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统斌：难忘那些事儿——写在大学毕业30周年之际

摘要：《明朝那些事儿》，蹿红网络，盛极一时。咱也学一学“当年明月”，话一话当年。所写虽不如其“波澜壮阔”，但大学四年及毕业30年间的那些事儿——文事儿、武事儿、酒事儿、师生事儿……却如在目前，耿耿难忘，今拿出来晒上一晒，当聊慰忆念殊深之师生情、同学情也。

《明朝那些事儿》，蹿红网络，盛极一时。咱也学一学“当年明月”，话一话当年。所写虽不如其“波澜壮阔”，但大学四年及毕业30年间的那些事儿——文事儿、武事儿、酒事儿、师生事儿……却如在目前，耿耿难忘，今拿出来晒上一晒，当聊慰忆念殊深之师生情、同学情也。

深秋时节的一个下午，中文系七九级毕业30年聚会在西联三教室如期举行。无论老师还是同学，几乎所有的表达都充满相逢的激动和喜悦。于是，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那种没有任何包装和矫饰的原生状态，让人想起了童真的儿时。在这种热烈的场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也走上前台，代表菏泽同学把一首七律展示给大家：寒暑几度又金风，学子卅年聚鲁城。孔庙飞鸦聆圣训，沙河舞柳品香茗。执手言情时日短，凝眉洒泪秀衫红。一曲歌罢长天远，从此神闲伴虑轻。是啊，毕业30年了，尽管在诗中我用“神闲”、“虑轻”来开导大家和自己，但“相聚时短”、“分别日长”的事实，又怎不让人在“言情”“洒泪”之时，生出诸多感慨和眷恋？

大学入校30周年同宿舍同学王少元、赵统斌、李建民、郑志虎、张龙德（自左至右）留影。（2009年9月）

与女同学们留影（2009年9月）

大学毕业20周年与同学们在西联三教室前留影（2003年10月）

走出灯火通明的“西联三”，法桐树宽大的冠盖已遮去了满天星月。一场亦酒亦歌亦舞的晚会就又开始了。我邀请杨秀珍同唱了一首《真的好想你》，演唱是深情的，唱前的表述更是真情的吐露：“老师和同学们，我真的很想你们!”因事，我必须提前返程。在曲阜至菏泽的高速公路上，望着车窗外黑魆魆的夜幕，我一路无言。可由聚会所生成的，是满怀化不开的浓情。于是，记忆深处的飞鸿游鳞便鲜活生动起来，它们三三两两地从我的眼前掠过……

赵统斌大学入学照(1979年9月)

赵统斌大学毕业照(1983年7月)

赵统斌大学毕业前夕于西联三教室前留影(1983年7月)

文事儿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老弟的身上统一起来了。”这是李懿康在毕业留言册上对我名字的拆解。既然老同学抬举了，那就先说说文事儿，而后再说说武事儿。

“西联三”室外的东墙上，有一块硕大的黑板报。板报的编辑不固定，但书写者却似乎永远是李吉莲，他的软硬笔书法堪称“绝代双骄”。以致毕业若干年后，在我的卧室里还悬挂着由我撰联他书写的“饮识餐慧酬壮志，荡海飞天跃龙门”的巨幅作品。一般情况下，板报的主要内容，一是名人格言，二是班级简讯。忽然某一次，出了个诗文专刊，有诗、散文诗和散文。就在这一期上，登载了我的散文诗《月亮的心》：月亮一露面，众星交换一下眼色，急忙隐退了。万里黛空抱着一个孤轮，无依无伴。月亮的心变得冰冷了，痛苦的眼睛散着寂寞的辉：我没有独霸夜空的企图呀，只是想多给人间添些光明。星呵，为何躲着我？我之所以至今对这则小品记诵得如此清楚，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对外公开的物质载体上发表作品，它对我意义非凡。所以，每次放学从板报下走过，我都用黑眼珠“瞟”上它几眼。心想，这期板报千万别像以往一样更新得那么快。诚如我所愿，两三个月过去了，还是那副熟悉的面孔。只是后来的一场大雨，才使它“旧貌换新颜”。当然，我也不只是自我欣赏，也爱屋及乌地看了其他几位同学的作品。好像有张济民、高文庆、祖冠东的诗，还有刘春燕、谢明光的散文。

