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艰难地扯动嘴角：＂傻孩子，舍不得花钱就直说，怪什么呀。＂

＂不救你了，你怪不怪我？＂我哽咽着问。

母亲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艰难地扯动嘴角：＂傻孩子，舍不得花钱就直说，怪什么呀。＂

她那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地插进我的心窝。

我叫李守山，出生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下属的一个小县城。

父亲是县棉纺厂的工人，母亲刘月红则在街道缝纫组做工。

那是一九八二年，我七岁那年，全家三口还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里，用一块花布隔出了小小的厨房。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母亲的那台＂蜜蜂牌＂缝纫机，黑漆漆的机身，金色的花纹，在我眼里，那就是家里的宝贝。

＂守山，别碰娘的缝纫机，小心夹着手指。＂母亲总是这样叮嘱，但眼神里满是温柔。

那台缝纫机是母亲的嫁妆，也是全家的＂经济支柱＂之一。

白天，母亲在缝纫组上班；晚上回家，她又踩着缝纫机为邻居们赶制衣裳，＂咯吱咯吱＂的声音常常伴我入睡。

母亲的手很巧，邻居们都说，＂刘月红的手啊，能把布片子变成花。＂

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不好意思地笑，露出一口白牙，＂哪有那么厉害，都是普通活计。＂

记得那年夏天，新分来的邻居王大婶带着两个城里来的侄子到我们家门口乘凉。

＂刘家媳妇，听说你手艺好，我这两个侄儿下周要上台表演，能不能给缝两件像样的衣裳？＂王大婶边扇着蒲扇边问。

坐在门槛上的我抬头，看见母亲擦了擦额头的汗，爽快地应了下来，＂没问题，明天您把料子送来，我量好尺寸就做。＂

那两件衣服母亲足足做了三个晚上，每天都熬到后半夜。

我半夜醒来，总能看见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专注的背影。

＂娘，您累不累啊？＂我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母亲回过头，笑着说：＂不累，娘干这个挣钱，以后好给你买新书包。＂

她说这话时，眼里有光，像夏夜里闪烁的星星。

那年冬天，我们家总算分到了大一点的房子，两间砖瓦房，青砖黛瓦，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条件了。

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买了两斤猪肉，母亲做了一大锅红烧肉，还请了几家邻居一起热闹。

＂今儿个可是大喜的日子，都别客气，多吃点。＂父亲举着搪瓷杯，脸上的笑容像绽开的菊花。

那天，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小床，虽然是用木板和砖头垒起来的，但在我眼里，那就是天下最好的床。

＂守山，好好念书，长大了考个大学，咱家日子会越来越好。＂母亲坐在我的小床边，轻声说道。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记得那晚的月光格外明亮，洒在母亲略显疲惫的脸上。

一九八四年，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母亲的不易。

那是初夏的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屯子后面的小河边摸鱼。

天气闷热，我们几个小子脱得只剩短裤，在水里扑腾着。

＂守山，你看，那边有个大家伙！＂小伙伴老杨指着河中间一块凸起的石头喊道。

我一时兴起，踩着滑溜溜的河石往深水区走去，不慎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河水里。

河水不深，但我不会游泳，一下子慌了神，喝了好几口水。

幸好伙伴们手忙脚乱地把我拉上岸，回家时，我已经湿透了，瑟瑟发抖。

害怕挨骂，我没敢告诉母亲实情，只说是不小心掉进水坑里了。

夜里，我开始发高烧，浑身滚烫，像着了火。

母亲摸着我的额头，脸色顿时变了，＂这孩子，烧得厉害。＂

父亲下了夜班刚回来，也是一脸担忧，＂要不送医院看看？＂

当时去医院对我们家来说是件大事，不仅因为钱的问题，还因为离最近的县医院也有七八里路，而当时我们家还没有自行车。

＂等不及了，我背他去。＂母亲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袋，数了数里面的钱，然后塞进怀里。

