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学教材“中国化”，是教育学教材逐步与外国教育学脱钩，建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过程和重要环节。从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回看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的“中国化”探索，可将其分为“前中国化”“初步中国化”和“再中国化”三个阶段。在全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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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作芳

教育学教材“中国化”，是教育学教材逐步与外国教育学脱钩，建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过程和重要环节。从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回看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的“中国化”探索，可将其分为“前中国化”“初步中国化”和“再中国化”三个阶段。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前中国化”阶段，各学校主要使用苏联教育学教材；在新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已初步形成的“初步中国化”阶段，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学者自主编写教材，中国教育学教材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再中国化”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尝试用中国的教育原理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并以编写“中国化”教材为任务追求。教育学教材的“中国化”探索以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为奋斗目标，最终目的是建立中国的教育学教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为教育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也对教育学教材的中国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本文以1949—1966年的教育学教材为主要分析对象，根据教育学教材的历史发展轨迹，时间上适当前扩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延至改革开放后1979刘佛年《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将教育学教材建设分为“前中国化”“初步中国化”和“再中国化”三个阶段。从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看，教育学教材“中国化”，是教育学教材逐步与外国教育学脱钩，建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过程和重要环节。教育学教材“中国化”是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回应中国现实需求，发生于中国教育实践中，借鉴外国教育学精华，向构建中国自主教育学知识体系迈进的过程。

一、“前中国化”阶段：使用苏联教育学教材

这个阶段的教育学教材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使用参考资料与代用教材；二是使用苏联教育学教材。这两种教材提供了模仿和改编的蓝本，为教育学教材的“初步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使用参考资料与代用教材

主要是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组织编辑参考资料作为师范学校代用教材。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正定成立华北大学，教育学院是其下设6部（院）之一[1]，任务是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中等学校的师资和教育行政干部，教育概论为教育系共同必修课[2]。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了师范学校适用的《教育学参考资料》《小学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参考资料》《小学各科教材和教学法参考资料》《小学教育典型经验介绍》四本书，作为师范学校相关课程的代用教材。[3]参考资料的内容分为三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新教育的制度、课程和方法，论学习问题，这三部分内容反映的都是老解放区的教育文件和经验，包括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论述以及东北人民政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构想等。[4]

以参考资料作为代用教材是基于苏区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的措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5]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推动了各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为培养师资和教育行政干部，苏区建立了一系列师范学校。如1932年10月苏区创立中央列宁师范学校；1939年9月，由延安鲁迅师范和陕甘宁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除了师范学校，还有附设在中学的师范班或附设在研究院的研究室。按照1940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的《边区中学附设短期师范班暂行办法》，成立于1939年11月的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师范与冀中九分区民族革命中学合并，成为该校的师范班。这些师范学校（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当时急需的各类教育事业的师资，学习期限一般为1~2年，学习的课程包括教育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学法、课程与教材研究、教育行政、社会教育等。教育学课程是所有师范学校的必修课，教育学教材受到重视，而囿于资源，受现实条件制约，教师讲课多是使用由教师自己编写的油印讲义，有的教师来不及编写讲义，就采用教师讲、学生记笔记的办法来完成教学任务。

1941年，延安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是中央研究院下设9个研究室之一。中国教育研究室先后对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和日伪统治区的教育进行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召开了有关陶行知和梁漱溟的教育思想讨论会，并对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为此后的新中国教育研究奠定了基础。

各根据地教师自行编写的讲义、笔记及研究室收集整理研究的资料，为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编辑教育学代用教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 使用苏联教育学教材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政府接管了各级各类学校，按照社会主义教育的原则加以改造，改造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时，苏联已有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且已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成为新中国建设独一无二的样板。

教育上，新中国教育学需要着力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的典型表现是系统广泛地学习苏维埃教育学。苏维埃教育学范畴很广，既包括苏联典型人物的教育论著，也包括苏联《教育学》教材。基于“苏联教育学是教育学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教育学”[6]的认识，大批苏联教育书刊，从学术专著到通俗小册子，被翻译成中文，成为全国教育工作者钻研的资料。苏联的教育学家也应聘到中国的师范大学讲学，为师范学校培养了教育学新师资。

