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剧“不爽”，只是生活真相

摘要：他最近一部播出的作品《不讨好的勇气》（下称“《勇气》”），主线是一个年轻女性在职场成长的故事，副线是她通过接触脱口秀找到了新的人生支点，情节有一点打怪升级的意味，但是董润年并不想把它做成一个爽剧。

人生最困难的一个命题，其实不是冲破困局，而是一个人能不能真诚准确地看清自己。

“但凡能够定义的，能够说出来加以形容的，都有它的局限。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描述之物，我们需要保持沉默。”

说到这儿，董润年突然朝虚空抓了一把，像是在制止自己的思绪，他看起来甚至有点不好意思：“我不说他了。”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不能继续聊维特根斯坦？

董润年摇了摇头：“我最近已经开始尽量让自己少看一点形而上学的东西，这两年比较关注现实里发生的事情。”

但你还是能感觉到，在董润年的创作里，思辨性从未在现实题材中退场。

他最近一部播出的作品《不讨好的勇气》（下称“《勇气》”），主线是一个年轻女性在职场成长的故事，副线是她通过接触脱口秀找到了新的人生支点，情节有一点打怪升级的意味，但是董润年并不想把它做成一个爽剧。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如果奔着爽剧去，它的结尾会更明确，但是董润年怀抱着“多走一步”的怀疑：“某种程度，某个阶段，你觉得好像找到了自我，那真的是找到了自我吗？那个自我，真的是一劳永逸、那么简单就可以找到的吗？”

董润年认为人生最困难的一个命题，其实不是冲破困局，而是一个人能不能真诚准确地看清自己。他似乎在拿捏尺寸，想把这个事实说得委婉一些：“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勇气》就像他的一次实验。他给笔下的人物设置各种情境，想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应该怎样诚实地面对自己？

“故事的结尾，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董润年依然带着不好意思，笑道：“这个可能没法得到解决。”

编剧不是给出答案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

对董润年来说，喜剧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神秘，它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荒谬，被说穿了。

不讨好

小时候，董润年每次考试考好了，父亲就会给买一个变形金刚。现在，如果写出了满意的东西，或者想给自己一点奖励，董润年还会给自己买一个变形金刚。他的太太、合作伙伴应萝佳证实：“我们家到处是变形金刚。”

董润年身上确凿带着一点孩子气和童趣。

每当谈话触碰到最靠近“真话”的那一部分时，他会流露出惊觉，似乎是：“我怎么还真说出来了？”

他出生在天津，在这座被誉为“哏都”的城市里长大，董润年当然受到了不少喜剧的熏陶，但董润年其人，并不像我们印象里的天津人那样开朗，相反，他更多时候羞涩、内敛。不过，你能感觉到，他总想说点“真话”，这可能有点冒犯，但也足够真诚和有趣。

这样的性格当然也折射在他的作品里。从第一部编剧作品《清明酒家》开始，到第一部编导一体的《被光抓走的人》，再到今年元旦档成为打工人“嘴替”的《年会不能停！》（下称“《年会》”）和今年的《勇气》，董润年的作品大多是喜剧。

《年会不能停！》剧照

他关注现实，又解构现实，总想提问，习惯怀疑。

2020年底，董润年跟脱口秀行业的朋友们聚餐聊天，当时大家还对脱口秀的未来非常乐观，七嘴八舌的畅想里，他萌生了做一个脱口秀题材剧集的想法。

当时，作为影视编剧的董润年非常羡慕脱口秀的即时性，把自己的观察写成段子，然后抵达观众，这周期要远远短于一部影视剧所需的时间。国外有很多知名的喜剧演员是单口喜剧出身，像杰瑞·宋飞、惠特尼·康明斯，甚至伍迪·艾伦，都是从脱口秀的舞台走到银幕或者荧幕。国内的脱口秀行业正在一天天发展壮大，董润年想，为什么我们不做这样的尝试？

正好当时《后翼弃兵》播出，董润年和制片人、编剧应萝佳都很喜欢这部美剧，他们也想去做一个讲述女性成长的故事，需要给故事里的女孩找一个可供发展的领域，脱口秀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答案。

《后翼弃兵》剧照

2021年1月中旬，董润年和团队到上海找了很多脱口秀演员进行深度访谈，有当时已经比较出名的演员，也有刚刚进入行业的新人，比如童漠男，他那时还没上综艺，董润年已经留意到这个有趣的北京男孩。回到北京后，董润年又进行了第二批访谈，这次接触了大约30位脱口秀演员。

这两次采访帮董润年找到了剧本的主题。

“这些演员里，有一大半的人在描述自己性格的时候，会说自己是，或者至少以前曾经是，讨好型人格。”他们大多不敢跟别人产生直接正面的冲突，也不愿意让别人不高兴，总是希望他人接受自己、喜欢自己。这个反复出现在访谈中的性格特征，成为了董润年这部新作的立意。