那是她平日里缝补衣服攒下的零花钱，是准备给我买新学习用品的。

父亲要去替她，她却摇摇头，＂你刚下夜班，歇着吧，我力气不比你小。＂

说完，她就蹲下身，示意我趴到她背上。

黑漆漆的夜路上，只有一盏微弱的手电筒照明，母亲背着我，一步一步地往县医院走去。

我趴在她瘦弱的背上，闻着她身上淡淡的汗味和洗衣皂的清香，一阵阵地发抖。

＂守山，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母亲的声音轻柔却坚定。

路上我迷迷糊糊地问：＂娘，你累不累？＂

＂不累，娘的力气可大了。＂她喘着粗气说，却故意放慢脚步，怕颠着我。

县医院的大夫说我肺部感染了，需要住院打针。

挂号费、检查费、药费加一起，几乎花光了母亲攒的所有积蓄。

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对大夫说：＂大夫，只要能治好我儿子，花多少钱都行。＂

我躺在硬邦邦的医院床上，看着母亲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却硬是不肯回家休息。

住院的那几天，父亲要上班，只能傍晚来看我一次，大部分时间都是母亲守在病床前。

她寸步不离地照顾我，喂我吃药，给我擦身，倒尿盆，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娘，家里的钱都用在我这了，你不怪我吗？＂我虚弱地问。

母亲拍拍我的手，眼中满是心疼：＂傻孩子，钱没了可以再挣，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娘可怎么活啊。＂

她说这话时，眼圈微微发红，但又很快抬起头，挤出一丝微笑。

那时我才明白，在母亲心里，什么都没有我重要。

出院后不久，父亲厂里开始效益不好，工资总是拖欠，有时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家里的经济状况更紧张了，母亲不得不接更多的零活儿，晚上常常在煤油灯下缝到深夜。

她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针线，变得越来越浑浊。

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看见母亲正揉着通红的眼睛，手里的针线活儿散落一地。

＂怎么了，娘？＂我赶紧问道。

＂没事，眼睛有点累。＂她勉强笑笑，继续低头穿针引线。

＂要不今晚别做了吧，明天再说。＂我有些心疼地说。

母亲摇摇头，＂这是答应刘家明天一早要的，不能耽误人家穿新衣服。＂

她说话时，眼睛都不离手中的针线，却突然＂嘶＂地一声，原来是不小心扎到了手指。

我赶紧帮她找创可贴，却听她笑着说：＂没事没事，习惯了，老干这活儿，手指上全是茧子，扎一下没啥感觉。＂

说着，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又重新开始干活。

那一刻，我看着煤油灯下母亲佝偻的背影，心里疼得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了。

一九八九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

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父亲破例买了两瓶啤酒，说要好好庆祝一番。

＂我儿子真争气，这次考试全县排名第三！＂父亲举着酒杯，眼里闪着自豪的光芒。

母亲坐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早就知道我们守山聪明，只要好好学，啥都难不倒他。＂

邻居们也纷纷来道贺，说李家有出息了，以后肯定能出个大学生。

上高中那年，我们家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是父亲在厂里贷款买的，足足花了三百多块钱，相当于父亲两个月的工资。

每天晚上七点，《新闻联播》一开始，我们家的小院就会挤满了来看电视的邻居。

＂来来来，都进来坐，别站门口。＂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呼着。

大家熙熙攘攘地挤在我们家的小客厅里，有的带着小板凳，有的干脆盘腿坐在地上，一起看《渴望》《三国演义》等热播剧。

临近高考那段时间，为了让我能专心复习，母亲硬是把来看电视的邻居们＂请＂到了院子里，把音量调小，生怕影响我学习。

＂孩子要高考了，咱们都体谅体谅，声音小点。＂她轻声对邻居们说。

大家都很理解，纷纷点头答应，还有人特意给我送来一盒人参片，说是补脑的。

高考前夕，母亲特意去庙里求了一张＂文曲星＂的符，偷偷塞在我的书包里。

＂娘不信这个，但求个心安。＂她笑着对我说，眼里却满是期待与忐忑。

一九九二年，我高考成绩出来了，被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送一个孩子上大学，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邻居们都来道贺，说李家有出息了。

＂守山他爹，咱家出了个大学生，你晚上少喝点，可别耽误了明天送孩子！＂母亲一边张罗着行李，一边叮嘱父亲。

上大学那天，母亲亲手给我缝了一套新衣服，还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信封。

＂娘给你攒的钱，在学校里别饿着自己。＂她叮嘱我。

我偷偷打开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九百六十元，全是一元、五元的小票子，有些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得毛了。

