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是某地中学近日组织开展了一堂“珍惜生命”主题班会，但是老师当场要求所有学生现场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一是承诺珍惜生命，二是“如果我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均与学校无关，我本人及家长或监护人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及学校工作人员主张任何损失和赔偿，也不会干扰学校正

近几天，两个关于中学教育的新闻引发了关注。

一个是某地中学近日组织开展了一堂“珍惜生命”主题班会，但是老师当场要求所有学生现场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一是承诺珍惜生命，二是“如果我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均与学校无关，我本人及家长或监护人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及学校工作人员主张任何损失和赔偿，也不会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二是另外一地的中学，开展了一个名叫“教师认亲”大型活动，让县里万名老师和学生结亲，收学生为义子义女。

两件事都激起了网民的不满，网上出现了大量批评学校做法的声音。认亲的做法被认为是怪诞行为，而学校让学生签订《承诺书》、类似签订“生死状”的做法，更会让社会大失所望。学校本来就是一个教育的场所，也是一种培育真善美的社会机制，寄托了社会和家长改善问题、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望，如今学校率先采取教育之外的“社会”手法，无异于教育甩锅和撂挑子，社会大众的感想，可行而知。

实话说，由此批评学校、代表大家宣泄情绪是最简单的做法，也会获得网民的拍手叫好，但是这样做激起愤怒情绪，不光于事无补，也让问题雪上加霜。

所以需要思考的是，学校为啥要这么做？不思考一下为什么，那就不会解决根源问题。

一、一个真实的校园故事

近年来，广大中小学老师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教学问题，恰恰相反，是教学之外的问题给学校带来了最大的困扰。学校为此疲于奔命。

一方面，各种考核、填表，隆重欢迎、总结汇报，各种创建、无数座谈，等等，占据了校长和教师的大多数精力，耗尽了他们的激情，也熄灭了无数有志于教育的年轻人的炽热理想。

另一方面，学校承担了更多责任和义务。比如，校园内的人身安全、饮食安全和精神安全问题，学校是第一责任人。

一旦出事，家长就气势汹汹地冲进校园，提出无数要求，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学校往往只有被迫接受的份。学校和校长的工作重心，开始从正面教育的启迪，转向负面危机的应对；以前主要从事教育的工作，现在更要进行负责教育的善后工作。

学校由此开始了和众多家长的斗智斗勇。到处装摄像头，这样才好跟责任划清界限；课间活动取消，只为了减低受伤风险；不再敢理直气壮地批评学生，害怕一个想不开有后果，等等。

我一个朋友是老师，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学校的真实故事。

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在国庆期间进了校园，用手机直播跳楼，从三楼跳下来受了伤，父母就来到学校各种闹，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赔偿百万元，并且确保孩子上本地学区中最好的初中。最后学校赔了60万，学校通过教育局也让孩子进了本地最好的初中。各方都感到精疲力尽。

如今的认亲、签“生死状”合同等怪现象，背后是学校的百般无奈。

二、学校的困境，是几十年网络舆情的直接后果

如何解释这一切？我的看法是，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矛盾。实际上，学校困境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

围绕家校矛盾来谈，永远没有出路。还是要从网络舆情的视角来看，可能更靠谱。今天校园的困境，源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升一降”，以及社会公正标准的模糊。

1.“一升”，是中国社会维权意识的爆发式提升。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带来百姓权益意识的提升。但是更重要的是，权益意识是社会启蒙的结果，是民众被灌输了权益观念的后果。

中国社会绵延数十年的网络舆情，是发展的产物，更多是从拆迁和环保领域爆发的。发展带来了污染，一开始，冒黑烟的巨大烟囱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标志，是发展的符号，如同冒烟前进的火车头，却也成了即将开启的声势浩大的舆情运动的不祥征兆。此后，随着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百姓开始了自发的维权，由此权益意识开始进入中国社会。

在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网络舆情开始进入高发期。在微博时代，随着公共知识分子大量出现，他们进行了权益意识的启蒙和普及，权益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百姓开始了自觉的维权，再加律师群体大规模出现，维权成为法治进程中的显著现象。

