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的悲剧

摘要：随着马克龙总统任期步入尾声，他曾誓言重塑的共和国如今似乎陷入比以往更深的瘫痪状态。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固执的自信，仿佛一位坚信航线正确却正驶向未知的船长。而此刻笼罩在法国政治地平线上的，是一个愈发沉重的问题：一个曾被赋予巨大希望的总统任期，缘何会如此深刻地偏离其原

马克龙何以至此

随着马克龙总统任期步入尾声，他曾誓言重塑的共和国如今似乎陷入比以往更深的瘫痪状态。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固执的自信，仿佛一位坚信航线正确却正驶向未知的船长。而此刻笼罩在法国政治地平线上的，是一个愈发沉重的问题：一个曾被赋予巨大希望的总统任期，缘何会如此深刻地偏离其原定航向？

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7年登上法国总统宝座时，他曾誓言将团结分裂的国家并重振疲软的经济。然而，随着其政治立场日益孤立、战略方向日趋混乱，这位总统早期的承诺正逐步让位于社会的撕裂与民众的愤怒，选民愈加倾向于投向激进的替代选项。

近一年前，马克龙做出了其自2017年执政以来最具风险的决定之一：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此举紧随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当时，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N）获得了创纪录的支持率。尽管许多观察者将马克龙的决定视为孤注一掷，这一战略在短期内的确成功遏制了RN的上升势头。然而，对广大选民和政治分析人士而言，这更标志着其总统权力的实质性削弱。

马克龙的民意基础缘何迅速流失？要知道，在2017年初登政坛时，他曾被誉为政治奇才——年轻、聪颖、摆脱传统党派束缚。他既非左翼的传统继承者，也非右翼的旧势力代表。《经济学人》曾称他为“法国、欧洲乃至全球中间派的希望”；《金融时报》更盛赞其具备“戴高乐式的战略视野”。马克龙当时被视为可以打破两极对立、以改革派技术官僚的身份振兴法国经济与国家认同的中道强人。

但他的治理现实与最初承诺之间的巨大落差，已逐渐显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近期在《泰晤士报》中指出的那样，“第五共和国正在摇摇欲坠”。马克龙目前的支持率已跌至26%，逼近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任期末期的历史低位。

在经济领域，尽管其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外界认可，但法国的宏观经济表现依然不容乐观：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5.8%，公共债务水平飙升至GDP的113%，而青年失业率始终徘徊在20%左右。**法国的信用评级亦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面临压力，经济增长乏力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法国中间派政治光谱被进一步掏空，而极右翼势力则全面崛起。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RN）获得了31.4%的选票，并在去年立法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取得33%的得票率，重塑了法国政治的选举格局。

随着马克龙总统任期步入尾声，他曾誓言重塑的共和国如今似乎陷入比以往更深的瘫痪状态。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固执的自信，仿佛一位坚信航线正确却正驶向未知的船长。而此刻笼罩在法国政治地平线上的，是一个愈发沉重的问题：

一个曾被赋予巨大希望的总统任期，缘何会如此深刻地偏离其原定航向？

关闭大门，筑起高墙

在近期出版的尖锐政治批评著作《毒性总统》（Le Président Toxique）中，资深记者埃蒂安·坎皮翁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刻画。他将这位法国总统描绘成一个孤立的战略型领导人，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并日益脱离反对派与异议声音。尽管措辞尖锐，坎皮翁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克龙是否比其前任更加孤立？若答案为是，这种孤立又将带来哪些政治后果？

自上任之初，马克龙即采纳“朱庇特式”治国理念，将总统职权凌驾于传统政党与中间政治机构之上。然而，这种对权力的集中强化，很快演变为系统性的脆弱性。通过削弱政党、工会与议会，马克龙削除了法国政治体系中原本用于提供反馈与修正的关键机制。