找到“不讨好”这个出发点，把它当作地基，接下来，搭建故事就是在上面一点点添瓦加砖：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年轻女性，在生活和职场中，可能会遭遇怎样的困境？

抢功的同事，充满隐性歧视的职场，身上有一种“结构性的大男子主义”的男朋友，吴秀雅一点一点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机缘巧合下接触了脱口秀，这份爱好或者说副业，给了她的生活一个出口。

李庚希饰吴秀雅 /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董润年说《勇气》不是爽剧，我想起他和应萝佳都很喜欢的《后翼弃兵》，于是提问：“你觉得《后翼弃兵》是爽剧吗？”

诚然，《后翼弃兵》有快节奏的叙事和明确的成长弧光，但在董润年看来，它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和自我怀疑、自我挣扎的故事”。他也用相同的方式来对照《勇气》的创作，比起单纯让吴秀雅冲破外界的困局，董润年更希望跟他的主人公一起成长和探索，“找到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包括脱口秀对吴秀雅的意义，董润年觉得应该被审慎看待。一样能够引领我们走向自我认知的东西，可被附着很多意义，如解放、自由、不一样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相信其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在里面”。

这是董润年的思维习惯，他好像总是在尽可能地跟自己的故事保持必要的距离。

《勇气》全程使用了一个毫无感情的旁白，经求证，这个穿插在故事里向观众讲述“跷二郎腿”“失眠症”“翻台率”的声音，是AI合成的。董润年很喜欢的美剧《绝望主妇》里就使用旁白，一个死去了的角色在背景里讲故事，“就像是天堂传来的声音，一个高高在上的全知视角”。

《勇气》里使用了一个毫无感情的旁白 /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董润年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全知视角与画面信息之间存在一种错位，从旁白的角度看故事，会觉得生活特别渺小，各种不相干的小事在隐秘地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这个看似与剧情无关的旁白，其实最后都能转到那一集的主题上来，“还蛮符合脱口秀精神的”。

“我看似在一本正经地聊些什么，但你很快发现我在胡说八道；当你觉得我在聊一个毫无关系的事情，你又发现我其实在点题。”

喜剧变了

有关什么是脱口秀精神，《勇气》剧中，史野有一句台词：“让别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这太不脱口秀了。”这个角色是女主角在脱口秀道路上的领路人，他看待世界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于是他的出现对主人公来说实则是一种提示，“生活还有别的方式、别的可能性”。

董润年在这里，埋进了一种与当下年轻人对话的愿望：“这些年来我们好像都在谈压力，经济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可能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放下恐惧和偏见，找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也许就有出路。这可能是我们当下需要的。”

在剧中，脱口秀对吴秀雅的意义，与其说带来欢笑更多，不如说带来的释放更多。拿起话筒，大声嘲讽大胆解构，她被“讨好型人格”压抑的主体性一点一点被召唤回来。

这些年，跟国内脱口秀演员接触下来，董润年越发觉得“脱口秀行业拯救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边缘人”。充满个性的思维方式和言语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主流排斥，但恰恰是这种被推开之后的距离，让这些敏锐的人更容易发现生活的荒谬，脱口秀的喜剧性往往也正是在创作者与主流的距离之间产生。

董润年在《年会不能停！》拍摄现场

并非巧合的是，同时期上映的电影《好东西》（导演邵艺辉在片尾鸣谢了董润年），给我们带来了相似的感觉。有人说这是一部“脱口秀电影”，在董润年看来，两个小时的“专场”能在电影院里抓住观众，是它的过人之处。

这些“很新的喜剧”在提示我们，喜剧不再是一个只会拼命挠你的“痒痒挠”，而更像一个扩声的话筒。

“过去我们常常把喜剧当成一种情绪宣泄，这种观点导致了喜剧在影视作品整体评价体系里面地位不高，但如果你去看整个世界范围内脱口秀的发展，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的核心是表达，搞笑反而是其次。”董润年举了乔治·卡林的例子，这位大师后期的作品几乎“不搞笑了”，而是在强力地输出和表达，试图“冲毁你大脑里那些腐朽陈旧的观念”。

无论是董润年还是邵艺辉，无论是吴秀雅还是吴秀雅背后的杨蒙恩、鸟鸟、童漠男，他们给喜剧带来了新的视野。它有点摧枯拉朽之势，要让世界听到“我们是怎么想的”，但又很温和，因为观众终归还是笑了出来。笑从目的变成手段，那只不过是智慧与敏锐带来的，顺理成章的收获。