1. 翻译苏联教育论著

20世纪50年代，我国陆续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等著作，作为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导性读物。同时，也翻译了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马卡连柯全集》等著作。这些著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具体化，使从苏联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教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就已经传入中国，武装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苏区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指导各项教育实践。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苏区各农村普遍设立“列宁小学”，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指导苏区办学的例证。

2. 以凯洛夫教育学为教材

中国语境下的“凯洛夫教育学”有特定含义。狭义的“凯洛夫教育学”是指凯洛夫(N.A.Kaiipob)先后著（主编）的两本《教育学》(1948年版和1956年版)，而且主要是指1948年版《教育学》。广义的“凯洛夫教育学”不仅包括凯洛夫著（主编）的两本《教育学》，还包括前苏联同年代出版的其他几本《教育学》教科书、教育论著以及来华的教育专家讲课的讲义，因为在思想理论体系上它们是共同一致的。而凯洛夫著（主编）的《教育学》是这个体系中的主要代表。[7]

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苏联高等师范院校和大学教材、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于1950年12月开始由新华书店出版；也是1950年，苏联冈察洛夫(Н.К.Гончаров)著的《教育学原理》的“序言”、阐述苏联教育学界讨论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一书的经过、总结和教训由《人民教育》译载[8-11]；冈察洛夫著《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于1951年3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叶希波夫(В.П.Есипов)和冈察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材《教育学》于1952年4月由东北新华书店翻译出版。冈察洛夫著《教育学原理》和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著《教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极有限的，主要是被当作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参考材料。[6]当时我国主要的学习对象是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1951—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修订版。

1956年12月30日，凯洛夫应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之邀抵达北京，至1957年1月23日返回莫斯科。在华期间，凯洛夫先后在北京、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会见了许多教师和教育界人士，作了一系列讲演和座谈。在华期间，凯洛夫还对新编《教育学》（1956年版）[12]的指导原则、新旧版本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对比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据1957年1月25日《教师报》记载，与之会面或参加听报告的人数共约1.5万余人。[6]1956年，凯洛夫主编《教育学》（1956年版）在苏联出版，在篇章结构和内容上做了较大的调整。

1956年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2]将1948年版的二十一章调整为十六章，新增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校管理与领导”两章；把有关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各章合并为一章，将德育的任务、内容、原则和方法综合起来了；取消了第七章“学生知识的检查和评定”，把它作为教学方法（新编第九章）之一来考虑。[14]1956年版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前后共印8次，发行193897册。[15]由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其影响力远不如1948年版。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影响之深和影响时间之久，还没有一本其他教育学专著可以与它相比拟。[16]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除时势因素外，凯洛夫《教育学》把教学理论程式化为可操作的理论，适应并满足了当时我国一般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需要，为其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中国教育学奠定了学术基础。同时，凯洛夫《教育学》和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以及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教育理论有相通合拍之处[7]，这也是它能深刻影响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当时国内开设了大量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辅导和讲座，“就其材料和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或至多是将它联系一些中国实际使之通俗化。”[6]在批判以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美国教育的同时，1952年秋至1953年春，曹孚应上海教育局之邀，对上海市小学教师作四次关于“小学教育讲座”的报告，系统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该报告为基础出版《小学教育讲座》单行本，1954年经修改增订，更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再版。这本书事实上是一种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主，如在讲基本教学原则时，“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中所举的五个基本教学原则为准”[17]，除了反映作者对苏联教育学系统、深刻的理解之外，这本书“有一些自己的新颖而周全的见解”[18]。

3. 发展师范教育需要自编教材

从1952年开始，我国参照苏联高等学校类型，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53年5月29日，政务院会议批准《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其中，原综合大学所属师范学院或独立或合并或改名或取消或转入或调整。如山西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山西师范学院；沈阳师范专科学校和东北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沈阳师范学院；福州大学校名取消，改为福建师范学院；安徽大学校名取消，其师范学院独立为安徽师范学院；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等。