书橱上面的“饮识餐慧”四字，是李吉莲同学书写的(1987年7月)

30年了，情景历历，那时的同学，每一位都有诗人的情愫。现在找来毕业纪念册，打开一看，几乎每一则留言都是一首精美的诗。那就选录两则，与诸位共享。

高文庆赠我——

在那些夏日里/绿荫点缀了思绪的花朵/你我的诗情/如夏天一样浓烈/不要怕时间的流水/带来了分别/不要怕无意的风/送走了洁白的梨花/让我记着心头的微笑/也记着那几声叹息/当记忆再打开往昔的书页/一定还写着/那丁香花、雪松/还有和白玉兰一样浓郁的思念

隋志强赠我——

让我们再摘下/沙河北岸那一片枯桐树叶子/没有苹果/只有暗红色的绵杆/白云为秋风飞舞/黄色野兔为/清清的溪水喝彩/孩子们笑了，笑了/让我再摘下那片叶子/把你的风带给大海

同宿舍同学赵统斌、刘新胜、张龙德、郑志虎（自左至右）留影（1982年4月）

刘新胜、梁斌言、赵统斌在学校农场（1980年6月）

二班七号宿舍全体同学留影（1982年4月）

在我们宿舍里，有写诗的王少元，写散文的刘新胜，写小说的梁斌言……这样的一种浓重氛围，似乎只有写点什么，才是人生大道，否则，便是“混混儿”。于是，每晚宿舍熄灯后，我便把上衣搭在台灯罩上，开始了伏枕书写。除了写日记之外，便主攻小说。直至凌晨，方才意犹未尽地睡去。及至今日，我夜十二点之前不睡觉的习惯，就是那时形成的。

好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便写了十几篇所谓的小说。拿给同学们传看，似乎得到的赞誉不多。而今是互相吹捧的多，诤友少。那时则相反，说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听者，毫不虚荣，入心入肺。即使被批得一无是处，也绝不气馁。我的小说草稿里，至今还存留着同学们或长或短的评点。偶或翻看一下，便会觉得异常温暖。在一篇名曰《雾蒙蒙》的草稿中，就有董吉青的评语，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大页稿纸。在这篇“读后随笔”里，他分四个方面认真批评了我的那篇短文，现录第一部分如下：

你大概是怀着抑郁的像蒙蒙的雾一样写下《雾蒙蒙》，而我同样是怀着这样的感情读完了《雾蒙蒙》，心里也像被蒙上了一层蒙蒙的雾。极力想拨开迷雾，见到晨曦，但“几束阳光”，艰难地射向我的心胸。你的《雾蒙蒙》，就本身的人物、情节、描写，诚然地说是较成功的，是一个小说。然而，格调低沉，像读了鲁迅的《药》一样。鲁迅的《药》在那时，尚添上几个花环，然而你的“花环”的色泽尚不如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更好看些。我是主张现实主义的，我有时写出的一点东西，或许比你还要低沉一些，我曾努力使自己高昂一些，但无奈。然而像你这篇《雾蒙蒙》是你对生活深沉思考的结果？还是你耳闻目睹的现实？还是你稍有点“哈姆雷特”的忧郁？我很直言，你年龄尚小，需要把眼光向亮处看一些，即使有些阴影，但毕竟有阳光。这些是与小说无关的题外话，但却影响和左右着你的创作。

我之所以作了如此多的抄录，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董吉青是我们班里走得最早的一位。翻检着那发黄的稿纸，看着那侧斜的字体，想着他经常作沉思状的神态，我不禁潸然泪下……愿吉青在天国一切安好。

武事儿

在校园习武（1983年6月）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名曰《武缘未了》的散文里，回忆了在大学习武的情状：