作为一个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对于喜剧的变化，董润年还有一点别的观察。他发现，在这个时代，喜剧含量最高的影像形式其实是短视频，不需要太长的铺垫和复杂的结构，1分钟、30秒，就能让你笑出来，而且这样的段子是海量的。观众对“笑”的诉求通过短视频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影视剧要吸引观众和留住观众，只能去找与之不同的路径。

董润年观察到喜剧含量最高的影像形式其实是短视频

《年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而最近的《好东西》则再次振奋了董润年。“有表达的电影不一定会隔绝观众，反而会吸引那些真正愿意来电影院看一些不同东西的观众。”

《年会》和《勇气》的创作周期基本重合，它们调用的职场生活素材，也来自同一个阶段的观察和调研，现在董润年觉得自己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年会2》就被提上日程。但是说到底，“职场”对董润年来说只是一个“壳”，他真正想去讨论的，是人进入一个系统之后，怎样被系统改变和异化。

董润年最近在读安妮·普鲁（《断背山》的作者），因为她的小说总是在写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正是董润年关心的话题。

“系统……系统这事儿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身处的所有系统，都是人们的一种共同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是这样描述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董润年承认，自己对社会运转的原理有点着迷，他也一直想把这些思考放进自己的创作。在你的生活里是铁律的东西，到别人的生活里还成立吗？前几年大家还包容的想法和观点，为什么现在大家不能再继续包容它？互联网也是一个系统，我们在其中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多数人的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

他对周围的世界从不缺少尖锐的观察，只是他总想把这个观察说得别那么尖锐，如果能说得有趣一点就更好。

喜剧就在这个将言未言的地方上场。

继续写下去

应萝佳说，董润年是个习惯“多线程”工作的人，他写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开电视，放着他喜欢的片子。有的时候跟别人一桌吃饭，饭桌上大家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他跟这边正聊着，那边有话头，他也能接得上。

但是另一方面，应萝佳也发现，写得投入的时候，董润年一只脚会使劲，但他浑然不知。有时候看到他一瘸一拐地从书房里走出来，应萝佳就会知道，他刚刚的写作很在状态。

跟董润年和应萝佳的采访是分别进行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这简直是交叉讯问。

他们显然不需要“串供”，就能给出重合度很高的回答。他们认识20余年，以制片人和编剧的方式合作超过10年，是合作伙伴，也是生活伴侣。

一年前，我和董润年曾因《年会》上映有过一次采访。当时他提到这部影片里两种“打工人”的错位，电影的喜剧效果也来自两个时代造就的认知偏差。这次，董润年说，胡建林像一个“穿越者”，他从过去的系统穿越到了一个新的系统里面，逐渐被这个系统吸收和同化。

应萝佳则用“魔幻现实主义”来概括他的创作，对此，“他没说对，也没说不对”。做《被光抓走的人》的时候，应萝佳一直头痛于找不到这个戏的“类型”，现实主义啊，轻科幻啊，感觉都不太对。等过了很多年之后，她突然意识到，董润年一直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逻辑写作，去呈现“极度荒诞的情境下的人本身”。

应萝佳相信，这是董润年真正的创作欲所在的地方。她对“定义”的敏感与董润年不相上下：“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想去表达，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并不准确。比如《被光抓走的人》想问什么是爱，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解被定义给框住了，但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定义就一定是对的吗？”

董润年也会这样问自己。当他思考自己的人生，“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东西，我为什么会在某个阶段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发现所谓的独立思考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我们很难离开一个参照系让我们的意识或者意志独立存在，我们的认知和决定，一定是参照着某些东西成立的。”

这是他的生活经验。15岁，上初中的董润年正好遇上中国开始引进好莱坞分账大片，那一年他看了《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尤其是《阿甘正传》，跟他以前看的电影都不一样，用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将美国一个时代的历史折射出来，这种故事结构上的精妙构思震撼了董润年，时至今日，他还对剧作的“结构”着迷。

董润年

董润年现在还记得看这部电影是在一个周六下午，回家之后他拿了个本子，把《阿甘正传》的故事默写了一遍，“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拉片”。

最开始的梦想是当导演，高三时，董润年决定来北京参加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考试，想着就算考不上也能“借考试的名义出来透两天气”，但命运给他开了电影梦的门。

进入传媒大学导演系读书，到大四，他得到了一个写情景喜剧的机会，给他带来的收入正好够在北京生活。那个年代的影视行业中，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编剧已经是最能满足创作欲的一个工种，虽然也要听各方意见，要反复修改，但终归，故事的核心和精神，能握在他手里。他读完硕士，跟管虎和宁浩合作，到2019年，第一次当了导演。《勇气》是他第一次执导电视剧，将脱口秀与传统影视剧结合。

感觉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