日越雙邊經貿有條可查、有法可依，藤原惺窩又替素庵起草了〈舟中規約〉。依照現今的國際公約來做一評判的話，其所體現出來的和合共赢理念和精神，不能不讓人驚歎。

舟中規約代貞順。按貞順遷人運商舶于安南國。貞順運商舶于安南，因代之。

一、凡回易之事者，通有無而以利人己也。非損人而已矣。共利者，雖小遠大也。不共利者，雖大遠小也。所謂利者，義之嘉會也。故曰貪賈五之，廉賈三之，思焉。

一、異域之於我國，風俗言語雖異，其天賦之理，未嘗不同，亡其同，怪其異，莫少欺詐謾罵。彼且雖不知之，我豈不知之？信及豚魚，械見海鷗，唯天不容偽，欽不可辱我過俗，若見他仁人君子，則如父師敬之，以問其國之禁諱，而從其國之風教。

一、上堪下興之間，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況同國人乎哉，況同舟人乎哉，有患難疾病凍餒，則同救焉。莫欲苟獨脫。

一、狂瀾怒濤雖險也，還不若人欲之溺人。人欲望雖多，不若酒色之尤溺人，到處同道者，相功匡正而誡之。古人雲，畏途在衽席飲食之間，其然也，其可不慎哉。

一、瑣碎之事，記於別錄，日夜置座右以鑑焉。

該約定共五點，可以說幾乎每一點都體現出現代國際商貿原則的主體精神和主要理念。若以現代商貿話語來解釋的話，可讀解為這樣幾點原則：（一）雙赢原則。雙邊貿易要以共同盈利為其商業目的，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損人利己，可謂「共利者，雖小遠大也。不共利者，雖大遠小也」；（二）求同存異，互相尊重原則。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國與國之間風俗言語互有差別誠屬自然，故而經貿往來中，對於雙方的生活習慣、民族禁忌要給予充分的尊重，不做有辱對方民族風俗的行為和事情；（三）平等互惠、相互救濟原則。普天之下，民胞物與，皆為生命個體，故要一視同仁，有患難傷難之時，要給予雙方以必要的救援幫助，尤其在遭遇海難之時，要對遭難一方進行積極的救援和幫助。

藤原惺窩提出日本和安南在經貿活動中應共同遵奉的雙赢、求同存異互相尊重和平等互惠、相互救濟原則，實事求是地講，儘管在今日的國際社會經貿往來中，該原則已經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和首肯，然後在實施過程中，卻仍然還是荊棘叢生、阻隔重重，在趨利避害的人性和人情支配原則下，其實際效果有多大，另當別論。然而，這種充滿了人性光輝、人道原則和現代商貿精神的國際公約能夠出現在距今約五個世紀前的東亞共同體世界中，意義誠不可謂小。一言以蔽之，藤原惺窩所提倡的國際經貿原則在前近代東亞世界中已經吹響了現代國際商貿原則的號角。適成反差的是，二十世紀上半，日本對越南和東亞世界的侵略行徑，使得藤原惺窩的現代性國際商貿公約倡言倒k了一曲挽歌。

陸、結語：藤原惺窩東亞觀之表徵

觀察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的中、日、朝、越四國學界，如藤原惺窩對明朝、李朝、安南以及日本相關事務和東亞局勢均有或多或少接觸並有所觀感者，委實少見。事實上，從藤原惺窩的個人經歷來看，當時確乎還尚未有如藤原惺窩出入日本朝野且能與明朝、李朝、安南有切身感受之學人呈現。由此言之，藤原惺窩的「東亞」觀察無疑乃是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之世紀交替的一個全形折射。而該過渡期的主要勢態演變基本上是圍繞距今四百二十年前的「萬曆朝鮮之役」展開，無論是藤原惺窩與明使的邂逅，還是其與朝鮮儒者薑姜沆的學術交往，抑或向安南交付《致安南國書》和《舟中規約》，可謂均乃「壬辰倭亂」及其後遺影響所致。所以可以說，藤原惺窩的東亞觀亦可謂是另一種「壬辰倭亂」觀。

在藤原惺窩的東亞認知中，由於日本比起中國來誠屬「小國」，「壬辰倭亂」敗於中國和朝鮮乃必然之勢，中國仍然是東亞世界的雄雄霸主，連受中國支配的朝鮮的一個被俘儒生姜沆都對代表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朱子學」有著超越日本學者的優越態勢，由此推之，在東亞世界中的曰本最好的歸屬或許就是迅速汲取中國文化之宋明儒學，或許這也即是藤原惺窩「脫佛入儒」、高舉朱子學大纛，訓點四書五經，創建「京師朱子學」的緣由之一了。

來源：《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2卷第2期(總第24期）2015年12月頁21-48。為排版方便，故刪去頁下註釋，由此帶來的種種不便，還望見諒。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