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创新上求新求变，在实践拓展方面有效提升。2024年，研究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引发国际传播智能化生态构建的可能性；国际传播的艺术性、战略性和系统协同发展；基于审美共通的、关注“人”的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效力体系逐渐完备。

作者：姜飞（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袁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本文通讯作者）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期

导 读：

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创新上求新求变，在实践拓展方面有效提升。2024年，研究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引发国际传播智能化生态构建的可能性；国际传播的艺术性、战略性和系统协同发展；基于审美共通的、关注“人”的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效力体系逐渐完备。

2024年，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创新上求新求变，在实践拓展方面有效提升，坚持走高质量发展新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效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强势助力中华文明走向世界，通过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完备构建国际传播效力体系来加快促成“于我向好”国际传播局面的到来。

一、技术点的突破：智能技术深度介入国际传播生态变迁

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更加迅猛的态势深度介入国际传播，引发有关智能技术重塑国际传播生态可能性的实践评估和理论讨论。新的竞争逻辑下，智能国际传播将超越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主导新的权力转移与全球格局，形成智能行为体崛起、权力弥散、权力再中心化和分权新机制等特性。[1]在技术硬件、规则、系统三个层面，智能技术将会对国际传播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国际传播面临着底层架构、平台垄断、技术代差等方面的制约，亟待“技术突围”[2]。从时代划分来看，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1.0和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2.0，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全面开启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将改变整个国际传播的竞争格局和大国博弈态势。[3]在传播主体方面，国际传播的新主体涌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观察，当前已逐渐形成“人类行动者主导，非人类行动者崛起”的国际传播主体格局，社交机器人作为异质性行动者，在国际传播的人机共生转译过程中能够很大程度地弥补人类传播主体的局限与不足[4]，并不断促使新的知识获取和认知模式的形成[5]。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进入国际传播生态，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成为传播新物种，人机共存、人机共有、人机共创将是国际传播的新面向。[6]对技术的应用进行考察之后发现，数智技术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有助于非遗隐匿性知识迈向大众呈现的通俗表达，超越时空边界局限达至叙事的文化共享，以凸显文化主体性彰显“和合文化”的大国形象，体现出形塑具象、即时在场以及沉浸交互等样态表征。[7]在此背景下，利用多模态AI赋能，以多元化叙事、多样化呈现、多维度体验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可视性和可感性[8]，将是未来国际传播研究的智能探索新方向。对新型主流媒体来说，“以技术引领传播”是核心策略，在利用人工智能创新国际传播策略时要全面考虑技术、内容、渠道等多方面因素，不断探索和构建虚拟化的国际传播工作场景，以提升国际传播效果。[9]尽管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开展有较高的可供性助力，技术深度应用本身的潜在伦理风险问题仍然值得重视。技术参与下的侵权风险与技术依赖、视觉图像中的表征悖论与意义遮蔽以及资本魅惑下的语义失真与叙事偏离尚未得到有效解决。[10]信息失序风险加剧将会导致跨文化传播生态受到污染，技术黑箱风险会使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胁，数字依赖风险加剧则会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11]

二、思想线的延伸：兼具艺术性和战略性的传播理论创新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传播理念需要持续前移，将国内 “抗涝”和国际“抗旱”统筹一盘棋，在讲好世界故事的逻辑下讲好中国故事，在讲世界和他人故事的过程中把中国有效编织进入世界地图，深刻认识国际传播政治性、复杂性，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艺术性、战略性。[12]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长期面临美西方国家舆论围攻下的政治传播竞争。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利用Twitter传播致使国际传播下沉效应越发凸显，引发美国民众对华恶感急剧上升，给中国的国际传播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并深度波及全球产业和政治交往各个领域，动力换挡和思想变迁成为后特朗普时代中美政治传播生态的典型特征[13]，而这也深度影响了全球传播生态和中国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方向。从利益、边界和秩序的接力[14]与重构来看，既往西式全球化本质上是“盎格鲁—撒克逊”霸权逻辑，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现实基础就在于对西式全球化的全面超越，但随着全球权力结构“东升西降”态势演变，中国有望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并成为推进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15]

推动秩序重构的思想动力在于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亟须回归国际关系的现实语境，增强理论研究的现实适用性，而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对国际传播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作用：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下，国际传播与权力政治、武器化、国家间冲突深度关联；自由主义理论视角下，国际传播是一种“非物质性”权力；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国际传播具有“主体间性”，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构。[16]在理论路径上，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将“和”思想作为元理论，服务于国际传播的体系化再造。[17]面对在全球传播体系中提升话语权和形象塑造的挑战，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注重内生力量的释放与国内外传播的融合。[18]