1953年9月28日至10月13日，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高等师范教育是整个普通教育的重点，今后高等师范教育的方针是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改革的方针是认真地、系统地从本质上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特别要注意联系师范学校的特点和中学的实际。这次会议，确立了高等师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奠定了今后大踏步地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思想基础，在我国师范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

经过1952年、1953年及1955—1957年的三次高校院系调整，原来设置在综合大学中的师范学院，经过整顿、改革和发展，不断充盈壮大，逐步发展为具有独立建制的专门师范学院。如，1952年全国高校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主体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3年，华东师范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师范大学；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并入华中大学后，学校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1954年6月将师范学院分设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8月中旬，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将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并选定新校址，8月21日，西安师范学院正式宣布改变建制等等。1955年时，我国中等师范学校有515所，学生21万多人。1956年，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高等师范学校由31所增加到40所，学生总数由18万人增加到53万人。[19]培养中等和高等师范类专门人才，迫切需要教育学教材的跟进。

二、“初步中国化”阶段：从无到有自编教材

相较于同时期师范院校的蓬勃发展，作为师范院校核心课程的教育学科却长期使用代用教材、教师自编讲义或译自国外学者的教育学著作，这种状况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不能满足培养师范专门人才的需要。1952年秋，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向人民教育出版社提出编辑师范学校教育学和心理学课本的要求（注：本文只研究教育学一科）。

（一） 以教学大纲规定教材框架

这次编写课本是从草拟印发教学大纲开始的。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1952年8月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印发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未定稿）》，规定教育学教材分十七章，[3]按总论、教学论、教育论和学校管理四大块来安排教材，讲教学论而不再另外讲智育等。

《教学大纲（未定稿）》教材体系安排基本上是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体系，但也略有调整。如将教育的本质、作用和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放在总论部分，而将教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另起篇章。将备课和复式教学两章并入课堂教学章，将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自觉纪律教育、性格意志教育和劳动教育，均并入德育章，这种调整使教材更简练、更富于逻辑性，更符合中国学生和教师的教学习惯。

因为当时《教学大纲（未定稿）》规定，教育学需在二年级、三年级两个学年共4个学期讲授，所以这套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课本分四册出版，1953学年第一学期出版供应一、三册，第二学期出版供应二、四册。[20]这套教材是中等师范《教育学》教材，从1953学年起连续用了5年，解决了教材从无到有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则是高等师范教材，是“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21]这套高等师范《教育学讲义》1955年先以内部交流形式印刷，195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除1952年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教学大纲（未定稿）》外，1954年教育部编订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也是参照苏联教育学的一般体系拟成的。[22]1956年，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校教育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是参照1954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批准的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教育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的。[23-25]

（二） 以调研作为修改依据

为改进教育学科、心理学科的教学大纲、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1955年4月11日至6月5日，教育部中等师范教育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了6人组成的“教育学、心理学调查组”，由王铁同志任调查组组长，曹孚同志等5人为成员，先后赴南京、无锡、苏州和上海调查了8所师范学校，以便发现中等师范《教育学》课本的缺点，作为下一步修改的依据。调研显示，《教学大纲（未定稿）》与中等师范《教育学》课本为这两门学科（指教育学科、心理学科）教学指出了方向、确定了范围与内容，减少了教学上的困难，初步提高了教学质量。[26]后来，这本中等师范《教育学》课本由王铁、曹孚等负责修改，将一、二两册合为上册，三、四两册合为下册出版。1958年“教育大革命”后这本《教育学》课本停止使用。

