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一生为中国研究核武器 |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摘要：编者按12月25日，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惟愿一生成一事——纪念朱光亚诞辰100周年专题展”也于日前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朱光亚的一生将个人理

编者按12月25日，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惟愿一生成一事——纪念朱光亚诞辰100周年专题展”也于日前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朱光亚的一生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牢牢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从那些散落于时光的故事中，感受他亲切质朴、淡泊名利的大家风范。

在东北人民大学执教期间，朱光亚（前排中）与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同事在新物理教学楼（红楼）前合影。

他是我国核武器研究领域的“众帅之帅”，也是儿子心中始终严谨执着的父亲。

他就是朱光亚。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响当当的称号。但他最看重的只有“研究员”3个字。人生为一大事来。用朱光亚的话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但这件事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我只是一个瓶子口”

“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1950年初，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出的第二天，朱光亚毅然拒绝了美国提供的救济金，告别了未完成的学业与热恋的爱人，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

自1938年离开武汉，他已12年未归家乡。但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加急电报，让朱光亚只在家中待了两天半便奔赴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游子离家多年，如今又要远行，总是不能伺候年老的双亲，深感内疚。”

回国后的朱光亚，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也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外文秘书，还曾作为中国原子能代表团顾问之一赴苏联考察访问。1958年，经钱三强推荐，朱光亚作为技术带头人，开启了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研制之路，当时他只有35岁。

1947年，朱光亚（右二）与杨振宁（右三）李政道（右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聚会。

这是一趟注定充满荆棘的旅程。在大西北的戈壁深处，一大批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从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

当时，朱光亚不仅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还面临着如何统筹人才资源的挑战。他走遍核武器研究所的每个研究室，深入学习力学、化学、材料等各领域知识，为原子弹研制工作制定路线图。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核武器工程专家胡思得院士曾说，在原子弹研制的舞台上，“朱光亚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而朱光亚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工作时，却只把自己比作一个瓶子口——把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承上启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爆炸前的最后几天里，朱光亚一直坚守在现场指挥部。最后的插雷管环节，朱光亚放心不下，又登上铁塔检查、验收，直到倒计时清场时才最后一个撤离铁塔。

但当核爆时间一分一秒临近，朱光亚却不在指挥所。原来，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在茫茫戈壁中，朱光亚只能遥望那朵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潸然泪下。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带弹着陆，我负责！”

氢弹三次甩投，都没投出去！

1971年底，空投小型氢弹试验任务现场，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国产新一代强五甲型飞机首次进行甩投投弹试验。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在现场最高指挥员朱光亚的同意下，杨国祥又进行了两次甩投，都没能成功，而飞机所剩的燃油仅够支撑返航，无法再进行第四次试验。

但是，飞机极有可能在返航时引爆这颗几十万吨TNT当量的氢弹，这一当量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的那枚原子弹的10倍以上。紧急关头，朱光亚毅然拍板：“带弹着陆，我负责！”

带弹着陆前，机场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进入防空洞。而朱光亚坚持留在现场指挥，等待飞机降落，在此过程中氢弹距离地面最近时只有10米左右。

我国早期地下核试验场景。

事后，朱光亚轻描淡写地说：“这次的‘副产品’是我们做了一次带弹着陆的试验。”其实，对于这个小概率事件，朱光亚早已做了详细预案。这样的严谨细致，是朱光亚在学生时代就已养成的习惯。

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朱光亚的数学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掉一分都难。

这个习惯，朱光亚也言传身教给了孩子们。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一道题可以不会做，但如果会就必须要做对，不允许出现把加号写成减号这种低级错误。”

两次喝酒为辞官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极少在我们面前主动喝酒。”

1996年的一天下午，朱光亚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招呼儿子朱明远“喝两口儿”。朱明远当时很奇怪，这是怎么了？“我把中国科协主席辞了！”朱光亚高兴地说。

两年后，主动提喝酒这一幕又在家中重现。这次朱明远有了经验，抢先一步问道：“你这是又把什么辞了？”“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乐呵呵地答。

1996年6月，朱光亚（右一）在中国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会上为新当选院士颁发证书。

对于普通人来说，升官是最快乐的事情之一，而对于朱光亚却成了负担。这两次请辞后，朱光亚身上的行政职务算是卸下了，他终于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

“‘院士’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能作为一种称谓使用。”朱光亚在一次审阅“863计划”项目组提交的简报时做了这样的批注。无论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还是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从未将这些名号放在心上，他所在意的，不过只是那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2004年，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但朱光亚却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朱光亚在中国科协做的三件大事

1991至1996年，朱光亚担任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作为中国科协的当家人，朱光亚毫不懈怠，不忘党建立群团的初心，牢记履行群团桥梁纽带职责的使命，把紧密联系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作为科协工作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在这5年里，朱光亚为中国科协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中国科协四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朱光亚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图为朱光亚（右）和钱学森（左）在会议期间亲切交谈。

一是朱主席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朱光亚接任科协主席期间，正值市场经济浪潮，那个年代流行这么一句话，“造原子弹、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科技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朱光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坚决维护科学尊严，并积极扶持青年科技人才，倡导、鼓励青年学者筹备、组织、主持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活动。

在朱光亚的推动下，1992年，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成功举办，让年轻人在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得到历练。紧接着，1993年的全国首届科技人才技术交流洽谈会，开创了中国科技界人才合理流动的先河。这些活动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1995年举办的青年科学家论坛首次活动上，朱光亚勉励青年学子，继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在学术争鸣中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