此外，内外部的协调和适配，也须建立在数字共通的技术基础之上。数字时代的全球共通是国际传播的本体，共通本体下的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和文化的传播，更是主体间、文化间，甚至于万物（人机物）之间的共通，这种共通包括基础设施的共通、信息和数据的共通、文化与意义的共通、主体间和文化间的共通。[19]通，则指向同。国际传播共同体以新世界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是跨地缘的全球共同体，在传播领域实现传统共同体积极理念的回归，形塑并凸显国际传播“多元主体、平等关系，共建共生、利益共享，交流对话、文明互鉴，规范共治、伦理共识，安全有序、开放包容”的共同体特征。[20]为此，需要进一步探索“韧性”理论视角下国际传播韧性系统框架的构建，增强国际传播系统的自我修复和重建能力，以“持续型信任”来扩展“共同体理念”。[21]

此外，国际传播共同体的构建，有赖于系统化作指导的理论协同与实践协作。中国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更为自觉主动、更为广泛深入、更为系统化的进程[22]，应当通过全景化知识体系建设、协同式行动网络激活与复合式评估框架构建以推动实现能力体系优化与文明共同繁荣。[23]在自我的协同理论探索方面，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为系统运行三层追求的“系统协同”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升维的基础逻辑。[24]目前，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协同”规划较为清晰：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协同传播”，具有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三个基本维度，细化为跨界协同、跨地协同、跨圈协同、议题协同、框架协同、修辞协同、媒体协同和产业协同等8种协同形式。[25]在国际传播的交往层面，多元协同的理念被应用于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构建，多位一体的国际传播交往主体格局、多层次的交往规则网络、复合型的交往关系网络、多维度的交往媒介网络以及多方位的交往形态网络是至关重要的五个面向。[26]在自我与外部主体的协同理论探索方面，需要重视话语联盟的建设，有效构建利于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传播统一体[27]；同时，面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实践的多元阐释现实，应该更加注重推动多元阐释共同体的差异化协同[28]。

三、文化圈层重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一）构建全球审美共同体：传播美学、生活方式美学与国际传播的合力

国际传播与美相联系，具有深刻的审美表征和审美价值，在信息传递基础上促进了文化价值的交流与共鸣，催生了跨越时空的审美实践。[29]审美国际传播，是为了构建起一种集体共有的审美意识与价值认同[30]，以体现世界视野下的“主体之美”，传播环境中的“公共之美”和文化交流中的“对话之美”[31]。因此，当传播的审美属性、审美价值、审美理念体现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具体而鲜活的中国生活方式彰显了美学追求，日常生活的有机组合通过生活方式美学打动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受众，完成了中国之美、生活之美、人性之美的国际传播[32]。也就是说，在传播学的视角下，超越个体进入集体层面的“生活方式”加“美学”，要考虑传播的共通性（无论是日常经验还是认知储备中的共通经验范围）。[33]在文学出版国际传播的理论思索中，审美传播被视为一种传递有价值的审美、构建有效的文化认同的可靠方式：传播文本通过“审美传播”实现价值认同，要求文学出版的国际传播“关注人”的价值取向的同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类审美的独特性、共通性[34]。在此基础上，审美向度的国际传播将进一步有效提升传播美学的思想深度，助力构建基于中国国际传播的全球审美共同体。

（二）加快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2024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建设目标。国际传播与文明交往历经从覆盖和移植，到抗争与冲突，再到交流与互鉴的历史阶段。[35]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国际传播的范式新开拓，在本体上引发国际传播的实践转型，在知识上呼唤以文明为视域的纵深延展，在格局上依托以交流为广度的行动扩容，在效能上追求以互鉴为预期的愿景达成。[36]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形态的历史性演变，受到世界交往的频次和深度的影响，在世界数字平台新基础之上，有望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传播模式，超越文明传播中的冲突、隔阂，走向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国际传播图景。[37]为此，需要基于中华文化与本土经验，推进精神交往和物质传递并轨的国际传播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对世界做出贡献。[38]

有赖于丰富多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是中国国际传播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和突出文化使命，要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摆在全局性的战略位置，从提升塑造力、感召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四个层面进行战略布局，以达到文化资源的整合、情感认同的达成、全媒体传播环境的多方赋能、文明成果的共享。[39]在全球文明倡议“求同存异，时空贯通”理论精髓的启示下，应在置换文明话语中磨炼国际传播的叙事本领、在适配文明场景中落实国际传播的“一域一策”、在助推文明互动中探索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从文明问题的历史根源上突破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困境，发挥国际传播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意义。[40]

