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演王耀德 12月18日，张中臣所在的保安队的朋友们参加了《最后的告别》的北京首映礼，他们共同参与了电影制作。左起：李想、王耀德（男主角）、陈坤阳（制片人）、张中臣（导演/编剧）、陈崇理（出品人）、赵国栋（现场剪辑）、赵朗、张中玉（剧本策划）

主演王耀德 12月18日，张中臣所在的保安队的朋友们参加了《最后的告别》的北京首映礼，他们共同参与了电影制作。左起：李想、王耀德（男主角）、陈坤阳（制片人）、张中臣（导演/编剧）、陈崇理（出品人）、赵国栋（现场剪辑）、赵朗、张中玉（剧本策划）

2021年，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上，当张中臣以他的首部电影《最后的告别》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时，距离他真正接触电影已经十年了。他在台上哽咽道：“2011年开始学电影，10年我终于圆了电影梦。前几天有个观众问我，如果没有影像创作这个渠道，我会不会选择其他表达方式。我想如果没有它，我的生命可能失去了意义。”

电影，是张中臣在20岁时找到的支撑生活的点。十年之中，他从流水线工人到在北京电影学院当保安蹭课，从零开始学习写剧本、做场务、当剪辑师，最终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他凭借着“心里的一股劲”与保安队的朋友一同完成了首部电影长片《最后的告别》。这部电影是张中臣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往事，并结合工作经历，讲述了一个农村家庭三代人的命运。First青年影展评委会认为“在简约凝练的创作中，得见创作者隐于其后的创造力与真诚”。

2024年12月21日，《最后的告别》在冬至当天在影院和观众见面。电影上映期间，导演张中臣与主演王耀德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他们一同回忆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经历，以及拍摄影片的心路历程。此外，张中臣透露，他的第二部电影长片已经拍摄完成，将继续讲述村庄中发生的故事。

在20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电影

白天当学生听电影课晚上继续做保安去执勤

2011年10月，20岁的张中臣离开了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空调厂，跟随哥哥张中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当时，张中玉在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当了两年的保安，他的心中有一个电影梦，总是在学校蹭课学习。而年轻的张中臣已经厌烦了流水线的工作，对未来感到迷茫，只能来北京投奔哥哥，试着寻找下一份工作。张中玉去蹭导演系的课，而张中臣寻工作无果，又深感无聊，也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课堂。C楼114教室是那栋楼里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投影上正在放着李安导演的电影《喜宴》。张中臣坐在了第四排最左边的位置，老师正在一帧一帧地解析着一场吃饭的场景。

“其实我也听不懂，当时什么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听懂，而且电影中的生活离我很遥远。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授课方式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上的高中，教室里的投影不可能播放电影，而这里的老师竟然在用它讲电影，太有趣了。”张中臣回忆道。不知不觉听完了一整节课后，张中臣找到了电影学院本科的公开课课表，同样开启了蹭课之旅。与此同时，张中臣入职了哥哥所在的保安公司，也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蹭课了一年多之后，张中臣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的专升本考试，学习导演剧作专业。在三年的学习时光中，他仍然白天是学生，晚上继续当保安。“学校有电影大师班论坛，队长还安排我们去站岗，吕克·贝松和米哈尔科夫我都保护过。”

在学校四十余人的保安团队中，不仅仅只有这兄弟二人喜欢电影，张中臣还结识了同样有着电影梦的伙伴，他们共同参与了电影《最后的告别》的制作。“在我们保安队，王耀德是我的男主角，陈坤阳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陈崇理是电影的出品人，赵国栋是现场剪辑，哥哥张中玉是剧本策划。”张中臣介绍道。

“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拍完这部电影。”张中臣认为保安队的朋友们是互相影响着彼此，“电影并非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在20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电影，他们带着我看了很多电影，有了比较丰富的阅片量。”

一部接一部看电影之后，真正打动张中臣的电影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侯孝贤导演让我眼前一亮，让我明白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他的电影离我的生活很近，我看的时候常常在想，这不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人吗？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拍成电影。”之后，张中臣又观看了一些欧洲影片，发现他们也是在拍摄村庄里的人，拍摄农村发生的事情。“慢慢去看、慢慢去感受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用不一样的电影语言在拍摄生活。英国导演比尔·道格拉斯拍过三部曲《我的童年》《亲人们》《回家的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就是在拍一条路，那条路正如我家乡从村庄到田地里那条蜿蜒的小土路。”张中臣讲道。

作为创作者，试图和那段记忆告别

剧本只有八千字，很难找到投资方而保安队的朋友们鼎力相助

张中臣很想拍摄他们村庄里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他的家乡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在他的记忆中，家乡是明媚、欢快和宁静的，而这一氛围却被一件命案打破。