那是她这几年做零活儿的积蓄，一针一线换来的血汗钱。

＂娘，这钱你留着用吧，学校有助学金。＂我想推辞。

＂拿着，娘不心疼。＂她硬把信封塞进我口袋，＂你好好念书，别辜负了这么多年的苦。＂

母亲的手上全是厚厚的茧子，粗糙得像砂纸，却传递着最温暖的爱意。

在车站，父亲不善言辞，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母亲则一遍遍嘱咐着各种注意事项，仿佛要把一辈子的叮咛都说完。

＂到了学校记得写信，别舍不得钱，有啥困难就跟家里说。＂母亲一边说，一边偷偷抹眼泪。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车窗前，看着站台上渐渐远去的父母，母亲还在不停地挥手，直到看不见了。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一心扑在学习上。

每次通电话，母亲总是说家里好得很，让我安心。

她讲话时总是很大声，好像生怕电话那头的我听不见似的，＂守山啊，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好好念书就是了！＂

直到毕业那年暑假，我才发现家里的情况并非如此。

父亲因为工厂改制下岗了，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母亲的眼睛也严重近视，几乎看不清细小的针脚，只能做些粗活。

＂怎么不告诉我？＂我责问道。

＂告诉你干啥？让你在学校里担心啊？＂母亲笑着说，＂咱家有你这个大学生，就是最大的福气。＂

父亲坐在一旁，点着一支廉价的香烟，眼神复杂地看着远方，＂厂子不行了，好多人都下岗了，也不是咱一家。＂

我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国企找了份工作，虽然起点不高，但好歹稳定，每月寄些钱回家。

母亲总说够用了，让我自己多留点。

＂你还年轻，得多积攒些，将来娶媳妇、买房子都得花钱。＂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说。

一九九七年，我认识了妻子小芳，她是同事介绍的，在一家医院做护士，温柔善良，对我很好。

结婚前，我带小芳回老家见父母。

母亲见了小芳，眼睛一亮，拉着她的手问东问西，满脸堆笑。

＂闺女，你看守山这孩子老实不？在单位里工作咋样？＂母亲像是怕小芳看不上我似的，不停地夸我。

小芳被母亲朴实的热情打动了，一顿饭吃下来，两人已经亲如母女。

临走时，母亲偷偷塞给小芳一个小布包，＂闺女，这是娘的一点心意，你别嫌少。＂

小芳回到车上才打开看，里面是一对金耳环，虽然款式老旧，但分量足足的。

＂这是你妈的传家宝吧？我不能要。＂小芳有些惊讶地说。

我知道，那是母亲的陪嫁首饰，这些年一直舍不得戴，只在过年时才会拿出来看看。

＂收着吧，这是娘的一片心意。＂我说道，心里却酸酸的。

结婚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走得很突然。

我和小芳匆忙办完婚礼，就赶回老家料理后事。

母亲看起来苍老了许多，但她强打精神，不让我们担心。

＂你爹走得安详，没受罪。你们小两口好好过，别惦记我。＂她拍着我的手说。

父亲走后，邻居王大婶经常来陪母亲说话，有时还会一起去镇上的小广场跳广场舞。

婚后，我把母亲接到省城同住。

城市的生活节奏快，我和小芳都忙于工作。

母亲不习惯，总觉得自己是个负担。

她学着做家务，照顾我们的起居，但因为年纪大了，动作慢，有时会打碎东西。

＂对不起啊，又弄坏了东西。＂有一次，她打碎了一个玻璃杯，连忙道歉，脸上满是歉意。

小芳从没抱怨过，每次都是笑着说：＂没事，妈，一个杯子而已，又不值钱。＂

但我能感觉到三个人挤在狭小的单位宿舍里，难免磕磕碰碰。

尤其是我儿子出生后，空间更加局促了。

＂要不，我回老家住吧。＂一次，母亲主动提出。

＂不行，＂我坚决反对，＂您一个人在老家，我不放心。＂

＂你大姨家就在隔壁，有事她能照应。＂母亲说，＂再说了，城里我也不习惯，一天到晚闷在屋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指了指我刚满周岁的儿子，笑道：＂小虎那么小，天天哭闹，我这把老骨头也吵不起了。＂