（三） 反思凯洛夫教育学

1952年印发的《教学大纲（未定稿）》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前起草的。随着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新的提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广大教师也初步积累了一些教育实践经验。同时，苏联教育科学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如巴浦洛夫学说在教育学上的初步运用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成为反思凯洛夫教育学的诱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建立在苏联教育实践经验之上的凯洛夫教育学已不能有效指导新中国教育实践了。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学习苏联“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7]41，“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7]83。新中国教育学开始对学习苏联教育学中的教条主义展开反思，对编写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教科书提出期望。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1956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拟定发展教育学科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初稿）中。教育学科十二年远景《规划》（初稿）规定教育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编写出一本中国教育史的教科书，各科教学法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编写出中小学各科的教学法教科书。由于教育学科十二年远景《规划》（初稿）所列举的研究题目带有引领教育研究方向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50年代末我国对自编教育学教科书的迫切期望。

1956年，教育部委托曹孚同志起草《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在部分章节安排上，《教学大纲（草案）》做了比较重大的变更。[18]209这种变更，是中国教育学界迫切希望建立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体系的反映。[28]

1957年前后，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的教育实践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因为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培养出来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学，而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走向基层。但凯洛夫教育学十分强调教师主导、课堂教学和书本知识。在指导中国教育实践问题上，凯洛夫教育学显得乏力。1957年，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搬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特色”[27]247，为编写更加“中国化”的教材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初步中国化”阶段的教育学教材或《大纲》，相较于“以凯洛夫教育学为准”的“前中国化”阶段已有很大进步，虽然其框架结构和基本概念均参照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但已略有改造，更适合中国的概念和国情。与“再中国化”阶段相比，“初步中国化”阶段的教育学教材又为后续的教育学教材建设打开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三、“再中国化”阶段：以编写“中国化”教材为目标

教育学“中国化”的口号于1957年提出。随着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基本按照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体系编写的自编教材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不能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学“中国化”的呼声日益高涨[29]，编写更加“中国化”的教育学教材成为时代之需。

（一） 党和政府的重视为教材编写指明方向

早在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明确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30]。1958年，《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强调教育要因地制宜，要有多样性，要发动群众办学和“两条腿走路”，要突出政治性，反对片面强调教师主导、课堂教学和书本中心等。1961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材问题，决定由中宣部、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理工农医各科教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教材编写工作。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并亲自领导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为教育学“中国化”的努力指明了方向和方法。

（二） 相关研究为“再中国化”提供学术基础

1957年6月，曹孚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呼吁中国教育界应“发挥我们的独立思想”“要避免……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成为苏联著作的集注。”[18]“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提出有力的挑战”[31]，客观上，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32]。1957年7月，张文郁在《人民教育》发表《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力条件》的笔谈，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同年，瞿葆奎在《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29]

（三） 组织出版为教材“再中国化”提供实践场域

1961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版杨贤江1930年著的《新教育大纲》。重版本的校订、注释和删节，主要由潘懋元同志担任。[33]2《新教育大纲》是“一本在中国最先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教育问题的著作。”“这本著作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批判了教育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教育万能论，叙述了教育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历史。”[33]158在第三章“教育的概观”部分，《新教育大纲》还首次系统论述了“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此后《教育学》教科书提供了分析教育与外部关系的思路和框架。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主要是一本教育原理的书，侧重于教育原理的阐述，对于教学理论、狭义的教育理论以及学校行政等方面，则很少或没有涉及。[33]160

也是1961年，周扬提议请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刘佛年主编《教育学》。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是在1961至1963年写成的。[34]

从章节来看，刘佛年《教育学》没有超越凯洛夫《教育学》的三大板块，但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其针对的问题、论述的原理都是中国的”[4]。1978年，“应教学上的急需”重印，刘佛年《教育学》“作为教育学课的参考书”，署名“上海师范大学”[34]。1979年刘佛年《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35]。这本《教育学》谋求教育“理论”的复归，以“古今中外法”为方法论原则，谨慎地向人类教育文明大道靠拢，有意识地对教育的社会本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对教育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为创造“中国化”教育学积累了经验。但由于“‘中国化’的教育学当以“中国化”的教育实践为背景，而‘中国化’的教育实践尚未定型”[31]，导致该时期为以后的“中国化”教育学教材建设留有相当的空间。