体系构建层面，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在宏观上重点设立一个囊括中央到地方、高效且权威的协调统筹部门，采用“大传播”型管理体制，酝酿制定“文化促进与传播法”，在微观上出台针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配套财政补贴制度和金融扶持制度、文化创新激励措施。[41]应充分利用多元主体协商实现总体战略目标、多重叙事整合实现意义阐释、多链关系共建实现行动价值最大化的作用机制，助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42]中华文明的韧性传播，既是理论所趋，也是实践所盼，须将韧性要素融入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全过程和全链条，从而实现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全新通路：在信息触达阶段，提升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灵活的传播策略、强大的风险应对能力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来激活韧性，在信息认知阶段，要保持信息一致性和稳定性来维持韧性，在信息认同阶段，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传播格局构建来实现韧性的再循环。[43]在传播渠道的选择上，传播速度快、受众基数大、互动参与性强的短视频，能够有效助力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在选取能够减少文化折扣的世界母题的同时，短视频创作者对审美仪式感和日常生活审美的注重，给国际受众带来中华文化的沉浸感和体验感。[44]更进一步，也可将短视频视为塑造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新型中介系统，利用其依靠视听语言与文化符号实现意义锚定的中介特性，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45]同样地，作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方式，中国游戏出海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在形象、场景、知识、故事、观念、文明等方面给海外用户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海外用户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46]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全球风靡，是一种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现代化呈现，通过游戏的通道进入国际传播，有效实现语境转换和叙述跨层，打造了主体沉浸，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4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48]。这是一种中华文化主流价值的传播，有助于通过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完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49]。在蕴含中华文化主流价值的中国故事中，往往需要通过“以小见大”的传播手法，让中国故事深入人心。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泛生活类内容柔性传播以及泛知识类内容隐性传播两种组态路径，揭示了中华文化短视频实现良好国际传播效果的内在机制。[50]在中国故事的社交媒体传播中，有三种典型的中国故事资源，分别是中国人家的纪实Vlog、文化漫游者的亲历式讲述、青年人的文化趣味和流行亚文化，这些普通大众的生活故事传播使得中国形象具象化，是去（弱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典型的大众文化读本。[51]因此，进入“日常叙述”，以互动参与丰富文化体验，将内容受众变为传播主体[52]，是达成有效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同时，身处媒介化社会，人、媒介、文化的关系不可分割，这就要求建立起一套“技道合一”式的日常互动体系，注重树立“人机物”日常互动传播意识、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并推进面向全球的媒介规制，赋能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实践。[53]此外，有效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还需要借助“文化锚定”的思维方式设计传播内容：“文化锚定物”可被看作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内容策略，它是一种定位情境的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中“锚定”中国文化，并以此强化 “中国概念”和“中国形象”。[54]除了“锚定”，也可重视“桥接”和“中介”。文化出海正在经历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转译向文化桥接的精准化趋势转向，逐渐减轻早期因为简单向其他国家“搬运”“迁移”造成的文化折扣问题，并通过内容桥接与社群桥接来促进新时代的文化国际传播。[55]中介者、中介活动、中介介质和中介精神“四位一体”，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中介”模型，有助于协同联动推进文化“走出去”。[56]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触及美国受众心灵深处，给予更多选择权、提供来源可信度较高的中国网红生产内容、孜孜不倦地传播高叙事传输度的中国文化内容，有望让美国受众了解更真实的中国。[57]

四、高质量发展新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效力提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对中国国际传播的更高要求和现实期待，也是基于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情况做出的高质量发展有效指示。从对外传播的三次浪潮走来，中国国际传播正在迎头赶上第四次浪潮，在精准传播的面向深度发力，更加注重议题的嵌入和发掘，持续观察和思考平台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下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一）多方共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效力体系

要着重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和中国社会治理故事，为国际传播实践扫清外部障碍，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从构建“以我为主”的对外话语体系、推进兼具国际视野的媒体深度融合、创造国际传播效果的整合评估机制三个层面综合发展我国国际传播能力。[58]构建全方位、多主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大格局，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单一主体或部门主要发声的状况，形成多层次、多主体、多部门、多机构的多元共建、多元共鸣的传播格局，是当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59]在全球传播生态和大中华文化叙事框架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视域升级十分必要，需要将个体跨文化能力建设纳入整体知识版图中，实现中国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强势突围。[60]在综合性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基本成型的基础上，促成具备传播效力的体系构建，需要充分把握三个关键选择，分别是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支撑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支撑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改革促动与科技赋能把制度、组织、人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61]

2024年，集聚地方力量的国际传播中心不断整合建设资源，发挥地方特色，与中国国际传播整体规划有效适配。在推进深度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树立全球视野，将打造战略型、创新型、联动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作为重点任务[62]，在渠道建设、内容生产、智库服务、人文交流和品牌塑造方面发力[63]。具体而言，需要在结合地方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前提下，平衡区位传播与全国布局、地方性传播与全球化融入关系，遵循“战略目标选择—路径落地优化—传播效能评估”动态流程[64]；在战略传播层面优化区域布局，在内容特色层面培养关键意见领袖，在运营机制层面注重激发创新活力[65]；更加注重阐释国家发展理念，重点打造传播区域形象，依托国家战略定位与区位优势来打造独特IP[66]；努力实现自我循环更新，兼顾经济效应，健全国传人才培养机制[67]。此外，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应着力打造智能生态系统，搭建智慧省级国际传播平台[68]，中小城市则不宜复制省级和大城市国际传播中心，而是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小而精”、市场化、区域联动的战略路径。[69]

