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大概是我一生最忙的几年，几乎没歇过。”导演黄建新不禁感叹。继《1921》《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之后，黄建新携其监制、徐展雄导演的电影《孤星计划》归来，电影上映不满一月，票房破亿。这部讲述百年前上海大学青年革命者救亡图存的电影何以吸引黄建

“这大概是我一生最忙的几年，几乎没歇过。”导演黄建新不禁感叹。继《1921》《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之后，黄建新携其监制、徐展雄导演的电影《孤星计划》归来，电影上映不满一月，票房破亿。这部讲述百年前上海大学青年革命者救亡图存的电影何以吸引黄建新的目光？他回答：一是高校党建与教育对中国社会与革命的独特价值，二是展现一批年轻人在历经伟大历史过程的“心灵成长史”。

2024年12月29日，电影《孤星计划》观摩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该会由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上海电影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党史、电影相关领导专家学者与电影主创团队等共聚一堂。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原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孤星计划》是用电影的方式对我们红色信仰的致敬，其红色题材与城市品格兼具，对上海电影、中国电影来说也是重要收获。”

跨类型：新主流电影的新面貌

惊险、悬疑、动作、青春……有如一场“类型化”的飙车。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认为，“最强烈的观后感是这部电影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使之类型化。《孤星计划》之前，很难想象同类题材类型化的程度可以如此透彻。北京首映时，很多同行嘉宾都说，越到后半程越觉得剧情、叙事、情感是在高速路上飙车，一直到最高潮。”

做具体的考古，探索跨类型的红色叙事。一群青年，一所红色学府、大革命时代的历史，电影以何种情节将历史细节“编织起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认为，“影片在众多的人物中找到了“孤星社”社员，在历史长河中寻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用切片的方式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来做电影。而影片落在惊险片这一类型，这在中国红色电影中是有经验与传承的，例如影片《铁道游击队》《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林海雪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以激烈的敌我冲突与高度悬念赢得观众。”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吴海勇看来，不同类型的融合，“是历史题材电影向虚构创作的攀升，是电影的一种新拓展。”

主流叙事与类型化表达的结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程波认为是“青春性、红色主流以及浪漫叙事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均衡感”。他用“韧”字比拟电影类型化叙事的价值，“类似《孤星计划》等电影启发我们，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有韧性的抗争形成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反转，链接后面建军的光芒时刻。”

“新技术的诞生是对观影方式的巨大分流，巨量信息逼着人们做出相应时间的选择，这就是竖屏出现的原因，看电影其实是对观众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战。”黄建新认为，“不是说电影不能存在，而是说电影要变得和观众的关系极为密切，探索如何做才能让观众把时间支配到你这里来。这个戏中反转的情节、青春的气息、历史的悬疑等种种探索，要勾引观众的好奇感，让观众想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争夺时间支配权的重要方法。”

以“心灵历史”与青年观众“心灵沟通”

郑大圣回忆黄建新拍摄电影《1921》时的话：“不管多么伟大的题材，首先它得是一部好看的电影。”而面对《孤星计划》，上影集团导演、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原会长朱枫认为，“导演在影片中将历史真实感做了放大与强刺激，在叙事与演员选用上勾连以青春的活力、理想与荷尔蒙，同今日的年轻人产生连接。”正如人物丁梦华在影片中所说“信仰会让我们再次相逢”，影片中年轻人那改变旧世界的信心，让现在影院中的年轻观众共情，是消弭百年距离的最有效方法。

如何抵达青年主体观众，是新主流电影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建强认为，“2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仍然是今天电影观众的头部，仍然是我们需要花大力气争取的主体观众。作品和观众的关系是目前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主流的红色电影进入传播领域之后，也必须要符合市场规律，必须要和主体青年观众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斌用“青春颜色”予以概括，“今天我们影视作品审美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把电影拍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主流观众当中能否得到精神反馈和价值认同，这是最根本的诉求。”

年轻革命者的红色故事不会止歇，这其中是无数青年人的同频共振。而正如影片《孤星计划》导演徐展雄所言，“红色上海的故事源源不断，希望被我们不断拍下去”，上海是有着丰厚红色文化的光荣之城，如何挖掘上海的红色资源，真诚讲述地方特色的党史故事，是万千文艺工作者不断赓续的目标。

作者：孙彦扬

文：孙彦扬（见习记者）图：剧照编辑：王彦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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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