四、教育学教材“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回看教育学教材“中国化”历程，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的“中国化”探索以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为奋斗目标，最终目的是建立中国的教育学教材。探索过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期进一步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 体现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行动指南。教材建设是事关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的战略工程，教材管理是国家管理教育的重要事权。[36]中国共产党为教育学教材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和组织保障。[37]教材“中国化”的过程是不断体现党的政治导向、不断完善编审制度、不断完善教材建设机制的过程。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颁布、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是教育学教材改革的前奏。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38]，确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作为教材和教科书编写的临时纲要。中国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往往从制定教育学大纲开始，大纲指导教材编写的方向，1952年的教育学大纲、1956年的教育学大纲，先后成为教育学教材编写的指南。随着实践的发展，大纲不断得到修订，将国家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渗透进教材中，达到统一思想、巩固核心价值观、增强其实践指导的目的。改革开放以后的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责成师范教育司拟定《教育学学科建设指导性意见》，并经专家审定后，1995年正式向全国推荐。[39]

（二） 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成果

教育学教材“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成果。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课程与教材均须进行合理精简，并充实切合实际的内容”，为适应政治、社会发展需要，亟需编写一整套适用的国产化新教材，解决老区教材不够用、新区教材不能用、苏联教材不适用的问题。解放区教育经验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中国摇篮时期的精华，已融入新中国的根脉之中，是建立在中国的独特实践之上被实践证明成功的、不同于外国教育学的知识体系，需要认真总结，纳入教育学教材。如果从长时间段看，将新中国成立前及后都看作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的话，那么所有借鉴外国教育学的过程，实际上都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阶段，优秀的外国教育学思想或知识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发挥其作用，不断被吸收、借鉴和扬弃，最终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教育学法宝和精华。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外国教育学，已成为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一部分。

（三） 尊重中国教育实践对教育学人才的新要求

教育学教材的历次“中国化”源于原有教材不能满足教育实践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为满足教育实践新需求，教育学教材不断发展，不断适应中国实际，不断“中国化”，形成紧密结合中国教育实践，并建立在中国教育实践之上的教育学。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与苏联在指导思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相似性，我国教育学教材基本沿用了苏联教育学教材的框架、结构和内容。但随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变迁，两国发展路径的差异，建立在苏联教育实践之上的教育学教材知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中国人才培养的需求，不能解决中国教育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必须进行改革。历史证明，教育学教材自主知识体系需建立在中国自己的教育实践之上，建立在他国教育实践之上的教育学教材知识体系，或许会在特定时空的中国教育学教材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总体来看是迟早要对之进行改造改革，以适应中国不断发展的国情并适应中国教育学人才培养需要的。中国教育学教材自主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尊重中国教育实践对教育学人才需求的基础上的。

总之，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中国化”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教育学教材由翻译、模仿、借鉴外国教育学逐渐调整，向因地制宜、符合中国实际的情况转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应有贡献。虽然当时所谓教育学“中国化”无论在各种教育基本概念的表述还是各种教育问题的价值判断上，常常出现“中国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逻辑错误。[32]但党和政府对教育科学十分重视，国内迅速发展的教育事业也对教育学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28]212在教育学教材“中国化”过程中，构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并逐渐发展为学者和政府的共识。可以说，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中国化”探索是以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为奋斗目标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中国的教育学教材。

从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总结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中国化”探索过程，发现这个时期的教育学教材编写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教育学教材“中国化”三部曲——“前中国化”“初步中国化”“再中国化”——给予当前及未来的中国教育学教材编写的重要启示是：需要优先考虑建立中国教育学编写大纲或编写指导意见，以便凝聚和形成广泛的共识，搭建出中国教育学教材的基本知识框架，反映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发展的最新成就，满足专门师范类公共课和教育（科）学部（院、系）培养教育学通识人才或专门人才的需要，满足综合类大学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需要，满足新时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育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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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在《教育学报》2025年第2期）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