那个冬天的雪下得真大呀，一场连着一场，似乎从不曾间断，十米见方的武场子，被我和另一位拳友清扫了一遍又一遍。一双球鞋，一条秋裤，便是我们的全部行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了点儿。然比之鹅羽，似不为过。大片大片的雪花就蒸发在我们光着的脊梁上，臂膀上。一阵拳脚，几个套路之后，我们便赤裸在男生洗刷间里，脚下是冻成琉璃的冰块，背后是“嗖嗖”的穿堂风。接了满满一盆冷水，兜头浇下，那个爽啊！之后，便穿了短裤，从裹着大衣仍瑟瑟缩缩的同学中间昂然走过，一种豪迈的感觉油然而生。当然，这一切女生们是不知晓的。所以，在临近毕业的那个元旦晚会上，我的一套“小洪拳”表演，惊得她们个个目瞪口呆。“噼里啪拉”的旋风脚，外摆莲，还有腾空飞脚，使之眼花缭乱——这是怎么了？一向文静内敛的“小统”咋还会“武把子”？真是不可思议！有位女生私下里寻根究底，我竟嗫嚅无言。

文中的“拳友”，就是赵东旭。而那位“寻根究底”的女生，便是王敏大姐。当时年幼，见了女生常作羞涩状。十六年后的1999年春天，在菏泽日报社承办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研讨会”上，见到了王敏。其时我们单位刚组织学习了交谊舞，三步，四步，探戈，伦巴，均有涉猎。晚餐后的舞会上，便有了用“舞”之地。我的“充分表现”，令王敏大为惊诧：小统不仅“武”艺高强，“舞”艺也好生了得。

在大学期间，除了拳路，我常用的器械是九节鞭。这条鞭又重又长，是当工人的二哥在车间里用粗钢筋镟出来的。尽管挥舞起来非常不易，却十分地锻炼臂力。朱世恩不学“武”术，但极为热爱。常站在一边观看我们操练。为其热诚所动，也为了我们真挚的友情，大学毕业时，我便把九节鞭作为“信物”送给了他。分别半月后，收到了朱世恩的来信。不成想，他竟把我当成了他武行的“师傅”：您好！师傅在上，弟子千里之外为吾师致礼!……师傅的教导弟子永远牢记：习武，常年不懈；为文，寸阴必争！三十几年来，他似乎一直在昌邑一中，于桃李园中抒写着自己美好的人生。

大学毕业后，我也还时常练练武，近年又打起了太极拳。但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持之以恒。而今的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想来也还是吃了“童子功”的老本。

酒事儿

第一次沾酒，是在我十岁那年。一位在贵州工作的乡邻，给我父亲捎来了两瓶茅台酒。父亲就给我斟了半牛眼盅，并用一种“启蒙”的眼光看着我。我试着喝了一点儿，像吞一个火弹儿，满嗓子热辣辣的。但奇怪的是，从中午到晚上，一打嗝，便有醇香流于口齿。父亲当了近四十年的大队支书，嗜酒但不贪杯，开会时，若是酒后，讲起话来铿锵有力，妙语连珠，效果比平时好的多。我在酒方面的这点“造诣”，怕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但与之相比，却不能夸口，顶多是“青出于蓝而等于蓝”。

喝酒的事儿，上大学的时候，只能偶尔为之。记得寒暑假过后，我都会从家里带来一瓶叫“麯香烧”的白酒，性烈，香浓。倒进牙缸，同室八兄弟分而啜之。或喧呼，或沉默，或凭窗远眺。若是中秋的晚上，那种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的情绪，便在啜饮中氤氲开来，谁的眼睛里也就有了晶莹的泪光。

我的经常性、持续性饮酒，是在参加工作之后。

赵统斌在菏泽师专教学时，腰围只有1尺9，可谓“玉树临风”(1987年7月)

