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我和丁玲结婚
与丁玲结合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嘛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文化大革命"时关在"牛棚"里，有人劝我说，老丁已经定性了，你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头，何必还守着她呢？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反封建的战士。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烽火剧社是个总社，留守兵团下属各个旅、团的文工团员，都送到这里轮训。文工团员都是部队的文艺活跃分子，我把他们按艺术种类分成不同的班进行培训，原来是按照班排编制，我到职后改为按戏剧、歌咏、美术、写作来分组。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有一个陶行知学校的学生，是搞戏剧的，也会变魔术，他也有类似感觉。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8年时，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祖林跟他们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我生病住院，她还常来看我。延安时期，祖林的学校和祖慧的托儿所都在安塞，每次丁玲去看他们兄妹俩，都是我陪着去的。有时为过河，我们还要争吵一番，河水刚刚化冻，丁玲非要自己蹬水，我就不让，要背她过河，因为她住窑洞落下了关节炎。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我说，你去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合，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小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丁玲对于她的历史，都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也从没有对她的政治身份有过怀疑。她曾对我说，在南京时她得了伤寒，大病一场。住在医院里，田汉、阳翰笙两人去看她，她听见他们在外面的说话声，她知道他们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戏，她很痛心，开始不想相见，怕徒增双方的难过，后来还是让他们进了病房，坐了5分钟。他们叫她"冰之小姐"。从这件事我就判断丁玲在南京没有叛变，她不忍相见，说明她对同志的感情。所以后来几次运动中，我都站出来为她辩护。1956年审查丁玲历史时，陆定一、周扬他们说丁玲被绑架后开始还有斗争，后来就没有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丁玲在南京时始终在同敌人斗争，如果她有过动摇，就不会逃离南京。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我们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她说，我没有当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我们是反封建的，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也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们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们的后代。我对祖林、祖慧也视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红热，她往日都住学校，开始两天发烧是在我们窑洞里，一天，有位医生来我们这里，谈话间得知还有个小病人，一检查，要我们赶紧送医院。我立即抱着她去医院，丁玲跟在后面。几天后祖慧出院，但还需要继续隔离，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单位的空窑洞里，每天想尽办法为她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结婚，祖林虽小，似乎不乐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儿院和保小去看他们兄妹时，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孩子们不愿见，不叫妈妈，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宁愿呆在学校里，和同学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儿园看她，幼儿园的阿姨让她叫妈妈，她就是不叫。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苏联留学，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想还是应该喊叔叔。"这是他的主动，我觉得也好。