过了几天，母亲又提起这事，这次她说：＂守山，娘不是撒娇，是真的想回老家。那边有我熟悉的街坊邻居，菜场子、小店，都是我熟悉的地方。在这里，我走出门都怕迷路。＂

最终，在母亲的坚持下，我妥协了。

送她回老家那天，她显得特别高兴，一路上和小芳说个不停，讲述她年轻时的事情。

看着她灿烂的笑容，我心里五味杂陈。

＂儿子，娘不是不想和你们一起住，是真的觉得回老家好。那边有娘的老姐妹，说说话，唠唠嗑，日子舒坦。＂临上火车前，母亲握着我的手说。

我点点头，眼眶发热。

之后的几年，我每隔两个月就回老家看望母亲。

她的身体一直不错，在老家和几个同龄人组织了个小唱戏班，每天早上在小广场上练嗓子。

她常常自豪地跟我说，这是她晚年最快乐的事情。

＂守山，听听娘唱的咋样？＂她总是拉着我听她新学的戏曲片段，眼睛亮亮的，像个求表扬的孩子。

我常常后悔没有把母亲留在身边，但每次见到她在老家的笑容，又觉得或许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排。

二零零五年春节，我和小芳带着八岁的儿子回老家过年。

母亲早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子菜，还特意蒸了儿子最爱吃的枣花馒头。

＂小虎，快来，外婆给你做的枣花馒头，甜甜的，可好吃了。＂母亲招呼着孙子，那慈爱的目光像三月的春风。

看着满桌子的菜肴，我不禁湿了眼眶。

＂娘，您太辛苦了。＂我心疼地说。

＂哪里辛苦了，好不容易等到你们回来，我高兴着呢。＂她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那个春节，母亲特别开心。

她拉着孙子的手，教他唱戏，讲述她年轻时的故事。

儿子也很黏外婆，整天跟在她身后。

＂爸爸，我想和外婆一起住。＂临走那天，儿子拉着我的衣角说。

我蹲下身，轻轻抚摸他的头：＂外婆在老家住得好，我们不能打扰她。等放假了，爸爸再带你来看外婆，好不好？＂

儿子点点头，依依不舍地和外婆道别。

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老了，背影单薄得让人心疼。

工作忙碌起来，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儿子也上了大学，和当年的我一样，选择了离家求学。

母亲已经八十二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

她不再唱戏了，大部分时间只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街坊邻居来来往往。

二零二三年冬天，我接到大姨的电话，说母亲病了，高烧不退。

我立刻请假赶回老家，把母亲送到县医院。

虽然现在的县医院已经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但医院的味道依然让我不舒服。

医生检查后，脸色凝重地把我叫到一边：＂老人家年纪大了，抵抗力差，这次感染很严重，已经影响到了肺部和心脏。＂

＂那该怎么办？＂我急切地问。

＂建议转省城大医院，这里条件有限。＂医生说，＂不过，说实话，她年纪这么大了，即使治好了这次，恢复起来也很困难。＂

我坐在母亲病床前，握着她干瘦的手。

她虚弱地看着我，嘴唇干裂。

＂儿子，不用折腾了，在这治就行。＂她气若游丝地说。

＂不行，娘。县医院条件差，咱们去省城。那边医疗条件好，医生也更专业。＂我坚持道。

母亲摇摇头：＂花那么多钱干啥，我这把年纪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听到这话，我眼泪夺眶而出。

这么多年，她一直这样，从不为自己考虑，总是担心给我添麻烦。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把我放在首位。

＂娘，您当年不也是不惜一切代价救我吗？我不能对您不管不顾啊。＂我哽咽着说。

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微微笑了：＂那不一样，你还年轻，有大好前程。我已经活够了，看到你成家立业，还有了出息，我这辈子知足了。＂

我坚持要送她去省城，但她却越来越抗拒。

那几天，她的情况时好时坏，医生说再不转院，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小芳，怎么办？＂电话里，我向妻子倾诉我的困惑。

＂守山，妈妈可能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你得尊重她的想法。＂小芳温柔地说，＂但医疗上的事，还是得听医生的。＂

一天晚上，母亲病情突然加重，呼吸困难。

医生建议立即插管，否则情况会更加危险。

＂这么大年纪了，插管会很痛苦。＂医生私下告诉我，＂即使暂时稳定下来，之后也可能长期依赖呼吸机，生活质量会很差。＂

我站在病房外，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我想起了母亲这一生的不容易，想起了她教给我的点点滴滴。