“我的发小在他九岁时，被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伤害，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对我的童年和之后的心理影响很大。所以，在创作时，我总想起这件事。我借用了这件事的父子关系，去延伸了一个文本。比如如果我的发小在那天晚上逃了出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在20年后，他如何面对这个伤痕的记忆呢？我由此写下了这个剧本。”张中臣解释道。

这不是王耀德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早在保安队时，张中臣就讲过此事。在《最后的告别》中，王耀德作为男主角，饰演了听障人士方圆。在电影中，方圆的父亲方陆军是精神疾病患者，曾试图伤害孩子未果。十几年后，方陆军因犯杀人罪被警察通缉，引出了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纠结。

这不是王耀德第一次被张中臣选作主演拍摄，张中臣很喜欢王耀德的性格，不爱讲话，心里有很多事。“那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宿舍，我觉得王耀德的形象不错，轮廓分明，眼睛长得很耐看。我拍摄第一部短片的时候就让他来演。虽然他不想做演员，但是也觉得演一下也无妨，就以一种玩游戏的心态来演了。”张中臣讲完，王耀德在一旁笑着说：“我也参加了继续教育的专升本考试，是中臣给我报的名。那时候，他有笔记本电脑，我没有。他给我填的资料，但是我在纠结报什么专业的时候，他直接给我报了表演系。结果我笔试的分很高，面试却没有过。”不过，王耀德最终还是踏上了演员的道路。

这是张中臣第一次正式创作长片剧本，因为人物设定为听障人士，因此全片的对话较少，整个剧本也只有八千字。张中臣坦言，自己不太清楚该怎样按照一个工业范式创作剧本，在他的剧本中，每场戏的内容都以演员的状态为主。“他是蹲着还是站着，在做什么，在看什么，但我不会写他心里想什么，也不会写他的痛苦是什么。我只写下人物客观现实的一种行为和动作，只不过写的时候我要清楚人物的内心想法，并非在文本层面体现出来。”张中臣分析道。

改完几稿剧本之后，2018年春节，张中臣回家过年，他与哥哥在收拾屋子时，发现父亲曾经写了许多古体诗，他们随即将这些诗录入电脑存档。张中臣读完诗之后，认为把它们放在剧中很合适，也能表现电影中方陆军作为语文老师的设定。“我的父亲在农村教了三四十年的书，之前二十多年教地理，后来才开始教语文。这些诗是他一直没有发表过的作品，是他在三十年前的一些心理和情绪的表达，以古体诗的方式记录下来。有些诗与我的剧本中父亲的内心很契合。”张中臣笑着说，他的父亲一直不知道他用了这些诗，直到2022年他的父亲提议想要看这部电影时，才得知此事。

剧本创作完成，张中臣将其命名为《最后的告别》，他认为这是电影中的方圆试图和过去的一种告别，同时也是作为创作者的自己，试图对曾经那段记忆的告别。

八千字的剧本，投给过很多影视公司，却无人问津。在一次与保安队好友的聚会中，张中臣表达了仍然想要做出这部电影的冲动，而朋友们还没看剧本，就给了张中臣一个答案——拍。2018年底，张中臣按照三十天的拍摄周期预估了制作费用，“我拿出了十几万的经费，保安队的坤阳、崇理等人又凑了钱，总共五十多万让这个项目一步步实现。”

拍摄很苦，但回想起来是快乐的

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一种幸运

2018年，张中臣前往河南省平顶山市参加陈坤阳发小的婚礼时，在当地找到了适合的空间，作为制片人的陈坤阳促成了影片在家乡平顶山的拍摄。

2019年年初，主演王耀德先行前往平顶山体验生活，尤其是在平顶山特殊教育学校观察感受听障人士的生活。在这所学校里，王耀德发现了一名很适合饰演少年方圆的孩子，王耀德试图让他参演电影。王耀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是在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小孩的，他叫史迎杰。我想选他演电影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都很惊讶，都说选谁都行，就是不能选他。因为他实在太皮了，在老师的眼中是一个不乖巧的孩子。史迎杰确实是最活跃的孩子，夏天的时候我几乎没见过他安静地走过路，总是在奔跑，总是满头大汗。但是我最终还是说服了学校的老师，让他来演少年方圆。”之后，张中臣看到了史迎杰，试镜之后，“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孩子”。

同年5月，摄影团队开始进驻平顶山，他们住在陈坤阳亲戚的一栋房子里，开始筹备画分镜，之后摄影和美术开始置景。“因为经费有限，我希望把前期工作做充分，省时省力，所以我们在月底就开机拍摄了。”张中臣讲道。王耀德补充了当时拍摄的艰苦环境：“因为导演不爱讲拍摄的苦，所以我来回忆一下。当时已经是夏天了，天气炎热，我们住在坤阳叔叔的家里，导演睡地铺，制片人睡在帐篷，剧组有的人还睡在楼梯间。没有一台空调，所以我们全都光膀子睡觉，到处都是蚊子。我们整个剧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拍了一个月。虽然很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开心，因为每天都在讨论和创作。”