1975年5月，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定居在山西长治郊区头大队。1977年年初，祖林突然走进屋来，我没有看清楚，正要问他找谁，丁玲先说："这不是儿子吗！"好不高兴。这次祖林到嶂头，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天天缠着跟妈妈谈话，谈到深夜，我有时劝阻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谈吧。"他都不听。他在山西住了好几天，可是从没给他妈妈挑过一担水，挑水、做饭、买菜、刷碗，那都是我这个"叔叔"的事。他很爱妈妈，但对妈妈有些意见也很深，他妈妈晚年对他也有一些看法。他到山西，听我们谈话说捐了一万元给生产大队买拖拉机，他掉过头，说了一句话："本性难移。"实际那些钱主要是补发给我的扣发了20年的工资。
我和丁玲都不爱钱，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中国作协的丁玲、白朗都不领国家工资，靠稿酬生活，连勤务员的工资都是自己发，还安排时间让他去上业余学校，这个勤务员努力学习求上进，后来考取了化工学院，1958年由于我们出了事，他没有去，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保管鉴别文物的专家。50年代中国作协办托儿所，一时没有房子，丁玲也捐了一些钱。朋友来借更不用说，舒群买书，丁玲说拿200去，作协要陈企霞下去，他迟迟不走，丁玲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他说他要先弄点安家费，第二天丁玲就送去200元，并写了"以壮行色"几个字。后来批判所谓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查出这张字条，成了丁玲一条罪状。沈从文借钱，丁玲也给了。
唱词《平妖记》-﹣我的新尝试
1944年丁玲离开中央党校，去了陕甘宁边区文协，专职写作，罗烽在那里当秘书长。这是胡乔木同志安排的，他一直对丁玲很照顾。随后，乔木同志安排我也离开党校三部，去了边区文协，和丁玲在一起。这是我和丁玲结婚后第一次比较稳定地在一起生活。我在上海麦伦中学时，乔木同志的妹妹胡文新是爱国女中的学生，我们都在一起搞学联运动，比较熟悉，乔木同志那时就知道我。麦伦中学、正风中学、爱国女中，这三所学校当年是上海中学联的核心学校。
丁玲到了边区文协，写的第一篇东西是《三日杂记》，写的是她、我和一个搞美术工作的石鲁同志，到一个村子里住了三天的经过。那个村子的水质不好，老百姓常患大骨节病，当地叫做"柳拐子病"，村长的婆姨干瘦干瘦的，也患有柳拐子病，在三天里，丁玲和村长的婆姨睡在一起。毛主席后来说："丁玲能够和柳拐子病的婆姨睡一个炕，很不错。深入生活。"《三日杂记》开始写的时候，她怀疑这样写是否妥当，觉得心里没底，我鼓励她说，这样写很好，笔调轻松活泼，特别是老百姓给我们唱民歌的那一段写得很精彩，那是当时很有名的爱情民歌：捏两个人儿，一个你，一个我……丁玲把这首民歌写进文章里了，我觉得很好，很美。后来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很受欢迎。我认为，《三日杂记》是她散文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当时，丁玲计划要写边区10个人物，为写长篇小说打基础。为此，她到工厂、农村和一些会议上去了解情况，我帮她收集整理材料。她写完袁广发、李卜等三个人，第四个预备写卜掌村的一个人，叫崔岳瑞，但后来没有写成。这个村的老百姓，连灶王爷都不供，就相信崔岳瑞扎针。他与巫神斗争，有人要害他，半夜三更吓唬他，他无所畏惧。丁玲写他为老百姓扎针，第一针下去，脑袋耷拉下去了，第二针下去，脑袋抬起来了。她写这些人的时候，写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出场都不同。丁玲让我学习写作，我写了，让她修改，她不改，说：让我改别人的文章，我不会。