她一直都是那么坚强，那么独立，从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

即使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考虑的是我的感受，而不是她自己的需要。

我走进病房，坐在她床边。

她的呼吸很浅，但意识还算清醒。

我握住她的手，泪流满面。

＂娘，您跟我说实话。如果继续治疗，需要插管，可能会很痛苦。如果不救治，可能...可能就这样走了。您...您真的怎么想的？＂

母亲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

她的眼神依然那么温柔，仿佛我还是那个在她怀里撒娇的小男孩。

＂不救你了，你怪不怪我？＂我鼓起勇气，问出了这个折磨我的问题。

母亲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艰难地扯动嘴角：＂傻孩子，舍不得花钱就直说，怪什么呀。＂

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

这一刻，我明白了，母亲依然把我放在第一位，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怕我为难。

＂娘，不是钱的问题。我是怕您受罪啊。＂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她的眼神变得柔和，缓缓地说：＂儿子，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是规律。我活了这么多年，也算值了。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你是个好儿子，娘知道。＂

母亲的眼角滑下一滴泪，她已经很久没有流泪了。

＂守山，娘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好好的。＂她轻声说，＂你别为难，让娘走得安安心心的。＂

那天晚上，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尊重母亲的意愿，不再进行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只给予基本的生活和医疗照顾。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受罪。＂我对母亲承诺。

医生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病房，撤掉了大部分医疗设备，只保留了最基本的监护仪器。

我们保证母亲不受痛苦，舒适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儿子也从大学赶回来，守在外婆床前。

我们轮流给母亲讲故事，描述外面的阳光和微风，仿佛她还能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

母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安静地休息，偶尔会醒来，和我们说几句话。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眼神依然明亮。

＂记得小时候，你总缠着我讲故事。＂有一次，她突然说，＂现在换你给我讲了。＂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给她讲我们家的故事，讲她年轻时如何含辛茹苦地养大我，讲她那双缝了无数衣服的手。

一天清晨，阳光洒进病房。

母亲醒来，看着窗外。

＂真好看啊，＂她轻声说，＂就像你小时候，我们一起看日出那次。＂

我握紧她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是我小学六年级那年，一个夏日的清晨，我和母亲在屋顶上晾晒被褥时，一起看到的日出。

那么遥远，却又那么清晰。

＂儿子，＂她突然说，＂你做得对。娘不怪你，你也别怪自己。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活多久，而是活得有尊严。＂

我低下头，泪水滴在她的手背上。

＂谢谢你让我自己做决定。＂她继续说，声音越来越弱，＂这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那天下午，母亲平静地离开了。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只是睡着了。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一个旧信封。

打开一看，里面是我这些年寄给她的钱，几乎一分不少。

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这是儿子的孝心，舍不得花，留着给他办后事用。＂

看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

母亲一生节俭，宁可自己受苦，也要为儿子着想。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把我放在首位。

信封底部，还压着一张我上小学时的照片，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儿子守山，今年八岁，长大要考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

字迹工整却有些生涩，那是母亲特意请人写的，因为她自己没上过学，不识字。

送别母亲之后，我回到省城的家。

看着窗外的夕阳，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如何活过。

母亲虽然走了，但她的爱和智慧永远留在我心中。

那天晚上，我给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外婆的事。

电话那头，儿子沉默了很久。

＂爸，你做得对。＂他最后说，＂外婆一直是个有主见的人，她会感谢你尊重她的决定。＂

听到这话，我心里稍稍释然。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传承，母亲教会了我如何去爱，而我也将这种爱传递给了儿子。

二零二四年清明节，我和儿子一起回老家给母亲扫墓。

墓前，我看着母亲的黑白照片，想起了她最后对我说的话：＂人这辈子，能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是啊，母亲。

您的幸福很简单，而我的幸福就是能做您的儿子。

即使您已经离开，我依然能感受到您的爱和温暖，就像那个从未消逝的拥抱。

＂不救你了，你怪不怪我？＂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会在我心中回响。

但我知道，母亲从不怪我，她理解我的痛苦和挣扎。

她给了我生命，也教会了我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却也是最深刻的教导——生命的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是我们能给予彼此的最后礼物。

窗外，夕阳西沉，淡淡的余晖洒在窗台上。

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站在老家门口的身影，她微笑着向我招手，就像多年前的那个初夏傍晚，我放学回家，远远地就看见她站在门口等我。

＂守山，回来啦？＂她的声音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