对于张中臣而言，这些苦不足挂齿，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解释道：“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在我儿时可选择东西太少，可娱乐的方式也少，电影离我很遥远。因为我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事情，我看到的信息很有限，甚至家里的电视能收到的电视台都没有几个。然而当我没有什么选择时，却又在20岁时找到了一件喜欢的事情，找到了人生可以支撑下去的点，很多农村出来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我才会觉得人生没有白来一趟，我在努力追随一件事情，又是在精力充沛的年龄，在拼命地疯狂地吸收信息和能量，这当然是一种幸运。”

选择浅焦和虚焦的手法，是想表现那种渗透的感觉

北青报：当你成为电影学院的一员时，是否要比同时期的学生付出得更多，是否要更努力地去创作和学习呢？

张中臣：我认为人一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能力是很平衡的。我在人生的前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是半荒废的状态，一直在玩，没有按照正常教育去学习课本知识。但是当我来到电影学院之后，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想玩了，也可能是因为以前玩过了，玩得太多了。所以，我之后再也没去过网吧，也不玩游戏了，在电影学院的四年，我只有学习，从零开始学习剧本、拍摄和剪辑。

北青报：在成为导演之前，你做了很久的剪辑师。剪辑有时是另一种讲故事的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故事的讲法，这对你之后的创作是否有帮助？

张中臣：我在执行方面比较主动。我觉得电影是拍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看出来的，我很注重实践。我之前还做过场务、跟机还有剪辑助理，对我来说在不同的片场都是一种训练，让我去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因为我以前不爱说话，不知道如何交流，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却不得不建立交流和联系，比如如何跟剪辑师沟通，如何跟导演和制片人沟通，我都是在这些训练中慢慢成长起来的。

在做《最后的告别》之前，我在2015年至2018年参与剪辑了很多电影，虽然剪得不太好，或者电影不是很卖座，但是在剪辑的过程中让我看到了很多片场出现的状况，比如摄影问题、表演问题甚至是美术等各方面的问题，我要学习如何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大家把钱投入到我的电影中，我不希望是以一种冲动和冒失的方式去制作电影，剪辑工作让我在拍摄时少踩坑，让我有底气去做导演。

北青报：在《最后的告别》中，使用了浅焦镜头。镜头常常聚焦在人物的脸庞和身体，或是在动物的身上，而很多背景则是虚化的，有一种梦境之感，这是否是为了营造出回忆的氛围呢？除此之外，电影中的人物的面孔时常被遮盖，被模糊处理，他们像是处在一个被困住的状态，你是如何构想出来的？

张中臣：我的家乡砀山县属于平原地区，与河南商丘交界，但没有像平顶山这样的山区的层次感或是向外延伸的感觉。另外，在我的记忆中家乡总是阳光明媚的，四处都渗透着光，所以我想让画面更亮丽一点。在平顶山拍摄的时候，我选择了浅焦，压缩了空间感。

选择浅焦和虚焦的手法，是因为主角方圆一开始对于家庭的记忆是模糊的，他要去慢慢寻找，像是剥壳一样，慢慢渗透家庭的内核和过去的命运，有一种一点点往里渗透的感觉。

因为我很关注人的状态，特别是人的轮廓和人在沉默时的表情，所以采用了大量的特写。我需要观众去关注和凝视这些人，要更加去注意这些人内心的境遇。我们用大光圈的浅焦拍摄演员，所以摄影机要离演员很远，把整个空间压到极其的扁平。如此才能让男主角作为一个听障人士，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扁平感，从而影响到观众也产生被闷着的感觉，体会到男主角像是被一个透明的塑料膜包裹着一样。我们用了大量的镜子和水面的元素，让观众在观影时产生一种心理的变化，感知到在这个家庭的每个个体都被包裹着。

北青报：电影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无声画面，是通过监控画面记录了男主角上班的过程，而监控画面无任何背景音。这样的监控画面是从你自身的经历而来的吗？

张中臣：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待了四年，保安的岗位是轮换的，我有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在电影学院C楼的监控室。那时候我看着监控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听障人士，因为房间里面只有电流声，在一墙面的监控里看着人来人往，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我把这样的场景放在电影里面。

在男主角进工厂上班的戏份中，有人建议我减短时间，我尝试剪短了这段戏，但感觉不对，所以还是保留了这段安静的上班过程。当他骑着摩托车进入工厂之后，有一辆大卡车驶过产生了轰隆隆的声音，画面立马被拉到了他去停车棚停车的监控画面，然后是他走进走廊、进保安亭。这一段时间的现实画面，我试图让观众像听障人士一般在看着人物走动，试图让观众去建立和听障人士一样的心理感受，体会着听障人士在世界上生活的某种形式。当然，这只是一种尝试，毕竟我很难完整地还原这个感觉，只能让观众通过长时间的观看进入人物的内心。

本版文/本报记者韩世容

供图/张中臣

来源：小爱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