丁玲在《解放日报》主编副刊时，曾经发表过写边区一家难民纺织工厂厂长的文章，题目叫《厂长追猪去了》。这个工厂是当时边区办得最好的工厂。到了边区文协之后，有人对丁玲说，你把那位厂长得罪了。丁玲问，为什么呢？人家说，厂长不抓生产去追猪，这是不务正业。丁玲一想，对呀，我得去一趟。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了。工厂在一个山沟里，沟口是一家皮革工厂，第二家是造纸厂，第三家才是难民纺织厂。我们到了纺织厂，见到了厂长。厂长说，我明天要到延安去开会。他开了三天会，回到厂里问丁玲对他们工厂有什么印象。丁玲说，我曾经向贺龙同志问过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团长才是好团长。贺龙同志告诉我说，一个好的团长，就是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团照样能够打胜仗。这位厂长听了，当晚召开干部会议，他重复了丁玲的话，说，你们非要等我回来才作决定，组织生产，那怎么行呢？我们在那里呆了几天，感到这个厂长很有魄力，很有办法，善于管理，的确是一个搞经济工作的行家，他们厂里实行工分券，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都有，厂里也搞农业、副业，粮食、蔬菜都是自己种，也养猪，所以才有"厂长追猪"这个情节，1941、1942年边区困难时期，这个厂生产的粮食、蔬菜总是拿出来支援旁边的两个厂。他还搞了一个集市，吸引四乡的农民来这里赶集，集市没有交换完的产品，散集后厂里全部收买，而且不压价。集市就红红火火搞起来了。他还发动农村妇女纺线，搞外加工，把棉花分发给她们，交回线时付给报酬，纺得好的另外还有奖励。这是1944年在边区文协时的事。这位厂长叫吴生秀，解放后成为地方工业部的部长。
我们在难民纺织厂了解了很多材料，丁玲准备写厂史，我打算积累一些素材，为日后的创作做准备。我帮助工人们排演了秧歌剧《牛永贵负伤》，还为了配合形势，赶写了一个破除迷信，反对巫神的秧歌剧，也在集市上演出了。
我到边区文协时，《解放日报》博古社长约丁玲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道。丁玲已收集到很多材料，她自己看不过来，我就帮她看这些材料，提醒她哪些材料可以作为参考。理出一些眉目后，她去找刘伯承同志，刘伯承师长和她谈了一二九师在晋冀鲁豫开辟根据地的过程，讲得很详细，丁玲感到有把握了，开始动笔写起来。稿子写完，刚好刘伯承同志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会议，住在杨家岭，丁玲就把文章送去给刘伯承同志审阅，到了他的窑洞，看到晒着的被子破破烂烂，丁玲心里被触动了，想到前方的将士多么辛苦，回来讲给我听，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刘伯承审阅后，把丁玲自己认为有趣味的一些地方都勾掉了，因为那些地方有嘲笑阎锡山的成分。刘伯承同志认为，我们现在搞统一战线，不能去嘲笑、刺激阎锡山。文章后面部分烈士、模范将士的名字也改了很多。丁玲心里不大情愿，但是她很尊重刘伯承同志的意见，刘伯承改过的地方全部都保留了。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总政治部组织几个人想要写《长征记实》，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陈赓等都要分头找人写，分配丁玲写陈毅，为此，陈毅还来找过丁玲，谈情况。
1944年6月，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来延安采访，组织上安排，他在丁玲的窑洞里见过一次王实味。我们在枣园广场上演出《牛永贵负伤》，招待中外记者团。我演牛永贵，戴着破毡帽，帽子里藏有红颜料。打我的时候，我用手一按，"血"就流出来了。可是那天天气热，趴在地上，"血"自个儿流出来了，只好赶紧弄点泥土糊糊。后来才知道，这个记者团的团长是《扫荡报》的记者。记者团中一个人到处打听情况，问小孩地里种的棉花是不是鸦片烟，王震知道以后，把他扣起来了。
到边区文协以后，丁玲专心致志于创作，每天晚上都写得很晚。我也看书、写作。晚饭时我们多打些小米饭，吃剩下的留作夜点。山下边区政府大礼堂的晚会散场，人声熙攘，这时我们就开始吃宵夜。在剩饭里加点水，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坛子里有我们自制的泡菜，吃点小米饭和泡菜，又继续工作。没有钟表，也搞不清楚准确的就寝时间。除了开会，时间都是由我们自由支配。丁玲从西战团回来后，把马匹交公了，所以我们上山下山都是步行。那时丁玲一直有个公务员，每月上级发给我们每人四块大洋的津贴。我们自己在院子里喂鸡，也种了西红柿等一些蔬菜。星期六、星期天有朋友来访，去买一斤肉，就能配上好几个菜，肉皮烧汤，好的部位烧回锅肉，其他的就放到别的菜里面。我们那一排窑洞有四五家，隔壁住的有罗烽的母亲，张寒晖一家，还有边区文协主任赵伯平等。窑洞前面是一大片空地，罗老太太也种菜，挑不动水，总是我帮她挑。挑水是一件很苦的差事，要从山脚下挑到半山腰。我们和柯仲平、林山组成一个生活小组，在山顶上种南瓜、西瓜，我和林山是强劳力，浇地用水，都是我们两个从机关借来两只大桶，把水抬到山顶上去。可是到收获时，一个瓜都没有了。那时的生活比较自由安闲，没有什么人具体管你，自己管自己，按当时延安流行的说法：天塌下来有毛主席，地陷进去有管理员，只要有饭吃就行。