1987年暑假，罗青老师和李雁到菏泽讲函授课。一日黄昏，他俩来师专找到了我，说是课已讲完，明日返济。见到老师和同学，我非常激动。立马让伙房备菜，并邀来了在菏工作的同学戴文潮、姚衍春、张西存、杨绪银。师徒七人，就在我的单身宿舍里摆下了“战场”。其始，同学们还有几分矜持，按礼数一一给罗老师敬了酒。之后便把酒畅叙，推杯问盏，“话即酒，酒即言”，进入了完全无序的“军阀混战”状态。兴奋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及至夜半，罗老师断然作结：天色已晚，用酒较多，就此打住，别过。言毕起身，携李雁蜿蜒而去。众人一惊，马上追到，作簇拥状。三天后，我收到了罗老师的来信。我想，这肯定是封“谢宴”信。及至拆封展读，便觉大异其趣。信的大意是，中国十几亿人，粮食缺口大，不够吃的，要靠进口，而全国却建了那么多酒厂，这得“糟蹋”多少粮食啊！罗老师的话虽如醍醐灌顶，让我自悔自愧，但仔细一想，却不以为然。我尊崇罗老师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却不能苟同他那“大煞风景”的观点，至今不能苟同。难道他不知道“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的俚语？不知道酒在社会生活中无可取代的独特作用？哈哈哈，一笑。

其后，到菏泽讲课的还有张稔让和高洪魁老师。张老师教我们写作课，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毕业后，他竟成了全国著名的“聊斋”专家，曲师大也因此被设定为古典文学博士点。酒场上，他举止沉稳儒雅，谈吐清晰理性，举杯小口啜饮，跟在教室里讲课一样，一以贯之地沉静。高老师不然，他热情豪迈，说话“黄钟大吕”，喝酒“杯杯见底”。他讲宋代文学，不少人迄今还记得那个细节——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中有“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句子。在解释“寸寸柔肠”时，高老师一字一顿地说，“寸寸”就是“一寸一寸”，“柔肠”就是柔软的肠子喽！忆及此节，我便仿高老师做派，绘声绘色地复述道：“柔肠，就是柔软的肠子喽！”酒场上哄然哗然，高老师也笑出了眼泪。

菏泽“八大金刚”留影（1983年7月）

与大学同位薛永武（中）、谢明光（右）留影（2003年10月）

在菏泽工作的同学中，戴文潮年龄稍长，又有个一官半职，所以来菏的同学多与他联系。文潮热情，多将客人延之家中，就在他那不大的厅堂里，先后招待过张庆利、赵志仁、李汉润、唐雪凝等。男同学相见，先骂后打，或口手并用，继而便是“胖了”“瘦了”之类。待酒菜上桌，就开始了一番又一番的“车轮战”。笑傲狂歌，夜半方散。男同学我是从不过问的，迤逦下楼，各奔东西。但夜半更深，小女子却不能弃之不顾。我住报社，正好路经唐雪凝下榻的宾馆。我说我送你回去吧。雪凝有些犹豫，说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我坚定地说，天太晚了，不安全。我用自行车把你驮过去，要不陪你走回去。雪凝说，深更半夜的，让人看见，多不好意思。闻听此言，我哈哈大笑。我在报社工作，各色人等见得多了，脸皮便也厚了起来。雪凝“久居深闺”，至今葆有如此的“纯真”，弥足珍贵啊。其实，对我大可不必提防，因为老弟从未有过“逆袭”姐姐的企图。而今，经常在群里看到唐雪凝那欢跃的身影，年逾知命之后，她应该不再“羞涩”和“保守”了吧。

1998年12月，我的第一本书《不妨走走“斜道”》出版。到济南拉书，我电告了张龙德。龙德就在我所住宾馆的山大北路附近安排了一个酒场，并邀来了同宿舍同学梁斌言、郑志虎。因不断到济南出差，斌言、龙德经常见到，他俩似乎永远是那种清秀或清瘦的模样。但毕业以后，与郑志虎却一直未曾谋面。那时的郑志虎还不叫郑志“鹄”，他体态丰腴，虎头虎脑，与他的名字十分吻合，所以大家都喊他“老虎”。15年了，老虎出落成什么样子了，我心里充满殷殷的期待。及至一见，与我在校时的印象果然大相径庭：高了，瘦了，白了，简直一枚大“帅哥”。当我把这种观感由衷表达出来的时候，老虎显得十分高兴。他一下把我抱起来，在我脸上“啊呜”“啊呜”亲了好几口。一阵“狂喜”之后，便坐下来饮酒。由于老虎前后的直观反差实在太大，兄弟四人自然又共同忆起了老虎在校时的那个“典型细节”——老虎想减肥，每天早操后，他不去餐厅，而是直奔教室。这一“秘密”，不知被哪位心细而又好事的同学给戳破了，且在一定范围内有了影响，成了谈资。老虎知道后，十分羞恼。一日午课后，老虎怒气冲冲地回到宿舍，使劲把书包扔到床上：“奶奶的，不减了，吃肉去！”顺手拿起一个大瓷碗，直奔餐厅，据说买了两份“把子肉”。我们会意、兴奋、幸福地回顾着，大声说话，大口喝酒，都醉了。