几十年的舆情大事件，遵循着酝酿、爆发、消退、反思的过程，潮汐般影响了中国社会集体心理。几乎每个舆情事件，都是强弱博弈和主张权益的斗争，通过新闻和评论，极大地激发了百姓的权益意识和维权意识。

再加上物质财富的增加、法治社会的推进，以及新媒体条件下爆料的便捷，中国社会的维权意识进一步高涨。

学校作为公办机构，背后是地方政府，往往成为舆情叙事中强—弱冲突的强势一方。所以在舆情发展过程中，学校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险形势。

2.“一降”，是学校神圣色彩的降低。

网络舆情的频发，是一个解构社会权威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和大人物的神圣性慢慢遭遇了解构。

学校等教育机构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史里，都是神圣机构。如同国外的教堂。师道尊严，令人敬仰。

但是遗憾的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学校的神圣性慢慢消失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极大地削弱了。文凭的含金量也在降低。尤其在最近十年的时间里，文凭失去了点石成金的神奇效应，仅仅是一张证明了你完成了大学学业的认证书。学校撬动命运的杠杆价值降低了，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沦为一个普通的社会结构。教育不再是个神圣的字眼，从精神的价值层面，坠落到了物质的工具层面，不过是学习、刷题的代名词。社会培训机构的大量出现，成为了另外类型的学校，进一步分流并降低了学校的神圣感。人们开始以功利性的眼光来看待学校。

再加上校长和老师开始出现各种丑闻，师道尊严开始瓦解。学校和教师的神圣性消失了。

如果学校和老师群体依然保持了师道尊严和神圣性，依然高不可攀，人们不会轻易冒犯它。但是当他们跌落神坛，还原为世俗的角色，人们在维权的时候，就不会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了。

3.“一模糊”，是法律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常扮演“糊涂判官”，社会公正标准模糊了。

在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不少地方官员、资本和法律之间关系复杂，虽然整体上推高了GDP，但是社会公正标准变得模糊了。这对于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杀伤力是非常严重的，学校因此深受其害。

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发展经济、运营城市，地方官员和资本一拍即合，在拆迁、环保等领域拥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由此出现强拆强征，以及工厂落地和污染问题，引发了无数的舆情事件。当众多类似案件涌到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却经常遭遇地方领导的“打招呼”“递条子”等不当干涉行为，司法领域出现了一定的不正之风。法律本是守护社会公正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一些基层社会却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地方失去了公信力。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在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常常不再寄望于法律，而诉诸于“闹”。实际上，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网络舆情，就是因为法律“守护神”缺位，社会公正标准模糊，道德人心受到伤害，弱势群体只好采取行动，向地方领导和公权力施压，希望问题获得关注，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结果，法律权威和道德力量都遭遇了极大的削弱，“闹”成为一种风气，也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考察“闹”的出现及其流变，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那么当后来家长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就倾向于越过法律法规，也不再相信权威，而是直接诉诸于“闹”，向学校、向相关部门直接要说法、要补偿，一个人不行就多喊几个人，人多力量大，并常常受到网民的支持。相关部门的行为也常常被“闹”的行为牵着鼻子走，“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

流风所及，校园今天的困境，其实是中国过去数十年网络舆情的直接后果。

三、解决校园问题，需要从法律的源头抓起

所以说，今天学校的很多困境，其实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暴露。祸根藏在网络舆情里。

当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图从家校双方来改善关系的努力，是没有出路的，甚至从教育领域着手也是很难改进的。

只能是从源头来改进，那就是要花大力气，强调并确立法律的权威地位，重新树立人们的法律信仰。

法律公正公平了，道德人心也会有所改善。“闹”会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手段，甚至会被视为耻辱。

建设法治社会，扶正法律角色，不光会解决学校的问题，可能网络舆情的整体形势也会有所改观。

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是解决大部分问题的牛鼻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摆正法律的位置，确保维护底线，公正仲裁，为民做主，也是异常重要的发展问题，同时，困扰地方政府和公权力的舆情问题，也会获得解决。

来源：焦点观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