陕北农村说书的人很多，大多是盲人，背着三弦，腿上绑着一些辅助乐器，说书时一边弹三弦，一边抖动腿，这样就有几件乐器同时演奏。到了农民家里，往炕上一坐，婆姨娃娃就都围了过来。韩起祥是当时陕北最有名的说书人，他自编自唱，根据说书的对象、环境，随机应变，比如做买卖的人请他说书，他就夸人家的生意怎么兴隆，"赚的票子用秤称"。看到说书这种形式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丁玲、柯仲平、我和林山也成立了一个说书组，想要改造这种旧形式，也来个"旧瓶装新酒"。韩起祥到乡里巡回说书时，我和林山就陪着他去，帮助他说些新节目，像《刘巧儿告状》、《边区法官马某某》等等，你只要说一遍他就记住了。有个偏僻的村子叫聚财山，人很少，有个巫婆装神弄鬼，区里和村里的干部由于迷信，相信有鬼。县委派人下去调查，破了案。我根据这个故事，尝试着写了一个唱词故事《平妖记》,就是学习韩起祥的说书文体写的，后来《解放日报》选登了其中的几段，新华书店还出了单行本。
20世纪40年代，我在延安养过一条哈巴狗，名字叫海默，是艾黎的养子从内蒙古带回来的，他过集体生活，养狗不方便，就给了我。我那时在文化俱乐部当副主任，有一个单独的窑洞。我每月4元钱的津贴，除买日用品之外，剩下的就拿来买猪下水，延安不吃猪下水，所以很便宜。我把猪下水炖汤拌饭喂它。我有胃病，常犯，特别是秋冬天，需要有个东西暖胃。以往就是用军用水壶，行军时还用过热砖头。有了狗之后，它就担当起这个任务。天气暖的季节，它睡在我的被子外面，天冷时掀开被子它就钻进我的怀里。热了，掀开被子它就出去了。我出门时，它老要跟着。路上碰到比它大的狗，它怒发冲冠，肩膀也竖立起来，我就赶紧把它喊过来，抱起来走。我不想带它走时，就把它关在窑洞里，它不乐意，就撞破窗户纸自个儿跑出来。山上有三层窑洞，每层有两三个，呈梯形，我住在半山腰，它跑出来后，就挨个窑洞找，看看我在不在。窑洞的主人们都知道是我的狗，喊它，它不听，又接着找，找不着，就蹲在上山的路口等着。下雨了，人家喊它都不肯回。有时我回来得很晚，刚到沟口，还要经过一个大场子，才能到山脚，它远远地听见我的脚步声或者说话声，就一直冲下来，跑到我面前。它还跟我演过一个戏，叫《新木马计》，我带着狗在台上走了一圈。我和丁玲还没结婚时，丁玲住医院，我带着狗去看她，我和丁玲去安塞看孩子，也带着海默。冬天过河，丁玲有关节炎，我坚持要背她过去，她怕我体质弱，不让背，我们俩坐在河边生气，谁也不理谁，海默就一下子跑到我这儿，一下子跑到她那儿，于是，我们不生气了，丁玲也顺从地让我背。有时出去看晚会，狗跑丢了，找不着我了，别人就把它带走了。我住的沟口有青年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军事学院等许多单位，熟人见到狗在那里，就说，"咦，这狗怎么在你们这儿？"人家说："这狗是我们的，已经养了很久了。"我的熟人就唤了一声："海默！"狗便朝他跑过来了。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这个窑洞，去过集体生活，就把海默放到丁玲那儿。
文抗撤销后，丁玲要去中央党校，可是狗怎么办？最后送到杨家岭任弼时同志那里。心里自然是舍不得，毕竟它跟了我三年。任弼时同志也非常喜欢它，坐在躺椅上看书看文件，都把它抱在怀里。有时我去杨家岭看戏，它发现我了，就赶紧跑过来，我只好撵它走。有一次，是在很冷的冬天，我们回到文抗窑洞住。夜里，只听窑洞门被弄得哗哗直响，我起来开门，原来是它！它一进屋，直奔床上，浑身湿漉漉的，还有冰碴子。后来。任弼时同志又把它送给了廖承志同志。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晚上忘了把它放进窑洞，结果被野物拖走了。我听说后，难过了很久。
【陈明（1917年2月11日-2019年5月20日），原名陈芝祥，江西鄱阳县人。1933年到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就读，第二年参加革命。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风华正茂，奔赴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学员，不久结识了已到延安半年多的丁玲。丁玲那一年33岁，是当时第一个从国统区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因为她曾经是上海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陕北即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为文协主任，成为党的文艺战线的重要领导人。陈明和丁玲经过5年曲折恋爱终于走到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2019年5月20日陈明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2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