2009年11月，我到云南红河州开会。飞离昆明前，我跟在云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任副局长的张龙德打了一个电话。知我在昆明，龙德非常高兴：“小统，晚上喝酒！”待我用一天的时间“考察”完石林后，已是夕霞满天，龙德也早已坐等在宾馆大厅。放下行囊，我便随龙德上了酒场。龙德没请酒陪，倒是我邀了云南日报社的同行郑千山。三人围着一个火锅，涮起来，吃起来，喝起来。千山不酒不烟，我是只酒不烟，龙德是又酒又烟，可谓“两手抓两手硬”。千山不语，只笑望龙德与我对饮。烟雾迷腾中，我与龙德边喝边聊，互相询问了一下近况。当我问及在云南是否适应时，龙德似乎很有感慨：硬环境行，软环境不行。说着把头扭向了郑千山，表现得很不客气：你们这些南蛮子，什么礼节都不懂！我们局“一把手”给我接风，我俩“主陪”“主宾”还没到场，几个中层干部已经吃上了，其中3名妇女还坐了上首，菜也吃得半半拉拉的，真气人！此前，张龙德已在山东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当了9年的办公室主任，山东人的酒场，可谓等级森严、礼数繁缛，龙德早已烂熟于心，且驾轻就熟。可是，云南人没有这些套路和规矩，关键是没有这种观念和意识。所以，当龙德在愤怒谴责“南方人”的时候，作为“南方人”的郑千山却并不尴尬，只是一脸的茫然。龙德又说了，司机也不懂事儿。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下班前10分钟，小车已按领导排序在办公楼前排好了队。这里可好，小车并排停着，车间距很小，车门不能完全打开，领导们只能仄着身子往里钻。而司机跟神一样，坐在驾驶座上纹丝不动。哈哈，没见过。不知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到零点的时候，两箱青岛啤酒被我俩干掉了。大学四年，我与龙德是上下铺，所以，龙德在毕业留言时形象地说——有一棵小树上，两只小鸟，跳上跳下，喳喳唧唧！欢乐！他唱今天，我咏未来，对天对绿充满着诚挚。龙德非常勤快，在我的印象里，他常和刘伟一起分发班里的邮件，也趁此集集邮。他欢快的身影和明亮的谈吐，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2013年10月初的毕业30年聚会，没了龙德的身影，说是病了。因为说者轻描淡写，我当时并没深究什么病，或病得有多厉害。一个月后，接到了王少元的电话。说龙德病情加重，已住进了省立医院，此时方知是绝症。我立马驱车前往，在院子里见到了“放风”的龙德。龙德坐在轮椅里，由穿着护士服的妻子推着。龙德的妻子是我们菏泽市曹县人，我曾遵龙德嘱托，十数年前在家里招待过她和孩子。虽然久疏音信，她仍然记得，便努力地向我挤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笑。见到我，龙德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再也没了“一惊一乍”，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静静地对话，他黑黄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郁。我故作轻松地劝慰着他，自己心里却在流泪。龙德去了，我没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看着王少元在群里发出的记述现场的短文，还有吴冰沁对健在者撕心裂肺的大声告诫，我哭了。

