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将中国西藏地区的植物区系与中国中部山区的植物区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特有物种类型中，只有3种是穆坪与陕西共有的，只有2种是穆坪与九江丘陵地带共有的；不过，当人们更了解四川的植被情况时，它与穆坪的亲缘关系或许会更加明确，而且等马斯洛夫斯基（Maslowski

大致可以说，它们的占比一般不超过5%到6%（1）。

如果将中国西藏地区的植物区系与中国中部山区的植物区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特有物种类型中，只有3种是穆坪与陕西共有的，只有2种是穆坪与九江丘陵地带共有的；不过，当人们更了解四川的植被情况时，它与穆坪的亲缘关系或许会更加明确，而且等马斯洛夫斯基（Maslowski）先生发表了普热瓦尔斯基（Przewalski）先生的采集成果后，它与甘肃的亲缘关系也可能会如此。

现在我要简要总结一下谭卫道在中国内蒙古南部以及北京周边地区旅行的植物学成果。

乌拉特（Ourat）地区，也被称作乌拉山（Oula-chan）地区，是他重点考察的对象。乌拉特这个名称指的是一大片海拔仅略高于800或1000米的高原，不过这里到处都有海拔达2000米的山峰高耸其间。在山脉南侧山脚下，能看到延伸至黄河（Hoang-ho，即“黄河”，法语中也常用Fleuve Jaune表示）的盐碱平原，黄河将乌拉特地区与鄂尔多斯（Ortos或Ordos）地区分隔开来，鄂尔多斯是一个独立的公国，构成了内蒙古最南端的部分，其南部和东南部与甘肃、陕西接壤，西部与阿拉善山脉（Ala-Chan）相连。除了少数得天独厚的地方，比如黄河谷地以及几座保留着森林的低矮山脉外，整个这一地区的植被无论在物种种类还是个体数量上都相当匮乏。阿贝·大卫神父是首位从自然史角度对该地区进行考察的旅行者（2）；他带回了一份包含314种植物的标本集，其中少数是在他从北京而来沿途附近采集的，大部分则要么来自乌拉山和图们（Tou-met）的山脉（他在那里逗留了好几个月），要么来自山脉脚下延伸的平原。

乌拉特地区的植被与贝加尔湖地区的西伯利亚植被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不仅在整体外观上，而且在物种形态的一致性方面皆是如此。例如，锦鸡儿属（Caragana）、黄芪属（Astragalus）尤其是棘豆属（Oxytropis）、蒿属（Artemisia）、藜科（Salsolaceae）植物同样丰富，这些植物的存在取决于盐碱平原的存在；同时，这里几乎完全没有蕨类植物。至于日本或中国元素，起初似乎只有少数并不太具代表性的物种体现了这一点，不过黑松（Pinus Thunbergii）和杜松（Juniperus rigida）除外，它们在整个乌拉山山脉都大量存在，与分布范围稍窄一点的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相伴生。

因此，在这样一片完全具有西伯利亚特色的植被中发现一些似乎是混入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物种类型时，人们难免会有些惊讶，这些是过去植被残留的痕迹，显示着来自远方的植被阶段，比如草玉梅（Anemone rivularis），它与大火草（A. barbulata）差异甚微；异叶青兰（Dracocephalum heterophyllum）、光叶绣球（Hydrangea vestita，在北京周边分布较广）以及大黄（Rheum Emodi，即中国的唐古特大黄），它在乌拉特地区海拔约1800米的高山凉爽山谷中并不罕见。

至于在乌拉特地区新发现的特有物种形态，数量并不多，而且除了白茎紫堇（Corydallis albicaulis）外，其他的都带有西伯利亚的特征。它们分别是：糖芥（Erysimum alyssoides）和具柱头糖芥（E. stigmatosum）、贺兰山黄芪（Astragalus Hoantchy）和乌拉特黄芪（A. ulaschanensis）、达乌里棘豆（Oxytropis Drakeana）、大卫氏棘豆（O. Davidi）、乌拉特棘豆（O. uratensis）和金黄棘豆（O. chrysotricha）、鳞果甘草（Glycyrrhiza squamulosa）、蒙古扁桃（Prunus mongolica）、乌拉特绣线菊（Spiraea uratensis）、葱皮忍冬（Lonicera Ferdinandi）、密毛白莲蒿（Artemisia intricata）、三裂叶艾菊（Tanacetum trifidum）、普氏千里光（Senecio Przewalskii Maxim.）、毛花风铃草（Campanula pilosula）、糙苏（Phlomis dentosa）。至于白茎紫堇，它是一种有着粗大根茎、形态十分独特的物种，只与喜马拉雅地区的某些物种类型有相似之处，阿贝·德洛维（M. l'abbé Delavay）神父也曾在云南发现过它。

在中国首都北京停留的数年时间，让谭卫道能够比前人更深入地拓展在北京周边的研究范围。就这样，他仔细考察了承德（Géhol）周边地区，他在那里居住了6个月，还考察了著名的百花山（Ipéohachan），仅凭其“百花山”这个名字，就足以吸引植物学家的注意了。

承德市是清朝皇帝的避暑胜地，位于北京东北偏北约125公里处，与长城毗邻，在其附近就是那些为皇室狩猎保留的大片森林。自上世纪末斯当东（Staunton）之后，似乎没有哪位博物学家到访过这一地区；不过那里的植被非常有意思，阿贝·大卫神父从那里带回了一份由近700种植物组成的丰富标本集的大部分标本。在此我要列举一些最有意思的植物，也就是那些最能体现这片植物区系面貌的植物，在这片植物区系中，西伯利亚元素占主导地位，日本元素仅通过数量相当有限的特有物种形式有所体现。当时有一定数量的物种对中国来说是新物种，或者甚至是完全未被记载过的（至少在阿贝·大卫神父旅行的那个时期是如此）。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