（二）走深走实的中国国际传播的精准之思

衡量国际传播体系效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传播的精准度。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的精准之思不断走深走实，在有效的理论反思基础上向前迈进。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惯常在数量统计的意义上理解“精准传播”，却往往忽视域外知识和实践调研才是产生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因此，跨学科融合与大力加强实践调研是国际传播研究获得突破的有益途径，注重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展将有效促进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70]精准化国际传播，也可以从数字交往的视角出发，更加注重数字时代主体间的共享、共鸣与共通，发掘主体间的交往潜力，从节点化、场景化、数智化、在地化等方向进行深入探索。[71]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国际传播各个环节的片面“精准”之下，隐藏着极易被忽视和混淆的“盲点”，原因在于尚未处理好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关系，因此，构建主体与受众、技术与内核、供给与反馈、全球与地方四组协同关系为内容的国际传播精准协同论，实现 “走进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平台拓展”与“借船出海”相结合、“话语创新”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国际视野”与“民间动能”相结合，能够更进一步地达到“精准”国际传播。[72]

（三）议题的深度嵌入与议题的通约性发掘

国际传播工作需要高度重视新闻驯化效应和文化融合逻辑，推动从议题设置到议题嵌入的理念转变，目的是更好地连接全球共通的意义空间，更为精准地实现本土议题的再本土化，更为广泛地到达和影响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73]气候变化是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具备全球共识的紧迫议题，具有跨民族、跨国别、跨区域、跨代际的可通约性，有着天然的传播潜力，可以成为“双碳”目标语境之下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国际传播的新切入口；但与此同时，定性复杂、缺乏常态化的传播机制、刻板负面的环境形象勾连气候形象的特殊困境将会影响理想传播效果的实现，未来可以尝试更加突出气候变化议题的科学和经济属性，锚定企业、NGO和“Z世代”等气候传播可及性高人群，加强在地化传播，打造亲近性叙事。[74]安全议题是全球合作与发展进程中较为突出的重要话题，也是具备国际传播通约性的全球性话题。在全球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对安全议题的国际传播，在议题转向上由国内安全转向全球安全，在策略转向上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设置议题，在叙事方式上从 “论战—对抗”转向“对话—协商”，从传播的角度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75]相关舆论态势分析表明，全球安全倡议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认知中，是中国为解决国际安全困境而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公共产品[76]，应在此正面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效构建全球安全议题的国际传播体系。

（四）平台的国际传播与平台的权变性观察

平台的传播能力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了新提升。得益于平台出海，国际传播信息链条各要素都在“破圈”和“重塑”：叙述主体呈现“你我共融”，传播渠道多元互动，“共创世界故事”趋向明显，具身化的信息感知更加深刻。[77]与此同时，平台的传播能力有进一步转为传播权力的趋势：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高度私有化的企业，通过介入海底电缆建设，造成国家和社会对数字平台的依赖性，已经成为全球信息流通实质权力的“代言人”。也就是说，数字平台通过对国际传播中“物”和数据的掌控成为跨越国家边界参与国际传播的新兴权力变量，并通过嵌入日常生活和实践，改变了国际传播中权力博弈的模式。[78]但仍须注意的是，尽管由政府主导的国际传播战略对中国互联网企业主导的跨国平台寄予厚望，期待平台承担更多国家与社会责任，出海的平台运营企业在现阶段以强烈的去政治化倾向来保证自身的全球性和包容性，仍然难以担纲国际传播战略赋予的政治重任。[79]

展望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入阐释和传播的进程中，中国故事需要以世界故事为传播背景板，有效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切含义，促进思想的深度融合与实践的共生。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第一，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需要更加注重价值传播层面的博弈和竞争，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80]。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并将于2025年1月入主白宫，在其上一个总统任期就开启的中美价值观博弈将会出现新变体，值得持续关注。基于此，如何促进中国价值观和中国理念的有效传播或将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发力点。第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突围即将展开，兼具传播与美、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掀起中国文化热的中国优秀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于2024年11月正式回归，包括但不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或将以此为全新的突破点，为中国故事注入传播美学、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思想灵力，在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可见度、认可度和喜爱度。第三，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建设的主要目标应是加快促成“于我向好”国际传播局面的到来，为此，应在能力建设朝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构建起层次丰富、条块清晰、结构合理的效力体系，在传播全面适配“人”的需求起点上真正地跨越国家边界和文化边界，实现中国内容、中国观点、中国思想与世界的认知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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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