我不知道，烟酒之于人类，健康和病痛之于人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恨情仇”？

师生事儿

业师中，与之交集频繁且较深者，有孟蒙、罗青、张元勋三位老师。三师均有故事，曲折，离奇，富有传奇色彩，但这些故事，予以三人的更多的是坎坷，坎坷到能摧毁人的肉体和精神。三人遭际不同，原因却是大致相类的。好在他们都以豪迈乐观的姿态，坚强地挺了过来，并且挺进了大学教室，成为了我们的老师。我不敢说，这对我们的班级是不是幸运的，但至少对我是幸运的。

与罗青老师、杨庆存老师和赵东旭、刘春燕夫妇在北京（2000年6月）

张元勋老师赠书扉页（1999年12月）

三人中，最先走进我们教室的是张元勋老师。其时，他尚未为我们担课。许是前奏，晚自习他常到我们教室去。记得第一次听谈：你们这个年龄，正是浪漫多情的时候。仰观月亮，若有所思，花枝一颤，怦然心动。我们都被逗乐了。谈起社会人生，乃至学术问题，就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知道他是北大才子，知识渊博，对于我们这些刚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孩子而言，他就是高山，他就是大海，我们崇拜他。当然，多数人对他的认知，也有一个从盲目崇拜到理性反思，再到由衷尊敬的过程——这是题外的话。但无论如何，他那种不论尊卑，不分长幼，一律平等对话的人生站位，迄今也是我们所赞佩的，况且当时我们确实也从他那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畅达。张老师是讲授并研究《楚辞》的，1991年他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九歌十辨》，寄了我一本，扉页上是他龙飞凤舞的笔迹：“统斌贤弟留念张元勋敬奉”，并钦了两个红色的名章。一位老师，一位长者，甚至是一位“狂者”，能给一个年少的学生以那样的称谓和落款，足以见证他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一次，也是晚自习。我向张老师询问“青梅竹马”的来历，他随即把李白的《长干行》背诵了出来：“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家住长干里，二小无嫌猜……”并解释说，这是第一首写商女思夫的诗，比白居易的《琵琶行》早了好几十年。张老师主讲先秦文学，但凡古今中外有什么问题，他那里似乎都有答案，真是奇人，可惜走远了。但他边诵边写的《长干行》的笔迹，却带着他特有的生命气息，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日记本里，那一天是1981年的“三月二十一日晴”。

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还有给我们讲授唐代文学的罗青老师。之所以与之相交契合、深厚，诱因是，毕业实习时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我毕业一年后，罗老师在给我的回信中坦陈了他的心迹——我半生凄苦和落拓，可言而不言，因为有一种希望与信念作精神支柱。但岁月无情，当我的历史的地球在停止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转动，便发现人们称之为“代沟”的东西，它是什么，我想探究。青年学生的生活，似乎离我已经遥远，但又很近。朝气——蓬勃向上的精神，正是我最希求的，所以，我有意识地主动汲取。这显然充实了我，于是似乎我有了点特性。自我感觉是幸福的，世故太深的人或许会不理解我，或许会讽笑我，可我愿贴近明天，总不会错吧，希望明明是在你们身上，我只有做鼓劲工作的本份，所以总盼着你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你一年中学教师生活的磨练，大见效果，有点使我感到意外。假若下一年阅卷，你再来，祝愿你高大许多，老成许多。这样，学生们（后生们）的长进，给我的慰藉是最大的。罗老师这封写于1984年8月11日的信，与许多老师、同学的来信一样，我至今珍藏着。罗老师写信，大多用方格稿纸，一笔一划，一字一格，“卷面”十分整洁。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罗老师虽历经磨难而永不沉泯的心灵，年轻，阳光，充满希望而又对青年人寄予厚望。此时，我又想起了罗老师指导我们实习时那可敬可爱的模样，想起了在他家，让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用小刀削苹果的情景，还有他那“小刀”、“小板凳”南方普通话的短促发音。我与张龙德常常以此取笑他，他不生气，只是俏皮地反驳着，一旁宽厚笑着的是我们实习小组的组长赵建萍大姐……这一切，都成了温馨的记忆。