核心幕僚的持续流失，也揭示出治理孤立的深化。2018年，国务部长尼古拉·于洛与内政部长热拉尔·科隆相继辞职，后者更在辞呈中警告总统正走向“政治疏离”的危险路径。随后，马克龙的高级顾问伊斯梅尔·埃梅利安和西尔万·福尔亦相继离开。即便是议会中的重量级盟友——如前内政部长理查德·费朗和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尔——最终也被边缘化或逐渐退出政治一线。

随着权力日益集中，总统决策圈最终压缩至极小范围，主要由爱丽舍宫秘书长亚历克西斯·科赫勒、前记者出身的总统发言人布鲁诺·罗杰·佩蒂，以及几位技术官僚组成。而随着科赫勒近期的辞职，连这一核心圈层也已出现裂痕。科赫勒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龙最亲密的顾问，被称为其“第二个大脑”。如今，这一集权化体制日益表现为对外界意见的封闭、对对话的冷漠乃至失能。

难以界定的意识形态轨迹

马克龙的政治历程始终伴随显著的意识形态漂移。他最初出身社会党圈层——曾短暂加入该党，并在奥朗德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然而，一旦掌权，马克龙迅速右移，采纳更强硬的移民政策，任命保守派掌握要职，并积极争取中间偏右选民的支持。

他对“极端主义”的立场更是反复摇摆。在2024年立法选举期间，他曾将极左与极右一视为“对共和国的威胁”，但随后又转而呼吁组建“共和联盟”以阻止极右翼国民联盟（RN）赢得多数席位。讽刺的是，几天前，他在多个关键选区中才刚刚受益于极左选民的战术投票支持。接着，他又转向批评“不屈法兰西”（LFI）与极右翼同样危险，进一步加剧其政治立场的模糊与不可信赖性。

这种缺乏稳定意识形态坐标的政治路线，使得马克龙的议程难以清晰界定，更难获得民众信任。2022年他的连任虽在形式上颇为稳固，以58.5%对41.5%的得票率击败勒庞，但相较于2017年的首轮胜利，这一结果明显缺乏政治热情与道德授权。更与2002年雅克·希拉克以82%压倒性优势击败勒庞之父让-马里·勒庞形成鲜明对比。

马克龙政治地位的下滑，根源于其愈加狭窄的权力核心、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缺乏稳定政治哲学的治理方式。

连任后，他接连经历一系列政治挫败，暴露出他与法国社会日益扩大的隔阂，以及对选民支持基础的持续流失。

首先，在2022年立法选举中，马克龙失去了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这一挫败迫使他多次动用宪法第49.3条，通过行政命令绕过议会表决。这种做法虽具合法性，却被广泛批评为威权主义倾向的体现。

接着是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惨败，马克龙领导的联盟不仅输给了极右翼国民联盟，更落后于政治光谱中多个阵营的对手。在此背景下，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这场政治豪赌非但未能重建执政基础，反而导致议会格局更加碎片化和极化，没有任何一派势力获得明确多数。

这一系列高风险操作，最终造成了政府运转机制的严重瘫痪。多次更换总理、仓促任命缺乏政治重量的总理弗朗索瓦·贝鲁——这位被寄予厚望的中间派政治人物，至今鲜有实质性建树。最终的政治图景是：一个缺乏明确授权的政府，一个丧失议会多数支持的总统，以及一个日益陷入制度性僵局的共和国。

未兑现的承诺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失败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经济领域。他的总统任期起于一系列大胆承诺，包括推进劳动市场改革、减税以及提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马克龙确实推行了数届前任总统未能完成的结构性改革——那些因遭遇强烈反对而屡次被搁置的议题。在他的主导下，法国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大灵活性，用工与解雇程序得以简化，一项颇具争议的养老金改革亦最终实施，将法定退休年龄上调。

这些政策虽引发大规模抗议，却推动了法国失业率的显著下降，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同时，法国成功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国际企业也日益将其视为一个更具吸引力与可预测性的商业环境。