赵统斌、谢明光、王少元（后排自左至右）在孟蒙老师家（1983年6月）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菏泽师专中文系任教。报到后不久，就被系里派到单县一中锻炼实习去了。我把这一情状，写信告诉了孟蒙老师。一个月后，接到了孟老师的回信——

统斌：

由于我假期连续外出，返校延期，迟复你信，请谅。知你分配到菏泽师专，很好。现去单县一中，我认为应注意以下问题：一、课要备好、讲好，因这是值得重视、探索的工作，古人“述而不作”实则也包括着教书可不写书的意思。教书是神圣的职业。无此，文化科学怎能延续。当然，也应写、研，提高，教而不会写是不会成为好教师的，但应先立足于教，这是本职。同时，教，会有益于研究、写作的提高。万勿颠倒位置，使自己被动，两头抓不住。二、写作、研究，和教学结合，这样可走近道，兼顾，两全其美。这是一条规律。背离规律，会有更多挫折。把教学作为中心，其他依托于此，尤其使写、研内容都和教学结合起来。三、和师专中文系要保持经常联系，征求意见，汇报工作，取得他们的了解、信任，这会有益于你未来工作的发展。你年轻，可能对如何调整相互关系，缺乏了解。这不要忽略。四、如要写作，一定来自生活，生活还不应是一鳞半爪的材料，应更多积累素材；然后选取一定“角度”（下加着重号），这样可求新意、深意。必须是自己感动的人和事，才能成为素材，而这又必须有较丰富的细节——无此不会有形象力量。我现在除上课外，还有一些科研项目，较忙碌，身体还好，勿念。此外，批改作文，要研究，可选批、讲评，难能每作必改。

祝好孟蒙 10.8

这封信是全部抄录，从中可以看出一位长者对晚辈的谆谆告勉，不仅指明了前进的路径，还授以具体的方式方法。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后学的殷殷期待。大学读书时，我把当代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一是由衷的热爱，不多说了。二是有点投机心理——搞外国文学，不懂外语不行，而那点底子早随粥喝光了；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瞭望新的曙光，然这单往前人的肩膀上爬，就得耗去半生的精力。而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每天刚刚出炉的创作成果，每一件都是新的，拿过来就能评论（后来才知道并不那么简单）。基于此，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选择了当红女作家张抗抗的中篇小说《北极光》作为评析对象，而主讲当代文学的孟蒙老师，就是我当然的导师了，以此跟孟老师加强了联系，同时也加深了感情。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习，仍然主攻当代文学，并写下了1.2万字的毕业论文《新时期文学的生命意识演进》，我的导师、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还给下了个不错的评语。但是，到新闻单位工作后，这一切都化为了虚妄。当然也还写点东西，但大多是文字垃圾，十分地羞于示人。倒是能不断地收到孟老师的创研成果，其论文集《求真反左论文学》当是最重要的一本。而最近的一本，是他2014年2月寄来的《中国文艺名人孟蒙专访特刊》，收录了他的古典长诗《青年毛泽东诗传》，在这里，孟老师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热烈传承者”被推介的。无论是论文集还是专刊上，孟老师都给我写了相同的两句话：“倾听你的意见，祝福你的事业。”这一切似乎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刊里的附信——开头是“统斌：很想念你，不知近况如何？”只此一言，便让我热泪盈眶。八十七岁了，他也想见见人，想触摸触摸那些温热柔软的感情。他是否想起了那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我和谢明光、王少元紧偎在他的身旁，看他批改习作。而我又有多长时间没跟他联系了？

在校时，见得最多的自然是辅导员杨振琪老师了。在毕业留言簿上他曾给我写下四句诗：“你在菏泽我在鲁，四年相处天意就。今日分手话千句，但愿小斌早成龙。”“人中龙凤”的事，实在赧然。倒是我们的辅导员，在我们毕业后做了一件十分“卓越”且大快人心的事。那就是——他先后组织了入校和毕业20年、30年4次聚会，但愿40年、50年、60年……他还把我们招集到“西联三”，而且从现在起“一个也不能少”！

大学四年，能写四本书。

那么，毕业后三十年呢？

难忘的事，千千万；

萦怀的情，万万千。

一篇短文，安能穷其万一……