在一段时期内，这一策略似乎初见成效。2017至2018年间，法国经济增长率稳定在2%左右，失业率则降至长期盘踞的两位数以下。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尽管马克龙推出的创新政策在疫情期间有效维持了就业稳定和经济运行，其代价则是公共债务的急剧上升。

2021年疫情缓解后，法国经济短暂反弹，但增长动力很快减弱。相较欧洲其他国家，法国当前经济表现处于中游水平——或略优于德国，却持续落后于西班牙、波兰乃至希腊。尽管失业率持续下降，但在青年就业方面，法国仍明显落后于德国与荷兰。

在公共财政管理方面，马克龙的表现尤其引发争议。与多数国家类似，法国在疫情期间扩大财政支出以支撑经济；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至今尚未恢复财政平衡，而是依靠大量支出来维持经济稳定，而非通过深层次改革经济结构。2023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升至5.5%，欧盟委员会据此启动对法国的“过度赤字程序”。

与此同时，法国公共债务相较2017年增长了15个百分点，目前在欧元区仅次于意大利与希腊。债务服务成本的不断上升引发外界对未来增税与削减支出的担忧。正如一位经济分析师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可能短期内稳定了经济运行，但代价是长期的财政脆弱性和避无可避的预算调整压力。马克龙的经济遗产因此显得喜忧参半：改革确实带来一定成效，但财政前景不稳，经济增长轨迹亦与其初始承诺相去甚远。

忍无可忍

马克龙在政治上的挫败与经济上的不确定表现，本身已足够严峻，如今却进一步因公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而恶化。起初，法国民众对这位“技术官僚总统”抱有高度期待；而今，这一印象已演变为对其孤立精英主义立场的广泛反感。在越来越多选民眼中，马克龙成为巴黎政治上层阶级的象征：聪明、自信、冷静，却固执地坚信自己的路径是唯一正确道路。

这一印象因其治理方式而加剧：政策往往在闭门会议中制定，缺乏广泛的民主讨论，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行推行。无论是2018年“黄背心”运动的处理方式，还是猝然宣布的养老金改革（尽管仅小幅提高退休年龄），抑或对宪法第49.3条的多次运用，马克龙执政风格在不少民众看来更像是一种威迫而非领导。

他的决策风格使其与广大法国选民，尤其是那些长期感觉被边缘化、看不到实质改善的阶层，产生了越来越深的距离感。许多人不再相信“理性中间派”可以解决法国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政治极化在法国早已不是未来的风险，而是当前的现实。政治博弈重新回到其最原始形态：对抗取代协商，身份认同凌驾于政策议程之上，最重要的是，对自诩拥有道德权威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反叛。法国选民不再愿意被动接受“什么对他们有益”的说法——他们希望主导政治议程，即便这意味着颠覆整个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龙的总统任期不仅是一个技术官僚主义管理失败的范例，也不仅是一次经济误判的教训。它更是一场关于一个以理性与效率为基础构建的政治项目，如何最终失去了与人民情感与日常经验之间联系的反思。正如法国作家朱利安·贝纳所言，这种断裂构成了“知识分子的背叛”的当代理念变体：那些自诩掌握真理的人，最终未能带领国家走向真正进步。

马克龙的政治命运，也不可避免地与其美国同行巴拉克·奥巴马形成对照。后者在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总统任期结束后，留下的是一群渴望“真正变革”的选民，而这些选民最终将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

同样地，尽管马克龙展现出不凡的智慧与早期承诺，他可能最终为法国权力的转移铺平道路——不是向自由主义后继者，而是向勒庞，或是她可能的继任者、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乔丹·巴尔德拉。如果因贪腐罪名成立，勒庞被禁止竞选公职五年，巴尔德拉将成为更具现实可能的替代人选。

如果这一幕发生，马克龙的政治遗产将不再由他实施的改革所定义，而是由他未能阻止的民粹主义浪潮所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